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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社会批判精神。
这种批判精神也体现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构建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初始，批判吸收了已有的新闻理论积累，这主要体现在对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哲学批判上。
具体地说，首先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的关于新闻及其传播的论述。
早期空想主义者对精神交往必要性与重要性的看法，法国空想主义者的报刊活动及其所提出的关于舆论、宣传等观点，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大空想主义者的诸多新闻主张和丰富的报刊工作经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料，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的许多启人心智的新闻传播观也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思与形成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理论积累。
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新闻传播理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关于精神交往以及新闻传播的论述
首先指出进行信息传播、加强国际交往的必要性。
莫尔在《乌托邦》中提出，要搞好乌托邦的建设必须及时“掌握更多的关于外国的情况”，乌托邦的居民要“乐于倾听世界各地发生的事”。
［1］（p86）这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第一次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论证人类精神交往的意义。
其次，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在人际关系中实行民主和平等的制度。
在一邦之中，一城之内，人人平等，个个自由。
居民们可以通过畅通无阻的人际关系交流情况，交流经验，监督“哲学之王”和“太阳”。
假若执政者做了错事，人民可以罢免他。
如果发现有强过他们的贤人，人们有权让贤人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哲学之王”和“太阳”。
第三，提倡采取行之有效的宣传策略。
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利用人文主义以及宗教中的平等思想作为反抗和揭露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的丑陋和罪恶，并通过各种新闻传播的手段比如传教布道和发放各种新闻书简的方式向人民大众展示理想美好的未来社会。
恩格斯对此评价说“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2］（p255）因为，“当时人民唯一能领会的语言是宗教的语言”。
［3］（p418）
不难看出，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些关于新闻传播的观点，明显受到了当时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现状的影响和局限，表现出了很多在我们今天看来极不成熟和极不完善的地方，有些观点、主张和宣传策略也同样受到当时新闻传播工具的限制呈现出没有系统性的劣势。
但是，这些思想中间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批判继承的，比如他们从一开始就强调了人类精神交往在从事政治宣传中的意义，并一再地强调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人人平等，个个自由的重要性，这对今后我们树立针对性、切实可行的宣传策略树立了很强有力的榜样。
这些观点同样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科学的新闻思想有着不可替代的启迪作用。
二、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要新闻传播观
第一，高度重视舆论的作用，并使报刊成为无产阶级的舆论工具。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直接创办报刊，使报刊第一次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舆论工具，开创了新闻传播史的新纪元。
他们在报刊实践中认识到。
“权利一旦被无耻地滥用，就成为不受任何约束的匪徒的可恶的工具”。
［4］这一关于出版自由的观点不但把空想社会主义的新闻传播观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并被以后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批判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另外，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的圣西门认为舆论是影响社会、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
他谈到社会组织者的责任时提出：
“现在能够实行的改善社会状况的唯一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唤起舆论为建立依靠科学、艺术和工艺来使劳动造福于社会的政治体系而大声疾呼。
”［5］（p34）他强调：
改造社会“可以运用的唯一手段就是宣传；
无论是口头宣传，还是书面宣传，都可以”。
［6］（p249）
第二，探索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
在被誉为空想社会主义“法制蓝本”的《自然法典》中规定“各普通参议会应委托专人著书，但要注意，在叙述中切勿夸张奉承，尤其要严格避免任何虚构的报道”。
［7］（p130）这可谓是通过法律武器来保障报道真实性的最早尝试，恩格斯认为：
“这能给德国人提供更多的材料和最接近我们的原则的著作，它迄今对德国革命和德国人民依然起着实际的、决定性的影响，其积极内容到今天仍很有意义。
”［8］（p27-28）
第三，揭露批判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口号。
