新实用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2课文翻译110单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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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实用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2课文翻译110单元
Unit1
Activereading
（1）
大学已经不再特别了
有这么一种说法：
“要是你能记得20世纪60年代的任何事情，你就没有真正经历过那段岁月。
”对于在大麻烟雾中度过大学时光的那些人，这话可能是真的。
但是，20世纪60年代有一件事人人都记得，那就是：
上大学是你一生中最激动人心、最刺激的经历。
20世纪60年代，加州的高校把本州变成了世界第七大经济实体。
然而，加州大学的主校园伯克利分校也以学生示威、罢课以及激进的政治氛围而著名。
1966年，罗纳德·里根竞选加州州长，他问加州是否允许“一所伟大的大学被喧闹的、持不一意见的少数人征服。
”自由派人士回答说，大学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们有能力容忍喧闹的、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
在欧洲的大学校园里，大学生以新的姿态和激情地投入到自由和正义的事业中去，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引发了他们与当权者之间日益升级的暴力冲突。
许多抗议是针对越南战争的。
可是在法国，巴黎大学的学生与工会联盟，发动了一场大罢工，最终导致了戴高乐总统辞职。
20世纪60年代大学生活的特点并不仅仅是激进的行动。
不论在什么地方，上大学都意味着你初次品尝真正自由的滋味，初次品尝深更半夜在宿舍或学生活动室里讨论人生意义的滋味。
你往往得上了大学才得以阅读你的第一本禁书，看你的第一部独立影人电影，或者找到和你一样痴迷吉米·亨德里克斯或伦尼·布鲁斯的志同道合者。
那是一段难以想象的自由时光，你一生中最无拘无束的时光。
可如今那份激情哪儿去了？
大学怎么了？
现在，政治、社会和创造意识的觉醒似乎不是凭借大学的助力，而是冲破其阻力才发生的。
当然，一点不假，高等教育仍然重要。
例如，在英国，布莱尔首相几乎实现了到2010年让50％的30岁以下的人上大学的目标，（即使愤世嫉俗的人会说，这是要把他们排除在失业统计数据之外）。
不过，大学教育已不再是全民重视的话题了。
如今，大学被视为人们急于逃离的一种小城镇。
有些人辍学，但大多数已经有些麻木，还是坚持混到毕业，因为离开学校实在是太费事了。
没有了20世纪60年代大学生发现的令人头脑发热的自由气氛，如今的大学生要严肃得多。
英国文化促进会最近做了一项调查，研究外国留学生在决定上哪所大学时考虑的因素。
这些因素从高到低依次是：
课程质量、就业前景、学费负担、人身安全问题、生活方式，以及各种便利。
大学已变成实现目的的手段，是在就业市场上增加就业几率的一个机会，上大学本身不再是目的，它给你提供一个机会，让你暂时想象一下：
你能够改变世界。
童年与大学之间的距离已缩小了，大学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也缩小了。
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经济方面的。
在一个没有保障的世界里，现在的许多孩子依赖父母资助的时间比以前的孩子更长。
21世纪的学生大学毕业后根本无法自立门户，因为那太昂贵了。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通讯革命。
儿子或女儿每学期往家里打一两回电话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大学生通过手机与父母保持着脐带式联系。
至于寻找痴迷无名文学或音乐的同道好友嘛，没问题，我们有互联网和聊天室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
“在那黎明时分活着是至福，
但年轻就等于身在天堂！
”
华兹华斯的诗句说的可能是法国大革命，但是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而言，这样的诗
句同样真实生动。
可是为什么对于如今的大学生来说，它们怎么就不真实了呢？
Activereading
（2）
后一切的一代
