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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理论医学，可以应对一切新发现的疾病。
去年SARS期间，课题组南下广州调研中医治疗SARS的疗效，并最终拿出了一份在业内引起反响的调研报告——《中医可以解决“非典”问题》。
2003年下半年，“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河南省等艾滋病比较严重的地区出现了一些中医介入并取得良好疗效的现象。
为此，从今年初开始，课题组先后10余次深入到河南省艾滋病重灾区上蔡县和郸城县的多个艾滋病村实地调研，结果发现，自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发现河南艾滋病村之后，立即奔赴治疗艾滋病第一线进行临床救治的不是官方医院，而是民间中医。
这些民间中医自己拿钱，免费为艾滋病患者治疗，不仅成本低、疗程短、疗效显著，而且没有毒副作用，深受疫区广大患者的认可和欢迎，与目前国家正在推行的“鸡尾酒”疗法相比，中医药具有独到的优势和潜力。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告诉《商务周刊》，根据他们的了解，疗效比较好的有7路民间中医。
他们最早的从2000年底就开始在上蔡县治疗艾滋病，取得了很好的治疗经验，最晚的从2003年3月到郸城县进行治疗，同样效果良好。
这个发现立刻被报至国家科技部调研室，科技部调研室同样表现出了兴趣，并决定将“中医药战略研究”的重点转向对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等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问题上来。
2004年3月，经过与河南省科技厅协调，课题组以软科学计划课题研究形式，推荐北京泰一和中医研究所的老中医王文奎，前往河南省科技厅定点帮扶的“艾滋病村”周口市郸城县城郊乡王楼村，对部分患者进行中医药治疗。
5月，科技部调研室处长罗晖等随课题组一起到河南省上蔡、郸城等艾滋病高发地区进行了调研。
7月10日，科技部调研室主任梅永红与国务院研究室副司长陈永杰、中国中医研究院艾滋病防治专家吕维柏教授，会同贾谦等课题组成员，再次到郸城对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情况进行实地调研。
在一天的走访中，调研组听取了河南省科技厅、周口市县乡的各级主管部门对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的情况汇报，和接受中医药治疗的10多位艾滋病患者进行座谈，深入到患者家中了解有关细节。
这次实地调研回来后，迅速形成了一份题为《关于河南省利用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情况的调研报告》。
报告认为，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良好效果出人意料，“从我们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接受中医药治疗的患者普遍得到有效救治，反映良好。
一些患者很快恢复正常生活状态，甚至开始从事繁重的田间劳动。
大部分接受调查的患者，已很难从外表看出任何患病症状”。
报告指出，目前国家对艾滋病的治疗管理十分严格，主管部门认定的治疗方法基本上只有“鸡尾酒”疗法，民间中医药介入艾滋病治疗并未得到认可，“目前国内尚无任何获得国家认可的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中药制剂，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艾滋病治疗领域，在SARS等其他一些重大疾病领域也大都如此，长此以往，中医药前景不容乐观”。
该份报告认为，目前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处于紧要关头，既然中医药在防治艾滋病方面确实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将中医药疗法纳入到综合防治艾滋病体系中来，不仅有利于早日控制艾滋病的蔓延，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现实需要，而且也是进一步促进中医药事业振兴和发展的重要契机”。
报告建议将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和其他重大疾病纳入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加强对中医中药治疗艾滋病的研究，支持中医界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
据介绍，该报告上报后，得到了科技部领导和国务院有关领导的认可与重视。
“应该说，无论是部里还是国务院领导，对这件事都是高度重视的，不仅态度严谨，而且非常高效。
”贾谦认为，这说明高层充分认识到艾滋病的严峻性。
