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文档 191古代中国利用开发土地发展农业的智慧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精品文档 191古代中国利用开发土地发展农业的智慧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精品文档 191古代中国利用开发土地发展农业的智慧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原始农业是人类由获取经济向产食经济转变的分水岭。
最初的农业耕作制度是生荒耕作制度。
人们砍倒一片树林，再点火烧荒，然后耕地、播种、收获。
因为农作物生长要靠地力，换句话说，就是吸收、消耗土地蕴藏的能源。
所以，种过一茬农作物的土地，由于地力耗尽就要抛荒，再砍另一片树林，点火烧荒，然后耕地、播种、等待收获。
在农业的初始时期，人少荒地多，采用生荒耕作制度是行得通的。
当然，砍伐、种植过的土地永久抛荒是不必要的。
抛荒地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由于自然能源的投入，使荒地上的自然植被复苏而恢复地力。
这样的地叫熟荒地。
开发熟荒地比开发生荒地省力，于是，人们发明了熟荒农作制度。
在熟荒农作制度基础上，人们为了加快恢复土地而实行周期更短、更有次序地轮种轮休，于是，发明了休闲耕作制度。
休闲耕作制度体现出古代中国人在合理使用土地上，用养结合的智慧。
采用休闲耕作制度，土地休闲的长短，取决于地力恢复的年限。
在古时候，地力恢复有四条途径：
一是自然能源的投入，也就是靠阳光雨露的温暖滋润，荒地上自然植被的复苏可使地力地得到恢复。
再是劳动能源的投入，即通过人工对土地的耕翻和耘蓐，改善土壤的生产性能。
我国北方气候干燥，土壤水分蒸发率高，耕翻耘蓐，使土壤表层形成由细土粒组成的覆盖层，切断土壤蒸发孔道，从而保持土壤水分，有利植物生长。
三是人工施肥技术的发明。
人工施肥能够有效地延缓土地贫瘠速度，，尽快地恢复土壤肥力，是适应农业发展而产生的一项重要的农作技术。
人工施肥技术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呢？
从考古资料上看，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最早有施肥痕迹的遗址是浙江吴兴钱山漾。
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距今大约5000年。
在这一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木制千篰。
这是一种至今仍被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一带农民普遍使用的戽水、捻河泥的工具。
戽斗，是一种木制的小桶，形状略像斗，两旁有耳，可以系绳，两人合作引绳提斗汲水。
吴兴钱山漾的先民们，用戽斗汲取河中泥水灌田，河泥含有大量的有机质，能通过土壤自然的化学、生物机能，转化为可供农作物直接吸收的无机肥。
这说明我国南方地区在原始社会后期已经萌发了人工施肥技术。
在西方直到中世纪，大多数庄园农田仍然不讲究施肥。
我国北方地区施肥技术出现于何时，目前尚无考古资料证明。
据胡厚宣先生研究，甲骨卜辞中的“
”及“
”字，就是“屎”字。
武丁时期有一条卜辞，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
“在武丁某年十三月的庚辰日占卜，问由庚辰起到第四天癸未日，在西郊平野的田地上，施用粪肥，将来能否得到丰收。
”这类的卜辞，胡厚宣先生找出近二十条。
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我国人工施肥的最早记载。
武丁是殷王盘庚的三世孙。
到西周时期，人们还知道使用绿肥来提高地力。
《诗经·
周颂·
良耜》说：
“其镈斯赵，以薅荼蓼；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荼是陆草，蓼是水草。
荼蓼在这里是泛指田间的杂草。
这两句诗的意思是：
“磨快你的锄头，锄掉田间的杂草，杂草腐烂了，田里的庄稼也就旺盛了。
”这是西周时期人们使用绿肥的铁证。
春秋战国时期，人工施肥技术得到普及推广。
先民们已经认识到人力在恢复和提高地力中有重大作用。
于是，《周礼》中提出“土化之法”，认为土壤可以通过人工施肥的办法达到熟化的目的。
《礼记·
月令》上说：
“仲夏之月，土壤溽暑，大雨时行，烧剃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
