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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

对西医的药物治疗,很多人开始认识到了其危害性,师傅,您怎么看待西医的手术呢?

近年来非常流行手术治疗,而且手术治病越演越烈,这又是西医带给人类的另一场灾难。

身体是父母留给我们最完美的生命,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

可我们随意交给医生来肢解、替换。

最早的时候,我们不懂免疫器官,当身体的免疫系统与疾病搏斗的时候,我们不理解身体的发炎、发热症状,反而把这些人体忠诚的卫士比如扁桃体、阑尾、胸腺甚至脾脏都统统从身体割掉。

这可能是人体最大的冤假错案,这些人体的忠臣的冤魂一直在向我们哭泣。

现在很多女性得了女性病,动不动就把乳房割掉,把子宫割掉,把卵巢割掉,割掉以后你就不是女人了。

既然不是女人又不是男人,你就是怪物。

不是女人,事实上你也就没有男人会爱你,你就没有作为一个女人存在的意义。

任何器官都在身体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医院举起的手术刀纷纷砍向人类,这些刀的数量大大超过了任何战争举起的枪口。

许多人迷信器官移植,可是器官移植最多的生存年限只有七年,一般人就是那么一两年。

因为人体有免疫系统,对于外来的东西,免疫系统天生就要排斥,就要向它发起进攻。

因此做了器官移植的人每天要服用大量的药物,这些药物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抑制免疫功能的,让免疫系统好好睡觉,不捣乱。

而免疫系统不活动了,你的整个身体就完全暴露在所有自然界存在的上千万种细菌之下,你的生命能经得起多大的攻击?

我治病有一个原则,就是做了手术,器官切除或器官移植的病人坚决不接手,因为我没有办法帮他。

所有的手术都不能做吗?

那倒不是的,手术是没有办法的时候的终极选择,但现在的手术太泛滥了,动不动就用手术来代替康复。

中医和西医的第二个区别就是有没有整体观。

中医把人体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每个器官、组织之间都是联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比如“五行五脏”认为,人体器官最重要的就是五脏,任何疾病的产生都与五脏功能下降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而五行学说把五种内脏的关系做了联想界定。

任何一个内脏都通过相生相克与其他器官联系起来。

中医的整体观还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和自然人和社会都是一个整体,人体得了病可以从自然方面来和社会方面来求治。

比如中医的四时养生,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要求人的衣食住行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就会影响健康。

中医特别强调人的情志,而情志主要体现在人际关系上,人与社会的和谐就是健康的保证。

西医没有整体观念。

中医治得病的人,而西医治人得的病。

有一个故事给人的启示很深:

从前有个人驼背,找了很多医生都治不好,有一天到一家诊所求诊,这家诊所的医生说:

“没问题,肯定能治好”,病人听了非常高兴,就让他治。

这个人找来几个帮手,用两个门板把这个驼背的人夹在当中,放在地上用脚踩,驼背人一开始疼得大叫,后来就不做声了,家属一看驼背人已经断气了,马上揪住医生说:

“你要偿命。

”医生说:

“我只管治驼背,又不管人死活。

西医的眼中只有疾病,没有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更不会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去思考。

比如治疗癌症,西医只想到用化学疗法和放射性疗法去杀死癌细胞,他们没有考虑到化疗和放疗对身体的伤害,特别是伤害了免疫系统,如果人体没有免疫系统的保护,几乎没有办法让疾病痊愈,甚至无法生存一分一秒。

爱滋病就是因为人体的免疫系统首先被破坏处于瘫痪状态而不治。

也许西医知道这种伤害,但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来避免。

而且我们发现许多癌症病人居然吃着方便面或者啃着饼干上手术台,这在中医治病的过程中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医对病人饮食等生活方面的调理贯穿治疗的始终。

细细想来,确实是这样。

还有其他区别吗?

