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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悲凉的风格。
从时代背景的影响来看，张爱玲一生历经了社会性质的巨大变革，中国穿着封建社会破旧的长衫，蹒跚走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战争炮火的洗礼中向着社会主义新中国迈进，张爱玲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辗转于上海、香港、美国，将自己的所见所想用不同的文字记录下来，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而从个人经历的角度来看，张爱玲一生似乎都无法摆脱另一名字，那就是胡兰成。
无论是当时媒体不遗余力的赞美，还是后来舆论对她“汉奸作家”的非议，这一切似乎都有胡兰成的影子。
而从张爱玲的作品风格及思想内涵来看，与胡兰成的相恋与决裂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分水岭，以此为界，我们将张爱玲的作品用前后期加以区分，以此来对比探究其中的区别与联系，使我们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其人其文。
一、张爱玲早期作品概况
与同时代的一众作家相比，张爱玲无疑是天才作家。
她曾有过一句名言：
“出名要趁早”，而她自己的人生就是这句话最好的范例。
早在圣玛利亚女校读书时，年仅十二岁的张爱玲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不幸的她》。
在这篇作品当中，年幼的张爱玲将母亲和自己的形象杂糅其中，讲述了一个明显带有悲伤情调的故事。
普遍认为这篇小说是张爱玲女性意识的发端，也奠定了其后很长一段时期她作品中独有的华丽而悲凉的基调。
青年时代是张爱玲较为高产的一段时期，她的经典作品如《沉香屑：
第一炉香》、《金锁记》、《倾城之恋》等都创作于这一阶段，这些作品大多运用比喻、对照、反讽等手法，通过大量色彩的描写，将华美而又沉郁的氛围勾勒到极致，使人在压抑的情境中感受主人公细腻而悲伤的内心世界。
这种写作风格不但在当时看来显得别出机杼，即便在现在看来也是相当独树一帜的存在，在她之后很难再有人能够在这一蹊径上超过张爱玲。
1、华丽而悲凉的风格
张爱玲的作品无论是喜剧结局还是悲剧结局，几乎都笼罩在华丽而悲凉的气氛之下，其前期作品在这一点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代表作品就是《倾城之恋》。
小说在一开篇就用咿呀的胡琴声将读者带到那个黑沉沉的破阳台上，一边听着胡琴诉说那些“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一边俯瞰着眼底阴暗凌乱的一幕幕景象。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
奥兹在其文学理论著作《故事开始了》一书中明确论述了小说开篇与后文的逻辑关系，可以说，优秀小说的开篇都是作者潜意识的投射，也呼应着故事的结局。
《倾城之恋》也是如此，它开篇所提及的胡琴、月、镜子、蚊香等等典型意象在整部小说中反复闪现，将悲凉的情调一以贯之。
[2]而在人物设定上，张爱玲将女主人公白流苏放置在自己最为熟悉阴沉封闭的大户人家之中，将对应的娇气挑剔的生活习性、单纯而纠结的思维方式和赌徒式的性格特质赋予这位白家六小姐，这样的人物形象塑造几乎确定其悲剧性的人生。
可是，张爱玲却仍嫌不够，她同时又将离过婚、缺少经济来源这一残酷现实加于其身，又将极其势利的兄嫂置于其侧，让白流苏在世态炎凉的挣扎中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和绝望。
而后，当白流苏遇到自己认为确实打动自己的男人范柳原时，对方风流浪子的特征又激发了她的防范意识，用一次次的试探和言语上的交锋确定这段感情的真实性。
这种缺乏信任，甚至缺乏爱情的“恋爱关系”，更加增添了故事的悲剧性。
尽管最后张爱玲用香港沦陷这样一场战争成全了白、范二人的婚姻，但二人之间的“战争”或许才刚刚开始。
这种看似大团圆的结局反而将这种悲剧性推到了极致。
张爱玲不仅善于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节设置方面营造悲剧氛围，在词句雕琢上更是将华丽悲凉的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流苏蹲在地下摸着黑点蚊香，阳台上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可是她这一次却非常的镇静，擦亮了洋火，眼看着它烧过去，火红的小小三角旗，在它自己的风中摇摆着，移，移到她手指边，她噗的一声吹灭了它，只剩下一截红艳的小旗杆，旗杆也枯萎了，垂下灰白蜷曲的鬼影子。