”这是讲利用炎热的夏天，沤制绿肥，提高土壤肥力的经验。
战国后期的思想家荀况把“多粪肥田”视为农夫的一项重要工作（《荀子·
富国》）。
他的学生韩非则说：
“积力于田畴，必且粪灌。
”
人工施肥技术和铁犁牛耕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使农田损失的能源迅速得到补充，土壤的物理性状获得显著改善，从而导致了耕作制度的变革和进步。
西周时期的耕作制度表现为熟荒农作制与连作制相结合的状态。
到春秋战国时期，连作制已经作为一种主要耕作制度而出现。
连作制提高了土地利用频率，能养活更多人口。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李悝、吴起、商鞅等人，正是看到人工施肥能够迅速恢复地力，意识到土地大有挖掘潜力，从而产生了充分开发土地的思想，提出“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的主张。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
战国时期，人们大面积地开垦荒地。
在连作制基础上还出现了轮作复种制、一年两熟制、两年三熟制和四年五熟制。
《荀子·
富国》上说：
“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益数盆，一岁而再获之。
”这里讲的是一年两熟制。
《吕氏春秋·
任地》上说：
“今滋美禾，来滋美麦”。
这里不仅是说轮作换茬的好处，而且说禾麦轮作可以两年三熟。
那时候，农业劳动生产率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魏国是战国七雄之一。
魏国名相李悝曾说：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
”（《汉书·
食货志》）这是迄今为止有关战国时期亩产量的最早记录。
战国时期亩制混乱。
根据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汉简《孙子兵法》佚篇《吴问》记述晋国六卿亩制各异的情况，我们可以知道韩赵魏三家分晋而各自独立为诸侯，魏国每亩田地的面积为200方步。
战国时期的一尺为0.231米。
这样，魏国每亩的面积折成今制当为0.576市亩。
1966年在陕西咸阳塔儿坡出土了“安邑下官钟”。
安邑原属魏地，此钟在属秦地的陕西出土，说明它是自魏入秦的。
此钟入秦前已在腹部刻有魏石量铭文。
此钟的全部容量为25900毫升。
每公升粟重1.35市斤。
那么，当时魏国的亩产量折成今制约为91市斤。
按这个数字计算，战国时代，“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每年可以生产粟谷约5242市斤。
按六成出米率计算5242市市票谷可出净粮3145市斤。
口粮标准以每人每月26市斤计算，战国时代，一个农夫至少可以养活10人。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是不简单的。
据农业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外国农业经济》一书介绍，美国在1900年按人口计算，平均每一个农业劳动力才养活7个人。
从秦汉至隋唐，先民们不断积累经验，使施肥技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它表现在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积肥，特别是使用了人厕连猪舍的养猪积肥方法。
在山东省滕县龙阳店发现一块汉代画像石，上面画着二马相对，右边的马正排粪，马后有人右手执钩铲，左右执簸箕，弯腰拾粪。
这幅画生动地描绘出汉代农民拾粪积肥的情景。
另外，养猪积肥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
为此，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设计创造了多种形式的猪圈。
考古工作者在许多地方发掘出汉陶猪圈模型，有独立式的猪圈，有与人厕相连接的猪圈，还有与作坊连接的猪圈，特别是与人厕连接的“连茅圈”，遍及华北、中南、华东地区，便于积肥，对促进古代农业生产起过巨大作用。
第二，人们扩大了对肥源的认识。
秦汉以前，先民们使用的肥料主要有人粪、猪粪、牛粪、马粪、羊粪和用作绿肥的自然杂草。
在西汉农学专著《氾胜之书》中，记载的新肥料有蚕屎、缫蛹、骨汁（煮动物骨头的水）和豆萁。
后来，先民们又提出了两种广辟肥源的方法——“坏墙垣”和“踏粪法”。
这两种广辟肥源的方法都记录在北魏农学家贾思勰著的《齐民要术》中。
