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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康雍乾三朝，社会很快达到了一种兴盛状态，民心大稳。
尽管当时人有“国富民穷”的微词，但整个社会秩序确实已相当稳固。
在这个时期的民众意识中，开始接受清廷为承续朱明王朝的正朔，任何悖逆清帝国的言行，自然被斥为“叛逆”或“反乱”。
故而本文的论述，大致上从明代较为繁荣的中期开始，持续至太平天国战乱之后的乡村社会实态。
二乡村生活习俗的一般状况
江南乡村生活的内容十分丰富，表现形式更是复杂多样。
但其总体上有着基本相同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风俗好尚方面的一体比，最典型的自然是好鬼神、重淫祀。
清人指出了江南民间的风俗好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畏五通神②。
这是对江南乡村睹博之风、民间信仰及民食好尚极为简练的概括。
就信仰“邪神”来说，城乡对于各种灵的祭、汜以及相关的赛会等活动，都极一时之盛。
如在昆山县，清和里社相当兴盛，每月望前后三日，乡城之神都要被抬到山王庙，舁神者飞步竞前，谓之“朝山王”③。
湖州的南浔镇地方，妇女不分老幼，到庙会时期“俱艳妆入庙烧香、念佛、酬愿”，镇上的东禅堂、嘉应庙香火最盛；
尤其是嘉应庙，在九月初五时的“香市”期间，“游览士女阗溢，百戏杂陈，前后二旬始罢”④。
吴江县的周庄镇也是如此。
当地百姓极崇香信，不仅在本地行香，更远赴普陀、武当、九华等地，每岁必到；
而对每年二三月间的乡村演剧，更是不惜重金，从苏州府城邀请名优到乡村集合演剧，“演不过二十出，恒费至三十余金”⑤。
但对官方来说，这种演剧与“抗租”斗争不无关系。
十八世纪的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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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历史时期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概念变化，以及城、乡关系等问题，已作另文《传统中国的城市与乡村：
理论与实践的考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待刊），此不赘。
②（清）王士禛：
《分甘余话》卷1，“马吊牌”条，中华书局，1989年，第21—22页。
③（清）龚炜：
《巢林笔谈续编》卷上，乾隆三十四年刻本。
④（清）汪日桢纂：
《南浔镇志》卷23《风俗》，咸丰间修、同治二年刻本。
⑤（清）章腾龙着、陈勰增辑：
《贞丰拟乘》卷上《风俗》，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府乌青镇在政府所编的方志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指出“佃户”从“尚谨”老实、按国家规定纳租，到“奸滑成风”的变化，而且他们往往“连圩结甲”，私议纳粮数额，“或演剧以齐众心，或立券以为信约”，如发现有“溢额者”，“黠者遂群噪其家，责以抗众，不则阴中以祸”①。
这对政府控制而言，都是颇为忧虑的事。
因为几乎所有的迎神赛会活动，都与最下层的百姓有关。
如所谓“长工生日”，就在三月二十八日的“天齐王诞辰”这天开始，乡村演戏达三日之久，近乡的田作都停下来，参与此次重大的活动②。
所有这些，都必须建立在较为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
与中国的其他地方相比，江南一直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士大夫仕于朝与游宦于其地者，率目之为乐土”；
百姓只知努力耕作以供赋税，到老死都不知有兵争、战斗、死亡、危阽之忧③。
从明初伊始，江南巨富沈万三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成了后世人们的榜样，争以求富为务，生活饰物更是争奇斗巧④。
明代人已经承认：
“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⑤。
到明代后期，江南的奢侈品生产已在全国处于了领先地位⑥。
生活奢化的风气，无论是大的城市，还是偏僻的小村落，都有增无减。
如昆山县等地的生活风尚“日骛新异”，一些趋时的时髦者“竭蹷勉应”⑦；
嘉定县虽土地瘠薄，然而“俗之勤且俭者日非”，从道光末年开始．地方上“渐趋华竞”，“浮薄少年”因衣食稍裕，出行动辄乘坐车轿；
就是乡村务于耕织的百姓，生活也颇习华靡，“非茶肆听书，即酒家醵饮”⑧。