自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到今年4月，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中国已有84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8万人。
更不乐观的是，中国性学会理事长、卫生部艾滋病防治专家委员会委员徐天民教授在公开场合透露，目前中国艾滋病的流行趋势处于世界第14位，在亚洲排名第2位，而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每年以40％的速度递增，中国已经处于艾滋病暴发流行的前沿。
在此时刻，艾滋病的防治就显得尤其重要。
但去年11月6日，在北京出席一个艾滋病研讨会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鲁杰教授指出：
“中国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政府能够单独打赢这场战争。
“道理一样，在中国单靠某一个部门或者单靠西医彻底解决艾滋病问题更是不可能的。
”贾谦说。
在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直称我国正处于防治艾滋病关键时期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特别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必要的，但政府主导绝不是包办一切，必须充分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艾滋病防治的有效机制。
“吴仪副总理所强调的社会力量，其中就应该包括民间组织和民间中医。
自1992年以来，一直从事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的贾谦自称已经是中医药学的忠实信徒，却看多了对中医是否科学的怀疑目光。
他明确地向记者表达了他的希望：
用治疗艾滋病这一世纪绝症的胜利，回答梁启超提出“中医不是科学”以来所有的质疑和责难，拯救100多年来越来越被边缘化的中医。
他的愿望真的能够实现吗？
一位民间中医和77位艾滋病人
郸城县，河南省周口市的一个农业大县。
上世纪90年代，这个位于豫东的大县经济发展落后，农业基础薄弱。
贫困使得许多村民卖血，艾滋病病毒在村庄里潜伏下来。
郸城县城郊乡王楼村，离县城西边只有几华里，是一个有4800多人的大村。
走在村旁的狭窄乡间公路上，可以看到路旁麦田里突兀出的几座新坟。
村民告诉记者，那是新死的艾滋病人的坟。
1990年代，王楼村的村民也没有摆脱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悲剧。
1999年开始，村里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相继开始发病。
然而，2004年11月10日，记者走进王楼村，并没有感觉到艾滋病带来的恐怖和压抑。
村民们三三两两站在街头聊天，村卫生所附近的学校里传来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一片中国农村特有的悠闲和安宁。
仅仅一年前，王楼村还笼罩在恐惧之中。
2001年被派到王楼村的郸城县卫生防疫站副科长邢怀民告诉《商务周刊》，2000年秋季，王楼村的艾滋病进入暴发期，当年就查出60多个病人，“当时村里的孩子都不能上学了，因为学校害怕；
村民对病人很歧视，不与病人来往；
嫁来的姑娘不让回娘家，连亲娘都害怕”。
在很长一段时间，邢怀民和村民们一样束手无策。
从2004年元月开始，这里的艾滋病人获得了免费的“鸡尾酒”治疗，邢怀民负责给病人分发药物。
但他悲哀地看到，“鸡尾酒”
药物的毒副作用太大，患者服药后，很多人会出现恶心呕吐、不想吃饭、腹痛、腹泻、腹胀和皮疹等症状。
“出现副反应的患者很多，占服药病人的30%—40%。
”邢怀民说，“许多病人吃了西药后，因为耐受性不好，最后西药不能吃了，饭也不能吃了，人慢慢就完了。
更为严重的是，西药对依从性要求很严格，药物必须严格定时服用，否则，不规则用药会导致病毒毒株产生耐药性。
“但患病村民很难保证按时吃药，这十分危险。
”邢怀民说，同时，西药的副作用在说明书上写得非常清楚，病人看了以后，非常恐惧，不敢吃药。
在王楼村卫生所，艾滋病患者李海仓（化名，以下患者姓名均为化名）向记者证实了服西药的副作用。
这位30多岁的村民也是当年卖血大军中的一员，2003年7月，艾滋病病毒发作，卧床不起，最严重的时候穿衣服都要老婆帮忙。
“当时我吃完西药后，腹胀得厉害，难受得还不如死了，而且还发烧，不爱吃东西。
”说起服用西药的副作用，至今他还心有余悸，眼里充满恐惧。
“当然有部分病人服用西药后病症慢慢好转，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在服用西药后，病症不但消失不了，病情反而加重。
”邢怀民说。
对于这种情况，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防治艾滋病”子课题组的刘鸿泰副处长告诉《商务周刊》，“鸡尾酒”抗病毒疗法对患者的要求非常严格，要求患者的CD4（免疫细胞）指数必须在400—200之间服药，效果才好，而且必须按时服药。
如果在CD4大于400的时候服药，可能会加速病毒的复制易产生抗药性，造成病情加重；
如果在CD4小于200的时候服药，可能使患者免疫功能迅速下降，导致并发症的出现而死亡。