“坏墙垣”法系指采集旧墙土作为肥料。
因为旧墙土中含有氮化物和硝酸盐，把旧墙土撒入田里可以提高土壤的肥沃度。
“踏粪法”系指秋后将场上的麦穰谷秸平摊在地上，让牛马等大牲畜踩踏，白天踩踏，晚上堆聚，循环往复，经过一冬，麦穰谷秸被踏烂了，并且和牲畜粪便结合起来，全变为肥料。
这是一种变废为宝的积肥方法，至今仍在北方农村采用。
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前集卷2记载，长江沿岸草市有贩卖石灰作肥料的。
往稻田里撒石灰，是利用石灰中和土壤的酸性以改良土壤。
这种方法是有科学道理的。
第三，栽培绿肥和绿肥轮作制的诞生。
汉代以前，人们都是将自然生长在农田的杂草除掉，使其秽烂化成肥料。
西晋郭义恭《广志》中记载苕草与稻轮作。
这是栽培绿肥和绿肥轮作制诞生的标志。
延续至今，在我国南方还有许多地方以苕草作为稻田冬绿肥。
栽培绿肥和绿肥轮作制，就是人为中止不完全的植物生长过程，已取得新鲜植物体内所含最大量的多种养分和有机质作为肥料，促进其他农作物生长，最终达到增产的目的。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当时作为绿肥的栽培作物还有绿豆、小豆、胡麻等。
贾思勰还率先测定出不同绿肥作物的肥效，得出“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的结论。
他还把绿豆与有机肥作比较，指出：
“其美与蚕矢、熟粪同”，庄稼用绿豆作肥料，可以“亩收十石”。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总结出绿肥轮作的模式有八种之多，即苕草—稻、绿豆—谷、小豆—谷、胡麻—谷、小豆—麻、绿豆—葵、绿豆—葱和绿豆—瓜。
这表明，栽培绿肥和绿肥轮作在我国南北朝初期已经走向成熟。
那时候，欧洲农业还处于“三圃制”阶段，地力的恢复完全依靠抛荒轮休。
直到18世纪30年代，英国才出现绿肥轮作制，用豆科牧草与粮食作物、蔓青等轮作。
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德国和俄国才大规模推广种植三叶草作绿肥。
直到20世纪初，欧洲才废除“三圃制”。
第四，施肥技术迈上新台阶。
它有两方面表现，一方面是分期施肥技术的出现，另一方面是针对不同农作物施用不同肥料。
秦汉以前，具体施肥技术在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自西汉起，分期施肥技术已见于记载。
《氾胜之书》记载有基肥、种肥和追肥的分期施肥技术。
农作物播种或移植前施用的肥料，叫基肥。
氾胜之说：
种麻，“春冻解，耕治其土。
春草生，布粪田，复耕，平摩之”；
种芋，“益择肥缓土近水处，和柔粪之。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有关基肥的最早记载。
农作物播种时，以肥料拌种，即可以确保种子萌发前对肥料的需要，又可以收到防虫和御旱的功效。
这种施肥方法叫种肥。
“薄田不能粪者，以原蚕矢杂禾种种之，则禾不虫。
”又说：
“取雪汁渍原蚕矢五、六日，待释，手挼之，和谷种，能御旱。
”这表明汉代我国劳动人民已经探索种肥的功效了。
农作物生长期间增施肥料的技术措施，称为追肥。
“麻生布叶，锄之，率九尺一树，树高一尺，以蚕矢粪之，树三升。
无蚕矢，以溷中熟粪肥之亦善。
”就目前所见，氾胜之是最先记述追肥技术的人。
追肥作为补充肥料，追求迅速产生功效。
从氾胜之的记述中，我们得知，至迟在西汉时期，人们已经把蚕矢、人粪作为速效肥来使用，并且认识到新鲜和腐烂的人类粪便在性质上有所不同。
到了唐代，人工积造的农家肥开始逐步取得传统农业使用肥料的主要地位。
同时，人们对某种农作物对某种肥料的适应性有了研究。
唐朝末年，一部月令体农书——《四时纂要》出现了。
它的作者是郭鄂。
郭鄂在《四时纂要》中说：
种植葫芦宜用“油麻、绿豆秸及烂草”；
种植木棉以用“牛粪”为佳；
种植薯蓣要避免用“人粪”而要使用“牛粪”。
唐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重视积肥和施肥。
在唐代，肥料成为商品。
唐代文学家张鷟撰写的《朝野佥载》卷三上记载，长安富民罗会，“家财巨万”，却是“以剔粪为业”而发家的。
唐高宗开耀元年（681），有位大臣建议，如果将政府官厩马粪出卖，每年可获利20万贯。
《册府元龟》卷141《帝王部·
抑外戚》中记载：
唐德宗时征纳的实物差科竟有“粪两车”。
大粪成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和大粪成实物差科品种，进入征收行列，这是两种前所未有的新鲜事。
它们反映出唐代农业生产对肥料的重视和依赖，同时说明那时候人们非常重视人工施肥来补偿土壤能源的消耗，努力使用地和养地结合起来。
