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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私立图书馆，由民间组织或私人筹集经费和聘请管理人员，基本对公众开放；
③学校图书馆，包括大、中、小学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主要为本校师生等特定人群服务，有些也对市民开放；
④会社机构图书馆，由会社团体或机构设立，由其自主决定开放程度。
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北京的图书馆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发展阶段（1912-1937）。
民国初年，在西学东渐、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北京的图书馆从初创到发展，至抗战前达到民国时期的顶峰阶段。
据统计，截至抗战前，北京有120所图书馆，藏书总计396万册[1-3]。
（2）萧条阶段（1937-1945）。
日本的侵略打乱了北京图书馆的发展节奏，很多图书馆迁往内地，图书未及运走，被毁严重；
一些留在北平的图书馆也惨遭劫難，损失惨重。
日军损毁的图书主要有：
第一、含有反日、爱国以及有关日本殖民地、满洲、日伪政权的图书杂志一律销毁；
第二、含有共产党、国民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内容的图书杂志一律销毁；
第三、日本在占领区实行愚民政策，推行奴化教育，有关新教育、新思想、新材料的图书杂志也被销毁。
除被销毁的图书外，一部分“违禁”图书被封存，无法流通，图书馆的发展受到严重破坏，据1940年统计，北京共22所图书馆及22所阅书报处，藏书共计229万册，比战前减少167万册[4]。
（3）恢复时阶段（1945-1949）。
经过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尽快恢复图书馆事业，北京各类图书馆尽力恢复馆舍外，极力搜求资源，恢复馆藏和管理秩序，当时物价飞涨，纸价贵于书价，为免图书化为纸浆，教育部拨巨款收购旧书，各馆在收回原有馆藏的同时，也备价购买抗战时期散失的私人藏书，在艰难中寻求发展机遇。
据1948年统计，北平有54所图书馆，虽不及战前的一半，但比1940年已经有较大恢复。
由于各方图书馆的努力，抗战胜利后藏书总量比战前有所增加，1948年达到473万册[5]。
2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
民国时期是中国新图书馆发轫之时，尽管政局动荡、战火连绵，图书馆事业跌宕起伏，但从藏书楼到图书馆的新旧更替，为图书馆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尤其是抗战前的黄金十年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这一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2.1奠定近代北京图书馆的基本格局
民国时期图书馆法规的颁布，为图书馆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是确立近代图书馆新秩序的标志。
北京作为民国政府机构所在地，率先建立了具有近代特征的各类型图书馆，由此奠定了公立图书馆、私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会社机构图书馆的基本格局。
清末派往欧美考察的政治大臣回国后，极力称赞西方的公共图书馆在启迪民智方面的巨大作用，1909年12月17日学部上奏《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获准：
京师及各省应先设图书馆一所，各府、厅、州、县治应各依筹备年限依次设立。
1910年学部率先在北京建立了具有国家图书馆性质的京师图书馆，1912年对外开放，后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与此同时，北平的公共图书馆系统逐渐完善，1913年6月京师图书馆设立分馆，1913年10月建京师通俗图书馆，后两馆合并，更名为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
1917年8月教育部建立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后更名为北平中山图书馆，还有一所由原八旗学务处附设的通俗图书馆发展而来的北平市立民众图书馆[6]。
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3所市立图书馆与国立北平图书馆构成犄角之势，并以全市18所阅书报处为网络节点，建立了图书馆网。
抗战胜利后，北平市立图书馆合并为一所，又设立分馆，这即是区县图书馆的雏形，由此奠定了北京现代对公众开放的国、市、区三级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基础。
法律法规不仅为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提供了依据，还对私立图书馆做出规定。
《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第17条规定，“欲自行筹款随在设立图书馆以惠士林者，听其设立”；