傅立叶认为记者由于被幕后的大财团或者是政治黑手控制和恐吓着而不敢坚持真理，从而使新闻传播失去了它应该具有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他在分析这些扭曲现象的原因时说：
“对古代和近代的这些偶像的攻击会使记者们大吃一惊，他们不敢公开地宣传这种理论，因为担心遭到散布恐怖空气的野蛮人委员会的谴责，或者不再受到他们信用。
”［9］（p236）傅立叶还深刻地批判和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把记者变成了挣钱的、失去良知的工具，有力地鞭笞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腐朽变态的出版自由政策。
第四，强调报刊调节社会关系和影响社会生活的作用。
著名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懂得社会舆论的重要作用，而且他们都创办有自己的报刊，他们认为有了报刊就有了一条向社会公众实事求是地展现这个社会当前现状的强有力的最便捷通道，这样，就可以通过新闻传播的方式让人们通过舆论的影响力去真正认识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以及政策的丑陋，以完全改变现在的生活面貌。
第五，魏特林出版自由的论述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最高成就。
他指出出版自由是以经济条件的基本满足为前提的；
他还对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的本质做了分析，他说：
“在金钱制度下出版自由是不会完全的，因为可以用金钱去收买那些下流作家，在这个制度里如果有一篇文章传播了真理，就会有其他的十篇文章来传播错误、谬论和谎话。
”他认为只有消灭了私有制以后，才会有全体社会成员普遍的出版自由。
魏特林的这种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观点已经非常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出版自由观了。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新闻传播观的论述，从莫尔的《乌托邦》到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已经日趋完善与全面，这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对新闻传播理论做出系统论述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思想素材。
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新闻传播观进行批判地继承，积极汲取其中合理正确的成分，对当时的新闻传播现象、主要的新闻传播媒介——报刊的运作特点，以及影响新闻传播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给予了相当深刻的思考。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是伟大的哲学家，因此他们思考任何问题都是站在全球的高度，考虑的是全人类的利益和全社会的发展需要。
马克思的这种高端视点体现在他对所有问题的思考中，自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创建，并以此为起点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首先，马克思把“世界交往”理念作为新闻传播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有一段话：
“交往工业，它或是真正的货客运输业，或者只是信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
”其中“交往工业”这个带有“传播”词根的词，就包括了实际的物质运输和消息传递两方面的内涵。
马克思希望人们能放眼世界，从全人类发展的视角观察问题，因为在世界交往的趋势下，不仅所有人之间是相互需要和相互依赖的，而且各个民族之间也是相互需要和相互依赖的。
也只有站在世界交往这样的高度去衡量、估量和论证新闻传播政策、传播内容以及传播方式方面的问题，才能使评价具有历史的公正性，准确的宏观预见性，也才能在知识结构方面超越民族和地方的偏见，制定出有效的新闻传播研究方案。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实现新闻传播政策方面的目标，在理论论证和报刊工作实践中，始终表现出不畏暴威胁并和恶势力做顽强斗争的精神，这样就能很好地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尤其是在对“党”的信息传播方面，主张坚决要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坚决制止一切诽谤、歪曲科学社会主义的各种奇谈怪论和浅薄的胡说八道，以完全做到保证新闻的真实传播。
另外，马克思还根据新闻传播的特点规范，从哲学家的角度，用哲学家的眼光去审视新闻业务问题，进而赋予了新闻学丰富的哲理内涵。
再次，马克思还很早就意识到了媒介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的不可替代性，并提出任何适宜的新媒介的发明对于形成世界市场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他指出我们的关注点不应该完全在于新闻载体载了什么，而在于新媒介本身能否给社会生产带来一种飞跃式的发展。
马克思在论述交往革命时说：
“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他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
”也就是说交往媒介的实质是科学知识的力量，是人的智力和创造能力的发展。
因此，正是传播媒介把整个世界联结起来，并形成了世界的交往，以及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观念世界”。
第四，马克思把事实的变动影响产生新闻视为一种规律，认为事实的变动对产生新闻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把“事实的变动”视为新闻的源泉，因此我们要把握好报道新闻的层次的问题，要认识到新闻的重要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会随着事实变动的大小而会出现转换的。
第五，马克思非常强调新闻的时效性，以致他经常用“报刊的闪电”、“电讯立即闪电般地传遍整个大不列颠”来形容新闻传播的速度。
［10］（p126,408）他更是特意对当时唯一的新闻媒介——报刊的特点从时效方面做了规定：