奢风的流行．已经使许多生计贫寒的人家都已“耻穿布素”⑨。
所谓“奢靡暴殄，贫家不免”⑩。
苏州等地所构成的日常生活资料市场，完全能够满足江南百姓和外来商贩的需要⑾。
而且一般家庭的肆筵设席，向来丰盛，“习尚奢华”。
缙绅之家宴请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羞，多至数十品”。
即使是士庶及中人之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
而且每品“必用木漆果山如浮屠样”，蔬用小磁碟添案，小品用攒盒，都用“水漆架”架高，主要就为观赏。
有位乡绅曾请总兵马逢知吃饭，宴席极尽豪阔：
珍奇罗列，鸡鹅等件都是一对为一盆，水果高六七尺，甘蔗牌坊下可以行走三四岁小儿；
比较起来，明末的只能算是“土硎土簋”⑿。
所以在清代乾隆时期，江浙殷富之家极多。
后人称“拥巨万及一、二十万者，更难仆数，且有不为人所知者，惟至百万，则始播于人口”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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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乌青镇志》卷2《农桑》，乾隆间修、民国七年铅印本。
②（清）陶煦纂：
《周庄镇志》卷4《风俗》，光绪八年元和陶氏仪一堂刻本。
③（明）沈烛：
《石联遗稿》卷4《别郡公唐岩先生叙》，明万历间刻本。
④（明）黄省曾：
《吴风录》，百陵学山本。
⑤（明）张瀚：
《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97页。
⑥李伯重：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87页。
⑦（清）龚炜：
《巢林笔谈》卷6，“叶寿承至老冠服一式”条，中华书局，1981年，第149页。
⑧光绪《嘉定县志》卷8《风土志·
风俗》，光绪六年重修、尊经阁藏版。
⑨（清）龚炜：
《巢林笔谈》卷5，“吴俗奢靡日甚”条，中华书局，1981年，第113—114页。
⑩（清）蔡蓉升纂、蔡蒙续纂：
《双林镇志》卷15《风俗》，民国六年上海商务印馆铅印本。
⑾傅衣凌：
《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页。
⑿（清）叶梦珠：
《阅世编》卷9《宴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93页；
（清）董含：
《三冈识略》卷10，“三吴风俗十六则”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2—225页。
⒀（清）孙静安：
《栖霞阁野乘》上，“禾中巨富”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4页。
三民众生活的地区差异 正是由于江南这个财赋重地对于国家的重要，便使乡村民众处在了一种十分疲劳和艰苦的生活境地，辛勤劳动已不能简单地概括他们的一切。
清代政府曾一直满足于对普通民众实行轻徭薄赋，岁入很低，并维持着有利于汉人上层的财政制度①。
但私租之重，曾一度导致下乡村的贫困，这是从明末以来一直存在的弊政，已为清初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揭示。
具体以吴县的周庄镇而言，“近地之人，在镇者业商贾、习工技为多；
在乡者鲜不务农”。
虽然这样，农民还是贫穷，而工商也因之贫困。
原因在于“田租之重，又益以十数年来之谷贱”②。
政府的杂税与明代相仿，仍很沉重，时人对此有“户派门摊，官催后保督前团，毁屋得缗上州府”的深刻描绘③。
有些盛产蚕丝的富庶地区，大多是“将丝换钱索官串”，为此衣食往往不敷所需④。
乾隆初期，江南地区最为富足的苏州府因户口的增加、米价的不断抬升，出现了“生计日益艰且窘”的景象⑤。
嘉道以后，整个社会环境再次产生了急剧的变化。
可以说，那时有两个因素削弱了中央政府对江南的控制力：
一是这里仍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较为软弱的地区，二是受到了对外贸易和对外联系的扰乱性影响较为长久⑥。
1．社会生活的地区差异“社会结构”变迁论者认为，社会的一体化与分化有着相互依赖性⑦，社会生活也是如此。
江南区域虽存在着许多共同性，但内部仍有许多分异。
有学者分析指出，晚至清代，江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三个相对集中的农作物生态分布格局：
首先是滨海地区以棉为主或棉稻并重的“棉—稻产区”，包括松江、太仓的大部分和苏州府属常熟、昭文等县；
其中，松江府的上海、南汇、川沙、奉贤、嘉定等地棉田种植比例高达60—70％。