”像这种极具象征性的描写比比皆是，似乎在张爱玲小说中所有的事物都在凋零、枯萎，而她则刻意将这种凋零和枯萎放慢、放大给读者看，让人沉浸在消逝的焦虑和悲凉之中。
虽然她的作品中没有过多描绘大时代、大背景的笔墨，但这种显微镜式的写作方法一样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2、爱情与欲望的角力
爱情与欲望是张爱玲前期作品中的两大主题，它们相互交织，相生相克，一方面主人公热切地追求爱情，但追求爱情的目的往往又不够单纯，而是在满足情感需求的同时还要追求安逸、体面的物质生活；
另一方面，对富足生活的渴望和对贫苦无依巨大的恐惧又影响着她们的爱情观，使其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要么悲观绝望，要么体现出赌徒式的义无反顾。
典型代表是《沉香屑：
第一炉香》和《金锁记》。
《沉香屑：
第一炉香》是张爱玲的成名作，它讲述了女主人公葛薇龙从纯情而倔强的女大学生蜕变为贪慕虚荣的拜金女的成长历程。
她本是到香港求学，寄住在姑母梁太太家，却被姑母当作了引诱男人的诱饵。
原本葛薇龙内心是极其抗拒的，但是她慢慢放弃了内心的挣扎和抵抗，适应甚至迷恋上了这种浮华奢靡的生活。
当她爱上了男主人公乔琪时，仿佛看到了摆脱现有环境，同时还能维持富足生活的途径，于是将赌注全部压在了乔琪身上，然而，像张爱玲大多数作品中的男人形象一样，乔琪是个薄情寡义的风流浪子，尽管最终的结局是葛薇龙如愿以偿的留在了这个阔少的身边，但张爱玲用了简短的一句“火光一亮，在那凛冽的寒夜里，他的嘴上仿佛开了一朵橙红色的花，花立时谢了，又是寒冷与黑暗”来预示另一段悲剧的开始。
[3]而在《金锁记》中，张爱玲用一个更为极端的人物——曹七巧，来展现女子在情欲和物欲之间的挣扎。
带了三十年“黄金的枷”的曹七巧最终将自己的一身怨气以近乎变态的形式发泄到子女身上，逼死儿媳又破坏女儿的幸福，落得了一个“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的悲惨结局。
最终，曹七巧的情欲只能在荷叶边小洋枕上的幻想中得到满足，而物欲则像是带着的那个黄金枷锁，虽然金光灿灿，“可是连金子的边都啃不到”。
[4]张爱玲从一个女性作家的视角将爱情和欲望进行了深刻细致的描写，得到了许多前辈名家的赞赏。
傅雷将《金锁记》誉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而夏志清更是将其定义为“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张爱玲前期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几乎无一例外地向欲望，特别是对金钱的欲望低头，这虽然不是她们爱情悲剧产生的直接原因，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这一方面来自于她母亲的婚姻悲剧及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她对女性意识的深刻思考，即经济上的不独立往往无法获得平等的男女关系，那么他们之间的爱情也注定是不牢固的。
二、张爱玲晚期作品概况
1944年，24岁的张爱玲结识了胡兰成，这段感情虽然只维持了三年，但却轰轰烈烈，这对张爱玲的人生历程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以此为节点，张爱玲的作品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她很长一段时间专注于散文和电影剧本的创作，却依旧出手不凡，《太太万岁》、《不了情》、《哀乐中年》等电影一时间造成万人空巷的局面。
此外，她还将自己前期的大量作品进行了译注和修订。
而从小说创作领域来看，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始由华丽悲凉转为平淡质朴，她用略显杂乱的平铺直叙式的写法，将自己越发透彻的人生体悟融入其中，开拓出了一条全新的创作路径。
1、略显杂乱的平铺直叙
早在1944年张爱玲第一本小说集《传奇》发表之时，许多作家、文学评论家就曾通过集体批评会的形式对其小说进行探讨，他们高度评价了张爱玲作品在语言风格、词句雕琢及氛围营造等方面的优点，但同时也就其小说结构零散不紧凑的问题给予了中肯的批评。
可是在张爱玲的眼中，这样松散的结构自有其用意：
“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的喜好。
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
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
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自己的文章》）。
可见，张爱玲是极为偏爱这种写作方法的，所以在其后期的作品中，这种写法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被刻意放大，变成了略显杂乱的平铺直叙。