第三个区别是医学模式不同。

西医按照生理系统和器官来分科,而且越来越细。

医学专业也越来越专科化,现在分出来的疾病已达到上万种,而且还在细分下去。

西医的治病和护理也是界限分明的,护士严格执行医嘱。

医疗和养护也是分开的,强调康复锻炼。

还有心理治疗也不同,西医有专门的心理医师供咨询和治疗。

而中医的整体性表现在,疾病的分类以内脏功能和重大病因为主,偏于粗略。

而且医护不分,讲究综合治疗。

在治病过程中心理治疗贯穿治疗的始终。

这样中医治病有很多的优势,打个比方,现在有的百货商店规模宏大,像沃尔玛,提出一站式购物的理念。

而且有时候患者也不知道自己要到什么科看病。

甚至西医经常出现可笑的事情,比如一个肿瘤专家也许一个普通的感冒也不会处理。

其实任何慢性病都是身体功能整体下降出现的结果,只不过是由于患者身体的个体差异,病毒首先在某些薄弱的器官上突破。

因为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是身体营养、废物、功能激素共用的通道,在几分钟内,所有的营养物质,毒素、激素可以周游全身。

对于很多患了严重疾病的患者,他们几乎所有的功能都受损了。

比如脾胃、肝肾等,因此慢性病可以有通用的治疗、调理模式。

比如所有的慢性病都100%有脾胃问题,可以从脾胃治。

而实际上也是如此,只要你控制了身体的进口,疏通的身体的出口,任何疾病就能调理好。

一站式医疗,很形象。

中医和西医的第四个区别就是诊断方式的不同。

中医诊断“望、闻、问、切”,这些方法虽然没有标准的数据,但都是根据身体的感觉和感受来的,因此只要综合运用,判断就会是真实的。

中医的诊断方法是根据“有诸内,必形于外”来进行科学的判断,就好比你看到一把椅子的影子,那影子的背后一定有实物一样可靠。

而且中医的诊断能发现疾病初始阶段的情况,也就是量变阶段的细微变化。

西医的诊断主要是靠仪器,仪器诊断的只能是结果。

仪器是没有生命的,仪器得到的数据不能根据患者的特殊情况来做灵活的判断,比如不能根据患者的脸色、形体、行为、语言等的不同来诊断病情。

精神、个性、心理只有靠人的判断才能发现。

当然中医的中断方式也有不足,比如中医诊断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个人医术、修养、见识能影响诊断的准确性。

西医在一定范围内对病情的诊断有其准确性和客观性的一面。

中医和西医的第五个区别就是适应疾病类型不同。

中医适应慢性病,也就是由于身体功能、体质下降而形成的病。

因此对于慢性病,也就是由生活方式错误而形成的病,中医的方法不可替代。

西医对于外伤、传染病,有独特的办法,在防疫、急救、手术上,中医是难望其项背的。

但西医对于慢性病是束手无策的,比如现在流行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哮喘、肝炎、肾病综合症、风湿类疾病,都被西医冠以

“不治之症”,说是科学还没有发展到治愈这类疾病的地步,对付这些疾病只能终身吃药。

这类疾病如果求治于西医,等于是问道于盲,不治还好,一治疾病就会越严重,甚至很多病人都是被西医吓死的,比如癌症病人,他们很多被西医的思维控制,导致精神崩溃死亡。

实在令人痛心!

西医是怎么“打败”中医的

作者:

张丰,腾讯·

大家专栏作者,读书人,媒体人,现居成都。

1906年,鲁迅在日本放弃了学医。

去日本之前,他认为“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而现在,他则认为即使是西医也无用了,重要的是“改变他们的精神”。

就是在这一年,美国医生胡美(EdwardH.Hume)在长沙创办了湖南省第一所西医医院雅礼医院。

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也会运用西医创造“奇迹”来感化信众,但是,在胡美身上,才真正体现出西医与中医的系统性冲突。

1906年的长沙,依然是中医的天下。

找外国医生看病,在当地一度被认为是犯忌。

一位女士看到医生的白大褂,大惊失色,以为医生是在为自己送终。

来雅礼医院就医的,大多是试过各种中医药方无效的病人,或者是收入较低的民众。

雅礼医院的挂号费是40文,而名中医看病,则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雅礼医院的影响力仍越来越大。