1915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发的《图书馆规程》和《通俗图书馆规程》，也对私立图书馆做出了规定，北京陆续建立了松坡图书馆、木斋图书馆等私立图书馆。
除私人创办的图书馆外，还有私立机构、会社、学校等创办的图书馆，据抗战前统计，北平的120所图书馆中，私立图书馆72所，占60%。
学校图书馆是启发民智的又一途径。
辛亥革命以后，伴随着“教育救国”思想的兴起，近代西方的大、中、小学三级学校教育体制正式纳入中国的学校教育系统。
辛亥革命前，北京仅有北京大学及私立汇文中学、私立崇实中学等少数公私立大、中学校；
辛亥革命后，陆续新建了一批公私立学校，至抗战前北京有21所专科以上学校，71所中学，421所小学[7]，随着大、中、小学的建立，学校附设的图书馆也陆续建立起来。
战前专科以上学校基本都建立了图书馆，中学图书馆（含中等职业学校）有64所，而小学图书馆较少，学校图书馆稍显发展不均衡。
北京的社团机构图书馆也很活跃。
北京作为文化之都，各种社会团体众多，很多机构设有图书馆，社会调查所、地质调查所，中华全国铁路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华教育改进社等都有图书馆。
抗战胜利后，在北平还先后设立了北平美国图书馆、法国图书馆、英国文化委员会图书馆等，这些图书馆数量较多，收藏较专，一般规模不大。
民国时期北京已经基本建立了以对公众开放的公共图书馆系统为主体，以私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会社机构图书馆为补充的基本图书馆格局。
2.2建立近代图书馆的基本工作秩序
在封闭的藏书楼时代，图书管理员的职责只是看管图书。
从民国时期开始，图书馆业务工作出现了图书采购、编目、整理、流通以及编辑出版和业务辅导等专业分工，业务管理趋向于严格、精细，业务工作开始专业化、科学化。
北京最早实现了图书馆业务管理工作的飞跃，建立了近代图书馆管理秩序。
1917年，时任清华图书馆主任的戴志骞赴美国留学，1919年回国，即对清华图书馆管理工作进行革新。
他仿照美国图书馆组织，设主任一人，主要对外负责，副主任一人，负责内部业务工作，馆内设立参考、购置、编目、出纳、登录、装订六部，各负其责，这是国内图书馆最早建立的分部门制度[8]，此后北京的图书馆开始陆续在馆内设置分部门，进行分工管理。
1920年5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对内部组织进行了调整，开始设立登录、购书、编目、点书四课。
北海图书馆于1926年3月1日成立，设总务、采访、编目三科及参考部。
京师图书馆于1926年10月对机构进行调整，设立总务、采访、编目三科。
北京的图书馆在业务管理专业化方面，走在全国的前面。
民国时期图书馆管理的核心技术之一即分类编目。
中国自汉唐以来一直使用四部分类法，至明清渐趋成熟。
然而，随着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以四部为框架的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开始向以學科为主的西方知识系统转变，于是中国学者开始学习风靡世界的杜威分类法，先后出现了“遵杜”“仿杜”“改杜”“补杜”等各种新式图书分类法。
1923年清华图书馆的查修编《杜威书目十类法补编》，“其法系将中国经籍，置于杜威法最前之空位（用作乡土集等），自此法问世后，一般图书馆之已用杜威法者，以及正欲分类者，颇多采用此法，其于中国图书馆界，颇受影响”[9]。
1928年皮高品在任燕京大学图书馆编目部主任时完成了《中国十进分类法》的全部工作。
1925年刚刚在美获得博士学位的刘国钧受聘到国立北平图书馆任职，并完成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和《中文图书编目条例》两个规范的编写，使中国图书分类编目有了标准规范。
在四部法与杜威法融合的过程中，北京的学者做出了贡献。
2.3开展图书馆学教育，培养图书馆学专业人才
随着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国的图书馆学先驱开始尝试在中国本土培养专业人才，北京先后开办图书馆学讲习会、图书馆学讲习班、创办图书馆学系，成为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摇篮。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主要有短期培训和专业学校两种形式。
1920年8月2日至21日，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戴志骞在北京高师组织开设了为期3周的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来自全国各地的78名学员参加。
戴志骞邀请沈祖荣、邓萃英、王仲达、李大钊、李翼庭、程伯庐等担任讲师，讲课内容包括图书馆教育、图书馆组织及管理法、图书馆编目及分类法等，所有讲稿由戴志骞编译，后编成《图书馆学术讲稿》[10]。
这是中国第一次系统的、大规模的宣讲新图书馆理论与方法的盛会，开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短期培训班之先河，也是中国图书馆界由学习日本转而学习美国的标志。
抗战胜利后，图书馆事业百废待兴，人才急缺，为了尽快培养人才，在北京市立图书馆馆长朱励安的主持下，计划开办为期3个月的图书馆学讲习班，首期举办三班：
第一班参加者主要是社教机构工作人员；
第二班参加者为中等学校图书馆管理人员；
第三班参加者为国民学校图书馆管理人员[11]。
