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管齐下破解循环经济难循环的梗阻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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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面临严峻挑战。

因此，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是势在必行。

但是，在许多地方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却遇到了许多“循环经济难循环”的梗阻，使得好事难生好效应。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目前制约循环经济发展，造成循环经济难循环的主要梗阻表现在五个方面：

　　1.“观念梗阻”。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鲍尔丁指出，如果人类不能转变发展观念，仍然不合理地开发资源，破坏环境，将会使地球走向毁灭。

长期以来“资源——生产——消费——废弃物排放”的传统发展观念根深蒂固。

许多市场主体习惯于这种生产方式，依靠粗放消费资源以及高强度地破坏生态环境维持经济增长。

没有认识到传统生产终端产生的“废物”也是难得的“稀缺”资源、是放错位置的资源，而是片面强调传统经济模式单向流动，强调一次性经济效益，没有从深层次理解资源稀缺和效益最大化。

由此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的外部性，也被眼前的经济效益所掩盖。

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仅有33.43%的人初步了解“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概念。

多数人对此并不了解，即便是了解“循环经济”的，很多也仅仅停留在概念上，局限于“纸上谈兵”，没有认识到发展循环经济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

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经济观念和模式的一次革命性变革。

要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必须对习惯于传统粗放式发展的思维方式进行“洗脑”，破除观念“梗阻”，从战略高度更新发展观念，牢固树立循环经济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发展循环经济的良好氛围。

　　2.“制度梗阻”。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资源配置的基础和手段。

循环经济“3R原则”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客观上也要求进行制度设计，降低交易费用。

目前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体系不完善，产权不清，交易费用偏高等问题比较突出。

比如，中国矿产品基本由国家定价，并没有通过制度规范，由市场各产权主体之间的交易来确定，矿产品等资源价格偏离市场价格，使得企业矿产品资源成本很小。

这样，资源的稀缺性没有通过市场产权主体间交易反映为高价格，企业就没有压力来实施减量原则，循环经济也就难于循环。

就环境而言，中国的制度设计仍然沿袭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方式，排污企业所带来的外部非经济后果，往往被国家和遭受污染侵害的公众所承担。

一些小造纸、小炼油之类的“五小工业”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是因为法律制度没有明确附近居民、农民拥有不受污染的权利。

如果政府通过制度约束，明令受害者可按单位排污量得到赔偿，并通过谁第一诉讼谁就得赔偿额大头的机制降低产权交易费用，那么，老百姓的“维权”行为足以遏制企业生产的非经济外部性。

也就是说，适合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其中包括生态资源环境要素的定价和有偿使用制度，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政府责任制度等等。

不解决产权明晰问题，不重构资源的产权制度，仍然把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排除在宏观经济要素之外，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将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也仅仅是理念。

　　3.“政策梗阻”。

制度安排是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体现的。

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政策之间不配套，循环经济在具体经济政策中细化落实等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环境政策、资源政策之间缺乏配套的连接和协调。

例如，当前宏观调控中，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实行窗口指导，限制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过热行业的贷款；

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控制钢铁、电解铝、水泥三行业投资的意见。

在对钢铁的限制中，并没区分单纯性地扩张生产规模的项目和循环利用资源的项目，而是一律给予限制，致使一些循环利用资源的项目也被卡住了。

这实际上是宏观调控政策的粗放式实施，抑制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其结果是逼迫企业技术退步，与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环境战略、节约资源战略背道而驰。

　　4.“技术梗阻”。

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每一个原则的贯彻都离不开先进的处理和转化技术，也离不开这些先进的载体——设施、设备的开发和更新。

如果没有先进技术的输入，循环经济只能是空中楼阁。

中国在能源的节约和替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废物综合利用技术、循环经济发展中延长产业链和相关产业连接技术等方面，缺少自主开发的先进技术，较国外有不小差距。

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关键技术设备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仅占15%，2/3的设备属于国内一般水平和落后水平；

中国资源利用整体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15—20年；

产业连接技术的差距更为明显。

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活动的最大不同是要求延长和拓宽生产技术链，通过对废旧产品进行技术处理，重复使用，最大限度地利用不可再生资源。

这就要求在纵向上延伸产业链、横向上聚集产业群，构筑区域性循环经济体系。

目前，中国尚没有一个区域能做到这一点，在过去近20年间，曾不断在不同行政区划层次推动“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村、生态镇、生态县、生态市，直至现在的生态省。

然而，效果并不理想，行动也未能持续，其主要“梗阻”就是支撑产业“生态系统”的连接技术不够成熟。

　　5.“管理梗阻”。

微观上，企业管理决策和执行往往沿袭传统方式，在资源价格偏低的情况下，轻视原料成本管理，对废物再利用和创新管理积极性不足，即便回收的，基本上也是具有直接利用价值的“拿走”，没有直接利用价值的“抛弃”，存在对环境的二次污染隐患。

受利益驱动，企业疏于治污管理，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

在宏观管理上，管理机制和队伍没有建立起来，没有形成有效的循环经济网络。

已经形成的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循环经济网络，主要由有直接利用价值和经济效益的生活垃圾收集、分类回收、再生化处理加工体系组成。