到了宋代，社会经济急剧发展，人口增长与土地不足的矛盾凸现出来。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必须扩大复种面积。
而复种指数的提高，就必须解决土壤肥力连年耕种的矛盾当时有人抱着“地久耕则耗”的古训不放，提出“凡田耕种三五年，其力已乏”的“地力衰竭论”，反对扩大复种面积。
生活在两宋之间的江苏农学家陈旉总结了前代农业生产的经验，并结合自己亲身参加农业生产的体会，撰成《陈旉农书》。
在这部书中，陈旉探讨了施肥与地力的关系，为解决土壤肥力与连年耕种的矛盾，总结出“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的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响亮地提出“地理常新壮”的科学理论。
他批判“凡田耕种三五年，其力已乏”的“地力衰竭论”，说：
“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
保持地力常新壮的关键在于施肥。
对于如何施肥的问题陈旉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用粪犹用药”。
他把给农田的施肥比作看病用药。
医生给人治病，要根据病因、病情和病人的具体情况，“对症下药”。
农夫给地施肥，要根据土壤性质、作物品种，采取不同方法，施用不同肥料。
“用粪犹用药”，既通俗又生动地阐述了合理施肥的原则。
合理施肥是保持地力常新壮的有效手段。
陈旉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合理施肥的农业学家。
他的“地力常新壮”理论使我国传统农业中积极养地的科学思想更加辉煌灿烂。
在西方，罗马时期只有一些管理较好的奴隶制大地产曾用施肥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但没有坚持下去。
在中世纪绝大部分庄园还采用休闲制的消极方法来恢复地力。
公元11世纪以后，施肥才在部分国家恢复，较为普遍的施肥活动是公元18世纪以后的事情。
地力衰竭论的市场欧洲比中国大。
相形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陈旉在八百多年前就能以科学的方法解决土壤肥力与连年耕种的矛盾问题，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陈旉“平生读书，不求仕进”，隐居西山，“种药治圃以自给”。
《陈旉农书》撰成后，他不顾73岁高龄亲自下山，把书送到真州（江苏仪征）知府洪兴祖手理，请求支持刊印。
拳拳爱国之心，令人感动。
宋代施肥技术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为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础，使复种面积扩大，我国宋元时期土地利用率之高举世无双。
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我国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土地利用率为300%～200%；
黄河流域的土地利用率为150%，辽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土地利用率为100%。
与西欧相比，公元13世纪以前，农业较为发达的英国耕地仅占全部土地的20%；
法国和德国耕地仅占全部土地15%以下；
人口稠密的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耕地仅占全部土的20～25%。
印度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可耕地较多，在20世纪50年代，耕地虽占土地总数的42%，但其中18%是经常休闲地，实际播种面积的复种指数只在109～113%之间。
宋元时期，我国高水平的土地利用率为解决众多人口的衣食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向山岭要田，跟河海争地
公元755年，大唐帝国爆发安史之乱。
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自范阳起兵南下，河北郡县多望风瓦解。
为躲避战乱，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南方人口迅速增长。
