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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的深闺后院，严格的礼教制度都深深压抑着莺莺的人性。
因此在追求的爱情的道路上，她显得那么的矛盾。
三、虽然深受礼教的压制，但莺莺也是一个有着正常需求与渴望的人。
她渴望着爱与被爱。
她也渴望着自由，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一个契机，她便会为自己反抗到底。
在莺莺出场时便感叹“人值残春蒲俊东，门掩重关萧瑟中。
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她的这些话，表明她的潜意识中有着对爱情，对自由的深深渴望，这也奠定了她以后接受张生的心理准备。
在见到张生后，他得心里产生了极大的波动。
随着莺莺与张生见面次数的增多,其行为的叛逆程度也在逐渐加深,对于自由爱情的渴望在不断增强,反抗的意识也在一点点地觉醒。
虽然有封建礼教和老夫人的压制，但她仍与张生热烈的相爱着，她的心里早已放不下张生。
而孙飞虎贼兵围寺，张胜勇退贼兵，使得莺莺对张生的爱情进一步的升华，他们的爱情已达到完全融合的境地。
但老妇人却在此时悔婚，阻挠了他们的爱情，但我认为正是这种阻挠更加加速了莺莺内心的冲动与反抗的滋生。
她的冲动与反抗使她忘却了封建礼教，写诗约张生幽会，并且在得知张生相思成疾时，她的爱情与反抗意识终于超越了“天理”，她与张生私自结为夫妻。
这是对封建礼教最大的反抗与讽刺。
这也是她成为经典人物的主要原因。
3分析崔莺莺性格特征。
王实甫在《西厢记》中深刻的揭示了崔莺莺的复杂内心世界，写出了其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使其成为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借当时黑暗的封建社会，表现出崔莺莺人物性格中的叛逆精神。
她追求自由爱情，敢于与封建礼教做斗争，争取独立女性的勇敢行为，为以后女性自由爱情奠定了基础。
以下是对其性格特征的简单分析：
她带着青春的郁闷上场，《仙吕*赏花时》：
“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潇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含蓄的道出了她内心的春情幽怨，让我们初步的看到了她的内心世界。
正直十八九岁，但却只能待在深闺庭院中，面对着一年一年逝去的春天，怎能不引起她伤感幽怨之情。
当她遇到风流倜傥的张生时，一见钟情，彼此之间互相吸引。
对一个陌生男子，她的反应是“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宜嗔宜喜春风面”。
当红娘催促她回避时，她却“旦回顾觑末下”，它异常强烈地用外在的言行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正是这内心活动的流露，使得张生“意惹情牵”，“戏”便从这里开始了。
按照封建礼教的规定，为女子者，“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莺莺竟对张生一步一回头，不舍离去，她把女子箴规抛之脑后。
这一细微的举动却是引人注目的，。
他们心有灵犀，彼此都感受到相互的爱意。
正是由于莺莺从一开始就对爱情炽热地追求，才使得她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违悖纲常反抗封建礼教的道路，为她叛逆性格埋下伏笔。
崔莺莺是出身于相国名门的千金小姐，从小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接受着“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男女授受不亲”、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封建礼教束缚，这些信条已经深深的烙在她的脑海里，刻在她的内心里，融化在她的血液里。
但青春勃发、两情相悦，两心相悦的爱情又难以抵挡。
爱情之上的她终于走上了叛逆之路，成为一位封建礼教的叛逆者。
刻骨铭心的思念中，终于有了机会，张生智退贼兵。
但老夫人出尔反尔，这无疑激起了崔莺莺叛逆的决心。
此时她内心思想的斗争是复杂的，叛逆的涟漪不停波动，但表面又不敢大胆表现出来。
她央求红娘去看相思成疾的张生，回来时张生让红娘给她带回了一封吐露真情的简贴，当她看到简贴时突然怒骂红娘。
这种反映很让人费解，她对张生的爱深之入骨，为什么看到张生的传情简贴时竟有如此违背其内心的举动呢？