弗兰克·托马斯是普林斯顿大学二年级学生，主修文学理论专业。
他希望当人权律师。
我从没指望通过上文学理论课来了解我这一代人的特征，或了解美国大学是如何在变化的。
这门课是让你在课堂上扮酷的——带着一丝熬夜太多的困劲儿，穿着一件T恤衫，上面印着“去过那儿，干过那事儿，对，这就是那件T恤衫”或诸如此类带有讥讽意味的俏皮话。
我是这样在课上消磨时间的：
一边费力地听着性别理论和后殖民主义这样艰深的话题，一边用我的iPod检索着好听的音乐。
可是当我开始学习后现代主义的时候，我突然咔嗒一声开了窍。
我提起精神，开始重新审视大学生活。
那么，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呢？
很难说，从定义角度来说，后现代主义几乎是无法定义的……就是有点儿否定和反对先前的一切的意思。
这就让人很难看清它究竟指的是什么。
这一术语是在1949年被首次使用，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断定，对于文化或社会的未来，后现代态度究竟意味着什么。
但对我来说，它令我感到好奇，因为后现代似乎说的正是我那些酷劲十足、困兮兮的和冷嘲热讽、穿T恤衫的朋友们。
我们在那么多方面都是“后”的：
后冷战，后工业时代、后生育高峰、后9.11。
我们这一代人来自所谓的短世纪（1914—1989），生于其末尾。
这个世纪充满了战争和革命，它改变了人类文明，推翻了强权政府，给我们留下了非同寻常的机会和特权，我们所得到的机会与特权比从前任何一代人都要多。
可是我们该干什么呢？
我们该像历代大学生那样去造反、叛逆吗？
我们要上街去一遍又一遍地高喊“不看到变化，我们决不离开”吗？
不，我们做着相反的事情：
我们去参战，根本不问为什么；我们放弃自己的公民自由权，我们每天在晚间新闻中观看破坏和死亡。
在大学里，我们在请愿书上签名，加入各种组织，把自己的名字添加到各种邮件通讯录中，戴为癌症研究义捐的标志腕带，观看电视转播的为非洲饥民募捐明星义演音乐会和为全球气候危机募捐明星义演音乐会――甚至去音乐会现场，假如能搞到票的话。
可是我们代表什么呢？
就像真正的后现代一代那样，我们无法描述我们的政治抱负，我们没有可以激发灵感、鼓舞斗志的领袖人物，我们没有哲学，我们没有方向或主题。
我们只是被我们之前的一切所定义，我们是切·格瓦拉T恤衫的一代。
这是一场运动，好像是鼓励个人集体表现自我，似乎是在等待革命。
作为年轻人，人们期待我们愤怒，因为那是年轻人的正常行为。
但是，我们如何反叛怀念革命的父母一代？
我们如何去反叛有时候比我们更想闹革命的父母？
我们不反叛。
不反叛就是我们的反叛。
我们真正的精力不是放在校园里，而是放在互联网上。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断发展的交流思想和受挫感的机会。
我们不再游行示威；我们不再到街上去，我们去聊天室。
“我们以往所知的美国大学即将终结。
对我这一代人来说，与激进主义相关的是基地组织，而不是气象员组织。
“校园接管”听起来不大像1968年的伯克利分校，却更像2007年的弗吉尼亚州理工学院。
歌词的寓意则属于另一个时代，并不反映当今的现实。
可是，科技革命就像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一样真实而深刻——只是不那么明显而已。
它是正在推进中的未完成的事业，但它实实在在地存在。
也许等到我们的父母不再说他们样样都好而我们一无是处时，他们也许会明白，后一切的一代说的话也有一定的意义。
我们在书写革命，我们在用自己的语言书写革命。
Unit2
Activereading
（1）
同感是怎样表露的
霍普才九个月大，一见到另一个婴儿摔倒，泪水就涌了出来。
她爬到妈妈身边寻求安慰，就好像是她自己摔疼了。
15个月大的迈克尔去把自己的玩具熊拿来给正在大哭的朋友保罗；保罗不停地大哭的时候，迈克尔替保罗捡回他的安乐毯。
这些小小的表示同情和关爱的举动被接受记录同感行为训练的母亲们观察到了。
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同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人的婴儿期。
实际上，从他们出生的那天起，婴儿们在听到其他婴儿哭闹的时候就会觉到不安——有些人认为这种反应是同感的最初先兆。
成长心理学家发现，甚至在充分意识到自己是独立于其他人而存在之前，婴儿们就感受到了同情的痛苦。
甚至在出生后几个月，婴儿就会对周围人的烦躁不安做出反应，就好像他们自己的烦躁不安一样，看到别的孩子哭也跟着哭。
到了一岁左右，他们开始意识到痛苦不是他们的，而是别人的，可是他们对这样的事情似乎还是感到不知所措。
例如，在纽约大学的马丁·L·霍夫曼所做的一项研究中，一个一岁的孩子把自己的妈妈拉来安慰哭闹的朋友，却忽视了同在一室的朋友的妈妈。
