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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现当代很多语法学家也认为古汉语中无词类划分,只有实词和虚词之分。

语法学家高名凯也认为,自古及今,汉语就没有真正的词类分别。

正因为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语用或语法现象,所以才繁衍出了如今人们对词类活用和词的兼类问题的研究与探讨。

二.词类划分的标准

以下主要从现代语法理论的角度,来反观古汉语词的分类情况。

词类是词的语法性质的分类。

划分词类的目的在于说明语句的结构和各类词的用法,进而更好地运用各种词汇进行交际,表达思想。

那么划分词类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黄伯荣、廖序东版的《现代汉语》将划分词类的标准归纳为三个方面,分别是:

词的语法功能、词的形态、词的意义。

其中主要依据是词的语法功能,形态和意义仅作参考依据。

所谓词的语法功能指的是:

词在语句里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即词的职务。

即词在语句中能不能充当句法成分和充当什么句法成分。

句法成分有:

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

例如“天气、他”在“今天的天气真好啊。

︴他终于回来了。

”等语句里充当主语或主语中心,“好、回来”充当谓语或谓语中心,而虚词“啊、了”不充当句法成分。

.词与词或短语的组合能力。

即词的结合能力:

某个词能跟哪类此结合,不能跟哪类词结合的能力。

那么关于意义方面的,这里就简要掠过,表示人或事物的名称的词被划分为名词,表示动作、行为的是动词,表示性质、状态的称为形容词等。

至于形态方面的,汉语不太明显。

关于词类划分的标准,同样比较著名的还有王力先生的“词汇·

语法范畴”理论。

这一理论强调我们在划分词类的时候,不但要重视结构方面,而且要重视意义方面,应该把结构和意义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割裂二者的关系。

即研究古代汉语词的分类,功能和意义二者皆不可偏废。

可见,功能和意义被王力先生看做成划分词类的最重要的且必不可少的两个标准。

王力先生认为:

词义在汉语词类划分中是能起一定作用的,应该注意使词的基本意义跟形态、句法统一起来。

王力先生其实是再强调语义、词义对词类的区别的重要性。

这一点,我们从各类词的被命名的“名字”就足以看出对词义的看重。

其实,汉语词的分类和各类词在句子中充当的成分都是比较固定的,各类词在句中的职务有一定的分工,古今变化不明显。

现代汉语六类实词,五类虚词,除量词以外,在古汉语中都存在。

名词经常用作主语、宾语、定语,动词经常用作谓语,形容词经常用作定语、谓语和状语。

三.古汉语词类的活用

所谓词类活用,通常是指名词、动词、形容词按照一定的表达习惯灵活运用,即在某些句子里临时改变词性和语法功能。

在上古汉语里,通过阅读经典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词在特定的语境中改变其原有的句法功能,而活用为另一类词在句中发挥作用。

在现代汉语中,也有词类的活用,后面我们再谈论。

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此外,名词用如一般动词的现象也很常见。

以下的例子有部分引用自王力版和郭锡良版《古代汉语》第一册的相关内容。

(一)使动用法

所谓使动用法,是指谓语动词具有“使宾语怎么样”的意思,也就是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施行这个动词所代表的动作,而主语所代表的人物并不施行它。

1.名词的使动用法

古代汉语名词的使动用法是指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成为这个名词所代表的人或事物。

例如:

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

(《史记·

项羽本纪》)

吾见申叔,夫子所谓生死而肉骨也。

(《左传·

襄公二十二年》)

例一“王我”是“使我王”,即“使我成为王”。

例二是更典型的例子,句中“生死”和“肉骨”相对,两者都不是并列结构,而是动宾结构。

“生死”即“使死者复生”,“肉骨”即“使白骨生肉”,也就是“使死者复生的意思”。

2.动词的使动用法

在古汉语里,动词的是动用法一般只限于不及物动词。

不及物动词本来不带宾语,用作使动时,就带宾语了。

焉用亡郑以倍邻?