官员和当地有势力的乡绅,都是把中医请回家看病。

有一次,长沙的财政主管梁先生病倒了,派轿子来请胡美,当胡美抵达时,他发现长沙最好的中医王老先生也在。

“我们劝说母亲将你们都请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两种医学体系中获益。

我们希望你们一起检查病人,说出你们的观点。

”在长沙,这是第一次把最有名的中医和西医请到同一个病人家里,在中国历史上,这也是十分罕见的事件:

中西医同台竞技,现代性十足。

《道一风同》详细记录了这一历史性场面,在今天中西医争吵不休而西医似乎明显占优势的情况下,这最初的PK看起来是如此新鲜。

胡美鞠躬要求王先生先给病人检查。

王先生坐在病人床左边的椅子上,面对着他,凝视了很久,检查他的头部。

脸部和脖子有肿块,脖子上有静脉震动。

到此时为止,王先生没有将手放在病人身上。

他俯下身,倾听各种可能的声音:

不规则的呼吸,低沉的呻吟。

此后他开始问问题。

病人病了多久?

这是第一次发病还是反复发作?

他受过湿还是受过凉?

在病前有没有家庭矛盾?

又问了几个问题,王先生走到床边。

“他精确而严肃地移动着。

仆人们把一堆书(约有三英尺高)放到他手边;

他把病人的左手腕轻轻地放在书上,长时间仔细聆听脉搏的声音。

接着,将右手腕放在书上,一样仔细聆听脉搏的声音。

他仔细观察病人的口腔、舌头和眼睛。

轮到胡美了。

他按照西医的检查方式给昏迷的病人检查,感觉脉搏,检查瞳孔、舌头、反射,使用听诊器和温度计。

他甚至把病人的袖子挽起,测量血压,高得可怕。

接着,胡美在椅子上坐下,请王先生先出示诊断。

王先生的回答很长,讲述了有关昏迷的各种可能性。

最后他说:

“你看到我仔细检查了左手腕和右手腕各三个脉搏点位。

我们从秦代王叔和的教义中学会有关脉搏的技艺,他教导说任何疾病的特性最终都能通过两个脉搏彻底地检查发现。

外国医生,如果你亲自感觉一下左边脉搏,你会发现最左边的脉搏,最靠近肘关节的那个,几乎消失了;

最靠近手指的脉搏,几乎感受不到。

这些观察,连同长期经验和对伟大医学圣人教义的关注,让我确信病人得了严重的肾病,还有相当严重的心脏病。

我请求你再检查一遍,说说你是否同意我的诊断。

病人身体肿胀起来,胡美用手指深深压进组织里,留下重重的凹痕。

胡美的诊断已经让他做出独立的诊断,但出于对老医生的尊重,他再次把了脉。

雅礼医院刚开业不久时,一位官员来看病,胡美只为他一只手把了脉,这位官员勃然大怒:

“只把一只脉,怎能做出完整的诊断?

”此后,胡美很注意在形式上做到完美,不激起病人的反感。

胡美把脉后,告诉老中医,倾向于同意他的结论,但是他补充说,他将保留自己的判断,直到精确的实验室工作完成。

最后的化验结果,肯定了王老先生的判断。

王老先生从来没有见过实验室里现代的实验,比如那些化学化验和显微镜。

一起出去的时候,胡美邀请王老先生访问雅礼医院,参观病房和实验室,“我相信你会有兴趣看到显微镜下显示的肾病。

王老先生答:

“谢谢你友好的建议。

我怕自己不能完全理解。

我们有关疾病的概念与你们西方非常不同。

”他还补充道:

“希望学生们不要忘记扁鹊和张仲景,以及有关脉搏的权威王叔和的名字和教义。

这次同台竞技,算是打了平手。

西医的诊断结果和中医相同,病人几天后死亡,显示出不管西医还是中医都还有局限性。

正如书名所示,胡美在《道一风同》中对中医并没有偏见,除了对那种靠占卜看病的江湖郎中略有调侃之外,对真正的名中医,胡美往往抱着学习的态度。

胡美去为一个腹痛难忍的孕妇看病,诊断之后,他认为除了流产没有别的办法,孕妇的家人请来中医,开了中药,6个月后,孕妇产下一个胖小子。

胡美一直对这位中医的药方感到好奇。

我更感兴趣的,是诊断结束后两人的对话。

胡美强调的是实验,而王老先生强调的则是传统。

两人都清楚,对方是和自己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拥有不同的概念。

中医追随的是经验,而西医依靠的是实验。

胡美来华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所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医学院,换一个词,就是“现代医学院”。