实际上，这正是她骨子里灌输的那些封建礼教腐朽思想的潜意识流露。
当红娘说：
“我将这简贴儿去夫人行出首去来”。
崔莺莺一下子清醒过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霎那间那些礼教又消失了，便说道：
“我逗你耍来。
”为自己刚才不由自主的言行找借口。
她既碍于当时红娘在场，又加上她的潜意识，意识到这是违背礼教的事，才会有这种反应，也显现了她的双重性格，构成了她思想与言行上的矛盾。
经过一番思想矛盾的斗争，她对爱情的追求更大胆了。
开始了她的叛逆之路。
她不注重门第观念，而是注重感情，把爱情看得高于功名和富贵。
在老夫人毁约时她在内心诅咒母亲是一个“口不应心的狠毒娘”，通过“掷杯”明确的表示要拒绝接受与张生的兄妹关系。
轻视一切功名利禄，她没有以为的顺应社会，而是坚守这自己的追求与灵魂。
最后，她对爱情的追求终于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与张生终成眷属，实现了自由追求爱情的梦想，更体现了作者“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思想观念。
崔莺莺同时也体现了我们妇女的一些品质，作者赋予了她鲜明的个性和内涵。
她美丽善良、聪敏勇敢、才华横溢、温柔体贴，带有中国封建传统女性的一切典型美德。
她虽然接受的是封建礼教的腐朽思想，但她更是一个大胆追求自由爱情的叛逆者。
我们在她的灵魂深处看到了她复杂的内心，窥探到了她叛逆的思想。
1．简析窦娥形象。
窦娥是一位善良而多难的女性。
她出生在书香之家，父亲是“幼习儒业，饱有文章”的书生。
窦娥家境贫寒，三岁丧母，幼小的年纪过早地遭受失恃之痛和穷困之苦，从小养成了孝顺的品格。
父亲为了抵债，忍心将她出卖，让她成了债主蔡婆婆的童养媳，这加重了她幼小心灵的创伤。
她在蔡家平淡地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岂料至１７岁，即婚后不久，丈夫因病去世[1]，窦娥随即变为寡妇。
窦娥是一位具有悲剧性格的人物。
她的性格是孝顺与抗争的对立统一。
她的悲剧，是张驴儿的横蛮行径与官府的颠倒黑白所造成的；
她的悲剧性格，则是在与张驴儿等恶势力的斗争中呈现出来的。
经历过许多灾难的窦娥，本来很珍惜与蔡婆婆相依为命、相对平稳的家庭生活。
她对早年守寡、晚年丧子的婆婆孝顺有加，也深信一女不嫁二夫的教条。
如果生活没有波澜，她会恪守孝道与妇道，做一个贤惠的媳妇的。
但蔡氏被张驴儿父子救出后，竟半推半就地应承了张氏父子横蛮无理的“入赘”要求。
于是，摆在窦娥面前的是一种痛苦的选择：
要么惟婆婆的意志是从，改嫁张驴儿；
要么不依从婆婆，更不屈服于张驴儿的淫威。
窦娥选择了后者。
这一来，她首先和自己的婆婆发生冲突。
她谴责婆婆“怕没的贞心儿自守”，“你岂不知羞”，当面顶撞，据理力争。
而面对张驴儿的强暴行为，窦娥没有惊慌失措，她镇静、坚定，绝不示弱，以蔑视鄙弃的态度与张驴儿针锋相对。
在这里，她的抗争，不仅仅是恪守妇道，更是一种维护自身人格尊严的行动。
尤其是当张驴儿借张老头暴死事件作为霸占窦娥的筹码时，她相信官府不会容许这灭绝人性的衣冠禽兽的胡作非为，所以，她要与张驴儿“官了”，以为官吏会主持公道，会维护她的清白与名声。
然而，窦娥没有想到，她所处的生存空间已经恶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她所寄与希望的官府，竟是一团漆黑。
楚州太守桃杌残民以逞，滥用酷刑，将无辜的窦娥打得“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
为了使蔡婆婆免受毒打，窦娥忍受着剧痛、屈辱和不公，不得不含冤招认，无辜受罪。
这就是窦娥的悲剧性格。
她的遭遇，典型地显示出善良的百姓被推向深渊的过程。
窦娥本来不想和现实生活作对，可是黑暗的现实却逼得她爆发出反抗的火花。
人间的不公，更使她怀疑天理的存在。
她被刽子手捆绑得不能动弹，满腔的怒火和怨气，喷薄而出，她骂天骂地：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4]并且发出三桩奇异的誓愿：
血飞白练、六月降雪、亢旱三年；
她声明：
“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
若没些儿灵怪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
”（第三折〔耍孩儿〕她要苍天证实她的清白无辜，她要借异常的事象向人间发也强有力的警示[5]。
关汉卿写窦娥发誓后，浮云蔽日，阴风怒号，白雪纷飞，这一片浓重的悲剧气氛，把窦娥含冤负屈悲愤莫名的情绪推到极限。