这样的困惑在其他一岁大的孩子身上也能看到，他们模仿别的孩子的痛苦，也许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感受。
例如，如果别的婴儿伤了手指，一个一岁大的孩子就会把自己手指放进嘴里，看看自己是否也感觉到痛。
看到自己的妈妈哭，婴儿即使没有眼泪，也会擦拭自己的眼睛。
这种所谓的运动神经模仿就是“同感”这个词于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心理学家E·B·铁钦纳首次使用时的原始技术含义。
铁钦纳的理论是：
同感萌发自对他人痛苦的一种身体模仿；这种模仿继而在自己心里引起同样的感受。
他当时在寻找一个与同情有所区别的词；同情是针对他人的一般困境而发的，无须分担他人的任何感受。
小孩两岁半左右就渐渐不再有运动神经模仿行为，那时他们会意识到别人的痛苦与自己的不同，会更有能力安慰别人。
下面是摘自一位母亲日记里的典型事例：
一位邻居的婴儿哭了，珍妮走近前去，试图给他一些小甜饼。
她跟着他转，开始带着哭腔低声自言自语。
她然后试图抚摸他的头发，可是他躲开了……他平静下来，但是珍妮仍然面带忧色。
她继续给他拿来玩具，轻拍他的头和肩膀。
在这个年龄，幼儿对于他人感情波动的总体敏感度开始有所不同，有些像珍妮一样，感同身受，有些则麻木不仁。
国立精神健康研究院的玛丽安·拉德克－亚罗和卡罗琳·察恩－瓦克斯勒所做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这种在同感关注方面的不同大部分与父母怎样教养子女有关。
她们发现，如果在家教中让孩子特别注意他们的恶作剧给别人造成的痛苦，比如对孩子说“瞧你让她多伤心啊”，而不是说“你真调皮”，孩子就比较有同感心。
她们也发现，观看他人遇到痛苦时别人的反应，儿童的同感心也会受到影响。
通过模仿亲眼所见，儿童能培养出一套同感反应行为，尤其是在帮助那些苦恼人方面。
Activereading
（2）
这位是桑迪
我的朋友向生人介绍我的时候，虽然我嘴上从不说什么，但我心里喜欢。
我喜欢他们说“这位是桑迪——她是聋子”的时候脸上那副骄傲和荣耀的表情，就好像我证明了他们的仁德善心。
我也喜欢生人脸上那瞬间的震惊表情、匆忙的微笑和他们竭力装出的“正常脸色”。
如果他们这套仪式做得够好，我就会微微转过头，把头发掖到离他们较近的那只耳朵后面。
他们总会说些好话，夸我的粉红色助听器，我的朋友们则一旁灿烂地微笑着。
实际上，我在考虑开始收藏助听器。
它们是比耳环更好的首饰。
我曾经看到过一款“一夹得”带罩助听器的广告图片，产品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和颜色，绝对时髦。
那就像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埃斯特的爸爸给她买的精美昂贵的手袋一样。
那时，我们其他人只有羡慕的份儿，却无法仿效，因为我们的老爸没那么多钱去娇惯我们。
而现在，只有我能戴助听器。
朋友们也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了。
说实话，我挺喜欢耳聋的。
在那次车祸和愚蠢的安全气囊破裂之后的头几年，日子不好过，但是现在，耳聋让我在朋友中间显得很特别。
我的好朋友没有一个是听力残障的，因为我不是天生耳聋，在我失去听觉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朋友圈。
他们中的多数人都热心积极地参加这场“表演”。
你知道，在你谈论朋友时，你会把称他们为“酒吧侍者德鲁”、“女权主义者卡罗尔”、“能用舌头给樱桃梗打结的家伙格雷格”等等。
我是“聋女桑迪”。
我喜欢这个称呼。
我没有任何其他突出的个性或能耐。
从来没有过。
还不仅仅是与众不同。
我确信，假如我不戴粉红色的助听器的话，我生活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就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发生或产生同样的结果。
例如，跟柯林之间的事儿。
我初次遇见柯林是在一次公寓派对上。
女权主义者卡罗尔给我们彼此做了介绍之后，我把头发拢到两耳之后，凑得更近些，不是因为他把那套仪式做得特别好，而是因为他是个情种。
谁都能注意到在不可避免的惊讶之后他脸上恢复的微笑。
握手之后，我们去拿喝的。
在临时搭建的吧台和沙发之间的某个地方，卡罗尔不见了。
“你通常都像这样读口形吗？
还是也用手语？
”过了一会儿他问。
我告诉他说：
“我多数时间只读口型，因为这比用手语更容易，尽管这不是我一直盯着你的嘴唇的唯一原因。
”他大笑起来。
我们又说了一会儿话。
