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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状况对陶渊明出仕的影响.
二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隐居
（一）陶渊明思想方面来对其隐居的影响
（二）社会环境对于陶渊明隐居的影响
（三）陶渊明性格方面对其隐居的影响
三结束语
内容摘要、关键词
[内容摘要]：
在历代人们心目中，陶渊明作为隐逸诗人，似乎是一位超越了现实矛盾的潇洒隐士。
然而细读其诗作，我们却发现在他潇洒的背后有着巨大的忧伤和痛苦。
他的思想是矛盾的，而这些矛盾思想在行动上的表现就是出仕与归隐，终其一生，仕而隐，隐而仕，反反复复。
本文将从其思想性格、家庭、社会环境等方面分析陶渊明矛盾思想的深层原因，从而揭示其出仕与归隐背后的动力。
[关键词]：
陶渊明；
诗歌；
出仕；
隐逸。
Abstract:
Inthepasttocontentinpeople'
smind,TaoYuanmingasthehermitpoets,seemstobeabitbeyondtherealisticcontradictionsandhermit.However,readinghispoems,wefindinhishandsomebehindwithgreatsorrowandpain.Hisideasarecontradictory,andthesecontradictoryideasinactionperformanceistheofficialcareerandretirement,throughouthislife,Shiandconcealed,hiddenandShi,repeatedly.Thisarticlefromtheideologicalcharacter,family,socialenvironmentandotheraspectsofTaoYuanming'
scontradictorythoughtdeepreasons,therebyrevealingtheirofficialcareerandretirementtheimpetusbehind.
Keywords:
TaoYuanming;
poetry;
officialandhermit.
出仕与归隐
——浅析陶渊明的矛盾思想
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首屈一指的文学家，也是中国诗人里影响极大的诗人之一。
钟嵘在《诗品》中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可以说他的这句话给陶渊明做了个总体评价，历代陶论者大多认为陶渊明是个隐逸的、闲适的田园诗人。
的确，在陶渊明的诗集中，有大量的诸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一类的诗句，从这些诗句中，我们的确能够看到一位傲然世外、浑身静穆的隐者形象。
但是一个人的性格往往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尤其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通读陶集，我们会发现他的思想是矛盾的。
他不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隐者，在他的诗集里，我们同样看到了“少时壮且厉”和“猛志逸四海”的雄心壮志以及“四十不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十里虽遥，孰敢不至”的建功立业精神。
因此，鲁迅在读到陶渊明的《咏贫士》、《咏荆轲》、《读山海经》等之类的诗时说陶渊明具有“金刚怒目”式的一面，陶渊明将其匡时济世之心贯注于诗篇中，就形成了“金刚怒目”式的作品。
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能够触摸到诗人崇高而痛苦的心，我们能够感受到诗人的内心是矛盾的。
他的隐逸并不是他思想的全部，终其一生，他都是在矛盾中度过的，而他的矛盾思想在行动上的表现就是出仕与隐逸。
陶渊明在二十九岁出仕，四十一岁辞官归隐，在二十二年的仕宦生涯中，仕而隐，隐而仕，反反复复达五次之多。
在仕与隐之间他是矛盾的，而矛盾的根源又是多方面的。
下面，我们就从各方面来分析陶渊明仕与隐背后的动力。
首先，来看一看陶渊明的出仕。
他二十九岁时出为江州祭酒，这是他第一次出去做官，因不堪吏使，没有几天就弃官回家了。
以后在桓玄幕府任职，在四十岁时在刘裕的镇军参军，四十一岁时，在亲友的劝告下，又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
最后因为不为“三斗米而折腰”挂印辞官，从此再也没有出仕。
而在这二十二年的仕宦中，他又是在仕隐之间徘徊，出仕的时间加起来也不是很长。
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出仕？
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使得他不断的出仕呢？
我想就大体方面来说，应该包括这几个方面：
第一是家庭出身的影响，第二是儒家思想的影响，第三是他的生活状况。
下面我们就一一分析这些方面分别对陶渊明的出仕起到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陶渊明生于东晋咸安二年壬申，卒于宋元嘉四年丁卯。
他的曾祖是历史上有名的陶侃，官至八州督邮，封长沙郡公，在东晋名臣里头算是气魄最大、品格最高的一个人。
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太守。
在门第森严的的晋代，陶渊明对自己的出身理应是重视的，因为那是品评人物高下的出身方面的基础。
陶家这一族，虽有名人，但出身寒微，而且时至陶渊明这一代，家庭已经衰落。
他本人仅凭叔祖关系做到县令一类的小官，但是他自矜为中晋名臣陶侃的后裔，光宗耀祖的封建观念在他的思想中尤其是年轻时占据着主导地位。
这种思想促使他在政治上积极进取，热情很高，“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施”，急切渴望有所作为，建功立业。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对东晋政府存在幻想，寄予期望。