很明显，通过这惊天动地的描写，关汉卿希望唤醒世人的良知，激发世人对不平世道的愤慨，催促世人为争取公平合理的社会而抗争。
因此，《窦娥冤》所表现的反抗性，是时代的最强音。
2．猪八戒形象分析。
猪八戒尽管是天蓬元帅出身，但是在他的身上更多的时候体现的是人性而不是神性。
他本性憨厚，纯朴，在高老庄干活时也非常勤快。
但是，猪八戒这个形象也不是单一的。
在他的身上还有许多人性的缺点，主要表现在贪婪包括贪财贪色贪吃贪睡等，还包括临阵逃脱，推卸责任自私，挑拨是非等，这些都是人的本性。
反映了人类普遍的缺点。
2结合宋江性格特征，评价《水浒传》的“忠义”观念。
《水浒传》中的宋江是小说重点塑造的英雄人物。
他在小说中的下面作用是给以肯定的。
由于他在小说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存在着巨大的复杂因素，所以，人们对宋江的看法，在以往的评价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有的骂他“大奸大恶”。
有的则称赞为一百八人中的“第一流”人物，有的说他比宋徽宗还“英明”有的评他“责其深险”，是“假道学，真强盗”⑹“用术芨去笼络人”⑺也有人说他“识性超卓，有过人者”⑻“是仁义的英雄”⑼更有甚者，说他“不只是阶级斗争的英雄，也是民族斗争的英雄”⑽有的还说他“向地主阶级投降”⑾上述诸多观点各有理由，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宋江在小说中的确是一个有情有义，重情重义，又是一个充满“忠君尊王”实实在在的“忠”、“义”相结合的代表。
宋江之所以能在众多梁山英雄之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声誉，能够在晁盖死之后被推举为梁首领，能够带领梁山众英雄创出辉煌战绩，成为令官府头痛的一方霸主，关键在于他能够以“义气”作为手挽，对众英雄实施“仁义”。
像晁盖、吴用等在劫了生辰纲后聚集在山庄内，并不知道朝廷正派兵来捉拿他们。
而作为还在吃朝廷俸禄，做朝廷官员的宋江在得知官兵来捉拿晁盖等人时，不仅没有立即带他们去，反而以“做准备”为理由安排好官兵军官的吃喝，在借“做准备”这段时间不辞辛劳，快马加鞭地去给平时没有来往的晁盖报信。
使得晁盖等人得以安全地转移，逃脱了官军的捉拿。
宋江之所以能够深得人心，是由于渗透在他的性格里的那种重义特色所决定的。
虽然他出生在地主家庭，身在郓城县作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但他并不是官僚的刽子手，不是压迫人民大众的爪牙。
对他的评价，小说有这样的描写，说他“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随，并无厌倦；
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的如土。
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推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
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
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的做天上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第十八回>
对于宋江的这种普遍实施“仁义”的做法，不仅写在小说中，而且对宋江实施“仁义”的‘仗义疏财’也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这种“轻财仗义”的实际行动，却分明是处于封建社会黑暗统治能够深得人心，揭竿而起，呼风唤雨的领导农民起义的头领所具备的性格特色和必备手段。
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宋江骨子里的重义特色，那么就不会对有求之人‘仗义疏财’、‘周人之急，扶人之用’；
如果没有宋江的‘轻财仗义’的实际行动，那么就没有那么多的各种不同人物“来投奔他”。
宋江的这种重义特色是和他‘有养济万人之度量’‘怀扫除四海之心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正因为宋江有了这种讲义气、重义气的气度和仗义轻财的胸襟，所以他才在广大下层农民群众中间荣获了‘及时雨’‘呼保义’的荣誉称号，受万人所敬仰。
。
他的这种对别人的“恩义”是和他“吏道纯熟”分不开的。
对于和宋江平常人缘不怎么好的小人物尚且能够让他为自己使用，还何况江湖上对宋江早有佩服而又希望相见的侠义英雄人物李逵呢！