“报纸的一般性质——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
”［11］（p120）同时，由于环境、历史条件的差异，各地在世界交往中的位置自然会有轻重之分，对新闻时效的要求也有所不同，越是出于信息交流的中心，时效要求越高。
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开外部因素所造成的遗憾，充分利用各个方面的有利因素来确保新闻的时效性。
第六，对于新闻报道，一定要遵循最基本的客观原则，即做到“一般的公正”。
报刊面对新发生的事实或新表达的观点，当然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作为社会性的新闻传播媒介，要想取得全社会的认同，就不能只是表达自己的观点意见或者自己偏爱的事实的一面，而是要做出公平的报道。
当然也不是说没有自己的观点。
因此马克思提出了“一般的公正”，即意味着一种对等原则，它是报刊的一种形式上的总体姿态，就具体的报道而言，便是客观报道。
这种报道形式是可以适应人们接受信息时的心理状态，虽然这会限制作者主观意图在报道中的直接表现，但比起先入为主地讲出报道的意图要更容易被接受。
最后，马克思在新闻传播理论中还特意就当时最大的新闻传播媒介——报刊各方面的特点以及应该注意到的报刊中的报道倾向都做了较为详细的阐释。
当新闻的特点一一被运用到报刊传播新闻的实际过程中时，它的基本运动形态就是马克思概况的“有机的报纸运动”。
对于专业新闻传播来说，新闻的时效性和新闻的真实性是一对矛盾，但在有机的报纸运动下，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
具体地说，“有机的报纸运动”是指对于新闻事实的连续、反复、循环报道。
报纸报道新闻的真实性，就是表现为各位记者从不同的角度、依事件发生的顺序进行报道的总和，每篇报道可能会是片面的，甚至是差误，但是后面的报道会自然纠正前面的差误。
因此，报纸报道新闻，只能在循环往复的有机运动中逐步使新闻完善，使事实完整地展现出来。
前面已经提到，马克思首先是伟大的哲学家，他用哲学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形成对整个人类社会全面、完整的看法。
同样地，他也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开始对人类新闻传播行为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能有效指导人们传播行为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
在马克思的传播思想中有四个核心的观念：
即马克思的交往观、马克思的新闻自由观、马克思的大众媒介观以及马克思的党报观。
其中，马克思主义交往观是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新闻传播观也是从“世界交往”这个基本理念开始的，这个理念也正是人们进行传播的出发点、基石和最初原动力。
现代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巨大发展已经使人类开始意识到一切民族无不以其某种方式同其他所有民族相互联系着，由“世界市场”形成的“世界交往”体系的内在矛盾促使人类社会转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后来的著作、笔记、书信中，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含义很广的德文词“derverhehr”（交往）。
在德文、法文、英文中这三个词的涵义是一样的，即指物质意义上的商业贸易、交通运输，也指精神意义上的信息流通。
从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交往”这个概念论证的问题看，它包含了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指个人、社会团体、民族、国家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流通，因为这是一个宏观的社会性的概念。
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交往遵循着从狭隘到广泛、从局部到全球的发展道路，世界交往必然要替代局部的民族交往，成为现代交往的主旋律，民族交往必然会冲破以往的种种樊篱而成为世界交往的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交往观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的启发点。
因为交往作为一个概念，有德国以及欧洲哲学的学源。
意识哲学将人、人的意识也即是主体空前突出出来，将主体从客观世界中分离出来，并将它视作世界的中心、基础和绝对性的参照物。
意识（主体）哲学就是将主体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作为它的主要内容。
在此，主体要全力以赴地去认识客体、把握客体、主宰客体，要让客体祛除它的神秘性，交往作为一种理性就发展起来。
这是在这一祛魅化的过程中，在启蒙过程中，主体是在不断追求搏斗中形成的，因此自我既是有效的自我捍卫的产物，其中就有交往理性发挥作用的结果；
在启蒙过程中，主体不断追求进步，它听命于自然，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交往使人周围的世界失去了神秘性。
马克思主义的交往观又是从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角度开始研究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交往与物质活动关系的论述，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而是要求人们在事物的变化和相互作用中考察的。
马克思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精神交往的历史发展趋势的，并指出交往的发展必然使民族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必然从地域化走向全球化。
在人类历史发展最初的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交往也主要局限在特定的地域内。
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交往，也推动了生产的巨大发展，并逐渐形成世界市场。
生产、分工、交往的发展也冲破地域限制，在形成世界市场的同时，也使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民族历史逐渐成为世界历史。
交往使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使各民族、国家之间紧密联系在一起，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导致全球化。