(左传·

僖公三十年)

项伯杀人,臣活之。

(史记·

鸿门宴)

例一“亡”本是不及物动词,这里用作使动,“亡郑”即“使郑亡”。

例二“使之活”。

3.形容词的使动用法

古代汉语中,形容词常常用作使动,它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具有这个形容词的性质或状态。

今媪尊长安君之位。

(《战国策·

触龙说赵太后》)

固国不以山溪之险。

(《孟子·

公孙丑下》)

例一形容词“尊”用作使动,后面带宾语“长安君之位”,意思是“使长安君之位尊”,后面的同理,就不一一赘述了。

(二)意动用法

所谓意动用法,是指谓语动词具有“认为(或以为)宾语怎么样”的意思。

这种意动用法只限于形容词或名词的活用,动词本身没有意动用法。

1.形容词的意动用法

形容词用作意动,是主观上认为后面宾语具有这个形容词的性质或状态。

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尽心上》)

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

(战国策·

齐策四)

以贤勇智。

(礼记·

礼运)

形容词用作意动,它后面的成分就是它的宾语,例一“小鲁”、“小天下”是“认为鲁国小”、“认为天下小”的意思。

例二例三中的“贱”、“贤”都是“认为……贱”,“认为^……贤”的意思。

2.名词的意动用法

名词用作意动,是把它后面的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看作这个名词所代表的人或事物。

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襄公三十一年)

友风而子雨。

(荀子·

赋)

上例中的“药之”即“把它当做苦口的良药”的意思;

“友风”、“子雨”即“把风当做朋友”、“把雨看作自己的孩子”的意思。

(三)使动用法与意动用法的区别

在古汉语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同一个词形,在一种语境中用作使动,但在另一个语境中用作意动。

那么,究竟如何区分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呢?

使动用法是使宾语怎么样。

意动用法则是认为(或以为)宾语怎么样,是主观的看法,客观不一定必然如此。

例如“美”在下面两句中分别用作使动和意动的情况:

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

劝学)

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

妾之美我者,畏我也;

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齐策一)

例一中的“美其身”是使动用法,即“使其身美”的意思。

例二中的“美”都是意动用法,“认为……美”的意思。

(四)名词用如一般动词

古代汉语名词可以用如动词的现象相当普遍。

从左右,皆肘之(左传·

成公二年)

晋灵公不君。

宣公二年)

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

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

左右欲刃相如。

廉颇蔺相如列传)

从例子中,我们怎么判断某一名词用如动词呢?

这是由上下文即语境决定的。

我们鉴别某一名词是不是用如动词,首先应理解整句话的意思,然后看它前后有哪些词类的词和它组合,它们之间构成何种句法关系,进而判断其在句子中充当何种成分。

如例子中的“肘”、“君”、“衣冠”、“水”、“刃”这些词本身都是名词,都有其固定的句法功能,在句中经常作主语、宾语、定语,而在上面这些句子中它们临时改变了名词的功能,充当了动词的句法功能,在句中作谓语。

(五)词类活用的条件

我们判断一个词是不是已经活用为另一类词,主要是看它在句中所处的地位,前后有哪些词类的词和它相结合,构成什么样的句法关系,具备了哪些语法特点等。

通过上面的举例,我们可以大致得到如下的规律:

1.两个名词连用。

如果既不是并列结构,又不是偏正结构,则前一个名词常常活用为动词,后一个名词做它的宾语。

遂王天下。

(《韩非子·

五蠹》)

面山而居。

(《列子·

汤问》)

2.名词、形容词放在“所”字后面,活用为动词。

乃丹书帛曰:

“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

陈涉世家》)

世之所高,莫若皇帝。

(庄子·

盗跖)

例一中的“罾”本是名词“鱼网”的意思,在句中放在“所”字后面就活用为动词“捕鱼”的意思。

例二中的“高”本是形容词“崇高、高尚”的意思,放在所字后面活用为动词“崇尚”的意思。

3.名词、形容词放在“能”、“可”、“足”、“欲”等能愿动词后面,活用为动词。

寡人欲相甘茂,可乎?

甘茂列传》)

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例一中的名词“相”放在能愿动词“欲”后面活用为动词“(让……)当宰相”的意思,例二中的形容词“穷”放在能愿动词“能”的后面活用为动词,表示“说尽,穷尽”的意思。

4.名词放在副词后面活用为动词。

秦师遂东。

僖公三十二年)

不足生于不农。

(晁错《论贵粟疏》)

方位名词“东”放在副词“遂”后面,活用为动词,表示“向东行”的意思。

例二中“农”置于副词“不”后面。

5.代词一般是不受别的词类修饰的,所以代词前面的名词用如动词。

“从而刑之”的“刑”用如动词,“刑之”指对他们用刑。

“因而贾利之”的“利”用如动词,“利之”即向他们牟利。

6.名词后面用介宾结构作补语,这个名词活用为动词。

请勾践女女于王。

(《国语·

勾践灭吴》)