对宋江和李逵的第一次交往，小说有了这样的描述：
在江州，宋江在戴宗的引见下认识了李逵，宋江给李逵十两银子，李逵寻思道：
“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两银子，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
”<
第三十八回>
凭这一次见面可见李逵对宋江已钦佩得五体投地。
正是由于宋江的仗义疏财，倾心结纳江湖豪杰的胸怀和当时下层社会群众普遍重视“讲义气”的社会风尚，使宋江的“恩义”广泛散布于江湖，以致于许多江湖好汉，一闻宋江之名，无不拆服，一见宋江之面，无不躬身下拜。
甚至只要宋江高声一呼，便有许多好汉为他效犬马之劳，赴汤倒火，在所不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第四十回>
便是有力的证据。
在我们看来，宋江的“重义气”是和他“轻法度”相对立的。
他能够把江湖的“重义”放在“法度”之上。
他胸怀远大报负，关心民生痛苦，为下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之中而感到伤心，同情下层人民，努力寻求为民造福的路径。
因此，他把骨子里的义气广散天下，能和阶级不等、性格不同、地位尊卑的江湖好汉、绿林义士称兄道弟，并以心中的爱去感化他们，为梁山的壮大作出了贡献。
如果没有宋江的义释晁盖，就没有梁山义军的发展壮大；
如果没有宋江被流配后在江湖中的广施仁义，就没有宋江名声和重义的影响，也就没有梁山泊的兴旺发达。
他能以博大胸怀谦和待人，体贴部下，避人之短，用人之长，同梁山好汉结为义气兄弟，并把称兄弟的这种亲昵称呼统一在“义”字之下，融汇成战斗力强的有力武器，领导性格多异的各路英豪同赵家王朝抗争，为民反抗。
过去，曾有人对宋江的这种气度有过这样的评论，说“宋江无特别之才，而脑中能容此一百七人，以一百七人之才为其力，即将别之才。
”⑿宋江就凭着重义气，让梁山英雄在他的领导下使梁山队伍不断兴旺起来，同官府抗争而战果辉煌，他的这些长处，是梁山泊其他头领包括晁盖所不具备的。
在我看来，宋江充塞全身心的忠君报国观念，总是认为梁山众兄弟的唯一出路就是接受朝庭的招安，并为能实现招安这个愿望而努力奋斗。
我们认为，宋江的阶级地位和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义军向朝庭投降。
宋江因为没有完全摆脱封建道德的伦理观念，所以才没有根本背叛他自己的出身阶级，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效忠于农民阶级利益的农民起义首领。
虽然他相当情农民，并还有“敢笑黄巢不丈夫”和“休言啸聚山林，真可图霸王”的伟大抱负。
为了江湖义气，而犯下多众罪状，在酒后浔阳楼上题反诗，在江州法场被梁山好汉劫走到落草为寇等等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愚忠愚孝行为，可见封建礼教伦理观念的影响对他有多大。
至于在梁山为王，是在官府逼得走投无路之下不得不为知。
在他听说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立即认为是犯了“逆天大罪，是诛九族的勾当”。
后来当他杀死阎婆惜之命归家被官府捉拿时，不但没有反抗，还心甘情愿认为“官司见了”，而在他逃亡的这一过程中，脑子里竟然没有想到去投靠和他情同手足而在梁山立足的晁盖等人。
在服刑过程中，晁盖等人好心请他上山，宋江却为了尊重地主阶级的国家制度，带枷赴宴，不敢开“枷”，居然以死谢绝晁盖诸兄弟的挽留，而不愿落草为寇，“做个不忠不孝之人”。
希望日后“遇宽恩大赦”，“好扶待父母终身”。
这些都是宋江在江湖上施实了“仁义”而又不愿与绿林为伍，活生生的封建伦理悍卫者形象。
不但如此，宋江还在没有上梁山时，仍然把“忠君”报国思想散布于整江湖之中，而且还有着封建文人所向往的“青史留名”“做得大官”和封妻荫子“的仕途思想。
在与武松相识以后，武松要上二龙山”落草，临别时，宋江对武松说：
“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
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得进步。
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做得大官。
可以记心，听愚兄之言，图个日后相见”<
第三十二回>
甚至于在上梁山以后，宋江随之把这种思想带上了梁山，并在梁山上得以传播。
在徐宁上山时，宋江对他说：