《同学少年都不贱》就是运用了这种写法的典型，它在正常的时间线叙述过程中往往随意地就其中某一句或某一词铺展开去，而当自己认为笔意已到的时候又戛然而止，迅速跳闪回原有的时间主线上，这样就形成了大量的枝枝蔓蔓，将原有的主干隐藏其中，使整篇文字看起来杂乱无序，而实际上是运用自己的意识流动为线索的。
例如她在小说的前半段着力描写赵珏与恩娟相处的那些琐碎往事，以及两人各自的感情经历，虽然每件事情看似相对独立，实际上就是以赵珏的心理时间为线索串联起来的。
而小说的后半段更是将这种杂乱的平铺直叙进一步升级，把赵珏与恩娟毕业后几十年间的人生际遇杂糅在一起，通过二人的几次谈话，就其中涉及到的零星片语为基点，相对随机的将原本既定的时间线打乱，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行将事件的顺序重新排列。
[5]
这种极其自由的写作方式看似会给阅读者构成障碍，但实际上是有其用意的。
一方面，人的记忆往往是零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零散的记忆还会产生遗漏，此时人的大脑往往会依照现在的思考逻辑对回忆进行填充和修正，当然，这种填充和修正不会严格按照既有的时间顺序来进行，所以呈现出杂乱无章的状态。
另一方面，这种略显杂乱的平铺直叙可以让读者更加专注于某一片段的叙述内容，不必过分纠结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和连带关系；
如果要捋顺顺序关系，又必须对每一个片段都进行深入的理解，这就要求读者必须深入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和情感，也更容易让读者就其中的某些内容产生共鸣。
2、洞见世事的人生体悟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生阅历的丰富，张爱玲在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思想内涵也越发完整透彻。
在她的前期作品中，书写的重点更多的偏向于对某些问题的思索和探讨，也更加注重通过营造氛围来抒发自己当时的情感体验。
而在后期作品中，张爱玲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和笃定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此时她不再只是通过极其尖锐的戏剧冲突来展现主旨思想，而是将更多的笔墨放到了生活细节当中，通过这样平淡质朴的风格来承载起洞见世事的人生体悟。
同样是没落家族的悲剧，《雷峰塔》和《易经》两部作品却和前期的作品有所不同。
《雷峰塔》是从一个女童的视角去观察大人的世界，父亲沉浸在旧日的繁华和鸦片的麻醉之中，母亲则与姑姑出国念书，极力摆脱悲剧婚姻的束缚。
这种新旧思想的冲击并没有将女主人公琵琶变得过分尖锐极端，而是开始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进而一步步变得越发麻木。
这种麻木相较于《金锁记》中的尖锐显得更加真实，也更加贴近当时社会背景下大多数女性的常态。
[6]而《易经》将故事延展到一个成年人的世界，琵琶幼年时的麻木实际上是源于一种心理上的早熟，是因为过早的看透了很多事情的真相才会自我麻醉，这种性格特质在她长到后慢慢发酵为一种极度的冷静客观。
张爱玲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将这种冷眼旁观的心态全面加以展现，把自己的人生体悟穿插其中，可以说，幼年的惨痛经历反而成为了她后来的精神财富，使他可以看透更多的人和事，也避免了再次受到同样的伤害。
三、前后期作品差异的原因
以胡兰成为分界，张爱玲前后期的作品产生了较大差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其早年间家庭因素及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另一方面来源于与胡兰成这段热烈而又凄凉的爱情的影响。
前者使其前期作品呈现出华丽而悲凉的风格，后者则增长了其洞见世事的智慧。
1、早期家庭及社会背景的影响
张爱玲出身于名门望族，祖上的显赫声望、极高的社会地位及富裕的经济条件把张爱玲变成了自己小说中的女主角一般的大家小姐。
她小时候家中就有汽车，每天上学都是车接车送，她有女佣何干专门照料她的生活起居，这些都使她身上多少沾染了一些遗老遗少的习气，最明显的表现是她很注重物质享受。
1933年前后，张爱玲在上海《大美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漫画，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笔稿费，而后年仅十一二岁的她用这五元钱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