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

商君列传》)

例一中的第二个“女”位于介宾结构“于王”前面,活用为动词“做……的奴婢”的意思。

例二中的方位名词“前”置于介宾结构“于席”前面,活用为动词“(向前)移动的意思”。

7.连词“而”只连接动词、形容词或动词性词组,所以名词用而连接时活用为动词。

隧而相见。

郑伯克段于鄢》)

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

(《荀子·

天伦》)

“隧而相见”中的“隧”指“挖一条隧道”。

例二中的“王”指“当帝王”。

以上就是名词、动词、形容词活用时的主要条件,但也不排除其他条件,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六)词类活用现象产生的原因

从以上的举例和词类活用产生的条件,我们可以看出,词类活用的现象主要是在句法结构(词组或句子)里实现的,单个的一个词看不出它是不是词类活用。

词类活用时的活用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既保留了原来的意义,又增加了新的意义。

比如名词活用为动词时,既保留了名词的意义,又增加了动词的意义,比如“范增数目项王”中的“目”在此处的意思是“使眼色”,它既保留了做名词时“眼睛”的意义,又增加了做动词时的意义。

形容词活用为动词时,既保留了形容词的意义,又增加了动词的意义,比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中的“苦”和“劳”本来都是形容词,但在这句话里都用做动词,表“使……辛苦”和“使……劳累”的意思。

1.古代汉语词类句法功能的错综复杂性

从整个的语言系统上看,词类活用得以产生的前提应是汉语系统中词类功能的错综发杂性,即古汉语中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对多的关系,有人称之为“古汉语词类句法功能的活跃性”。

所谓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的一对一关系,即如印欧语中的名词在句中固定的充当主语宾语,动词固定的充当谓语,形容词固定的充当定语,副词固定的充当状语;

而汉语中的各词类则没有像印欧语那样各司其职,往往是某一类词在不同的语境和句法功能中充当不同的句法成分,因此呈现给大家的是一对多的形式。

如汉语中的形容词除了作定语外,还可以作主语宾语、谓语、状语,名词除了作主语宾语,还可以做定语、谓语,那么由此,我们是不是就很容易理解名词、形容词的使动、意动用法了?

2.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古代人民特有的语用习惯

相对于现代汉语中的词类活用,古汉语中的词类活用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再加上,语言是思维的工具,笔者认为这种语言现象是古代人民独特思维在语言运用中的体现。

由于古人思维的发散性和拓展性,一词多义和和“词无定类”才成为古代汉语的一大特色。

语言现象和语言运用是不可分离的,词类活用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恰好反映了古代人们喜好在特定的语境和句法结构中临时转用其他类的词性来表意的语用习惯。

例如“使勾践女女于王”中的第二个女,正是由于古人的智慧,才衍生出动词“给人作奴婢”的意思。

3.古人在文学创作中使用修辞技巧的需要

文学语言往往打破语言常规,以一种新奇、陌生化的语言形式,来追求其特有的审美意境。

词类活用则成为文学语言制造陌生化效果的一个重要的语言技巧。

例如王安石的诗歌《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一句中的“绿”字,很明显是诗人运用形容词的意动用法有意为之的,按常理,此处应用“过”、“入”等词会更容易理解些,可王安石偏偏打破常规,不让人们轻松简单,一下子就体会完春风过江南岸的春景,用一个绿字攫取大家的视线,延长了人们对这首诗的审美过程。

所以说,词类活用,在某种程度上,是文人的创作习惯生成的。

四.词的兼类现象

说到词的兼类,即兼类词,“兼类”这个字眼,在现代汉语语法、词汇研究当中出现的频率最高,那么古代汉语有没有兼类词?