“现今宋江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巡……尽忠竭力报国”，<
第五十六回>
呼延灼被擒时宋江对他劝降说：
“我等朝廷见用，受了招安，那时尽忠报国”<
第五十八回>
；
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后，宋江对众兄弟们说：
“我……赦罪招安，图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
第七十一回>
从以上我们已看到,正是宋江把这种“忠君报国“思想在梁山英雄中的传播，使原本毅志坚定的梁山英雄思想受到严重的腐蚀，动摇了根基，并最终把轰轰烈烈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引向失败。
然而，我们从宋江的言行中可以看到出，他并不是单方面的去实现自己的“忠君报国”愿望，而是在他思想深处促使他必须那样去做。
由于处在封建家庭，封建伦理所提介倡的“保家卫国”“功名利禄”的志向已经潜移默化逐步渗透在他的头脑之中，使得他对皇帝要“忠”，不敢贸然与国家秩序和法度作对。
因此，在他看来，只有受招安，才算是改邪归正，是兄弟们的唯一出路。
而为了能够得到朝庭招安，宋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市井小人形象。
未受招安前，宋江在“智取无为军”“三打祝家庄”“大破连环马”“大闹西岳华山”“雪天擒索超”等大事大战役中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大智大勇、深谋远虑、运筹帷幄的农民义军领袖形象，而在同官家派来剿灭他们的军队作战时，虽然都战胜了官军，但是表现出了他不敢过分反对朝庭的官僚本质。
“两赢童贯”，他网开一面，有目的的放走了童贯；
“三败高俅”后，他对被俘的高俅，先是下跪请罪，缕陈心迹，后又祈求“救拔”，赠金欢送，这些表现哪像带领梁山好汉的领袖？
分明是阿谀奉承的封建忠君思想的信徒，封建伦理的观念的维护者。
与“义”为基础的宋江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
从另一角度来说，“聚义厅”的更名和“替天行道”口号的提出，也是宋江“忠君报国”的体现。
我们都知道，宋江上梁山后，建下了许多战功。
在晁盖死了之后，座上了梁山第一把交椅，此后在山上大胆地宣传“忠君报国”，不失时机地逐步推行“招安”愿望。
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并且明目张胆地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
把在以晁盖为首时的那种“聚义”是以“义气”“重义”为主的“手足共患难，同命运”的反抗精神，改为儒家封建伦理的“忠君”主张。
试图把“忠君”与“仁义”相融合，达到完美的效果。
但是，宋江毕竟把“忠”放在了首位，在对“忠义”的认识上，使“忠君”起到了主导作用，在字面上无形之中教化着梁山泊好汉以“忠君”为主，而以“义气”“重义”为辅。
“忠义堂”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聚义厅”那种以侠义为主的人民大众所渴望和喜爱的“英雄”行为，抹杀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反抗精神和分散了“聚义”的那种凝聚力同号召力。
“替天行道”口号的提出更尤为突出，它强化了在没有得到封建皇权授权之下，私自主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
它存在着模糊性，缺乏对赵家朝庭黑暗统治，官僚腐败，官官相互，官府与地主相勾结，欺压百姓的清晰的社会认识，标志着反封建的不彻底性，与近代“义和国”运动提出的“扶清灭洋”的口号如出一辙，有本质上的相同。
因此，可以这么说，梁山义军在以宋不为首提出的“替天行道”口号，注定了梁山义军最终会走向灭亡，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宋江的“忠君”思想的传播，确实在梁山泊众英雄中产生了效果。
宋江以他对众兄弟的义气和在梁山上的威望，很好地把“忠”“义”结合起来，完全融汇为说服众兄弟的手段，硬是将梁山这一群对宋王朝没有任何感情和给予宋王朝沉重打击的江湖草莽，服服帖帖地带进了受招安的殿堂。
让宋江的愿望变成了除李逵、鲁、武松反对以外其他众头领的愿望，并且让众头领称谢不已。
我们说，宋江他义薄云天，把兄弟的义作为基础，让兄弟们被他的忠君思想所感昭，逐步认识到了宋江招安论的合理性，把招安问题逐步正式确定下来，完成宋江“忠君报国”的心愿。
而宋江在带领梁山各头领接受招安后，带领旧部“忠君报国”?