这种爱美、注重享受的特质投射到了她作品中的几乎所有女主人公身上，她们永远都是华丽体面的样子，即使是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依然不愿以过于狼狈的样貌示人。
但是，这种过多的欲望追求与她们的悲惨人生极不相称，注定导致悲剧结局。
幼年时父母离异也对张爱玲造成了极大的思想冲击。
一方面她开始对爱情持有悲观态度，这使得她的作品中恋爱双方往往都在相互怀疑，不断试探，可安稳确凿的爱情却都是求之不得的；
另一方面，母亲摆脱不幸婚姻的束缚，两度赴法国学习的做法对张爱玲的女性意识起到了启蒙式的作用，让她开始认真思考女性生存的方式和价值，所以她在作品中多用反讽、隐喻的方式对此进行探讨。
当然，这种家庭环境所带来的也不完全是坏处，富足的生活条件使张爱玲可以较早的接受优质的教育。
从传统的私塾式教育中，她接触了很多古典名著，特别是《红楼梦》，它对她的写作形式和语言风格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沉香屑·
第一炉香》、《金锁记》中的很多对白和情节设置都是仿照《红楼梦》。
张爱玲也极其偏爱这部作品，在后期对《红楼梦》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工作。
[7]从现代的西式教育中，她又形成了深厚的英文功底，也接触了英文作品，这为其英文作品的撰写和译注奠定了基础。
另外，社会的巨大变革为张爱玲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也使个人情感放置在矛盾尖锐的社会大环境下，显得更加真切动人。
同时，新旧思想的激烈交锋也赋予其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
2、胡张之恋的影响
张爱玲的作品多是以恋爱为主题的，而在现实生活当中，除去与桑弧的“错过”，我们所熟知的她的恋情只有两段，一是后来在美国结识了左翼作家赖雅并与之结婚，另一段就是与胡兰成的“倾城之恋”。
二人互相倾慕对方的才华，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但是，这段爱情的悲剧色彩与张爱玲笔下的任何一段恋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方面，胡兰成的负心薄幸影响了张爱玲的爱情观，使其原本就对爱情秉持的悲观态度一度变为绝望。
但是，或许伤心到极处反而会使人通透起来，在她给胡兰成的诀别信中写道：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了。
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
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也是不看的了。
”我们无从知道这一年半时间她想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但这次放手却使得她可以更加正视生活中平淡的情感表达，这样才会出现《相见欢》中荀氏夫妇暗流般的情感描写。
另一方面，胡兰成“汉奸文人”的特殊身份使得身为伴侣的张爱玲也深受牵连。
出于个人情感，张爱玲自然会不顾一切回护自己的爱人，可这种做法在民族大义面前无疑是荒唐的。
为此她激怒了当时文坛的很多人，他们以人论文，对其作品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这使得她更加体会到了世态炎凉，为后期作品透彻的人生体悟积累了精神素材。
四、胡兰成对张爱玲作品的影响
将张爱玲的作品以胡兰成为分界加以区分，原因是在此前后其风格和内容都发生了较大转变。
这当然与其生活环境和创作理念的转变有关，但胡兰成的影响更是不可忽略的。
他的出现让张爱玲体会了对爱情的憧憬和破灭，他的背叛也使张爱玲从写别人的故事转而叙写自己的故事。
1、对爱情的憧憬与破灭
1943年，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在《天地》月刊第2期发表。
她没有想到，这篇小说会成为自己的媒人。
时任汪伪政府要职的胡兰成在读罢这篇小说后对其文笔大加赞赏，同时也对小说的作者充满了好奇。
经人介绍，胡兰成以热心读者的身份去拜访张爱玲，二人初次见面就畅谈了五个小时之久，品评文艺作品，朋友式的交心，这次畅谈迅速拉近了二人的距离，尽管当时胡兰成已经有了家室，但二人仍迅速相恋。
这段注定带有悲剧性的爱情使张爱玲陷入了矛盾，一方面他热切地爱着胡兰成，希望用他来满足自己对爱情的渴望；
另一方面胡兰成已有家室，同时骨子里风流才子的本性也使张爱玲深感不安。
它将这种对爱情的憧憬和破灭写到了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把男人的两种情感需求化作两个具象化的女子形象，然后用最为经典的一段话对这中贪得又不可得的心理进行了描绘：