二是太湖以南地区，基本上“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包括了湖州府属德清、归安、乌程，嘉兴府属石门、桐乡、秀水、海盐，以及杭州府属钱塘、仁和与苏州府属吴江、震泽等县，为“蚕桑区”或“桑稻并重区”。
三是以种稻为主的“稻产区”，包括太湖北部的常州府属无锡、宜兴，松江府属的华亭、青浦等“西乡地区”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美）吉尔伯特·
罗兹曼（GilbertRozman）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
《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8—79页。
②（清）陶煦辑：
③（清）陈维崧：
《南乡子·
江南杂咏》，载周绍九选注：
《陈维崧选集》“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④所谓“官串”，是指官仓征收百姓交纳的实物后所开的收据。
清初海宁人查慎行对下层百姓的养蚕生计有过较好的描画：
“去年收丝利倍三，村中家家贫养蚕．蚕多桑少叶腾贵，千钱一筐卖未甘。
……蚕娘一月不梳头，懒惰却输辛苦好，东家采得茧如脂，缲向檐前索索吹。
西家茧头薄于纸，一样蚕桑两样丝。
将丝换钱索官串，无者价昂有者贱。
贫家衣食天所悭，别许居奇营巧宦。
”参其着《养蚕行》，载聂世美选注：
《查慎行选集》“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4页。
⑤乾隆《长洲县志》卷11《风俗》，乾隆十八年刊本。
⑥前揭《中国：
传统与变革》，第292页。
⑦详参PeterM．Blau，ExchangeandPowerinSocialLife，JohnWiley＆．Sonslnc．，NewYork，1964．⑧李伯重：
《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载《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江南地区内部最低洼的区域，固然十分利于水稻的种植和生产，而在圩上栽桑虽有出于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目的，但无形中却起到了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①。
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特性大体与这些生态系统密切有关。
一般而言，男子以耕种为业，妇女以蚕桑绣绩为工，“山居者以树艺为务，泽居者以捕鱼为生”②。
但也有许多人开始成为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无业人员。
嘉兴府地方的濮院镇，由于机织业的发达，吸引了大量离土人员来工作。
当地有些富裕的农民甚至不再亲赴农田劳作，“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
所谓“西头”即指石门、桐乡县地区，那里“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处”；
每年年初“挈眷而来”，年终则“挈眷而去”。
当时就将这种行为称作“种跨脚田”③。
由于栽桑养蚕、植棉纺织比经营粮食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乡村农民往往以丝绵织业为主，或作为主要副业。
如在湖州府，几乎是尺寸之堤必种桑树，富家大户因田地广阔，所以广种桑麻，桑麻收入完全可与粮食收入相匹敌④。
苏州府丝绸业的兴盛，与湖州府能够提供稳定的原料是分不开的。
当时人就说苏州之丝织原料皆购自湖州，原因在于江南缫丝“莫精于南浔人”，而且这种状况已维持了很长时间⑤。
嘉兴府的王江泾镇地方，丝业极为发达，“其丝衣被天下，大贾鹜集”⑥。
松江、湖州、嘉兴等地乡村的最大生活来源基本就是纺织业。
如桐乡的濮院地方，百姓基本上就以纺织丝绸为生，这里的手工业、商业也以此而兴隆；
其工业以织业、线作业为主，商业则有丝业、菸叶行、桑叶行等，充分体现了地方产业的基本特征⑦。
再如，早在明代就以“收不尽魏塘纱”着称的嘉善县乡村，很少产木棉，村民副业就以纺织为主，每天清早将织成的纱或布入市集换取棉花，回家后再进行纺织，由此获得衣食之源⑧。
这种情况在江南具有普遍性。
例如，在嘉兴的新塍镇地方，村民将纺成的纱、布也在清晨入市换取木棉，回家再织，次日晨再入市交换；
这样每天大约能交换纱、布四五两，村民除了务农垦田以输官偿息外，其衣食就全靠纺织⑨。
城镇中的棉纺织业也很普遍，一些地方官员对纺织业的重视对此更起到了推进作用⑩。