世界交往下的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从而把各个民族，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民族彼此紧紧地联系了起来，致使每一个民族都受到其他民族变故的影响，因而共产主义是世界性的行为。
也正是因为这样，全球的人们开始联系起来，传播活动也在整个人类社会，不分国家、地域界限地开始大规模的展开。
另外，在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传播观中，新闻自由观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新闻自由一般是指搜集、发布、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是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的实施和运用。
从本质上讲，新闻自由也就是出版自由。
资本主义出版自由是反封建的重要思想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出版自由”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伟大口号，是促进近代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马克思指出：
“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
马克思还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新闻自由。
他认为，社会主义是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新闻自由普遍形式的基础，消除了金钱的制约作用后所获取的更大的一种精神交往权利。
马克思恩格斯传播观念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他们的大众媒介观并体现在多个方面。
马克思的大众媒介观主要是体现在他对报刊只能的认识与评价上。
在他看来，世界性的交往革命产生以后，迫于生存需要的精神交往和心理需要带来的不自觉的交往，将让位于人的自我实现和精神享受等较高级的交往形式，其结果是马克思所说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
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人民报刊（自由报刊）起了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的主要精力用于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因此在他们的报刊实践和报刊理论中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报刊的内容占了很大比重，特别是报刊理论成为他们新闻传播观众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传播思想中的党报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的基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认为，党的报刊应该成为全体党员的论坛，党报不仅要宣传党的纲领，而且要成为全体党员发表意见的论坛。
党报党刊有权批评党的领袖，对党的领导机关和领袖人物进行批评，是包括党报工作者在内的每个党员的民主权利，将阻挠党的报刊履行监督和批评使命的言行同专制政权的书报检查相提并论予以痛斥。
总之，马克思利用报刊这一新闻传播介质，对整个人类的新闻传播事业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要求，并给与了正确可行的传播对策，这对后世的新闻传播事业起到了巨大的引擎作用，更为人类的整个新闻传播事业的更好发展提出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实施决策。
可以马克思主义是一部旷世奇作，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传播观更是奇作中的点睛之处，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马克思的这种新闻传播职业精神，但同时，我们更应该有批判的精神，对于马克思的这种社会批判精神进行批判地继承才是人类新闻传播事业健康向前的正确选择。
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进行批判地继承能使我们的新闻事业永远年轻，永远新鲜。
首先我们应该在对社会意义的揭示上下大功夫。
第一步就需要证明对社会知识的追求和对社会的批判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即主要是解决人类获得知识的可能性问题。
康德指出，人类为获得知识的可能性在于人类具有先验的“统觉”，将外部的世界整合为一个有秩序的世界，由此而获得知识。
康德的知识论要找出研究室理性的哪些范畴造就了人类的知识，但同时也指出了正是这些条件局限了人类的理解范围，于是，康德对知识论的批判隐含了对人类认知主体的能力的批判，人类并不能无所不能，人类的认知本质上蕴含了不平等的认知状况。
这样，从康德的批判角度看，这是对自我认识作知识上的批判，揭示了知识和人如何使用语言和如何作价值判断不可划分。
知识层面上的批判亦是对由人所做成而加诸人自己身上的制约的批判，同时是对个人的理解和社会不平等制约等现象的批判。
而另一位大学者黑格尔则进一步看到，知识可包含了语言的使用和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是语言的使用和价值判断构成知识的必要条件，甚至可以说这些便是社会知识或社会现象本身，而社会现象本身蕴含了主人和奴隶的不平等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社会中个人的自我交流、理解部分地构成了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要超越这些限制，就要对自我的交流、理解做出批判。
而在马克思这里，他认为康德和黑格尔的批判只是一种唯心的批判，充其量只是批判的第一步。
因为马克思认为他们那里个人演绎即使改变了自我理解，也无法去改变真正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这不利于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不是真正的批判。
所以，马克思将批判转向了对社会实践的批判，用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