后来，主人放大音乐的音量，调暗“舞池”的灯光；我不得不凑近他，很近很近，以便能在昏暗中接着读他的口形。
我的确读到了他的口型。
我们照例交换了电话号码。
一周之后，柯林做了件不可思议的事：
他打来了电话。
我们出去玩了，发现对方在大白天依然好看，因此彼此感觉满意。
我又读了更多的口型。
在两个月之内，柯林和我就开始约会了。
Unit3
Activereading
（1）
窃取的身份
“弗兰克从未上过飞行学校、医学院、法学院……因为他还在上高中。
”这是2002年的电影《有种来抓我》的剧情简介。
影片讲述了弗兰克·小阿巴格纳尔（列奥纳多·迪卡普里欧饰演）的故事，影片主人公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年轻骗术大师，曾在不同时间扮演医生、律师和飞行员的角色，在26个国家伪造了价值六百万美元以上的支票。
他成了联邦调查局伪造罪头号通缉令名单上最年轻的人。
在影片中，阿巴格纳尔被虚构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卡尔·汉拉提（汤姆·汉克斯饰演）追捕，但后来逃脱了。
他最终成了联邦调查局专攻白领犯罪的顾问专家。
那是一部很棒的电影，但那种事情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吗？
其实，《有种来抓我》是根据弗兰克·阿巴格纳尔的真实故事改编的，他的行骗生涯持续了六年；被抓住后，曾三次逃脱监管（有一次是从飞机上的厕所逃走的）；在法国、瑞典和美国的监狱中总共度过了六年时光。
他现在开办了一家咨询事务所，为企业界提供防造假咨询。
他挣到了足够的钱，赔付了所有的受害者，如今是一位数百万富翁。
2003年以来，身份盗窃案变得越来越常见。
很少有人会想象到，为了防止改变人生的犯罪，像把邮件拿到邮局去寄而不是丢在信箱里等人来取、把文件切碎而不是直接把它们连同垃圾一道扔出去，甚至使用价值一两块美元的笔之类的事情已经变得多么重要。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变成身份盗窃案的无名受害者。
我们花费许多时间和金钱，去努力挽回我们的名字、我们的信用、我们的钱和我们的生活。
我们需要想方设法来保护自己。
我们可以增加防止此类犯罪的机会，但是它永远不会消失。
这不仅仅是要求我们列一份“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的单子，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心态。
虽然网上银行现在很常见，但国内有一大群人——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占人口的15％——还是更喜欢用纸。
而且，30％的诈骗案都发生在这群人当中。
支票上有身份盗贼所需的你的所有信息。
如果你用圆珠笔，笔迹可以用一般的家用化学药品除去，钱数可以改变。
每天发出的有问题的支票高达一千两百万以上，平均每秒13张以上。
支票造假是个大产业……每年以25％的速率增长。
犯罪分子指望我们犯错误，好让他们更容易得手。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在身份盗窃发生之前就防范它呢？
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不要把你的邮件留在邮箱里过夜或过周末。
小偷就等着危险信号的出现，以便通过你向外投寄的邮件找寻有用的个人信息或支票。
用签字笔填写支票和重要表格，签字笔的墨水会渗进纸张的纤维中，无法用化学药品除去。
还有，切碎或撕碎含有个人信息的所有文件，然后再把它们丢进垃圾桶。
记住，网络上有大量机会可以被小偷利用来根据你自己的身份伪造假身份。
我们都知道黑客行为和木马软件对电脑数据库中个人信息的威胁。
但是在谷歌上搜索某人也会透露大量个人信息，在线社交网站如“我的空间”、“相册”和“毕波”也一样。
正如我们离开办公室去厕所时要随身带上钱包一样，注销你的电脑以防临时起意的盗窃也是值得的。
最后一点，假如你遭遇较传统方式的抢劫——在大街上——挂失你的信用卡显然是要做的第一件事。
但是别忘了，即使挂了失，信用卡也可以用作身份证来获得购物卡……那你就有了犯罪记录。
身份伪造可以肆行多年而不为受害者所知。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
现在的诈骗者觉得身份犯罪简直是太容易了。
如果你的身份尚未失窃，那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对你动手。
就会轮到你的。
Activereading
（2）
就数量而言企业需拥有大量的资讯可供随时调用，为什么这很重要呢？
