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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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一、“李约瑟难题”研究历史述评

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

“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

”“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

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

但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伏尔泰、奎奈、休谟、狄德罗等都有论述。

中国的不少学者对此均有广泛探讨，从鲁迅、任鸿隽、梁启超到冯友兰、钱穆、梁漱溟等都发表过诸多看法。

但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以时间为线索，“李约瑟难题”研究大体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

此时虽没有“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但有关难题的基本内容都已经出现，并形成了第一次研究热潮。

任鸿隽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

其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

因袭己久。

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

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

1924年，他在发表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中又认为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最大的障碍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蒋方震也提及“民族富于调和性”、“民族尚谈玄”等原因。

化学家王堪（1888-1966）在1922年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综观这一时期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为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等，而对于经济制度方面则少有涉及。

第二阶段，抗战前后时期。

李约瑟开始参与直接地研究和讨论，并形成了第二次研究热潮。

在1944年，中国学术界又一次展开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

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陈立讨论了我国科学不发达的心理因素。

数学史家钱宝踪（1892-1974）则把原因归结为中国人太重实用。

而这些又是由中国的大陆文化、自给自足之经济所使然。

同年十月，李约瑟在题为“中国之科学和文化”的讲演中指出:

“……大商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达也。

”竺可祯于1945年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中认为“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众多学者把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都归结为经济制度方面。

第三阶段，从80年代至今。

在80年代前期，陈平从经济结构、

政治制度、哲学传统三方面给予解答。

杜石然等人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仍坚持当时大陆公认的观点，把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归之于长期封建制度的束缚。

以成都会议（1982年）为界，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也进入到观点升华，见解深化的阶段，通过对不同时期（如明代、清代）进行分门别类的探讨，促使问题得以进一步深化。

1982年10月16日22日，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学术讨论会。

会上宣读并交流学术论文近10篇，到会代表74人。

会后，选出其中论文24篇，集成文集。

在这些论文中，影响最大的是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的《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一文。

他们看到了促进近代科学在西欧产生和近代科学在中国落后的众多因素并不是线性排列的，有些是互为因果，有些是有着相互作用。

所以，他们采用系统论和控制论方法加以分析:

即把科学看成是社会内部的一个有结构的子系统，它又与社会中其他子系统（经

济、政治、文化、哲学、技术）相互发生作用。

他们还采用了定量的方法，用图表曲线对中西方科学发展作了对比。

然而，由于引述资料较为贫乏，对中西方的科学技术成就作定量比较时，有关科学技术成就的计分标准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因而存在一定缺陷。

尤其是他们的科学观还停留在早期的实证论上，对系统论也仅限于一般系统论阶段，还无法对“罗列因素法”进行反驳。

其后，林文照比较全面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一文中，他“从中国传统科学的内在缺陷（重实

用，轻理论，思辨性思维，用元气和阴阳学说来解释一切，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缺乏科学的实验精神，格物学说背离实践方向），封建

专制的政治制度的束缚（教育和科举制度，社会鄙弃或禁锢科学技术），封建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阻碍（自给自足的小农和手工业经济，官营产业和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等方面给予了解答。

但他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分析，仍摆脱不了当时大陆公认观点的影响。

成都会议之后至今，中国学术界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文化和科学热，从而大大加深了中国科学史学科的建设和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纵深比较。

其直接结果就是1990年袁运开、周瀚光编著的《中国科学思想史》三卷本的问世以及前不久才陆续杀青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由卢嘉锡担任总主编，完全由“中国人撰写”，共30卷，科学出版社）。

在这二十多年间，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

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

其中，吴彤发表《从自组织观看“李约瑟问题”》一文，认为近代科学之所以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科学性知识的演化提供了一种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

这篇文章的思路与金观涛等人的文章相似，都是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来探讨。

之后，戴建平从《李约瑟科学史观探析》方面考察;魏屹东在《李约瑟难题与社会文化语境》中从语境分析入手进行探讨;刘叶涛在《“李约瑟问题”的深层解读》中从逻辑的观点加以审查；钱兆华在《科学•哲学•文化》

一文中重点从文化土壤方面解决。

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

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席文的《为甚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

—或者它真的没有发生吗?