“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
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胡兰成在她眼中，应该也纠结于这两种情感的取舍之中，“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
而张爱玲对此是保持容忍态度的，她在一封信中对胡兰成说：
“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
”可见她更在意的是胡兰成当下对她的爱，而所谓的长久的爱在她看来是不可得的。
夏秋间，胡兰成与妻子离婚，然后仅用一纸婚书为定与张爱玲结婚了，文书上仅有短短几句话：
“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旁边有张爱玲好友炎樱的媒证。
这段看似仓促的结合却满足了张爱玲对爱情的渴望，她沉浸在幸福中，也在胡兰成的帮助下将创作推向了高峰。
客观而言，胡兰成虽然是汉奸，但其文学功底还是相当深厚的。
他与张爱玲共同探讨文学话题，又在《杂志》等刊物上撰写关于张爱玲作品的评论，不吝赞美之词，帮助张爱玲巩固文坛地位。
然而好景不长，时局的动荡使胡兰成迫于外界压力不得不逃亡在外，可是当张爱玲一心谨守爱情承诺的时候，胡兰成却与汉阳医院的一位护士周训德关系暧昧，甚至瞒着张爱玲与其结了婚。
这样的事情是外表柔弱，内心刚毅的张爱玲所不能接受的，最终她用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这段悲剧恋情。
很多人评价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根本就像是脱出于张爱玲小说中的故事，也有人说是这段爱情丰富了张爱玲的人生阅历，使其后期的作品呈现出了通透的人生观。
无论如何，胡兰成激发了张爱玲的热情，也留给了张爱玲爱情的伤痛，这些都成为了影响其文学创作的重要元素。
2、从写别人的故事到写自己的故事
张爱玲后期作品中，有三部经典被成为是自传小说三部曲，即《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
这三部小说的创作初衷一方面是因为张爱玲年龄日长，又长期漂泊海外，使其不时想要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而她曲折离奇的一生也确实值得被记录。
另一个原因说来却有些赌气的意味，先是胡兰成在多篇作品中都提及张爱玲，但其中的很多说法张爱玲认为不尽不实甚至有可以歪曲之嫌，而后张爱玲的好友，台湾著名作家朱西宁曾写信给她，希望可以撰写张爱玲传记，但是由于他与胡兰成是好友，其女朱天文、朱天心又师从胡兰成，张爱玲担心这篇传记也会有所偏颇，所以下定决心，与其让别人写不如自己动手写，于是才有了这三篇传世佳作。
如此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张爱玲之所以从写别人的故事转而去写自己的故事，或直接或间接的都受到胡兰成的影响。
她在撰写《小团圆》期间与好友有大量的书信往来，其中曾写到：
“我写《小团圆》并不是为了发泄出气，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从注重气氛营造和矛盾冲突制造转而注重题材的生活化、真实化，这种创作理念的转变是促成其后期作品呈现出不同风貌的关键原因。
[8]
结束语
任何一位优秀作家，其创作生涯中前后期的作品比较而言都会有所差异，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这自然是身为作家对创作要求不断提升和变化所造成的，但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的人生阅历不断增加，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发生了较大转变，这些因素都使得作家前后期的作品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张爱玲也是如此。
早期的家庭环境及社会背景的影响使其作品带有浓郁的华丽而悲凉的风格特质，内容也侧重于爱情与欲望之间的角力；
而后期作品则采取了极具特色的路线杂乱的平铺直叙的写作方式，将洞见世事的人生体悟融入其中。
同时对于她而言，胡兰成像是刻在生命中的一个烙印，无论如何是无法摆脱的。
以胡兰成为分界来分析张爱玲前后其作品的不同特征，更加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其作品中鲜明的文学特色，也可以使我们深入理解其作品中丰富的思想内涵，为评价张爱玲极其作品价值提供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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