因为那样的话，亚马逊就知道你阅读什么，能够给你提供你喜欢的书，而不是试图让你买你不喜欢的书。
那么，有什么不妥吗？
要是我正走在大街上，有人主动过来要卖给我什么东西的话，是不是很吓人？
也许没没那么吓人。
人们试图卖给我东西并不很吓人。
就算他们不停地试图卖给我东西——显然他们已经老于此道，或者他们推销的方式令人不太舒服，也没什么吓人的。
推销并不吓人，除非你是推销员。
要是我走在大街上，我的面孔被一个推销员的照相机拍照，这是不是很吓人？
那也许令人恼火，也可能是合法的。
吓人吗？
也许不。
推销员对面孔背后的人又了解多少呢？
要是我走在大街上，我的面孔被一个推销员的照相机记录下来，而那照片可以与某银行或信用卡公司档案上我的正面相片自动比对，这是不是很吓人？
这样的话，那推销员就可能了解我大量的底细：
我的姓名、我在哪家银行存款、我住在哪儿等等。
如果照相机不是推销员的，是不是很吓人？
在日益集权化、全球化、网络化的经济格局中，信息到处流通。
迟早它会到达它的主人——或目前拥有它的任何人——能够随意处置它的地方。
对方也许是遵守道德规范的——也许。
假如说我们从恐怖分子那里——更不用说从动作电影那里——学到了一招，那就是，工具也是武器。
全球通用的信用卡和支持它们的数据库是去除商业摩擦的工具。
换句话说，它们是以让各方最省事的方式从人们那里取钱的工具。
所以，如果他们是想卖给我东西，那没什么问题。
如果对方是亚马逊，那也没问题。
但如果都不是的话，那就有问题了。
我还没有提到身份盗窃，但这肯定是朝着那方向发展的。
身份盗窃是指未经许可使用我的身份信息来行骗。
我的信息流传得越广，可以找到它的地方就越多，发生盗窃的可能性就越大。
与一个标识符相关的信息越多，一桩身份盗窃案所造成的改变也越多。
在我们的社会里，虽然没有人因此而丧命或被它毁掉，身份盗窃是很令人担心的事情。
还有比身份盗窃更糟糕的事；通用标识符也会导致那些更糟糕的事情。
无论通用身份的前景如何，我们尚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样一个世界：
在其中，无论我身在何处，一切都可能与我有关联。
我们尚不知道该如何在这世界给予我们的无可置疑的方便及我们在面对一切组合、强化（要是合理的话那该多好啊）的信息时所感到的危险之间保持平衡。
这危险模糊，但显然很近。
Unit4
Activereading
（1）
上头条
世界各地的媒体都以头条报道同一新闻的情形并不很常见。
这样的事件得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
但是这正是2001年9月恐怖分子袭击纽约世贸中心双塔之后发生的情形。
从那一刻起世界改变了模样，这样说也许并不夸张。
但是，使9/11值得纪念并（用媒体喜欢的话来说）具有新闻价值的不仅仅是它的历史性和国际性。
还有震惊和恐惧。
这一消息极度震撼，极具爆炸性。
事发多年以后，许多人还能清楚地记得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一消息时身在何处和当时正在做什么。
他们能记得自己的反应：
对全世界许多人来说，他们的第一本能是去把这一消息告诉别的人。
这就证实了那句老话：
“坏事传千里”。
一切重大新闻都是如此。
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脸色煞白地向一班吃惊的七岁孩子通报说，肯尼迪总统死了。
我并不知道肯尼迪总统是谁，但是我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不安，后来就跑回家去告诉了父母（当然，他们已经知道了）。
事实上，这是我最早的记忆之一。
那么，新闻到底是什么？
一个事件光有客观重要性显然还不够——世界上有大量全球性的大问题，都会造成戏剧性的后果，从贫困问题到全球变暖问题——但由于它们都是进行中的，并不都集中在同一天上头条。
对比之下，9/11不仅具有国际性，而且奇特怪异、出人意料，还（可能使读者对身陷那场悲剧中的人们的困境感同身受，从这个意义上讲）极具人性。
奇特怪异并不意味着重大。
就拿今天的《中国日报》上关于一只老鼠延误了一架从越南飞至日本的航班这条消息为例吧。
在河内机场有人发现那只老鼠在一架飞机的过道里奔跑。
它最终被12名技术人员合力逮住，他们怕它会咬破电线，造成短路。
飞机晚点了四个多小时才起飞。
你也许会说，这并不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事件（除了少数乘客到另一国赴约迟到以外）。
但是全球却颇有反响，从亚洲经苏格兰到美洲的电子版报纸都有转载（《爱丁堡晚报》的标题是“捉老鼠延误航班”）。
另一个新闻价值的元素是即时性。
这是指事件发生的时间近。
一周前发生的事件一般来说就不是新闻了——除非你刚刚读到它。