》一文，他对“李约瑟问题”本身和相关的解答提出了若干质疑。

江晓原发表了《“李约瑟难题”献疑》和《被人误读的李约瑟》，对若干问题进行了澄清，并企图还大家一个真实的李约瑟。

之后，张秉伦和徐飞的论文，重点分析了“李约瑟难题”的逻辑矛盾。

此外，席泽宗发表《关于“李约瑟难题”和近代科学源于希腊的对话》一文，文中赞同席文的见解，认为“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不妥。

桂质亮发表了《李约瑟难题究竟问什么?

》一文;赵建军，周峰从《李约瑟问题的内涵与我们应有的理论视野》入手，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对李约瑟问题应答的误区;董英哲、吴国源发表《对“李约瑟难题”质疑的反思》等等。

二、李约瑟的解决方式探究在对“李约瑟难题”研究的历史作了简要回顾之后，以下就李约瑟的具体研究思路、前提假设及其方法分别进行剖析。

李约瑟本人的逻辑思路大致如下，他从研究中国文化史上科学技术的地位开始，认为:

“只有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百文化和经济制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的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有惊人的发展，而在伽利略时代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呢”[1]对这一问题，他首先从更广阔的社会大背景来考虑，进而提出“为什么在公元8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发展，而到18世纪以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

”[2]，这实际上就构成了他进行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分析的取向，因而也才有“罗列因素法”的产生。

往后进一步明确“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兴起发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东亚文明中?

在这个问题后面，牵涉到有关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的一切问题。

”[3]这样，李约瑟的探讨就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史研究，而进入到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天地之中。

[4]

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李约瑟以其深邃独到的洞察力对史料进行了深入挖掘，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在他一贯的研究中，其研究的前提和方法大致是:

（一）以“科学中心主义”为衡量标准

“科学中心主义”就是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辉格式[5]的历史研究方法，以欧洲近代科学为标准，来评价非欧文明。

虽然事实上对中西文化比较时这样一个标准是必要的，而且它也已经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范式。

但却完全没有必要将此标准绝对化，处处以这种唯一的标准衡量其它文明，毕竟范式也是有反常的。

几千年前迫于生存压力的早期人类，当他们处于东方和西方这样两个差异极大的生存环境之中时，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和倾向也必定有所差异，因而形成了他们不同的文化体系。

就其文化核心—价值观而言，东方人更倾向于伦理化，而西方人则更倾向于自然化，以求真、求美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整个文化，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因而，单一化的标准过于僵化和武断，也与文化“多元性”的特点不相吻合。

正如埃德兰•莫兰（EdgarMorin）所说:

“把科学想象为清除了任何意识形态和只由唯一‘正确'的世界观或理论统辖的想法是个极大的错误。

实际上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的预先假定（意识到的或未意识到的）的冲突是科学生命力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6]

另一方面，李约瑟又是反“科学中心主义”的。

他写作《科学技术史》的目的之一就源出于此。

而且他发现，在西方科学传入之前中国没有科学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在断定这种说法是西方的无知与傲慢的标记之后，他援引弗朗西斯?

培根本人的下述名言表明自己的态度:

“我们若要观察新发明的力量、效能和结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它们将全世界的面貌和状态都改变了。

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力。

”[7]而这些发明最早都是由中国人作出的。

这样，综合以上两方面的论述，他就不经意的落入了他非常希望避免落入的陷阱:

从表面上看是在为中国辩护，并且旗帜鲜明地反对他同时代的和前辈的西方人未加思索或不知情地就对中国存有的陈腐偏见，而内心却假定欧洲是至高无上的。

（二）“罗列因素法”的使用

李约瑟研究其问题的方法首先是设定近代科学出现的标志（如假

说的数学表达，实验方法与理论建构的结合），其次是确定产生近代科学的必要前提，再次为分析（在社会、经济和智力）不同水平上有助于构筑科学革命的前提的基本相关因素。

这些方法使李约瑟识别出一些消极阻碍因素，并通过详细的比较分析，论断中国不存在科学革命的前提条件（而西欧则显然存在）。

但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

“造成了无休止地罗列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而恰恰缺乏揭示科学革命何以发生在西欧而不是在中国的系统的理论纲领。

”[8]中国的学者长期以来深受这种“罗列因素法”的影响。

在这种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学者们已经列举出数十种因素（诸如地理、经济、政治、逻辑等等），这些因素从社会层面到哲学层面，涉及方方面面，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李约瑟难题”的解决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就总体而言，这还只是一种铺陈式的整理描述性的工作，离真正解决“李约瑟难题”恐怕还有不小的距离。

这种方法一方面因为缺乏严密的系统性，而仅仅体现为因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