这是市场自发形成的、以分散的农民垃圾收集者和集散者组成的不完善的网络。

对没有直接利用价值，需要进行深加工处理并且直接经济效益不高的工业废弃物和生活垃圾，主要由零散的“国家队”——国有清洁企业收集清运，正规“国家队”没有建立起来，没有形成合理有序的循环利用网络。

同时，政府基本物流表没有建立起来，对于企业和地区环境资源及管理缺乏基础数据信息。

信息交换不对称，废物产生部门只关心处理费用，并不关心处理细节和结果；

同时，废物处理部门对废物的性质、组成等技术性资料也不清楚，造成循环管理网络“缺环”、“断链”，形成“梗阻”。

　　二、构筑“五大平台”，破解循环经济难循环的“梗阻”

　　1.完善约束激励机制，构筑制度平台。

实践表明，按照传统经济模式，完全依靠市场作为配置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主体去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重经济效益、轻环境、轻资源的“一重两轻”局面，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制度经济学家戴维斯认为，由政府机构进行的制度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

目前要发展循环经济，必须构筑制度平台，明晰产权，建立一整套利益驱动与激励机制。

　　一方面要通过制度规范、明确产权，使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有利可图，使企业和个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外部效益内部化。

探索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改革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从国家到企业都建立一套“绿色经济核算制度”。

在经济核算体系中，要改变过去重经济指标、忽视环境效益的评价方法，开展绿色经济核算，引导企业采用循环经济模式。

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生态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环境标志制度，逐步提高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交易费用，建立污染者治理、受益者补偿机制。

即“谁污染，谁治理，谁治理，谁受益”，促使全社会加快实行清洁生产，减少排污，提高社会产品的循环率。

通过建立一整套新的经济制度体系，包括产权、价格等基础性制度，生产、采购、消费和贸易等规范性制度，财政、金融、税收和投资等鼓励性制度，国民经济核算、审计和会计等考核性制度，等等，引导、支持、鼓励企业发展循环经济。

2.突出政府引导作用，构筑政策平台。

循环经济内在地要求政府成为循环经济发展的责任主体，政府的政策是中国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主导推动力。

为解决市场缺陷，政府应充分运用行政、法律、经济、财政等手段，制定规划，完善政策，转变职能，加强调控，规范循环经济，保障可持续发展。

（1）科学制定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要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编制“十一五”规划的重要指导原则，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编制各类规划。

加强对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题研究，加快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循环经济发展重点领域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

建立科学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循环经济网络，延伸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壮大循环经济产业群。

（2）健全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

在循环经济实践的基础上，必须加快制定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法规对循环经济加以规范，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要借鉴国外经验，抓紧制定各类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项法规。

加快制定用能设备能效标准、重点用水行业取水定额标准、主要耗能行业节能设计规范以及强制性能效标识和再利用品标识等发展循环经济的标准规范，逐步将循环经济发展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3）科学严格管理，促进企业推行循环经济模式。

循环经济是一门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科学和严格的管理是搞好这种经济的重要条件。

因此，要建立一套完备的管理规则和操作规程，加强管理投入和队伍建设，提高实施的管理机制和能力。

把发展循环经济管理指标和措施具体化、定量化，纳入干部、职工的业绩考核管理体系，从而将有关监督、考核、奖惩制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为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提供应有的动力。

　　3.建立绿色支撑体系，构筑技术平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突破技术瓶颈，建立“绿色支撑体系”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

“绿色技术支撑体系”主要包括：

一是资源化技术；

二是环境无害化技术；

三是高附加价值、少污染排放的高新技术。

建立绿色技术支撑体系，要以发展高新技术为基础，以开发经济体系生态链接技术为关键，遵循技术开发的生态道德，积极采用清洁生产技术，采用无害或低害新工艺、新技术，大力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实现少投入、高产出、低污染，尽可能把对环境污染的排放物消除在生产过程之中。

通过构筑技术平台，在企业上形成“食物链”，在产业上形成“产业群落”，在区域上形成循环经济“生态系统”。

　　4.加强国际沟通，构筑国际合作平台。

要抓住《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发展中国家尚不承担减排义务这一契机，积极开展清洁发展机制（cDm）方面的国际合作，通过cDm项目获得部分循环经济资金援助和先进技术。

要利用国际交流平台，大力加强对国际及国外环保认证标准的研究，及时收集、整理、跟踪国外的环保壁垒，建立环保壁垒信息中心和数据库，及时采取积极防御措施，为我国循环经济产品顺利走出国门，融入全球循环经济网络提供保障。

　　5.健全三级参与机制，构筑观念平台。

发展循环经济，破除观念“梗阻”是前提。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自觉的经济形态，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转变观念，共同营造。

一是明确政府职责。

政府作为循环经济发展的主导，必须明确自身职责，理顺部门关系，完善调控手段，努力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现代政府。

要提高公务员素质，树立“以人为本”的循环经济发展理念，强化服务意识，展现良好的政府形象。

二是引导企业树立循环经济理念。

三是增强公众意识。

要通过宣传教育，大力提升全社会的再生资源意识、环保意识，倡导绿色消费，使公众自觉自愿地选择绿色消费方式，在全社会形成能量和物流的多层次交换网络，共同营造一个和谐、文明的循环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