“何时”是受训记者常被教导用以勾勒新闻故事的五个“Wh（何）”问题之一（其余是何人、何事、何地和何故）；今天、今晨、昨天很可能在新闻报道所使用的时间副词中名列前茅。
同样，即将发生的事件（今天、今晚或今夜）也可能具有新闻价值，虽然，从定义上讲，它不出人意外，也就不那么耸人听闻了。
说到即时性，能够实时播报新闻的媒体，如电视、广播和互联网，就比报纸的优势大多了。
眼看着事件在你眼前展开与次晨早餐时在报上读到它的感觉大不相同。
但是，电视新闻未必比报纸报道更客观或更可靠，因为你在屏幕上看到的图像是经记者或编辑根据特殊的目的，或至少是按照预定指示筛选过的；它们是从一个独特的视点展现给观众的。
如果把相机移到别的地方，你就会看到另一番景象。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通常会谈到“媒体霸权”——或多或少隐蔽地影响公众的权力。
但也许到了30世纪，这种权力将有所减弱，或至少下放给普通民众。
个人博客的大量出现，通过像“任你漂流”这样的网站自我广播的可能性，以及权限开放网页（wiki网）的增长都意味着任何人有任何话要说——或有任何东西要展示——现在都能立刻让全世界的观众看到。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报纸和电视即将在一夜之间消失。
但是，在永不休止的搜寻有趣新闻——奇特怪异、出人意外和极具人性的新闻——的过程中，它们将越来越多地转向网站收集资料，为全球信息网提供令人称奇的具有地方色彩的消息。
Activereading
（2）
报纸会消失吗？
多年来，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报纸击中前门、窗户或邻居的狗的叫声中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对着一杯咖啡，也许还有早餐，读报的仪式是风暴之前的平静，是工作日开始之前愉快平静的一刻。
可是，在所有讲英语的国家，报纸编辑们正面临着同一个问题：
发行量下滑了，因为越来越多的读者转向互联网阅读新闻了。
这意味着广告收入也在下滑，而报纸定价却在上升，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挣到一样多的钱。
当然，像报纸这样价格敏感的产品可能会失去读者；恶性循环会不断加剧。
那么将来会发生什么呢？
报纸会消失吗？
这种下滑是20多年来的长期趋势，在互联网问世前就出现了。
五分之四的美国人曾经读报。
如今，似乎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读。
1990至2000年间，成年人中每天读报的人数从52.6%下降到37.5%。
年轻人中，情况更遭：
只有19％的18至34岁的人自称每天读报。
仅有9%的人相信报纸上的信息。
互联网广告的运作方式与报纸广告的不同。
广告商可以逐分逐秒地监视广告是否在起作用，而不需要再依赖报纸的发行量。
互联网可提供的更多的窗口鼓励着为增加广告收入所进行的激烈竞争，同时印刷和生产成本已无情地上涨了。
结果，《纽约时报》公司旗下各种报纸裁减了700份工作。
《巴尔的摩太阳报》即将关闭其住外新闻机构。
在英国，多数报纸都缩小了开本，意在吸引年轻读者，但是因为“小报”具有廉价商品的含义，有些报纸就称新开本为“缩编版”。
所有发行量大的报纸都建立了强大的网站。
互联网为任何有意见的人提供了一个便利的窗口；报纸编辑最喜欢的莫过于给他们提供各种不同的反馈和意见，他们能从中得到安慰。
如今十几岁的少年已不记得曾过过没有互联网的日子了；只有在写关于印刷新闻这一特定媒体的作业时他们才去读报。
不可否认报纸对环境的影响。
世界上每年有近40亿棵树木被砍伐用来造纸，约占全部木材砍伐量的35%。
毫无疑问，许多用来造纸的树木是在特别的种植园出产的，它们是定期栽种和砍伐的。
而且，昨天的报纸常被回收再生，变成今天的报纸。
尽管如此，在美国，造纸厂是对空气、水体和土地污染最严重的行业之一。
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日报或周报依然是个伟大的传统。
“没有周日版报纸的周日就不是周日，”这样的评语常见于在英国所做的调查。
其他意见则让人注意到报纸比便携式电脑更方便：
“我的报纸的电池永远不会没电，”“假如我的报纸掉到地上，它不会摔破，”“空姐从来不会叫我把报纸收起来，”还让我们想到英国全国的外卖食品的传统包装纸，“你可以用它们来打苍蝇，还可以用来包鱼。
”如此看来，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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