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汉中国商人的不解之谜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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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商人，孰是孰非？

7月22日，刘伯山教授给清华研究生院中国智慧总裁班的学员们，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中国徽商，贾而好儒、亦贾亦儒、以及官商结合的尚文传统与成功范式。

同时也指出了近代徽商，与沿海商人竞争累遭失利而走向衰落的种种经验教训。

其中最发人深省的是：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当代商家的身上是否也普遍折射出传统徽商，贾而好儒，亦贾亦儒，以及官商结合的影子？

结果成败如何？

是得多还是失多？

最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讨的是：

面对中国入世后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与不同地缘优势条件下的中国各地商人，又该如何盘点各自身上的历史遗传基因？

又该以什么样的价值取向与衡量标准，来重新审视未来中国商人的是非成败？

如果说，当年“傻子”年广久，作为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中引起邓小平高度关注的瓜子大王，因贾而不文，鼠目寸光而最终摆脱不了小农意识下，中国小生产者没落入狱的命运。

那么，强人牟其中，作为九十年代中国金融体制转型中，名闻海内外的“空手道”高手，却是否因为贾而好文，言过其实而最终摆脱不了从首富变首骗的纷争中，再度走进监狱的宿命？

如果说，赖昌星作为中国沿海走私案中的第一个枭雄人物，因贾而“喜官”走私而走红，于大逃亡之后，才掀起了席卷大江南北的反腐高潮。

那么河北孙大午，作为中国内地最朴实的农民企业家，是否因为贾而“忌官”而四面树敌，以致获救出狱后的泪水才唤起中国各界对企业家群体的同情与关注？

如果说，长虹倪润峰，华晨仰融，作为近几年在剪不清理还乱的官商关系中落马的企业家代表，因亦官亦商，政企不分而导致事业功败垂成，令人摸不着头脑。

那么海尔张瑞敏、联想柳传志，作为叱咤中国商学界10多年而毫不褪色的榜样人物，是否因为贾而好儒，崇政崇文得法，而给我们留下可资借鉴的成功范式？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纵观中国当代商坛，官商结合，有福有祸；

儒商兼取，有得有失。

有人认为：

未来中国商人，不关心社会政治，不兼修中西文化，既不可能有大的跨越，也不可能有长远的发展。

但TCL总裁李东生却在一次企业家年会上，提醒企业家们不要步入社会舞台的中央。

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虽说商人所学，有儒学西学之分。

官商结合，有为志为用之别，但亦贾亦儒之路总是迷雾重重，商人从政之道，更是难解难分。

至于中国东西南北地缘优势悬殊，四面八方商人专长及志向又大有区别。

尤其是北京与上海企业家，不管是迷官，还是迷洋，商人从文从政可谓得天独厚。

广东与四川商人，不管是迷信还是迷赌，在国人心目中，亦贾亦儒却总是先天不足，后劲乏力！

有人认为：

在当前大众心目中，北京商人无商不“官”，不免令人生畏；

上海商人无商不精，也难免令人生厌；

四川商人虽说朴实执中，毕竟有顽固保守之嫌；

广东商人虽说缺点不少，但凭借勇于开拓创新与务实拼搏的创业精神，终究是赢得了商而不奸、可赞可敬的普遍评价。

对此有人认为：

北京为中国数代皇朝京都，天子脚下官员多、倒爷多、学府多、信息多。

以权经商、官商结合似乎是天然产物，商人亦贾亦官自不必说，亦贾亦儒也恐怕不是古代徽商及浙商所能相持并论。

上海则是近代一百多年来，西方经济文化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中西杂合之地洋人多、私利多、买办多、契约多。

西洋文化熏陶下的上海商人，儒家文化置之脑后是理所当然，有关国家政治更是漠不关心。

广东商人自古远离中原文明影响，靠海为生。

地处祖国南大门，故华侨多、商人多、观音菩萨更多。

科举取仕不易，商人想关心政治更是攀不上。

四川自成一体的盆地农耕文化，自古赢得了天府之国的美誉。

茶馆多、麻将多已是声名远播，善于经商者为数不多，亦贾亦儒，官商结合更是要步粤商、闽商以及浙商后尘。

简而言之：

上海商人多迷洋而重于向外，四川商人多迷赌而重于向内，大多缺乏亦贾亦儒、崇文崇政的理想追求。

北京商人能文能官，而往往缺乏现代市场商业意识，广东商人则善于经商，而往往缺乏从文从官的现实条件。

然而，近几年却有一个奇特的人文现象不易被人察觉：

即伴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启动，北京的专家学者最爱往广东企业跑，而广东的商人也最愿意到北京学府进修学习。

