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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30年代大危机出现的原因，国内外学者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
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资本主义制度根源说。
这种观点是以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为基础。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
因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
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和认识，国内的多数学者认为，美国30年代大危机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的不断加深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大危机前，美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具体表现为20年代工业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张与产品市场日益缩小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美国工业生产在20年代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繁荣高涨。
这次生产的高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外市场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狂热需求。
在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生产扩张的相互促进之下，美国的工业生产被逐步推向了高峰，形成了高涨和繁荣的局面。
另一方面，从2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就已出现了商品市场逐渐缩小的状况和趋势：
始于战后初期的国内固定资产的大量更新临近尾声，市场对机器设备的需求开始日益减少；
房屋住宅建筑在1926年以后也基本上饱和，建筑业开始逐年下降；
居民消费达到顶点，耐用消费品已供大于求。
同时，在整个20年代中，一些传统的工业部门出现衰落，农业始终处于慢性危机之中，使得一部分工人和全部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对低下，购买力不足，更进一步减小了国内市场的容量。
此外，从20年代中叶起，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生产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美国的国际市场日益缩小且竞争日益激烈。
20年代工业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张与产品市场日益缩小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的结果，最终导致了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
其二，有效需求不足说。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是这种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凯恩斯也承认经济危机就是生产的大量过剩，但他认为其根源并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源于有效需求不足。
凯恩斯认为在一国经济中，决定产出和就业水平的主要是有效需求，即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处于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
总需求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支出需求和国外（净出口）需求四个部分构成。
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规律的作用，使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呈下降趋势，造成了社会总需求往往低于社会总供给，即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据此，凯恩斯提出了解决经济危机的具体办法：
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扩大政府支出，增加有效需求，使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达到均衡。
西方一些学者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对美国大危机时期社会总需求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化情况进行了考察。
事实表明，在大危机时期除了政府支出外，构成总需求的消费支出、投资支出和净出口都有明显的下降。
1929—1933年，美国的消费支出从772亿美元下降到458亿美元；
同期美国国内私人总投资从162亿美元下降到14亿美元；
1928—1936年，美国的净出口从10亿美元缩减到3300万美元。
虽然对这些数字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但经验事实在总体上支持了凯恩斯的观点。
在理论上赞同总需求不足论的学者大有人在。
例如，以研究经济周期而著称的经济学家约瑟夫·
熊彼特就认为，20世纪20年代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使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但劳动者工资率的上升却慢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其结果，生产商品的能力大大超过了购买力，“消费不足”带来了“生产过剩”的必然后果。
麻省理工学院的彼得·
特明教授指出：
“1929年，消费的下降特别大。
……总需求的下降传遍整个经济。
并且当1930年秋天过去而经济仍未复苏时……工商界失去了信心，导致私人投资减少，经济继续下滑。
”
其三，货币政策失误说。
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顿·
弗里德曼认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实际上是一种货币现象，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会发生周期性波动，主要是由于中央银行不规则地变动货币政策而造成的。
1963年，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出版了《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一书。
该书用了整整1/6的篇幅专门讨论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
经过翔实而周密的论证，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提出，美国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出现，是由美国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实施了错误的货币政策造成的。