1948年3月至6月，讲习班共47名学员，其中10位来自北平市立图书馆，6位来自市立图书馆分馆，10位来自国立北平图书馆，6位来自第一、第二民众教育馆，此外还有来自协和医学院图书馆、北平师范学院图书馆、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图书馆、北平广播电台、无线电职业学校、崇仁小学等处的学员。
讲习班为北平的图书馆事业培养了人才，由于时局变化，讲习班只举办了一期。
短期培训只是解决燃眉之急，开展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是图书馆学者始终努力的方向。
1947年王重民提出要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造就高深人才”，于是在北京大学创办了图书馆学专业，附设在中国语言文学系，1948年图书馆学专业脱离中国语言文学系，称图书馆学专修科，聘请留美归国人士和资深专家孙云畴、邓衍林先生、关懿娴等进行教学[12]。
1949年7月根据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指令，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对外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2年，即是今日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前身。
2.4建立学术团体，开展学术活动
自近代图书馆发轫以来，北京的图书馆学人一直努力建立能够凝聚同行的学术团体，互相学习、交流心得，最早建立了统一的学术共同体。
1918年12月21日，时任清华学校图书馆代理主任的袁同礼与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等一起，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地方性图书馆专业组织——北京图书馆协会，北京20多家图书馆参加成立大会，推举袁同礼为会长，李大钊为中文书记，订立章程，宗旨是“图谋北京各图书馆之协助互益”，主要活动为“互借图书”和“互换其出版物”等。
后因教育部立案未准，加以经费困难，不久即行停顿[13]。
1921年冬，由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了在民国时期较有影响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下设32个专门委员会，其中“图书馆教育组”由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戴志骞任主席，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图书馆专业组织。
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在清华学校举行，戴志骞的“组织各地方图书馆协会”提案在“图书馆教育组”获得通过。
根据提案，1924年3月30日，戴志骞率先在北京发起成立“北京图书馆协会”，这是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支持下建立的第一个图书馆协会，戴志骞当选为会长，冯陈祖怡为副会长，查修为书记。
会员分为甲、乙两种：
甲种是机关团体会员，一般以图书馆为单位；
乙种是个人会员，主要是图书馆馆员和热心图书馆事业的学者[14]。
北京图书馆协会成立后，敦促各地尽快建立图书馆协会，天津、南京、江苏、上海、河南等地先后建立起地方图书馆协会。
建立全国性图书馆的时机已经成熟，1925年4月25日，借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美国图书馆学家鲍士伟访华之机，成立了全国性的图书馆专业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总部设在国立北平图书馆，由此确立了北京作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中心的地位。
北京图书馆协会设立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并设有图书馆设计委员会、丛书联合目录委员会、期刊联合目录委员会等，编辑出版了《北平各图书馆所藏期刊联合目录》《北平各图书馆所藏丛书联合目录》《北平各图书馆儿童书目匯编》等，北京图书馆协会成为联合利用北京各图书馆资源的平台。
协会会员定期举行常会，每次常会都有专题演讲，交流研究心得，胡适、刘国钧等都做过演讲。
1937年3月7日，北平图书馆协会在北京师大第一附小美术馆举行常会，40余人参加，北大图书馆主任严文郁任主席，裘开明演讲“最近美国图书馆之新趋向”，这是抗战以前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
抗战爆发后，协会的活动停顿。
1945年12月2日，北平图书馆协会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举行战后第一次会议，一百多人参加，代表北平的50多个图书馆，松坡图书馆馆长叶景华任主席，国立北平图书馆西文编目组组长李钟履任司仪兼记录，期间袁同礼演讲“后方及欧美图书馆事业状况”，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上，讨论决定向北平市政府建议，利用接收的较大房舍建立一所较大的市立图书馆，并在各城区增设分馆若干处，提出建立分级图书馆的设想[15]。