这条路的艰难超乎预料。

胡美初到长沙,根本不敢开医院,没有人会在外国人开的医院中看病。

他花了一年时间学习汉语,第一天,老师教他在百家姓中为自己找一个名字。

这样,Hume就成了“胡美”。

医院开张时,他已经会问病人“贵姓”“贵庚”。

胡美建立现代医学体系的过程,同时也是融入中国文化的过程。

第一个找他做外科手术的,是一位土匪。

胡美帮他取出腿上的弹片,养好伤,他就可以躲过官府的排查了。

没过多久,长沙出现针对外国人的骚乱,这个土匪是队伍中的一员,他阻止了同伙对医院发动的袭击。

这是中国最传统的报恩故事,而不是西方文化主导的现代性叙事。

1914年,雅礼医院终于发展为集医院、医学院、护士学校为一体的湘雅医院,“董事会”中,不乏长沙本地的大佬,他们大都找胡美看过病,痊愈后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

其中最关键的是湖南都督谭延闿,他的肺炎被治愈后,“完全被现代科学折服了”,他劝说绅士们同意湖南省与耶鲁大学使团合作,开办现代医学教育。

胡美对长沙当地政治介入很深,以至于谭延闿躲避袁世凯的追杀时,先化装成一位杨先生躲到医院里,在夜里由胡美护送到江上的美国轮船上。

西医对中国现代进程的参与,首先是作为现代科学话语的一部分,它代表着“进步的”文化,是西方强大的一部分。

但是,更重要的是,西医以不同的形式参与着中国的政治进程。

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在革命之前,孙中山是一位医生。

革命家不断流亡海外的经历,包括他们对孙中山的崇拜,都让他们很容易把西医作为先进文化的一部分而接受下来。

袁世凯死后,长沙成为各路军阀争夺的重点,频繁更换着主政者,但是不管哪位军阀统治,他们都会和湘雅医院保持良好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中医是缺席的。

尽管长沙的大佬也请名中医看病,但中医始终无法和权力建立真正的联系,他们的诊断和药方,往往更具神秘性,对保密的要求也很高,这一切都妨碍了他们参与公共空间。

1926年,蒋介石率北伐军进驻长沙,此时,他正遭受牙疼的折磨。

湘雅医院的医生立即前往。

“一位看上去很精神的青年人,穿着衬衫,领口开着,来到桌前。

医生问道:

‘先生,贵姓?

’‘蒋’,他直率地回答。

旁观者都笑话医生没有认出将军。

”接下来是意味深长的一幕,医生直接为蒋介石检查了牙齿,而省略了面对中国病人必须做的把脉。

医生很快为蒋拔了牙,而蒋也表示感谢。

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西医的一个标志性胜利,外科手术,消炎,这一切都很自然地完成,再也不需要把脉这些模仿中医的伪装。

美国医生请求蒋介石成为湘雅医院的资助人。

蒋介石说:

“感谢你们西方人为帮助中国人所做的一切,但是我们不能再支持帝国主义了。

”正好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他希望教育部选择一组医学院,进行国有化。

他问道:

如果被选中,董事会的成员会同意改名国立湘雅医院吗?

“那就是方向,”美国医生回答。

蒋介石很精明地区分了西医中科学的成分和意识形态的成分,对西医进行了一种新的政治化:

西医不再是西方的、洋人的、充满阴谋的,而是中国的、现代的、日常的。

几年后,湘雅医院正式成为国立医疗结构,而胡美的使命也宣告完成。

有趣的是,在如今的湘雅医院官网上,“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赞扬湘雅的医疗水平,并多次介绍亲友来院看病”,政治上的肯定,仍然是一个价值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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