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猛涨，因此扩大耕种面积，增加粮食生产，迫在眉睫。
那时候，人们到处开荒，“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向高山要田的行动就在这种背景下展开了。
当时的文学家元结描述了人们到处垦山造田的情景——“开元、天宝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
起初，人们垦山为田的目的是顺山坡而耕种的，当时称畬田。
耕种前，先用长刀利斧砍倒山坡上的树丛草莽，然后放火焚烧，用草木灰作肥料，这叫做“烧畬”。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竹枝词》中对烧畬有生动地描写：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
畬田破坏了自然植被，顺坡耕种，又不设堤埂，每当大雨倾注，水流顺坡而下，冲走大量田土，水土流失造成严重恶果。
诗圣杜甫说：
畬田“历三岁，土脉竭，不可复树矣。
”这给垦山造田出了一个难题。
如何将垦山、用山跟治水、治土结合起来，成为开发和利用山区土地资源的关键问题。
聪明的先民们借鉴前辈治理与坡塘相结合的“陂田”经验，较好地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
春秋时楚相孙叔敖派人在淮南引淠水经白芍亭东积而成湖，灌溉稻田，名为“芍陂”。
芍陂是我国见于记载的最早的大型坡塘蓄水工程。
两汉时期，修筑陂塘很多，仅汝南郡到淮河之间，被《水经注》记载的陂塘就有17处，著名的有鸿隙陂、燋陂等。
与陂塘相结合的坡田，即见于文献记载，又被地下考古材料所证实。
《艺文类聚·
产业部上》记载东汉周燮“结庐冈畔，下有陂田”，就是说，东汉周燮的住宅在山腰，而陂池、水田在山麓。
这种水田实际上是高低错落一小块一小块的陂田，应该是梯田的原始形态。
四川彭水县东汉墓曾出土过一件陶制农田模型。
该模型所塑制的农田，丘陵狭斜，丘与丘相连接如鱼鳞，略呈梯阶形，这正是原始的梯田。
这种原始的梯田只是人们在开发浅山丘陵地区山间谷地采用的方式。
《陈旉农书》总结建设高山梯田的经验说：
“大率高地多寒，泉冽而土冷……若高田视其地势高，水所会归之处，量其所用而凿陂塘，约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瀦蓄水。
”这显然是对汉代治理陂田技术的继承和发展。
汉代与陂塘相结合的陂田建设，无疑为高山梯田的出现积累了经验，也为把山坡田改造为水平梯田提供了借鉴。
南宋诗人范成大在《骖鸾录》中说：
袁州“仰山（在今江西宜春境内），绿山腹乔松之磴甚危，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
”显然，这里讲的是高山梯田。
建造高山梯田，“下自横麓，上至危巅，一体之间，裁作重磴”，这种做法就是吸取了陂田建设中的依山地坡势筑成梯田的经验。
“裁作重磴”之后，“如土石相半，则必叠石相次，包土成田”，这样就将唐人那种顺坡而耕种的畬田改造成田面水平式的山地，从而有效地解决了水土流失的问题。
在有水源的南方，营造梯田可以跟挖塘、筑堰、垒坝结合起来，使“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宋泉州知府朱行中诗），从而巧妙地将垦山、用山跟治水、治土结合起来，创造出一条开发、利用山地的途径。
“梯田”的名称虽然最早出现于南宋，但修建梯田至迟在五代时期已经盛行于福建地区。
据《嘉靖安溪县志》记载，五代时期，福建泉州即有“晋江两趁春风，耕破云山千万重”的说法。
泉州地区大多为山岭，“耕破云山千万重”生动地勾画出垦山修造梯田的热闹场面。
曾任安溪知县的黄锐亦作《题大眉小眉山》诗，诗中说：
“一岭复一岭,一巅复一巅,步丘皆为穑,掌地也成田。
线行山腰路,针穿石眼泉。
”在山岭上，连巴掌大的地都种上庄稼，还引山泉浇灌，安溪一带建造梯田的水平已经相当高超。
北宋真宗以前，湖南湘江两岸，近水良田都已开垦，浇灌不到的土地大多闲置。
后来在政府的倡导下，引种旱地作物，营造梯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上说：
到北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山田悉垦”。
梯田的修造不仅在我国南方盛行，在我国北方也得到推广。
比如陕西省，因位于黄河以东，古称“河东”。
河东地区，山多地少，人们不得不开垦山地。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奉旨去河东视察，他视察后曾有《乞罢百草札子》上奏皇帝，其中讲到“高山岭坂，并为人户耕种”。