但是植棉却有不同，在灌溉不利的地区，以及沿海不适宜其他作物的盐碱地带，植棉是有利的；
而在灌溉便利的地区，它会与水稻的种植产生冲突，种稻与植棉的收益对比，就在这些地方成了影响主要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因素⑾。
所以，生活在浙江省其他地区的地主富室，对嘉、湖从事蚕桑经营获得大利十分艳羡，他们否认金、衢、严地土不宜蚕桑的事实，而归咎于“习俗不相尚”，从而使妇女们都“坐弃其利”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黄宗智的研究说明了这一点。
参其着《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第22—25页。
②（清）徐傅编、王镛等补辑：
《光福志》卷1《风俗》，民国十八年苏城毛上珍铅印本。
③（清）沈廷瑞：
《东畲杂记》，载民国《濮院志》卷14《农工商·
农桑》，民国十六年刻本。
④同治《湖州府志》卷30《舆地略·
蚕桑上》、卷31《舆地略·
蚕桑下》，同治十三年刊本。
⑤（清）陶朱公：
《致富奇书》，载同治《南浔镇志》卷24《物产》，同治二年刊本．明代江南种桑养蚕最盛的是湖州府，陈子龙认为湖州“欲以供天下之织，安得不空杼柚乎”。
参其着《陈忠裕全集》卷12《农政全书凡例》，裁《陈子龙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⑥（清）谈迁：
《北游录》“纪程”，中华书局，1960年。
⑦民国《濮院志》卷14《农工商》，民国十六年刻本。
⑧万历《嘉善县志》卷5《物产》，万历二十四年刻本。
⑨民国《新塍镇志》卷2《风俗》，民国十二年平湖绮春阁铅印本。
⑩如平湖的陆陇其最初到嘉定为县令时，就用小船载了纺具上任；
其妻亲自纺织，给地方乡民做了很好的表率。
参（清）钮琇：
《觚賸》卷1《吴觚上》，“公归集”条，康熙临野堂刻本。
⑾（美）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第81—82页。
⑿（清）胡炜着、童一中节录：
《胡氏治家略农事编》，中华书局，1958年，第35页：
“蚕织”。
另外，一些小型的冶金作坊，也有特殊的产地分布。
如铜器制品，江南地区最有各的产地在嘉兴，其次当属苏州府的周庄镇①。
因经济生活的需要，江南地区也有外出经商的人，但基本上是太湖洞庭山地区人，他们经商几乎遍及全国，其财富曾一度与徽商相埒②。
而外来的各类商贩，在江南乡镇中十分活跃，并存在一定的地区性。
仅以嘉定县区内而言，布商主要集中在南翔、娄塘和纪王；
靛商活动以黄渡、诸翟邨、纪王镇、封家滨为主；
花商多聚集于县城东门外；
米商则集中在西门外；
盐、典各商与大铺户等有些不同，他们往往是“侨客”，临时寓于县城或市镇中③。
从社会关系方面来讲，民众与官府的关系大多较为疏远。
即使较为富庶的无锡地方，乡村百姓“望官衙如在天上，见差役则畏惧避匿”，他们向官府纳粮输税也是通过一些中介入完成的④。
沿海的太仓州茜泾镇地方，告飞赌博之风盛行，有滋事之徒，常欺诈良懦，“其怕见官，往往出钱私和”⑤。
有些偏僻地方，甚至有至老死未见官府者⑥。
这种情况的改变，至少在清初已经产生。
下层民户稍微富足一些，“便与胥吏亲热，遇细故辄控更一二事”，于是“视公庭如熟路”；
乡村尚且如此，城市的情况自然可知⑦。
具体的例子也很多，如在较为偏僻的陈墓镇，原先也是“别流品、重门第”、“市井虽富而吐弃不顾”，但在清初，富厚人家“莫不结纳当路，攀附荐绅”；
而且一般人喜欢与其交往，竟或结以婚姻的关系⑧。
从上面这些描述，大致可以概见江南乡村下层民众在传统时代的生活景象及其一般差异与时代变迁。
2．地理环境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以普通百姓而言，尽管江南这个以太湖为中心的低洼水乡有着许多共性，但因区域内部还有许多地理条件上的诸种差异，水土条件，土地的贫瘠状况，水陆交通条件等，都会影响到农业生产、经济作业和集市贸易，使他们的生活多有不同。
根据清代乾隆年间学者的统计，沿太湖地区散布着334个河港溇渎和49座滨湖小山；
湖中尚有马迹山、洞庭东山、洞庭西山等大小85座山。
这些地方“地小而瘠，故物产甚寡，产亦地珍异”⑨。
在着名的东山镇地区，基本上以生产橘柚为主，“贫家亦无不种”；
种桑养蚕的也较多，“凡女未及笄，即习育蚕”，因此当地的三四月也号称“蚕月”。
由于是山区，可耕地较贵，“凡栽橘一树者，值千钱，或二三干，甚者至万钱”。
也正因为土狭民稠，“民生十七八，即挟赀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
”这是江南地区离乡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清）章腾龙着、陈勰增辑：