在其《赠长沙公四首并序》其二中，陶渊明写到“於穆令祖，允勾斯唐。
谐气冬喧，映怀圭璋。
爰采春花，载警秋霜。
我曰钦哉，实宗之光。
”陶渊明在对长沙公表示赞美后，希望他能光大祖宗的光荣。
其实，在陶渊明出仕的背后，光宗耀祖，恢复祖宗的荣光的这种思想，一直是其背后的一种动力。
因为其祖先陶侃曾经创造出伟大的功绩，到了陶渊明这一代时家道已经衰落，自己也希望能够有所作为，无奈，由于各种原因，使得他没有能够有所作为，最终走向了隐居的道路。
但他的这种思想，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即使在晚年隐居之后这种思想也经常出现在他的诗文之中。
在其《咏贫士》、《咏荆轲》、《读山海经》等一类诗中，他的这种雄心还经常出现。
在《责子》中他写道“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通读全诗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无奈的心情，他自己未能振兴家族，于是他把希望寄托于他的儿子们身上，但是他的五个儿子好像也没有志气去发扬祖宗荣光，一个“责”字寄托了陶渊明的多少失落与失望。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光宗耀祖，振兴祖业的这种理想是支持陶渊明出仕的内在动力之一。
中国古代的封建文人几乎无人能撇开儒家的社会理想与人生选择，读书—仕宦成为他们人生的必须之路。
儒家思想是积极入世的思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古代仁人志士一以贯之的思想。
子夏云“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陶渊明少年时代即接受家族对他的严格教育，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怀抱“大济于苍生”的宏愿，一心想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表达了他的志向，其雄心壮志可以超越四海，如同雄鹰展翅飞翔。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其八），他很想做一番大事业，以施展自己的人生价值。
然而“不见相识人，惟见古时丘。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
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当时在门阀制度统治下，像他这样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是没有人会去了解他重视他的。
而且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动荡的，混乱的，像他这样的文人是得不到施展才华的舞台的。
他在远游中，没有遇到知己，只看见一些古丘，就像伯牙与庄周的命运相似，伯牙善弹琴，子期死后，伯牙就不再弹琴。
庄子与施惠同样善辩，施惠死后，庄子不再发表议论。
联想到自己，不能够像他们那样得到知音，那么陶渊明的远游又能得到什么呢？
远游不遇知己的形象正好涵盖在平生无人理解的抽象意蕴中。
虽然如此，陶渊明还是努力实践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活动。
他曾担任过祭酒、参军和彭泽令的官职。
陶渊明禀先师遗训于官场中几进几出，寻求着理想实现的最佳切合点。
初次出仕为江州祭酒，江州祭酒的权职很大，居群僚之上。
然而有着强烈济世思想的陶渊明并未在这样的职位上实现他的猛志，“少日自解归”。
有人认为是江州祭酒的职位太低，无法与陶渊明的猛志相吻合，逯钦立先生认为陶渊明的此次辞归是因为当时的江州刺史王凝是个“五斗米道徒”，他不屑于向这个五斗米的道徒卑躬屈膝，“道不同，不相为谋”。
若陶渊明仅仅是因为江州祭酒的职位低下，那么他在隆安三年出仕为桓玄幕府又作何解释呢？
由此可以看出他更看重的是所托的是否是名主。
尽管陶渊明几进几出寻找明主却仍然是被社会和时代遗弃了，因为现实中的明主往往”不合其意”.陶渊明是个固执的人，单看他投身军界的这一段生涯，先依桓玄，再附刘裕，意欲佐明主而成大业，但是结果却并比非如此。
六年之中陶渊明先去桓玄，再弃刘裕，其中的原因不能简单的用“志不获聘”来加以概括，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桓玄和刘裕都意欲背晋而自立，这是陶渊明所不能认同的。
陶渊明虽然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其祖父辈都曾做官，但到了陶渊明这一代家道已经衰落了。
他八岁丧父，往日的繁华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时的陶渊明面临的家庭环境是“母老家贫”。
在其《与子俨等疏》中说“少而家贫,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少年是贫苦的，为了生计“东西游走”。
在《饮酒》诗中又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
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
”这里明确的告诉我们陶渊明出仕的一个原因就是“苦于长饥”而去“学仕”，想要通过仕宦所得来维持家用。
陶渊明少年时即“猛志逸四海”（《杂诗十二首之五》），只是由于艰难生活的压力，才使得他把猛志压在心底，而只言出仕时为了生存和“孝”，特别是母亲孟氏去世以后，为实现“孝”的精神而出仕的想法也随之消失，而为建功立业的想法则由潜层上升到显层。
四十岁左右时，陶渊明还想一展宏图，但是由于各种因缘条件阻碍了他在仕途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所以他退而“独善其身”。
以上分别从家庭出身、儒家思想以及家庭状况三个方面浅析了陶渊明出仕身后的动力。