对于患病的村民来说，他们并不知道这些科学的原理，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拒绝吃西药。
邢怀民学的是西医，但是他亲眼看到有的病人宁死不服西药。
2004年3月12日，课题组和王文奎第一次进入王楼村，从此改变了这个村庄的绝望气氛。
王文奎是北京泰一和中医药研究所主任。
这位去年在“非典”期间被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吕炳奎亲点进入中医防治“非典”专家组的老中医，从1991年就开始关注中医治疗艾滋病，1998年写成《中医论治艾滋病》的论文，这篇论文2004年1月发表在中国工程院院刊《中国工程科学》杂志上。
随后，王文奎应邀参加课题组，组建“中医药防治艾滋病”子课题组，并由课题组派到河南省科技厅定点帮扶的“艾滋病村”——周口市郸城县王楼村调研，并尝试用中医治疗部分患者。
“这是很担风险的。
”邢怀民说，“国家对艾滋病的治疗控制很严格，一直以来，中医药是不允许介入艾滋病治疗的，更不要说没有行医资格的民间中医。
”和当时所有人一样，西医出身的邢怀民并不相信这位民间老中医，但很多病人拒绝吃西药，“没有办法，只能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邢怀民把村里服西药副反应比较大的或者根本不能吃饭的病人找来，让王文奎给他们开中药吃。
王文奎在给每个病人诊脉后，给病人吃他自制的丸药。
邢怀民告诉《商务周刊》，第一批服中药的有15人，其中就包括李海仓。
服药一周后，病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有的临床症状消失。
该村一位40多岁的女患者，
2001年7月查出HIV为阳性，服中药前，月经不调，出血多，肚子痛，全身乏力，厌食，视力模糊，腰部带状疱疹，并患有糖尿病。
3月16日开始服用王文奎的药，10天后检查，糖尿病好转，体重增加，能吃饭了，自觉全身有力，一个月后再查，糖尿病全好了，月经正常了，肚子不痛了，也能干活了。
“吃了王大夫的药，我可以从床上起来了，而且浑身有劲，可以下地干活了。
”李海仓挥动着双臂告诉记者。
从体征看，很难看出他曾经是一个艾滋病重症患者。
为了养家糊口，他目前承包了一个建筑队，在外面承包建筑工程，每个月可以挣2000多元人民币。
“与西药相比，中药没有发现有副作用。
”邢怀民证实说。
与西药相比，中药的成本也大大降低。
刘鸿泰告诉记者，服用西药的费用每人每年约6000元人民币，且需终生服药，如果用更先进的西药，费用会更高。
但采用中药治疗，据贾谦介绍，7路民间中医用药的费用均低于西药药费。
“而且服用中药没有CD4的限制，不像西药要终生服药，无抗药性。
”刘鸿泰说，所以，越来越多的病人找到邢怀民，要求服用中药。
有一次有个病人甚至把被子搬到邢怀民的办公室，说不给中药就不走。
邢怀民告诉记者，目前，王楼村服用王文奎中药的病人已经达到77人。
在记者到达王楼村的当天，王文奎正好在村卫生所为患者看病，他说这次除了看病，还要把下个月的药发给病人，头天他已经看了一部分病人，药也发下去了，今天病人就可以看完。
村卫生所的办公室就是临时的诊所，屋里围了十几个患者，不时有病人进来。
屋子里很热闹，病人们有说有笑，从体征看，看不出他们感染的是恐怖的艾滋病，他们的神态，似乎也使人认为他们得的只是感冒一类的小病。
“病人的数量一定要控制了，因为病人吃的中药都是我们免费提供的。
”王文奎说，“没有办法，我们已经承受不了了，资金太紧张了。
”除了王楼村的77个病人，王文奎说，他们在驻马店的上蔡县还免费治疗着13位艾滋病患者。
神医或者骗子
这看上去多么像电视里的虚假广告。
实际上，记者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也一直告诫自己保持审视的眼光。
根据“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调查，在王文奎之前，至少还有6位民间中医在河南等地进行过中医治疗艾滋病的个人尝试：
孙传正：
浙江义乌中草药研究所所长，2001年到上蔡县治疗艾滋病，3年中治疗近200多个病人。
莫以贤：
广东湛江中医药研究所所长，3年来在上蔡县治疗近百人。
李传和：
山东省新泰县一村医，2002年在上蔡县文楼村治疗9例艾滋病人。
李之焕：
广西一家民间癌症防治所所长，因“非法行医”曾被逮捕，劳教三年。
5次到上蔡县，治疗艾滋病患者3人。
李德敏：
湖北襄樊市人，自称是中国气味医学研究创始人，在上蔡县治疗近百人。
刘志明：
祖传中医，1981年获得中医医师证，在云南瑞丽治疗过艾滋病，在上蔡治过10例患者，目前在北京平心堂诊所。
“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发现，在治疗艾滋病过程中，上述民间中医都是自己掏钱为患者治疗，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属于“非法行医”、“自制假药”。
“中医的衰落使我们很痛心。
”王文奎说，“我们冒着各种风险，只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重振中国传统医学。
但一直以来，我们这些民间中医备受争议，而且背负着‘骗子’的骂名。
事实上，随着艾滋病浮出水面，在治疗艾滋病方面确实一直是鱼龙混杂。
在河南省一些艾滋病的重灾区，也同样出现了一些打着各种幌子的游医，利用广告、网络、信件欺骗艾滋病人及其家属，骗取钱财。
记者在上蔡县街头，仍然可以看到类似的广告和招牌。
