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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些分歧的最和谐的办法是通过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中立程序,这就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目的所在。
虽然世贸组织1995年才成立,但多边贸易体制已有50多年的历史了。
自1948年起,《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就已为多边贸易体制制定了规则。
多边贸易体制有五项主要原则:
一是非歧视性,即一国不应在其贸易伙伴之间造成歧视,它们都被平等地给予“最惠国待遇”;
也不应在本国和外国的产品、服务或人员之间造成歧视,要给予其“国民待遇”。
二是更自由的贸易,即通过谈判不断减少贸易壁垒,这些壁垒包括关税、进口禁令或进口配额等有选择地限制数量的措施,以及繁文缛节、汇率政策等其他问题
三是可预见性,在世贸组织中越来越多的关税税率和市场规则受到约束,外国公司、投资者和政府应相信贸易壁垒不会随意增加。
四是促进公平竞争。
五是鼓励发展和经济改革,给予欠发达国家更长的调整时间、更多的灵活性和特殊权利。
多年来,关贸总协定发动了多轮贸易谈判,最近和最大的一轮是1986年至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该回合导致了世贸组织的建立。
关贸总协定主要处理货物贸易,而现在的世贸组织及其协议还涉及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世贸组织现有的大部分协议都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成的。
2001年11月,世贸组织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第四次部长级会议时启动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
多哈回合谈判涉及的领域包括农业、工业品市场准入、服务、知识产权、规则、争端解决、贸易与环境、贸易与发展、贸易便利化等。
世贸组织成员正加紧谈判,希望2006年年底前结束此轮谈判。
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回顾
世界经济体制的建构,始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相继成立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这种创意无疑十分成功。
唯一遗憾的是,成立国际贸易组织（ITO）并与其形成互补的愿望,却最终由于个别政府的阻挠而落空了。
所幸的是,同时进行谈判的还有关贸总协定,它自生效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多边贸易协定。
在GATT后期,人们已经意识到关税不如以前那么重要了,非关税壁垒正取而代之成为国际贸易的最大障碍。
为对非关税壁垒构成某种制约,以避免其阻碍公平竞争,GATT必须深入到国家内部政
策制定的层面。
因此又导致“主权”与“国际合作”两者间的冲突。
与此相关的条款主要是国民待遇。
东京回合谈判开始着力解决非关税壁垒问题,但人们普遍感到,GATT已经无法应对全球化浪潮带来的挑战,变革的时刻来到了。
乌拉圭回合于1986年启动,持续了8年,这是有史以来最长的多边贸易协定。
从1995年1月1日WTO成立到目前,WTO成员已多达150个,此外还有近30个国家正在进行“入世”谈判。
这无疑是了不起的成就。
乌拉圭回合将服务业和知识产权两大全新领域纳入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之中。
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大成就,在于正式创建了WTO。
尽管这并非乌拉圭回合启动时的构想,但随着谈判深入,众多政府决策者确实感到,GATT难以承受协议范围更加广泛的管理重任,也就是说,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必须实行变革了。
中国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发展使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到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对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有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深感处于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全球体制和区域体制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和相互矛盾的复杂性。
同时,鉴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在即,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中国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使中国在加强多边贸易体制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并使这个体制能更好地为发展中国的对外经贸事业服务。
一、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了以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经济体系。
但是,由于前苏联和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参加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多边体制从来就是不完整的。
如果说冷战结束以前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特点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那么冷战期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世界经济格局则基本上由美国一家控制。
我以为,在讨论以关贸总协定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发展过程时,我们应该强调指出这样一个特点。
冷战结束后,虽然世界仍很不安宁,但是在国际关系中政治、军事因素的主导地位逐步为经济因素所占有,经济成为国际关系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几乎所有国家都把发展经济作为最优先的目标,各国人民发展经济、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的愿望日益强烈。
国际关系的这些重大变化,不可避免地对多边贸易体制产生深刻影响。
最近几年,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有两个发展趋势特别引人注目。
一是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得到了维护和加强,当今的全球贸易体制是以关贸总协定为代表的。
关贸总协定自1948年成立以来,其最大成就就是通过组织多边贸易谈判,促进了全球贸易的自由化。
乌拉圭回合谈判是关贸总协定成立40多年来组织的第八个回合的谈判,这一个回合的谈判从1986年开始到1993年结束,历时7年多,终于达到了一揽子协议。
这一揽子协议中,建立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决议尤为重要,它标志着GATT这个临时性国际贸易协定的结束,代替GATT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贸易组织--WTO。
这应该是全球贸易体制的一个胜利。
乌拉圭回合最后协议的签署实际上是各方妥协的产物。
有一个贸易大国虽然历来就是依靠国内法和双边谈判为主来处理自己的对外贸易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承认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国际组织,因而忽视关贸总协定作为多边贸易体制代表的权威,但是近年来,由于其经济实力下降,并面临其他国家和贸易集团愈来愈强烈的竞争,不得不出来维护关贸总协定的多边体制,以图继续保持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
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则因为普遍经济不振,而力图通过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一系列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决议,促进自身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在国际贸易关系中抗衡愈演愈烈的单边贸易行动,并以关贸总协定的多边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取得开放市场的好处,而支持最后达成乌拉圭回合协议。