这难道是中国未来南北水火既济、天人合一的悄然预告？

但愿是京广两地商人亦贾亦儒，政经结合的历史发展潮流！

也有人认为：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当了厂长当市长，进了商场想官场的现象与事业模式不一定可取，但文化毕竟是一个人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是沟通商人与政界之间的桥梁。

近看各地商人出身，远看未来发展潜力，新时期北京的典型商人，一类是学者下海，一类则是官员出身，立足点高，亦贾亦儒，能刚也能柔。

入世后的上海商界精英新一代，则一部分是留洋归来创业，一部分是来自新买办进化，起步快，或中或西，可进也可退。

而广东原有商人，一类是靠胆大，钻法律空子走私起家，一类是靠兴办实业发展起来的。

前者随着国家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大多已经销声匿迹。

后者随着国家各项优惠政策的调整转移，也大多已经风光不再，甚至搁浅沙滩。

而正是这些敢为天下先的广东商人，正是这一批务实拼搏的企业家，眼前最是举步维艰，进退两难。

对未来最是捉摸不定而深感前途渺茫。

值得一提的是：

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应运而生，并能急企业之所急，为企业家们构建了一个又一个官商学互动的平台。

王理宗秘书长更是激情似火，想总裁们之所想，带领广东的企业家们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学术交流热潮。

为此，也有人认为：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商人亦贾亦儒的理想坐标，应改为亦商亦学更为恰切。

因为以退为进者，可侧重于儒家之学，以进为进者，则应更多地进修西方先进之学，尤指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与领导艺术之学。

　　二中国商人，何去何从？

有人曾说：

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便烧不起来；

没有周恩来，中国革命之火也许会烧成灰烬。

又说：

毛泽东重中国传统文化，故有英雄主义与贫民情结。

邓小平重外来文化，故一直强调要面向世界与面向未来。

前者，通过伟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领导角色区别，便让我们很快感悟到近现代中国文化背景下，不同领导角色的作用，后者通过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采用的不同领导风格对照，也让我们不难理解中国商人在领导艺术上，也要与时俱进的真正含义。

如此形象的比喻与精辟的见解，可谓深入浅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不同时空，中国领导艺术在上下前后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翻开主讲者编印的《中国总裁智慧与领导艺术》教材，我们才发现：

此时此刻站在讲台上演讲的，正是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特邀的、中国领导力研究学院刘峰院长。

又是一个重量级的博士生导师！

难怪当前最是困扰着中国商人的领导艺术问题，能够讲得如此严肃而又生动活泼。

难怪原深圳大学校长蔡德鳞老先生也与总裁们一起全程倾听，并当场拍案叫“好”。

刘峰教授关于《中国总裁智慧与领导艺术》的演讲，尤其是对中国四代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导艺术的深入剖析，实际上已经给我们揭示了当代中国商人当前应该学什么，与如何学的命题。

但也有人认为：

商界不同于政界，商学有别于官学，尤其是认为中国古代官场学术，不适应于主要建立在西方市场理念上的现代企业与企业主等等。

殊不知现实应用上恰恰相反。

有此看法的人，一是不了解作为企业主的中国商人，与现代企业经理人在所需学术层面上的本质区别。

二是不了解以“君主君权”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官场学术精华，不一定适应未来以民主民权为价值取向的公共行政官员，但对于不得不逐渐适应产权与经营权分离模式的中国商人来说，却有取之不尽，挖之不竭的思想源泉。

因为中国古代官场学术精华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亲力亲为与委任责成的种种矛盾冲突。

用中国现代商界最敏感的话来说：

便是产权拥有人与信托经理人之间的信托危机问题。

前期香港中文系教授郎咸平先生在中国学术界再次掀起了国企改革的辩论高潮，不管争辩双方是立足产权与利益分配，还是立足社会诚信与法制保障角度，说到底都是围绕信托危机问题。