他们认为，30年代的大萧条在一开始只是一次普通的周期性经济收缩，同以往的经济萧条没什么本质的区别。
当危机之初一些银行出现倒闭，极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之时，美联储本应及时干预，恢复公众的信心。
但是，美联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对股市投机产生了过分的担忧，从而采取了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
结果，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从1927—1928年的3.8%，下降到1928—1929年的0.4%。
美联储这一政策的突然变化，对已经开始的经济衰退无异于雪上加霜，使一次本来并不严重而且完全可能延缓的经济衰退，演变成了一场空前严重的大危机。
杰拉尔德·
冈德森在他1976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史新编》一书中，对30年代大危机中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失误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第一，实行高利率，抑制了投资。
1928—1933年，美联储一直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
这种紧缩银根的政策对抑制股票的“过分投机”并没有产生什么直接效果，却使私人投资大幅度减少。
第二，美联储没有采取措施制止银行破产，使货币供应量减少。
从1929年到1933年，由于相当多的银行倒闭或停业，美国货币供应减少了1/3。
货币供应的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体系的瓦解，是30年代大萧条深层原因之所在。
第三，美联储在美国1931年9月宣布放弃金本位制后，把贴现率从1.5%提到3.5%，收紧了对银行的放款，进一步削弱了银行的清偿能力。
其四，证券投机过热说。
图：
1929年10月29日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焦虑不安地注视着华尔街金融界动向的人们。
还有不少学者认为，20年代美国证券市场出现的投机狂热是导致30年代大危机的直接原因。
20年代的经济繁荣使少数资本家和垄断公司手中积累了巨额货币财富，“出现了大富豪及其家族把积累的收入越来越多地作为投资的趋势”；
对经济繁荣的乐观估计，使美国社会各阶层，包括下层的工人和农民，纷纷加入了投机者的行列；
而共和党在1928年总统竞选中的获胜，则对这股投机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从20年代后半期开始，美国出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投机狂潮。
20年代初期，美国股票成交额每年平均为3亿股，1926年上升到5亿股，1928年超过9亿股，1929年达到11亿股。
同时，投机狂热也促使股票价格飞速上涨。
到1929年初，证券市场的投机狂热已经失去了控制。
仅在这一年的头6个月中，美国公司有价证券的发行额就达46.99亿美元，比1926年全年的发行额（43.57亿美元）还要高。
纽约股票价格指数也从1929年1月的193，上升到1929年9月的216。
然而，到1929年夏季，证券投机狂热的不断升温和股票价格的飞速上涨，已经使美国的金融结构失去平衡。
到10月23日，终于出现了狂抛的热潮。
1929年10月24日，是证券交易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四”。
这天，纽约证券交易所里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抛售浪潮，有1300万股股票转手，股票价格直线下跌，其下降速度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都无法报价了。
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危机来临了。
上述各家学派对美国30年代经济危机原因的不同解释，都是从他们各自不同的角度强调了某一方面的因素。
二、大危机的表现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其严重性表现在：
第一，这次危机对美国经济打击的严重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历次经济危机。
从危机前最高点的1929年5月到危机中最低点的1932年7月，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55.6%，相当于1905—1906年的水平，倒退了26年。
危机波及所有工业部门，尤以工业繁荣时期的支柱部门为重。
危机期间，汽车生产下降了74.4%，其产量从1929年8月的44万辆，降至12月的9.25万辆。
下降速度之快，达到历史最高纪录。
建筑业合同（按37州资料计算）由危机前最高点（1928年）到危机中的最低点（1933年）下降了81.5%。
由于20年代工业固定资产大量过剩，危机中生产资料生产下降尤为剧烈。
第二，失业人数剧增，工人工资收入降低。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1929年的就业指数（以1926年为100）为97.5，发放工资额为105；
1930年为84.7和81.3；
1931年为72.2和61.5；
1932年为60.1和41.6。
工业工人的失业数字在危机期间是逐年逐月地增长：
1930年4月为300万；
1930年10月为400万；
1931年10月达700万；
1932年10月将近1100万；
1933年的最初几个月中从1200万增加为1400万。
危机期间，制造业工人每周货币工资指数以1929年9月为100，1930年9月为85，1931年9月为75，1932年9月为58，到1933年2月降到最低点为51。
第三，工业危机与农业危机交织在一起。
美国的农业在整个20年代处于慢性危机之中，工业危机则使农业的状况更加恶化，农产品大量过剩，市场价格急剧下跌。
根据美国农业部统计，美国农业总产值由1929年的111亿美元，降低到1932年的50亿美元。
谷物总产值由1929年的12.88亿美元，降低到1932年的3.91亿美元；
棉花总产值由1929年的13.89亿美元，降低到1932年的3.97亿美元。
由于经济萧条，工业和城市对农产品需求大量减少，1929—1933年美国农产品的销售额由85亿美元，减少到1932年的40亿美元。
1929—1932年，农业总收入从119亿多美元，缩减为53亿美元。
第四，金融信用危机空前严重。
25种有代表性的工业股票价格，从1929年平均最后成交价格每股366美元2角9分，降为1932年的96美元6角3分。
1929年破产银行为659家，其储蓄额近2.5亿美元；
1930年破产1152家，储蓄额为8.53亿美元；
1931年欧洲金融危机加深了美国的危机程度，总共有2294家银行倒闭，其储蓄总额近17亿美元；
1932年破产银行为1456家，储蓄额近7.5亿美元；
1933年仅3月这一个月，就有5700家银行倒闭。
整个银行信贷体系濒于瘫痪。
同时，国际上美元集团与英镑集团之间也展开了更加激烈的竞争。
第五，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锐减。
1929年美国的出口总值是52.41亿美元，进口总值43.99亿美元；
1930年下降为38.43亿美元和30.61亿美元；
1931年又降为24.24亿美元和20.91亿美元；
1932年进一步降到16.11亿美元和13.23亿美元。
资本输出一落千丈。
1930年国外投资新发行额为10.1亿美元，1932年减至2600万美元，1933年更跌至10万美元的微小数额。
三、大危机的影响