我们知道陶渊明从二十九岁出仕到四十一岁归隐，期间又多次在仕宦之间徘徊，终其一生，其出仕的日子也不是很多。
其一生更多的是归隐，尤其是他四十一岁在辞去彭泽县令以后更是不再复出。
在历史上，陶渊明也是一以隐者形象出现的，钟嵘在其《诗品》中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可以说是归隐成就了陶渊明，使得他在千古之下依然光耀文坛，他的人格也历来受到人们的称赞和推崇，他的隐居诗文更成为了千古以来士大夫们失意时心灵的港湾。
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陶渊明克服了以上几个出仕方面的推动力，转而归隐田园，不再复出呢？
以下笔者将从思想性格，以及社会现实等方面来分析一下陶渊明的“归隐”。
陶渊明的思想是复杂的，他所受到的影响不是单一的，儒家、道家、玄学以及佛学都对陶渊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下面我们将从这几个方面层层剖析这些思想对他归隐的影响。
先来看儒家思想方面。
陶渊明“少时罕人事，游艺在六经”，“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在获显，不矫然而祈誉”（《感士不遇赋》）。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省》）。
把孔子尊为“先师”，并赋诗言志，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陶渊明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
儒家一方面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使得陶渊明心中有着“大济于苍生”的抱负，陶渊明的许多作品中都体现了他积极进取，渴望有所作为的思想，而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又讲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古代知识分子在潜意识里认为只有走上仕途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与价值，而现实的丑陋又使得他们的心中极为矛盾。
为了不违己志，最终只能以“穷则独善其身”为由来归隐。
但他们心中的“独善”并不是一去不复返的独善，而是与“兼济”互相联系，相互转化的。
暂时的“独善”是为了时机成熟的“兼济”，归隐之于陶渊明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独善”，而是为了寻求自由的精神家园，是合乎自然的必然归宿。
陶渊明在现实生活中亦力行“固穷”之节，绝不“委曲而累己“。
在义熙末年，与陶渊明同时称为”浔阳三隐“之一的周续之为刺史檀韶苦请，与祖企、谢景夷共往城北讲《礼》。
陶渊明不仅不应征命，而且对于周续之诸人的做法不以为然，作诗劝他们与其同隐。
入宋后，陶渊明贫病转剧，江州刺史檀道济往视之，并说：
“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
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
”劝说陶渊明放弃隐居之志，且馈以梁肉。
但陶渊明心如磐石，不为所动，不受馈赠。
无论是贫困的煎熬，时人的异议，新朝的诱惑，都不能改变他的隐居之志，陶渊明固穷追求的是“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二），实是对《论语·
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之“道”的继承，深得儒家思想之精髓。
陶渊明熟谙儒家学说，有着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同时他又受到玄学崇尚自然及当时隐逸之风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崇尚自己与自然的信念。
在东晋“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停云》）的黑暗现实中，正是由于陶渊明对精神家园的执着追求，回归自由与自然的渴求，促成了他最终的归隐。
《归去来兮辞》是诗人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
他认为出仕是“自以心为形役”发出了“奚惆怅而独悲。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的感慨，认为归隐田园“实迷途其未远”，并且在《归去来兮辞》中道出了诗人归隐之因：
“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而求之。
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何则？
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
”
陶渊明崇尚自由与自然得信念在其作品中得到了多层次的体现。
首先是象征意象及比兴手法的运用。
在陶渊明得诗文中，多次出现“鸟”和“酒”这两个意象，这里得“鸟”不是飞鸟，而是指“羁鸟”、“失群之鸟”。
《归园田居》其一云：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去来兮辞》云：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以失群之鸟自比，抒发自己对自由家园得向往之情。
陶渊明追求得是一种真纯质朴、与天地精神往来得更加理想更为完美的人生。
大自然就是他的精神家园，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他得知音，无不和他心心相通。
陶渊明生性爱酒，一生与酒相伴，他得诗文中几乎“篇篇有酒”。
《饮酒》诗序云：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
偶有名酒，无夕不饮。
顾影独尽，忽焉复醉。
即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