如果有的话,词的兼类与词类活用是不是一回事?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后面将会一一讨论。

(一)词的兼类的概念

词的兼类是指某个词经常具备两类或几类词的主要语法功能。

即在甲场合里有甲类词的功能,在乙场合里有乙类词的功能,不是说在同一场合里有甲乙两类词的功能。

兼类词一定要声音相同,词义有联系,意义无关或失去了联系的词,不是兼类词,而是同音词。

词的兼类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比较普遍,而且我们常常能根据语境和句法结构就能很快理解兼类词的不同语法功能。

(1)a.老师让我们把这段外文翻译成汉语。

(动)

b.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出色的翻译。

(名)

(2)a.主席台上摆设着很多鲜花。

b.他虽然很有钱,但房子不大,房间里几乎没什么摆设。

(3)a.你们先活动一下,然后进行百米比赛。

b.这次活动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

(4)a.两国人民的关系很密切。

(形)

b.密切了两国人民的关系。

(5)这件事很麻烦,(形)不想麻烦你了,(动)因为怕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名)

上述例句中的“翻译、摆设、活动”在a句中是动词,可以带宾语;

在b中是名词,可以接受名数量短语等修饰。

但显然,我们可以看出b句中的名词用法来源于a句中的动词用法,即二者在意义上要有联系,或者说b句中的名词由相应的动词派生而来,语义上,二者必然有明显的关联。

如名词“翻译”指称动词“翻译”的施事,名词“摆设”指称动词“摆设”的受事,名词“报道”指称动词“报道”的结果。

“密切、麻烦”这两个词的不同词义,也都是相互联系的。

其实,关于上面这些词,语法界有些人并不把它们看作兼类词,有人认为它们应该分属两个词,如“翻译”应分属动词和名词,“密切”应分属形容词和动词。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回归到兼类词的定义上,即兼的这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词要有语义上的联系。

语法学家朱德熙曾说过:

“兼类跟我们如何分析词义有关”,在不同的句法环境中出现的两个词几个词,在语音形式相同的条件下,即使意义不同的,但只要人们能够感到不同意义之间的联系,即一个词义是从另一个词义中引申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具有同一性,是同一个词,即兼类词,词的兼类中不同词类的同义词在语义上要有关联。

反之,如果两个词的意义之间毫无联系,不具有同一性,则不是兼类词,只是同音同形词。

打:

a.打门(动词)b.打今天起(介词)

净:

a.一盆净水(形容词)b.地上净是水(副词)

上例中的“打”、“净”中a,b中的词虽然语音形式相同,在不同语境中属于不同的词类,但二者之间明显没有任何的语义关联,所以我们只能把它们看作同音同形词,而不是兼类词。

判断兼类词应注意同一性原则,即将读音相同、意义有联系而分属不同词类的词看作兼类词,否则就是同音词或是词的活用。

答案是肯定的,既然现代汉语中存在词的兼类现象,那么从语言的发展规律看,古代汉中就也应该存在词的兼类现象。

但往往,人们易将它和词类活用混淆。

根据上面的现代汉语语法理论所概括出词的兼类的定义,笔者认为以下文言文中标红的词属于兼类现象,是兼类词。

事:

世异则事异。

(《韩非子·

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

(《左传·

昭公二十五年》)

明: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

(《孟子·

梁惠王上》)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

书:

乃丹书帛曰“陈胜王”。

(《史记·

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

(《史记·

朝:

于是入朝见威王。

(《战国策·

邹忌讽齐王纳谏》)

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

廉颇蔺相如列传》)

例一中前一个句子中的“事”是名词,而后一个句中中的“事”则是动词,同一个“事”,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

例二中的第一个“明”是名词“视力”的意思,而第二个句子中的“明”则是形容词“贤明”的意思;

例三中的第一个书是动词“书写”的意思,第二句中的“书”则是“文字”的意思;

同样,例三中第一个“朝”是名词“朝廷”的意思,第二句中的“朝”是动词“朝见”的意思。

虽然上例中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和句法结构中分属不同的词性,但从语义上,它们是密切联系着的,其中一个词性及其意义可能是从另一个词性引申过来的。

我们都知道,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新事物新现象的产生,人们认识的加深,古汉语中类似这样的兼类词是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

(三)词的兼类或是兼类词产生的原因探析

1.一词多义和词汇的发展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

古汉语中的词以单音节为主,汉字也以单音节为主,因而互相适应。

但语言是不断发展的,任何一种语言,它的词汇系统总量是有限的,而现实对象的数量和品种却是无限的。

汉语中的词汇系统为适应社会的发展,需不断产生新词,为节制汉字的数量,就常常用同一个汉字形体去记录多个词,这样符合语言发展中经济适用的原则,这样因此决定了一个汉字往往有多个义项,词必然具有多义性的特点。