首先，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对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并直接导致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危机理论的破产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此后，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被人们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思想和政府宏观调控政策。
30年代经济危机以前，西方国家普遍奉行经济自由主义，推崇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与此相适应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被视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和经典。
在解释经济危机方面，“萨伊定律”被奉为神明。
萨伊认为，社会生产的供给会自动地创造需求，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而资本主义各国历史和现实中出现的周期性的经济萧条，只是一种局部的、暂时的现象。
在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下，生产过剩的状况完全能够自动地恢复平衡，而不需要国家或政府的任何干预。
3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也为“萨伊定律”的观点和结论提供了佐证。
然而，30年代大危机的严酷现实彻底打破了“萨伊定律”的神话，也宣告了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破产。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这标志着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凯恩斯彻底地否定了“萨伊定律”，坚决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会导致经常性的生产过剩。
因此，单靠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机制不可能避免或消除经济危机，必须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采取国家干预的政策和措施。
由于凯恩斯提出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和政策，西方经济学界将其称之为“凯恩斯革命”。
30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学说作为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主流而流行于资本主义世界，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各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
其次，这次经济危机促进了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瓦解和以美国为主导的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的产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以金本位制为主体的世界货币制度，建立了以英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的政治、经济力量遭到了严重削弱，逐渐失去了世界金融中心的主导地位。
20年代，英国采取了种种措施，力图恢复旧的世界经济秩序。
然而，30年代的经济危机再次破坏了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也彻底摧毁了英国重新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经济秩序的企图。
西方世界开始了重建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过程。
1936年9月，英、法、美发表联合声明，提出要建立三国货币之间的持久平衡。
同年10月，三国又签订了相互之间黄金自由兑换的《三国黄金协定》。
1944年，西方国家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国际货币会议，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建立了新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出现，标志着以美国为主导的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的产生。
最后，这次经济危机使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对国际市场的争夺也愈演愈烈，以此为基础而产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矛盾也不断地激化，其结果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30年代经济危机使各国的国内市场日益缩小，为了摆脱危机，资本主义各国纷纷转向海外市场的争夺。
在这场激烈的经济争夺战中，美、英、法三国占有明显的优势。
美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英、法则拥有广大的殖民地。
这三国都利用自己的优势竭力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组成排他性经济集团，如英国的“英镑集团”、美国的“美元集团”和法国的“金本位集团”。
这些经济集团均在内部实行关税互惠制度，在其所属的传统市场中排斥其他国家。
与此相反，德、意、日这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市场更为狭小，经济严重依赖于外部世界，其经济竞争力脆弱，无法与英、法、美组成的种种排他性经济集团展开真正的对抗，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因此，德、意、日三国逐渐走上了扩军备战、以武力夺取国际市场重新瓜分世界的道路。
1937年德、意、日三国组成了轴心国集团。
由于反对德、意、日的共同经济利益的需要，英、法、美也逐渐联合起来组成了同盟集团。
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对立和矛盾发展的结果，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四、大危机的反思
在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回顾美国30年代经济危机的历史，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与结论：
第一，当今时代，经济危机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已经把世界各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较大的经济危机来临时，不论是哪个民族和地区，不论是哪种社会制度，也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着共同的威胁与挑战。
因此，经济危机已经不仅仅是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和发达国家的事情。
世界各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商讨对策，应对经济危机。