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加强了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并使这个体制内容更为丰富,领域更为广泛,为世界贸易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是必须强调的是,乌拉圭回合的结果是很不平衡的,许多地方没有,或者没有充分考虑和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其中最突出地表现在最后达成的知识产权、投资措施和服务贸易协议中。
知识产权协议是一个超前的保护协议,从近期来看更多地有利于掌握着技术、专利和版权的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为了执行这一协议,将在调整政策、修改法律方面面临很多的困难,付出相当的代价。
此外,这个协议未涉及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发展中国家又十分关心的促进技术转让问题,这就使得乌拉圭回合
知识产权协议极不平衡。
同样,乌拉圭回合的投资协议只规定了接受投资者应承担义务,而只字不提投资者的义务,这就使整个协议更多地有利于资本输出的发达国家。
总之,乌拉圭回合谈判并没有解决以关贸总协定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根本弊端。
这个弊端就是目前的多边贸易体制基本上是为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两个最大的发达国家服务的。
我以为,在论述中国参加多边贸易体制的问题时,我们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多边贸易体制第二个重要的发展趋势是区域贸易的迅速发展。
在欧洲和北美已出现了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地区则以APEC为框架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一些国家甚至提出了“体制化”的问题。
很显然,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趋势是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实际上反映了冷战之后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形成,反映了几个大的经济贸易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态势。
近年来,由于国际贸易投资的迅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
在世界范围内,通过贸易自由化形成生产、经营、销售的全球体系,较40多年前关贸总协定成立时,应该说有更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但是,国际经济贸易的现实并非完全如此,各贸易大国的经济利益常常超越贸易自由化的神圣原则。
当一个大国不能完全操纵全球多边体系时,各贸易大国间的激烈竞争已不能为全球多边体系所包容时,区域贸易集团就应运而生了。
这些集团虽然都声称不是排他性的,但由于集团成员间相互给予贸易优惠,而不给予集团外的经济体,这样集团的排他性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虽然关贸总协定规定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不得增加对第三国的贸易壁垒,但集团内的相互间更优惠的贸易待遇对集团外成员显然就是一种无形的贸易壁垒。
当然,如果区域贸易集团成为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一个手段,一个阶段内,它或许能在世界贸易自由化竞争中成为一个积极的因素,但是无论如何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加强与区域贸易集团化的发展这两个趋势能否象每个区域集团都声称的那样“并行不悖、互为补充”还有待观察。
二、参加多边贸易体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没有成为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一直置身于国际经贸关系的主流之外,没有参加包括关贸总协定在内的布雷顿森林世界多边体制。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对外经贸关系中,主要侧重于在双边一级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
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们逐步认识到,为了使我们的对外经贸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必须在对外开放中,坚持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方针,为了实行这一方针,必须使中国的经济逐步与世界经济接轨,而这个接轨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中国的对外经贸体制必须与国际通行的规则相衔接。
这样,重返关贸总协定,加入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问题就提到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日程上来了。
回顾过去8年中国的“复关”谈判,我们看到,以“复关”为标志的中国参加多边贸易体制的行动,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复关”谈判的进程始终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
只有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方针,才可能提出“复关”的问题,而中国“复关”又将促进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
因此,“复关”谈判的确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建立市场的法律规范等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正是从这种联系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复关”的必要性。
这种必要性我认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复关”有利于推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应当承认,自从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朝着扩大市场作用的方向进行。
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市场经济的概念仍然是模糊的。
1992年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十几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作了深刻总结,打破了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观念,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英明论断。
由于这一认识上的重大突破,使我们能够在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会议上郑重宣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其一般特征来说,它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并不存在根本的区别。
所不同的只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
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关贸总协定这个把市场经济奉为经典的世界经济贸易组织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中国目前正在致力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与关贸总协定“利用市场手段配置资源、扩大资源的充分利用,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的宗旨是完全一