《贞丰拟乘》卷上《土产》，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②傅衣凌：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页。
③光绪《嘉定县志》卷8《风土志·
④（清）黄扉辑：
《锡金识小录》卷1《备参上·
风俗变迁》，乾隆十七年修、光绪二十二年刊本。
⑤（清）倪大临纂、陶炳曾补辑：
《茜泾记略·
风俗》，乾隆三十七年纂、同治九年增补抄本。
⑥（明）王珣：
《添设孝丰县疏》，载光绪《孝丰县志》卷1《方舆志·
沿革》，光绪三年刊本。
⑦（清）龚炜：
《巢林笔谈续编》卷下，乾隆三十四年刻本。
⑧（清）陈尚隆纂、陈树谷续纂：
《陈墓镇志》卷3《风俗》，雍正二年成书、乾隆三十五年续修，抄本。
⑨（清）金友理撰：
《太湖备考》卷2《沿湖水口·
滨湖山》、卷5《湖中山》、卷6《物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商的典型地区。
但从“恋土”的角度讲，当地还是不轻远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①。
下面再来看看沿太湖各府县地区的一般情况及其差异。
苏州府。
由于苏州府的情况在江南地区具有典型性，在此略为详述之。
苏州府地区除了府城附郭县地区外，吴江县地滨太湖，其最近处仅二三里，此外俱为湖荡，范围广达十余里或四五里者，以数百计；
百姓生长于此，“行舟便捷，他处莫能及”，所谓“使船如使驰”，所以老幼皆善于操舟，又能泅水②。
周庄镇等地，游手好闲之流，市镇往往多于村落。
妇女们常以木棉作纺织，也作刺绣，蚕桑之事并不是十分擅长。
近地之人在镇者多业商贾，习卫技为主；
在乡者以务农为本③。
陈墓镇地方务农的很少，妇女纺织棉布以资生计却很普遍，所以她们的生活最为辛苦，因为除纺织外“凡耘耨、刈获、桔槔之事与男子共其劳”；
男子主要的生业是做佣工，有一半的人就是依靠窑业为糊口之计④。
黄埭镇虽然“地皆平夷，田亩多种稻”，但“西南各乡大半业渔”，显然因当地河池较多之故。
另外，南乡妇女织席者居多，以破布糊成的“硬*[礻+亲]”也是南乡妇女多为之⑤。
常熟、昭文等地，农民居住在西乡的，因地势高仰，土质强硬，“耕治尤勤苦”；
而在东乡，则是“地舄卤、土轻爨、农差逸”；
水乡地方，农暇时可“操舟捕鱼”；
附郭地方的农民，还经营城郊农业，以就近提供城市生活所需；
傍山的农民，还需“伐石担樵”。
他们都不是专靠田地农作为生。
日常生活用度都无大碍，乡村的茶铺、酒肆不但可供他们休闲，而且数量也在增多。
即使很懒惰的人，也可以“不纫针、不举火，而服食鲜华”。
其实，这也是风俗奢靡的一种表现⑥。
常熟县的唐市地方，在承办县政府下达的修浚作业任务时，也要析分高乡与低乡的差异。
如“在高乡则疏浚塘河，在低乡则修筑圩岸。
”明代当地人陆枝指出，他的田坐落潭塘，属极低水区，“岁以水涝为忧，岁以修筑为望”；
他还向县政府提出，在全县范围内的高区应重视开河工作，以防旱灾，而低区则重筑岸，以防水患⑦。
在近海之地，如太仓州北、靠近常熟县的璜泾，清代前期还只是一个小村，居民却已达二干户，多边海而室，因此民风有二：
“自镇而南至于城”，其田中中，宜种木棉，宜畜养羊与鸡鱼，也宜种竹，民风“柔弱而知耻”；
自镇而东，距于海洼者宜种稻，百姓“栗悍而怀急”。
当地还有一个岳庙，村民每岁自三月朔至四月中，盛行“进香信”活动，多抬村神往朝之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叶承庆纂：
《乡志类稿·
风俗·
习尚》，民国二十三年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刻本。
有关产橘情况清乾隆时已不兴盛，但种植花果，如桃、枣、栗之类则仍很普遍；
而外出经商，仍以东、西两山人为多。
详参（清）金友理撰：
《太湖备考》卷s《风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96页。
②光绪《苏州府志》卷3《风俗》，光绪九年刊本。
③（清）陶煦辑：
④（清）陈尚隆纂、陈树谷续纂：
《陈墓镇志》卷3《风俗》，雍正二年成书、乾隆三十五年续修，抄奉⑤朱福熙修、程锦熙纂：
《黄埭志》卷2《风俗》、《物产》，民国十一年苏州振新书社石印本。
⑥详参雍正《昭文县志》卷4《风俗》，雍正九年刻本。
⑦（明）陆枝：
《复邑令书》，载（清）倪赐纂、苏双翔补纂：
《唐市志》卷之上“集文”，乾隆五十七年原纂、道光十四年补纂，抄本。
⑧（清）赵曜纂：
《璜泾志略·
流习》条，稿本。
“自镇而南至于城”原文作“自城而北至于邑”，稿本中已改；
这里本属常熟境，清属太仓州，故原文有此记录。
松江府。
靠海之县较多。
如金山县，百姓“擅陆海之利”；
风俗方面，“似吴十之三，似浙十之七”。
在上海县，“人仰耕织而食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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