同时向市教育局建议，通令全市公私立中小学尽先设立图书馆。
为了防止图书流失，北平图书馆协会拟订了“北平市各图书馆散佚图书收回办法”，规定凡持有加盖各图书馆章记或馆记图书的书商或个人，均应将图书交由北平图书馆协会审查估价后，由各图书馆备价购回，不得私自售卖[16]。
北平图书馆协会是一个自由的学术共同体，同时也承担行业领导的职责。
作为全国最早建立的地方图书馆协会学术组织，北平图书馆协会尊重和维护北京图书馆的群体利益，凝聚和团结各馆力量，共同促进北京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2.5注重服务，实行开放
作为文化之都，北京聚集了一批有见地的支持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学者和有思想的图书馆专业学者，由于他们的提倡，北京的图书馆较早接受西方的服务、开放等先进的思想和理念。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出任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在教育部设立了社会教育司，掌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通俗教育及讲演会、巡行文库等，从行政组织上确立了图书馆的地位。
鲁迅于1912年任教育部部员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工作，他还亲自任职京师图书馆。
在他们的直接支持和参与下，北平的图书馆、阅书报处大量增加，图书馆事业逐渐发达。
除社会学者外，北京还有一批在民国时期卓有影响的专业学者励行开放服务理念，如：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为读者创设最佳阅读环境，提供丰富的馆藏，重视参考咨询，编制多种书目索引，开展馆际互借等。
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戴志骞将读者服务列入图书馆管理法之中，强调图书的利用。
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在馆长李文裿的领导下，实行了一系列鼓励市民使用图书馆的措施：
（1）增加晚间开放时间，方便市民阅览；
（2）在图书馆设立儿童部，颁发儿童阅览证，举行儿童读书会等读书竞赛活动，考核勤懒，给予赏罚。
（3）举行全市巡回图书借阅展览，建立市民“图书馆网”。
1936年以全市18所阅书报处为委托阅览处，实行巡回借书，“国内各城市中大规模照该馆此种办法者，尚为创举。
”为规范借书流程，他们还定制了巡回书箱，平时书箱展开可作陈列架，巡回时加锁可作运送箱，新颖便利。
（4）举办升学指导服务，为了方便中学生了解报考学校的情况，在馆内陈列国内公私立大学、专科学校及著名中学一览、招考简章、入学指南；
将国内各大日报杂志登载的各种考试题编成目录，以便参考；
编制各科入门书目，每周登载在《世界日报》图书馆周刊上，另印单行本，以便查阅；
广播有关升学指导的节目，主题先期在图书馆公布；
在图书馆设立问事处，解答一切关于升学投考的问题，函询亦可。
（5）利用广播电台，播送读书指导节目，还编写话剧《到图书馆里去》，由图书馆同人扮演剧中角色，用市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图书馆深入人心[17]。
此外，北平通俗图书馆也设立图书流动车，巡回市内庙会、商场及通衙各处，所备图书均为关于民众、儿童读物及有益身心之浅近小说。
北平教育短波社为了解决小学教师买不起书、买不到书、找不到书、借不到书的困难，创设邮借图书馆，只要交一定押金，即可代为借书。
作为新生事物，摒弃藏书楼，建立开放的图书馆思想在民国时期已经深入图书馆人的心里，图书馆的开放意识增强，一些学校、会社图书馆也向普通读者开放。
清华大学图书馆规定，“其他图书馆或个人经相当之介绍得主任之同意者亦得借阅”[18]。
1915年成立的中国社会政治学会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社会科学专业学会，学会图书馆不但为会员服务，还对周边公众开放，袁同礼、陶孟和、萧公权、蒋廷黼等人都曾经担任过图书馆管理委员会的委员[19]。
北平宣外麻刀胡同私立中才小学校董赵璞华将女儿赵淑贤的遗妆及珍贵器物共40余件捐给学校，学校将遗妆折价变卖后，筹款在校内创立了淑贤图书馆，不仅为本校师生服务，也对附近民众开放，提供阅览[20]。
3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启示
3.1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发展的保证
图书馆属于上层建筑，其发展与国家的发展基本同步。
阻碍图书馆发展的因素主要有社会动荡、战争破坏、人为损坏，其中破坏最大者莫过于战争。
抗战前北平有120所图书馆，1948年仅恢复54所。
图书的损毁更为严重，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学院图书馆损失59836册，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损失32794册，中法大学图书馆损失17549册，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图书馆损失1996册，朝阳学院图书馆损失25110册，中国大学图书馆损失19535册，松坡图书馆损失3300册，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图书馆损失2886册[21]。