而这也是近几年中国商人，尤其是经过10多年壮大发展的民营企业创业者，受到最严重伤害、最无可奈何、又丝毫不敢张扬争辩的核心问题。

更是中国历朝历代政治领域争论不休的首要问题。

儒家代表人物荀子，曾强调君主无卿相辅佐者，谓之独，而人主不可以独。

试问当前中国商人，哪一个不感到孤独？

又曰：

“明主急得其人，暗主急得其势。

”事实上，儒法道各家治术虽有差异，但在肯定委任责成的观点上却是惊人的一致。

并都重视信托人的选拨。

只是儒家强调君臣上下的一致性，而法家则强调君臣的利害冲突。

故有后来阳儒阴法之说。

至于如何解决委任于下，则人用其私，专之于上，则下无其效的矛盾，中国人似乎很早就看到了权力“不定数”的危险倾向，并为领导者规定了一个理论上的权力行使规则，即设官分职，各有所司。

但是，不管是委任责成，还是亲力亲为条件下的设官分职，最难办的是被委任者是什么样的人！

因为不管如何设置与制衡，历朝历代的官场都会出现躬亲与委任的无奈转换，即上独揽与下专权的恶性循环。

用当前中国企业界的话来，不管产权结构，利益分配，还是权力设置如何调整，似乎最终结果都是矛盾重重，甚至徙劳无功。

难怪近几年中国企业界，照搬西方管理模式，一直解决不了中国特色的种种人事内耗问题之后，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学术界的一些专家学者更是不遗余力地要从中国古代官场学术精华中，寻找中体西用的学术灵感。

似乎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一切都回到了原有的起点上，开始了一个并非简单重复的历史循环，开始了每一个中国商人都要面对的、辩证的自我否定。

这对每一个迎难而上的中国商人，尤其是以退为进的广东商人来说，姑且不说亦贾亦儒，官商结合等理想追求。

如何改造我们的学习，如何重新构建一个全新的学习型组织，以及如何提升我们的领导艺术境界便显得更加任重而道远。

困为毕竟广东健力宝，创维集团以及科龙股份等知名企业的掌门人落马风波，已经给了我们未来的中国商人太多的教训与启示。

再说北京作为中国历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儒家君仁臣忠，君贤臣能的中国传统伦理基因毕竟根深蒂固，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也不管是“君主”亲力亲为，还是委任责成，传统商人与现代商人，也许都具备平稳过渡与自然演变的先天条件。

上海作为近代、与当代西方经济文化最易滋生、与立足的国际化商业大都市，不论是经理人市场还是经理人制度。

也都具备了照搬照套西方市场游戏规则的土壤。

坚信上海及周边地区商人也不会有太多内忧外患、进退两难的困扰。

唯广东商人与广东企业，在敢为天下先的各种优势条件逐渐消失之后，在非古非今，不中不西的夹缝中，如果不能有效平衡与整合提升，是否也会象传统徽商一样，从此衰落而风光不再？

究竟未来该何去何从？

西南与东南沿海各省商人天然优势远不如广东，究竟又该何去何从？

也许，每一个中国商人都已经走到了事业与人生的十字路口！

总而言之，我们不管是立足中国商人的领导艺术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官场委任责成与亲力亲为的对立矛盾关系，还是立足市场机制缺陷，分析中国当前商界，企业主与经理人之间的信托危机问题。

事实证明：

我们过去的很多成功经验已经不再应验！

再者，我们不管是立足中国商人的理想追求，来探索商人贾而好儒，官商结合的人生方程式，还是立足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大转型，来关注广东及沿海各省商人时过境迁的未来命运。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加强我们的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都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如果说亦贾亦儒、官商结合是传统商人的理想追求，那么更新知识、培植根基，却是当代商人的迫切需要！

值得庆幸的是：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在深圳大学城顺时而动，应运而生。

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师资力量，超前的人文视野、与全新的商学理念，面向正在默默经受着各种社会与经济转型压力的企业家精英群体，于2005年春季举办了第一期与众不同的中国智慧总裁班，并一举获得成功。

尤其是独一无二的官商学互动平台，与中国传统商人皆求之若渴的《易经》等经典课程，更是吸引了一大批、已经参加过EMBA进修学习的中国各地知名企业家。

不管是历史的选择，还是现实的巧合；

也不管是因为一流大学与一流商会结合，还是因为中国商人与当前时势的潮流冲动，才令商人蜂拥而至、相聚清华。

我们都始终坚信：

每一个中国商人，不管当前是迎难而上的，还是急流勇退的，都可以在水木清华，生机勃勃的大学园林中，重新勾划我们的明天，重新定位我们的事业坐标，与重新构想我们的人生方程式。

这，也应该是当代中国商人，包括进身者与隐退者当前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