第二，社会总需求的不足仍然是引起经济衰退的重要因素，而由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扩大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仍然是缓和经济危机的主要手段。
从30年代经济危机时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到当前各国政府的干预措施，都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质疑与争议，仍然是人们探究经济危机原因时关注的焦点。
30年代大危机之后，弗里德曼等人曾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进行了反思。
而如今，经济危机还在肆虐，美国国会议员和一些学者就已经开始对格林斯潘及其货币政策提出质疑和责难了。
第四，由股票和房地产价格急剧上升与其真实价格背离而形成的“泡沫经济”，仍然是造成经济危机的首要“罪魁”。
无论是30年代的经济危机，还是当前的金融风暴，“泡沫经济”的危害都让我们“谈虎色变”。
经济危机已经让人类遭受了太多的苦难。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应该如何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避免这一悲剧的重演？
西方金融危机和金融霸权的历史探讨
文/吴必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西欧北美历史研究室主任）
去年9、10月访问美国，正值美国次贷危机刚刚暴露出来，金融地平线上已经是乌云翻滚。
我问一位美国经济学教授，这个次贷危机的杀伤力究竟如何？
答曰有点麻烦，不过影响不会太大，不会有什么严重问题，至多几个月就过去了。
另外一位美国教授则是一番洒脱态度：
“华尔街的人嘛，总是有点喜欢搞出点什么事情，哈哈。
”翻开当地报纸，也是一番太平景象：
几乎没有什么文章谈“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倒是社会福利和环境问题、伊拉克问题以及白人小伙子与黑人打架引起连篇累牍的报道。
最妙的还是房地产广告，依然是零首付、低利率以及什么优惠，如何轻松购房等，好像在说：
次贷危机，它是个什么东西？
看起来，真是天下太平，何必杞人忧天。
我似乎也减少了一些从国内带来的“忧思”，我没有为美国人担心，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当一回事。
然而今天金融形势变成了金融海啸，美国四大投资银行全军覆没，还吞没了别国银行，以及冰岛的国家破产。
应该说，这个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目前还在继续发展中，需要观察，要回顾历史，认真思考。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和神经系统。
没有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现代经济体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
金融如人，常常“生病”。
一、历史的回顾
回顾历史，英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第一次重大金融危机当是1720年著名的英国“南海泡泡”事件，发生了股票暴涨狂跌、经济混乱以及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危机。
它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创造了“泡沫经济”这个十分重要的经济概念，以至于近300年以后的人都有深刻体会。
有必要回顾这个老故事，以便随后分析。
当时，英国政府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等背负巨额国债，亟须找个什么好办法“解脱”。
恰好当时股票新鲜稀缺，发行少却发财快，物以稀为贵，于是，成立没几年的一家南海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极好的“运作平台”。
它为了支持英国政府，认购了大量国债，政府回报包括给该公司以贸易垄断权和商品退税。
当然，它的股价要大涨，就会发大财，但需要强有力的利润“预期”以吸引“投资”。
于是，南海公司的美洲矿产等利润诱人的“预期”就流传开来，买它的股票还有分期付款等优惠，而且，政府和高官们捧场。
接着是大量渴望高额利润的“投资”蜂拥而至，包括大批达官显贵、国王和科学天才牛顿的投资。
牛顿的天才也用于股市“追涨杀跌”，据说第一笔交易就大赚。
投资者争相抢购，股价暴涨，成倍数狂涨。
再接着，高额利润“预期”诱惑了大量老百姓，几乎见股票就买，终于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全民炒股”。
又接着，利润“预期”的泡泡巨大到令人惊恐了，股票从100多英镑快速涨到了近1000英镑，股市崩盘不可避免，议会和政府见势不妙，赶紧出台了严格管制股市的《泡沫法》用以推卸责任。
紧接着就是“泡泡”的破灭，股价暴跌，怎么涨上去的，又是怎么跌下来。
全部过程大约10个月。
最终是许多人血本无归，社会问题严重，政府信用破产，引发政治危机。
于是，炒股先大赚后大亏的牛顿有了著名感叹：
“我能计算出天体的运行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们如此疯狂。
”此后，“南海泡泡”阴影笼罩英国股市近百年，英国人闻股色变，老实了许久。
在政治方面的一个意外结果，却是辉格党政治家罗伯特·
沃尔波尔乘机崛起，是最大的获益者。
他野心勃勃，借着收拾危局，笼络人心，取得政权，成为英国的首任首相，执政达20年之久，确立了内阁首相制，开创了新的政治历史。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性。
到了1929年，美国版的“南海泡泡”剧目上演了：
同样是虚拟繁荣、股市暴涨、诱人的利润“预期”、大量“投资”蜂拥而至，当然还少不了胡佛政府的默许、纵容，甚至操纵利用。
结果竟是一模一样：
先是股市暴跌，“牺牲”惨重，随后经济萧条，社会政治动荡等，接着是罗斯福赶紧收拾危局，取得政权，推出新政，连续三届执政，开创了新的政治历史。
在1929年美国版的“南海泡泡”剧目里，金融危机的基本要素，一个都不少：
资本追求利润的过度投机，没有最疯狂，只有更疯狂；
官商勾结，共吹“泡泡”；
随后是“拖人下水”，“全民炒股”，转嫁危机，“牺牲”惨重；
新的政治势力借机崛起等。
1929年美国版与1720年英国版“剧目”的不同之处在于：
美国版“剧目”的“演出规模”更加庞大，“拖人下水”更多，远远超越国界，使整个西方乃至全世界都卷入了大危机；
后果更严重，其一就是酝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入侵波兰时，德军装甲兵I型轻型装甲坦克纵队。
历史这个老剧场的“保留剧目”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接连上演，只不过“泡泡”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与时俱进”。
如1987年10月19日，当时被认为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坏的日子”（准确说应是其中之一）。
这天，美国股市又一次大崩盘，电脑的速度都跟不上行情变化，大幅缩水价值超过五千亿美元。
危机的基本要素还是资本的过度投机导致股市虚假繁荣；
官商勾结（里根政府放松管制，鼓励“金融创新”，商界大炒房价等），共吹“泡泡”；
“拖人下水”，转嫁危机，导致世界各地股市狂跌，“牺牲”惨重。
人们惊恐地问：
“1929年的股灾又来了吗？
”巨富沦为赤贫，精神崩溃和自杀，以及延续几年的经济萧条又一次上演。
以后，克林顿代表新的政治势力在美国崛起了。
后来又有了1999年还是从美国开始的科技投机“泡泡”的破灭以及今天的美国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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