清华大学在战争期间沦为日军的伤兵医院，图书馆成为医院本部，在图书馆大楼后面设有“书类烧场”，烧毁达5万多册。
回顾历史可见，国家稳定的时期，就是图书馆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反之，那一时期的图书馆发展就会受到钳制或破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政局稳定，文化繁荣，图书馆事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维护国家稳定是发展的需要，是图书馆员的心声，只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促进图书馆事业的繁荣。
3.2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
20世纪初，中国最早一批留学欧美的图书馆学家发起了一场以强调图书馆的社會教育功能、引进和创办近代图书馆为特征的图书馆运动，促进了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型。
在这一过程中，北京的图书馆学者不断创新，率先创立京师图书馆，建立图书馆分部门制度，开设图书馆暑期学校，建立北京图书馆协会等，使北京的图书馆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
21世纪，中国的图书馆正面临由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的转型，创新是求发展的永恒主题，是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源泉。
从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史来看，一是思想创新，没有创新的思想，就没有创新的办法，在图书馆的转型过程中，要敢于超越旧思想，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学说，指导新时期的工作；
二是管理创新，在创新中求适应，在适应中求发展，今日的图书馆人亦需要创新，要敢于挑战已经熟悉了的工作程序，不断创新服务手段和服务方式，才能促进中国图书馆事业不断进步。
3.3构建合理的图书馆网
民国时期北京的公共图书馆系统建设受到重视，已经形成了以国、市、区三级公共图书馆为基础，以全市阅书报处为网络节点，以私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机构图书馆作为补充的图书馆网的雏形，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目前，北京市有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及各区县联网图书馆186所，但就2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来说，10多万人拥有一个图书馆，数量仍然偏少，且分布不均，联网图书馆最多的朝阳区有54所，最少的平谷区和延庆区仅各有1所，即使是市区也有差异，除朝阳区外，西城区有32所，海淀区有25所，东城区有24所，而丰台区仅有2所[22]。
有的图书馆因路途遥远，借阅不方便而使公众望而却步，挫伤了公众利用图书馆的积极性。
民国时期著名图书馆学家戴志骞曾形象地把美国图书馆之多与中国遍布城乡的城隍庙相比较，彼时的美国，途人问答皆曰，“该村之图书馆在何处？
”而不问“该村有无图书馆？
”[23]，其实，偏远乡村更需要图书馆，应加大图书馆的投入，完善图书馆布局，为市民构建合理的图书馆网。
3.4提高图书馆开放程度
截止2012年，全国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0.58册，而北京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为4.46册，高于全国水平，但这仅仅是对公共图书馆的统计。
事实上，除公共图书馆外，北京还有大量的学校图书馆、机构图书馆和私立图书馆。
以学校图书馆为例，截止2013年，北京市共有100多所大学，700多所中学，1000多所小学[24]，各校基本都设立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并未统计在内，这是未开发的宝藏，其中蕴藏着巨大潜力。
目前，学校图书馆基本只对本校师生开放，机构图书馆只对内开放，而私立图书馆寥寥无几。
民国时期开放的各类图书馆为我们带来启示，现代社会图书馆人的智慧应更胜于前辈，在国家大力推进文化事业的大背景下，应鼓励学校图书馆和机构图书馆向公众开放，为公众提供更多的阅读场所和可利用的资源。
2012年3月12日，首都图书馆联盟正式成立。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联盟副主席朱强在成立大会上宣布，北大、清华等34所高校图书馆将向社会免费开放[25]，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图书馆开放。
4结语
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在动荡中发展，确定了以公共图书馆系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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