由此可见，梯田建设之热，实为我国山区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古代中国劳动人民除向山岭要田以外，还跟湖海争地。
跟湖海争地，在南方表现为圩田的建设，在北方表现为台田的建设。
我国南方河湖纵横，滩地很多。
所谓圩田，就是由筑堤挡水，围水造田而发展起来的一项开发、利用滩地的技术。
圩田，也可称“围田”。
圩田大约起于春秋末期长江中下游地区。
《光绪高淳县志》记载：
“春秋时，吴筑固城为濑渚邑，因筑圩于城，为吴之沃土。
”《三吴水利条议·
论吴淞江》记载：
“自范蠡围田，东江渐塞”。
这两条材料说明，春秋末期的吴、越两国已在太湖地区筑堤挡水，把滩地辟为良田。
圩田在两汉时期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但大规模地发展圩田是唐代中期以后的事。
中唐以后，北方人民为避战乱，大量举族南迁。
江南人口激增，急需扩大耕地以解决粮食的危机。
在这种形势下，圩田迅速发展起来。
特别是北宋中期以后，围湖辟田运动犹如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那时候，圩田发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圩田数量多。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代太平州当涂、芜湖两县田地，十之八九是圩田。
《宋史·
食货志》上说，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统计，仅浙西一带围湖造田就多达1489处。
第二，圩田规模大。
沈括的《万春圩图记》说：
从宣州到池州，有千区以上的圩田，万春圩有田达127000亩，圩中大道长22里。
第三，形成了塘浦圩田的完善系统。
最初，圩田只是筑堤挡水护田。
中唐以后，逐渐发展成兼有护堤、涵闸、沟渠相结合，能够旱涝保收的塘埔圩田系统。
具体的做法是，先疏浚入海的主干河流，并构建“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或七里十里而为一横塘”的河渠网。
横塘纵浦贯穿于圩田与高地之间，节节相通，保证流水能通畅入海。
再分别治理低田与高地。
高地以深浚塘浦为要，目的是畜水灌溉，低田以高筑圩岸为主，目的是挡水护田。
圩岸遍植垂柳，即可固堤，又添美景。
最后在渠道、河浦、海口和圩堤之间便宜处设置堰闸、斗门，以调节水量，确保旱时可浇灌农田，涝时可排泄洪水，并抵御海潮的内侵。
圩内还筑有内堤和道路。
内堤主要用于防止内涝和作为圩岸的第二道防线，如果圩岸坍塌，可借以防护，为抢救赢得时间，不致危及全圩。
这种塘浦圩田的完善系统，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把湖田开发与灌溉、航运、植树、养护等经济活动综合起来，统筹规划设计的高超智慧。
它给我国农业生产带来的经济效益非常显著。
“苏常熟，天下足。
”这是一句非常出名的民谚。
它出自南宋大诗人陆游的《常州奔牛闸记》。
这句民谚生动地反映出太湖流域圩田的粮食产量对社会的巨大贡献。
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个极限。
无论是垦山造田，还是围湖争地，一旦失控，都会走向反面。
在这方面，先民们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
在我国北方环渤海地区，由于地势低洼，排水不畅，全是盐碱地。
这些盐碱地到北宋仍然沉睡。
元朝建立以后，为解决东南漕粮困难和减轻江浙农民负担，开发环渤海地区盐碱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元泰定帝（1324～1328）时期，翰林直学士虞集率先提出开发环渤海盐碱地的建议。
那时候，开发盐碱地的成熟技术已经出现。
据《王祯农书》记载：
“沿边海岸筑壁，或树立桩橛，以抵抗潮泛。
田边开沟，以注雨潦，旱则灌溉，谓之甜水沟，其稼收比常田可十倍。
”开发盐碱地的关键技术是“田边开沟”。
“田边开沟”，即可抬高地面，又可以排涝洗碱，实际上是一种沟洫台田技术。
有了成熟的技术，自然不愁唤醒沉睡的盐碱地。
经过元、明、清三代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垦，环渤海一带的盐碱地普遍得到开发利用。
三、“只知地尽更无禾，不料葑田还可架”
晋代稽含撰写的《南方草木状》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学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