致的,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目前中国“复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
（二）“复关”有利于推动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发展
对中国企业来说,“复关”意味着既要向国外打开中国的市场,又要进军国际市场,这无疑是双重的挑战。
许多人曾提出疑问,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企业能不能经受住国际市场竞争的考验。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曾向众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缔约方代表请教,请他们谈“入关”的历史经验。
经验教训尽管不同,但有一条基本的结论:
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入关”而导致民族工业的衰落和破产。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都表明,“入关”的过程成为它们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催化剂”,“入关”以后它们的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
当然,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这种竞争毕竟是更高层次的竞争,比国内市场的竞争更复杂、更激烈,也更无情。
改革开放十多年的经验证明,尽管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相比还有差距,但从整体上看,已具备了在更大程度和更广泛范围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基本条件。
认为中国“复关”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生存造成严重损害的观点,我是不赞成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面对“复关”的形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树立起国际市场的观念,努力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按照国际市场的营销惯例组织生产经营活动。
“复关”所产生的压力和动力,已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对企业内部的改革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复关”有利于推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
关贸总协定不仅是一个国际贸易协定,而且是一整套关于国际市场运行的法律规范。
关贸总协定成立40多年来,通过8轮的多边贸易谈判,达成了众多的国际协议、守则。
特别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又有包括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措施等新领域在内的一大批新的国际协议和规则出台。
由于关贸总协定的这一重要特点,中国“复关”实际上就有两层意义。
除了中国将重返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外,还意味国内有关对外经济贸易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参照和遵循相应的国际规范和准则。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在健全和完善对外经贸的法律体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1994年5月中国颁布了根据关贸总协定的原则和中国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的《外贸法》,其中明确规定:
中国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依法维护公平的、自由的对外贸易秩序。
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制定一系列符合关贸总协定和乌拉圭回合协议等国际规范的涉外法律、法规。
这不仅是我国“复关”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完全一致。
我们建设市场经济的努力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制定并有效地实施整套确保市场秩序,规范政府、企业、个人行为的法律体系。
总之,中国“复关”并参加多边贸易体制主要是自身改革开放的需要。
当然,我们也看到,参加多边贸易体制也有助于我们借助多边组织和规则的力量,遏制单边贸易行动和贸易保护主义。
由于有一个贸易大国至今没有放弃使用单边贸易行动的权力,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我们对多边贸易体制并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权衡利弊,我们认为参加多边贸易体制利大于弊,因此中国政府对“复关”的态度是积极的。
三、中国参加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
8年前,我们开始了“复关”谈判,在参加多边贸易体制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在我们的“复关”谈判尚未结束时,3年前,我们又参加了旨在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这样,我们就开始在全球和区域两个层次上同时处理中国参加多边贸易体制问题,但也增加了中国参加这一进程的复杂性。
在处理全球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体制的关系上,我们主张维护和加强以关贸总协定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区域贸易体制的运作必须遵循公平、开放和非歧视等国际贸易的通行规则。
所以,我们在雅加达的APEC部长级会议上,强调建立开放的区域贸易体系,不同意任何建立区域贸易集团的主张。
如果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被削弱,其基本原则和纪律受到破坏,其普遍性和代表性得不到体现,区域贸易体制就可能脱离全球贸易体制而走入贸易保护主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关贸总协定全球体制是完美无缺的。
相反,相当一部分关贸总协定的法律规范基本上是从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并没有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些法律规范应该在实施中不断完善。
当前,要特别警惕一些人在环境和劳工标准上作文章,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体制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正是针对关贸总协定全球体制的严重弊端,我们在APEC会议上强调在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要充分考虑各成员经济体的不同发展水平,并主张亚太区域贸易自由化应遵循协商一致、平等互利的原则。
我们希望,APEC在消除以GATT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弊端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无论是“复关”还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我们遵循的基本原则都是必须争取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承担义务和享受权利都必须有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助于中国经济贸易的发展。
我们在“复关”谈判中之所以承诺实施关贸总协定要求的一些义务,是因为实施这些义务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目标是一致的。
过去几年来,我们改革了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使绝大部分产品实行了市场价格,取消了指令性外贸计划,取消了直接出口补贴,废止了进口替代政策,取消了进口调节税并进行了几次大的自主减税。
统一了国内税制,为进口产品提供国民待遇。