”《饮酒》十四云：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
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
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
，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五柳先生传》“时人谓之实录”，其中陶渊明自谓：
“造饮辄尽，期在必醉。
”《饮酒》其七云：
“秋菊有佳色，露掇其英。
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啸傲动轩下，聊复得此生。
”可见，陶渊明的饮酒往往是和吟诗、读书、赏菊、躬耕联系在一起的。
在陶渊明那里，酒和诗人的心灵则溶成了一片。
其次是体现在用语及引文。
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多用“任真”“真”“迁化”等语。
《连雨饮酒》云：
“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
”“任真”即冥合自然之义。
《连雨独饮》亦云：
“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
”《庄子·
齐物论》：
“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
”心在，即任真之志不变。
陶渊明还主张“养真衡茅下”，即不断要求自己涵养合乎自然之本真。
陶渊明还在《感士不遇赋》中宣称：
“或击壤以自饮，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
”意谓人们不论出仕或是隐居，都应一任自然，合乎人的本性。
崇尚自然与与任真之性的思想信念在《饮酒》其五合《形影神》之《神释》篇中亦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饮酒》其五云：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尓，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诗人因采菊东南而悠然见南山，见飞鸟归还而引发了他心中的真意。
飞鸟去留无心，任情称意，顺随自然，寄身宇宙，与大道相俯仰，在辛勤的劳动中悠然体悟人生。
《神释》中亦云：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乡虑”。
“委运”即任其自然，“大化”即宇宙及自然之变化，后四句了然于生死变化之道，不以喜怒爱恶为怀，所谓无心而任化，即与化为体。
《形影神》三首以《神释》为结论，表明了陶渊明思想的最终归宿。
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恰恰是一个极度动荡的社会，战乱频繁，各种矛盾异常尖锐。
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整个社会“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停云》），“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解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实际上陶渊明说的“世与我而相违”是指现实世界与“我”的社会理想是互相排斥互相背弃的。
现实的冲突在陶渊明的诗中表现为内心的冲突，仕与隐的冲突。
他在《饮酒》其四中自比为“栖栖失群”之鸟表达了内心的孤独感。
陶渊明在理想与现实，出仕与隐逸之间犹豫惶彷，所以他才“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一个“转”字传神地传达了他内心矛盾悲哀日渐加深的变化过程。
然而“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矛盾悲哀之时，他尚未放弃对“清远”之所的追求，依然无限深情地向往寻觅一个可以终身寄托的归宿。
辞彭泽县令归隐之后他终于遗弃了社会，选择了自我的生活，这一心灵体验在《饮酒》其五诗中仍旧通过鸟的意象传达了出来，“日暮犹独飞”的“失群鸟”，经过艰苦卓越的努力，终于在“东篱”之下找到了托身之所。
诗人由飞向自己归宿的“飞鸟”引发了自己对宇宙对人生的会意，是人类有了高层次的理想之后才能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
那么陶渊明心目中有着怎样的理想社会？
他又有怎样的人格？
陶渊明在《扇上画赞》中云：
“三五道邈，淳风日尽。
九流参差，互相推陨。
形逐物迁，心无常准。
是以达人，有时而隐。
”大意指东晋社会再无三皇五帝的淳朴之风了，人们之间互相排斥诋毁，思想行为没有一定的准则，也就是说，陶渊明向往的是三皇五帝之世。
陶渊明有着及其独特的人格，概括他的人格特征是困难的，姑且从三个方面表述：
一是任真自得，这在前面已经具体论述过，无需多言。
二是耿介狷洁。
陶渊明“少无适俗韵”（《归园田居》其一），怀正志道，真率坦荡，与虚伪的世俗格格不入，常以孤松，孤云，孤鸟，秋菊，幽兰等物自况安贫固穷的操守。
三是平和踏实。
陶渊明并不是放纵不羁抑或性情孤癖的怪人，他鄙夷世俗，不愿与“俗中愚”为伍，但在现实生活却是平和的，《饮酒》等篇中表现出的待人接物的态度是平和独特的，截然不同于割舍妻子，入山林而不返的传统隐士。
总之，陶渊明在以上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时而出仕，时而归隐，一直处于矛盾、犹豫之中。
但他最终以其冲远高洁之志，把儒道两家的隐逸精神融合起来，真正地做到了隐居并坚持躬耕，他的归隐是具崇高自由与自然信念之胜利，是怀道而隐，以隐怀道，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无可比匹的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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