他的批判总体上而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的批判，是从社会的整体现实出发将批判作了进一步的推进，马克思要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代表着资本家利益的社会结构和资产阶级这个阶层。
也正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和批判精神也在造福着广大的劳苦大众。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传播批判理论注重“以人为本”，提倡为人民做新闻，使媒体明确受众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也是对社会现象作深入的描述，找出其具体的价值和文化意义。
文化研究学派更是将世界界定为“文化意义”的世界，世界的本质特性就是文化介入的世界，生活在世界中的人们都是文化的实践者，是文化意义的判断者和批判者。
马克思虽然生活在前工业社会，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传播观当中提到的一些理论以及对媒体传播的要求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实用性。
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的思想，认为资本主义导致了人类劳动的异化，物的生产代替了人来的真正需要，导致了人类的剥削和阶级的分化。
同时，马克思充分注意到了生产力自身的复杂性。
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的定义，所谓生产力，不仅包括现代的科学技术，更包括无产阶级的主观潜能。
在马克思的理解当中，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既表现为他们有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也表现为他们有革命性的批判活动，并由此来解决资本主义“异化”问题。
之后的批判学派，比如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学家们对马克思提出的“异化”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批判和继承，修正了马克思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解，提出了“物化”的批判概念，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作为一种解放力量具有双重性：
即它在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制造了一种新的主宰人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
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物化理论及其分析拓殖于大众传媒的研究之中，他们的研究使我们深刻关注到大众传播这一时代事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导致了过度的、满足着“各种虚假的需要”的物质制造，而且也导致了文化的异化和物化现象，大众传媒作为文化的生产工具，就越发加速着文化的全面异化。
这为人类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很好地保护好已有的优秀文化指明了正确的选择方向。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我们应该使之不断迎合时代的发展步伐，应该对它进行不断的改进并创新。
不如西方社会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和一批后现代理论家，他们就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的宏观叙事和总体性理论发出批评的声音。
新的技术和正在出现的跨国资本主义全球重组产生了新的政治、文化和身份认同问题，而这些，都成为批判的后现代主义出现的根源。
具体说，后现代主义抨击现代方法和概念过分的总体化和还原论，放弃机械化和决定论的计划方案而支持模糊、偶然、自发和有机论的新原则，它向所有对基本原理、绝对原理和客观性的信仰发起挑战，并常常拥抱一种激进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它颠覆了所有一切界限。
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纯创造性的文化，而是一种引用文化，同时它也是一种没有潜在可能性的影像和表象文化，只能从其他影像、其他表象的相互作用中获得其阐释的力量，结果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作品与实践中导致它情感的谁对。
后现代理论学者认为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导致了艺术的自律性本质的丧失，使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大众文化表现出与现代文化极不相同的特征，丧失了批判否定的功能，走向了平面化和平庸化。
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对于传播应该注重的细节，即“文化的不缺失”，只有把文化的传播作为传播过程的重中之重，只有把文化的保留与再现作为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就能够把人类的整个新闻传播事业推向更新的发展高度，就能够做到对全人类劳苦大众的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新闻传播理论使我们能够站在一个正确的高度来审视和深思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使我们能够从社会文化意义的角度来考虑当下社会的发展现状，更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社会、服务人民、“以人为本”地发展和探索全人类传播事业的着眼点和起始点。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创新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也是不例外的，我们要在认真钻研、学习、掌握了马克思新闻传播理论的精髓之后，能够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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