实现了单一的外汇市场汇率和有条件自由兑换制度,并准备在2000年以前实现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
削减了大量非关税贸易壁垒,保持管理措施的透明度。
所有这些改革已使中国的外贸体制基本符合关贸的国际规范,为扩大开放,使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迅速增大的机会,并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外贸体制的改革。
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我国的外贸体制正逐步靠拢以关贸总协定为代表的全球体制的同时,我们在关贸的市场准入谈判中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今年8月底,我“复关”谈判代表团在日内瓦提出了关于农产品、非农产品和服务贸易3个减让表。
这3个减让表基本反映了中国在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上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并尽可能照顾了各贸易伙伴的利益,我们的关税减让总水平已达到57%,绝大多数非关税措施已有逐步取消的时间表。
经过九、十月间同近30个缔约方的谈判,大部分完成或基本完成,有些谈判可望短期内结束。
当然,有一些缔约方的要求还没有完全满足,个别缔约方的要价太高,我们的“复关”谈判仍然存在相当的困难。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在参加雅加达的APEC会议期间,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坎特和商务部长布朗再次进行了会谈。
美方在谈判中一方面表示要“采取务实、灵活的态度,支持中国在一个良好的商业基础上加入关贸总协定”,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和中国发展水平不相一致的、过高的苛刻要求,令我们难以接受。
对于美方提出的要求,我告诉美国人,中国“复关”的立场是既坚定又灵活的,具体来说,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
一、已经做了的,我们可以承诺继续做下去;
二、本来就准备做的,我们承诺尽快去做;
三、将来可以做的,但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的,我们可以承诺一个时间表,逐步实现;
四、我们不能接受的,无论外来压力有多大,我们绝不会去做。
前三点,表明我们的灵活性,后一点表现我们的坚定性。
根据这个原则,我对美方的要求逐一作了答复。
透明度、国民待遇和统一实施外贸政策属于第一、第二类,我们承诺尽快去做;
外汇制度、取消非关税措施、扩大市场准入属于第三类,我们可以承诺一个时间表,逐步去做。
可以说,我们的态度确实是“务实、灵活的”。
对于第四类的问题,最突出的是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的问题。
我在与美方的会谈中,明确地用了三个“绝对不能同意”表明了中国的立场。
这是因为,只有坚持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才能确保中国参加多边贸易体制所承担的义务与中国的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从而使中国“复关”之后不会造成对中国产业的重大冲击,确保改革按我们的时间表有条不紊地进行,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否则,“复关”的结果将损害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从而根本违背了我们“复关”的目的,使“复关”的积极意义不复存在。
正是本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的立场,我们在雅加达APEC会议上讨论建立亚太区域贸易自由化的长远目标时,坚持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上必须有两个,一个适用于发达经济体,一个适用于发展中经济体。
美国已经同意了这一重要主张,并写入了APEC领导人的《展望声明》中。
我们希望美国能采取同样的原则来处理中国的“复关”谈判,使谈判尽快取得进展。
我们十分清楚,中国“复关”之所以引起世界的关注,是因为中国“复关”将对其经济贸易发展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
在当今世界经济贸易高度相互依存的形势下,只有掌握技术和资本的发达国家和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发展中国家相互合作,才能促进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全世界提供一个大市场,是其对全球贸易体制的最大贡献。
但是,要形成一个真正具有活力的大市场,取决于中国经济均衡、高速和持久的发展,而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又取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
许多进行经济贸易体制改革的国家的经验证明,只有按照自己的国情和经济
社会承受能力逐步进行改革,改革才能成功。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总体上采取了渐进战略,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关键是这种改革战略符合中国人口众多、基础薄弱、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情。
因此,我们在“复关”谈判中一直希望各缔约方能从长远的观点,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正致力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个基本点出发,积极支持中国加入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性进程,并使这一进程有助于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从而为世界提供一个开放的、逐步扩大的市场。
因此我们认为,支持中国在“复关”谈判中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这也是符合广大缔约方根本利益的。
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复关”谈判“建立在良好商业基础上”。
现在,在经历了8年的谈判之后,我们提出了中国“复关”的实质性谈判应该在年内结束,从而实现使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创始成员的目标。
我在雅加达对记者说,8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只是一瞬间,但就参加一个国际组织的谈判来说,的确堪称“旷日持久”,因此现在是最终解决中国“复关”问题的时候了。
我们已经与关贸秘书处就中国“复关”谈判最后阶段的安排进行了协商,并在雅加达与美方交换了意见。
中国谈判代表团将于十一月底赴日内瓦,并一直停留到谈出一个结果为止。
这个结果无非是两个。
我对美方讲,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但也已经作了最坏的准备。
中国将积极争取“复关”,但绝不会以牺牲国家的根本利益为代价。
中国能够“复关”当然很好,如果有人制造障碍,不让中国“复关”,那我们的改革开放照样进行,我们仍将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的经济贸易合作,当然那将是按中国自己的时间表进行。
中国不能“复关”,我们过去8年所做的一切承诺和最近所作的一揽子减让都将是无效的。
即将于1995年诞生的世界贸易组织,应该是一个比关贸总协定更具有代表性、名符其实的世界贸易组织。
在当今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和多样化的世界里,世界贸易组织所确定的多边贸易体制只有不断地吸收不同经济特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参加,才能保证这种体制的有效运作,并保持它的长久生机和活力。
同样我们在支持亚太区域贸易自由化的长远目标时,也强调了要充分考虑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的多样性,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这样贸易自由化的长远目标才能是现实的、可以操作的。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刚刚开完,中国“复关”谈判的攻坚阶段就要开始。
中国将遵循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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