?
平田庆，杀王虎，更是恶狠狠地斩尽与赵家王朝相抗衡的方腊，成为有功之臣，国家之栋梁，这都是以梁山兄弟的“义”和生命换来的。
当奸臣换了御酒在酒中下毒时，宋江居然请来了最忠实于自己的李逵一起服用，以免他创出祸来，为朝廷除患，并说道：
“兄弟，你休怪我！
前日朝运差使，赐药酒与我服了，死在旦夕。
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
今日朝廷赐死无辜。
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
因此，请将你来，相见一面。
昨日酒中，已与了你慢药服了，回至润州必死。
你死之后可来此处?
楚城南门处，有个缪兜洼，风景尽当梁山泊无异?
和你阴魂相聚。
第一百回>
好一个宋公明！
听了他发自肺腑的表白，谁能否认他对皇权之崇尚，封建伦理的“忠”不大过对梁山兄弟的“义”呢？
而且还达到了“感念宋公明，忠义两全”的目的。
宋江“忠义”的体现，谁不说他对兄弟重情重义，对封建伦理又愚忠固执呢？
梁山起义军悲壮的牺牲和惨烈的众失败，可以说完全是宋江在对兄弟的“义”和封建伦理的“忠”造成的。
他很想把“义”和“忠”完全结合起来，达到“忠义双全”。
但这又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处在那个战乱频繁的朝代更加不可能，历史事实证明，当“义”和“忠”出现矛盾并不可调和的时候，作为封建正统根深蒂固的伦理思想必将凌驾于江湖儿女的手足感情之上。
处于被封建教化思想统治的人民大众要想推翻封建王朝，建立理想社会，注定了必将走向灭亡。
以宋江为核心的梁山泊起义军失败就是最好的凭证。
比较《水浒传》的“仁义观念与《三国演义》的异同。
。
6、简析《天净沙·
秋思》的艺术特点
马致远在元前期散曲作家中留存作品最多，有“曲状元”之称。
其词“有振鬣长鸣，万马皆喑之意。
又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
宜列群英之上”（朱权《太和正音谱》）。
他的小令俊逸疏宕，别具情致。
其中[越调•天净沙]《秋思》是其写景散曲的经典，以其天涯羁旅无法言说的悲情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着墨不多却洗练传神，浑然天成。
王国维曰：
“纯是天籁”（《元剧之文章》），“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
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人间词话》）。
吴梅赞其“真空今古”、后人“不可及者此也”（《顾曲麈谈》）。
之所以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实得益于作者炉火纯青的意境开拓之功力，体现为意象之捕捉、组合、对比等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
王国维说：
“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
”何谓意境？
宗白华云：
“在一个艺术表现里情和景交融互渗，因而发掘出最深的情，一层比一层更深的情，同时也透入了最深的景，一层比一层晶莹的景；
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为景，因而涌现了一个独特的宇宙，崭新的意象，为人类增加了丰富的想象，替世界开辟了新境，正如恽南田所说‘皆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
’这是我所谓‘意境’。
”（《美学散步》）这首小令的意境即“灵想之所独辟”，确如后人所评：
“枯藤老树写秋思，不许别人赘一词。
”仅二十八个字就勾出一幅秋野夕照图，“秋思”因秋景而愈增其萧瑟情调。
意境中有飘泊他乡的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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