无论是古代汉语词汇系统,还是现代汉语,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很多同音同形词,无论是从共时还是历时的角度看,语言的发展规律都是一致的。

兼类词就属于众多同音同形词中的一种。

由于一个汉字往往有多个义项,词具有多义性的特点,所以绝大不烦次不能只用来指称某一种对象,而应能指称几种相关的对象。

“防”除了本义“堤坝”的意思外,还有动词“禁阻、防备、防止、约束”的意思,以及还有名词“约束、规范、标准”的意思。

防:

“以防止水。

”(《周礼·

地官·

稻人》)(堤坝)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国语·

周语上》)(堤坝)

“吾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左传·

襄公三十一年》)(防止)

“杜渐防萌。

”(《后汉书·

丁鸿传》)(约束)

“视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

桓谭传》)(规范、标准)

由上面的例子,我们看到“防”是一个兼类词,再如:

顾:

动“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辛弃疾《永遇乐·

京口北顾亭

怀古)(回头看)

“顾野有麦场,场主积薪其中。

”(蒲松龄《聊斋志异·

狼》)(看)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诸葛亮《出师表》)

(拜访)

副“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小弱,而小弱顾能得之于强大乎?

”(战国策·

赵策一)

(反而,却)

“光武日:

‘顾得全身可矣。

’”(《后汉书·

王昌传》)(不过,只是)

“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

”(《彭端淑·

为学》)(岂,难道)

“顾”的本义是“回头看”,由此引出动词“看、拜访、考虑”和副词“反而、不过、难道”的意思。

甘:

名“为肥甘不足于口欤?

”(《孟子·

梁惠王上》)(香甜味美的食物)

形“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

”(味美,好吃)

“泉甘而土肥。

”(《韩愈·

送李愿归盘谷序》)(甜)

副“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龚自珍《病梅馆记》)(甘心,情愿)

“甘”的本义是“香甜味美的食物”,后面句中出现的不同词性的义项,都是由这个本义引申而来的。

宿:

动“我宿五松下,寂寞无所欢。

”(《宿五松山下荀媪姐》)(住宿,过夜)

“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

”(《杜甫·

宿江边阁》)(停留)

形“边竟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

”(管子·

轻重)(旧有的)

“河间之宿儒。

”(纪昀《刘东堂言》)(富有阅历的,经验丰富的)

如上例,“宿”兼有动词和形容词两类词的功能。

古汉语中还有很多类似上述的例子中的兼类词,它们都是由于社会交际的需要,由词义引申衍生出不同的词性和意义。

2.词类句法功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不同于印欧语,汉语的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对多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谈论词类活用问题已经提到过。

从汉语整个语言系统的角度看,词的兼类现象归根结底是由于汉语词类句法功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导致的。

“书”除了动词义,表示书写,还指称文字、书籍、文书、书信的名词义。

“六书”和“罄竹难书”中的前后两个“书”,则具有不同的句法功能,在句子或短语中充当不同的成分,前面名词义的书,则只能具有名词的句法功能,后面动词义的书,就只能行使动词的句法功能。

五.古汉语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现象的关系

(一)古汉语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现象的联系

通过例析古汉语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现象,我们会发现二者有很多的相似处。

首先,从这两种语言现象产生的原因来看。

二者都是语言在历时和共时平面上的必然结果。

语言是不断发展的,任何一种语言,它的词汇系统总量是有限的,而现实对象的数量和品种却是无限的。

汉语中的词汇系统为适应社会的发展,需不断产生新词,为节制汉字的数量,就常常用同一个汉字形体去记录多个词,或者是在特定语境和句子结构中临时借用其他词性来帮助表意。

这些复杂的语言现象,都是语言发展的自然现象,而正是这些现象,才使我们得以研究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

所以,从语言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现象是语言词汇系统内部发展的必然产物。

其次,这两种语言现象都和“词类”这个关键词紧密相连。

关于词的分类问题,笔者还是赞成,自古以来,词都有分类的观点。

只是由于历时和共时的汉语发展的诸多因素的变化,才造成汉语词汇系统的复杂性。

再次,对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现象的研究,我们都要借助特定的语境,因为词义的实在性存在于词的具体运用中,任何词的任何意义,都是运用该词在一定语境中体现出来的。

离开的具体运用,词义便无从认知,而不曾在任何语境下出现过的“词义”根本不存在,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我们才有可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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