去年9月16日，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法院开庭审理的一桩名誉侵权案，使在社会上名声不佳的民间中医成为焦点。
案件的原告方是“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所调研的7路民间中医之一的李德敏，被告方是被称为“民间防艾第一人”的河南省中医学院退休教授高耀洁。
官司起源于高耀洁2002年国庆节自费印发的宣传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上有一篇题为《你诈骗艾滋病人的钱财不感到可耻吗？
》的文章。
高耀洁在文章中认为，艾滋病已成为全球性的“超级瘟疫”，但骗子们却利用病人求救无门和渴望治病的心理，大吹特吹能够治愈艾滋病。
在文章中，她不指名的举了很多例子。
其中的一个例子写道：
“这些游医何许人也？
有无业游民、有庸医、有游医，还有干部、工人，他们并没有读过医学院校，更无行医资格，竟然敢说：
‘我研制的中药在人体外实验，病毒杀伤率两分钟为100%，对淋巴细胞保护率为92.7%以上，在十几例艾滋病人身上试用，抗感染疗效为100%。
’利用这些胡编乱吹，盯住艾滋病人不放，其目的很清楚，出售‘神药’，大肆牟取暴利，以饱私囊。
李德敏在诉状中认为，文章引用的这段话，是2002年2月23日他写给高耀洁信中的原话，文章中还有些例子明显指的是他，高耀洁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
2003年10月13日，法院经审判认为，被告在其传单中所引用的事例均系泛指，并未直指原告李德敏之名，被告在主观上无侵权故意或过失，原告所诉侵权事由不能成立，李德敏败诉。
诉讼虽已过去，高耀洁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仍然坚持她的观点：
“西医也好，中医也好，现在对于艾滋病来说，都可以缓解，而不能治愈。
他们说得太神乎了，什么100%，说什么艾滋病是‘纸老虎’，不可能。
“现在不是李德敏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很普遍的，中医缺乏科学性，糟粕很多，他们往往把话说得很满，说什么都能治，实际上被一批坏人钻了空子。
不是我说艾滋病不能治，世界上都承认现在还不能治，我书上写得很清楚，中医只能改善机体功能，维持住。
”高耀洁告诉《商务周刊》，上蔡那边骗子很多，“他们只知道钱，不知道道德”。
从1999年8月15日到2003年8月14日，高耀洁收到8326封信件。
她统计后认为，这其中有812封信是骗子信。
她认为识别骗子有三个标准：
凡是自制（没有国家药准字批号）专治艾滋病的药物，让病人服用者；
称艾滋病最好治，自制药品有100%疗效，治疗了若干例艾滋病病人者；
称祖传秘方专治艾滋病，其疗效得到“名人”的肯定、“签名”或“题词”，甚至“获奖”者。
在经历了这场官司后，李德敏离开了上蔡县，回到襄樊继续研究他的气味学。
他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坚持认为，中医能治愈艾滋病。
“凡是敢于挑战艾滋病的多半是多年从事中药研究的人，这些人不在医院工作，无执业医师证书。
”李德敏说，“2002年以前下乡治疗艾滋病的都是这类人员，全是免费送医送药，当地县级以下政府非常欢迎。
有一部分药物无效就自动退出了，药物有效的就坚持下来。
回忆起去年的官司，电话那头的李德敏显得很激动，他认为揭露艾滋病问题的高耀洁确实是“孤胆英雄”，但研究中医药治艾的也都是个人行为，“据我估计，到上蔡县文楼村送药的十几个人，他们的花费都在10万元以上，没取分文，却背上个诈骗犯的罪名，新闻媒体几乎没有关注过我们这些人”。
“我们调研过的到艾滋病高发区治疗艾滋病的7路民间中医，都是免费送药，没有发现他们收取任何费用。
”贾谦也强调这一点。
他认为，中西医治疗思路截然不同，不能说西医还没有突破艾滋病治疗，中医就不能突破，任何时期、任何行业都会有滥竽充数现象，“不能因此就把所有民间中医都说成是骗子”。
科学还是不科学
记者采访莫以贤的时候，他正在给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写报告，同样呼吁着中药治疗艾滋病是必由之路，国家应该支持中医药的发展。
今年10月20日，莫以贤研制的艾滋病中药“克艾特胶囊”，终于被国家药监局批准进行二期临床，这意味着“克艾特胶囊”有可能拿到国家新药批号。
相对于其他民间同行，应该说莫以贤是幸运的。
莫以贤自称对癌症、糖尿病等疑难病症的研究已经有50多年，1990年代初即开始研究艾滋病和抗病毒中药，但最初一直苦于在国内没有案例无法进行尝试。
1999年，莫以贤从网上发现河南有一个艾滋病集中地——上蔡县，于是开始准备自己的药物。
2001年7月，莫以贤进入上蔡，对当地的艾滋病情况进行调查，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克艾特胶囊免费发给艾滋病患者，效果不错。
但让莫以贤痛苦的是，民间中医大部分没有合法的行医资格。
“我们在那里是合情合理但不合法，开展工作真是难。
”他介绍说，“县里是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我和县里的一些领导谈，他们确实不忍心看到百姓都病成那个样子，所以对进入当地的中医中药，只要有效果他们就支持。
而驻马店市和省里对我们就查得很严，在那里三年我碰到过多次被查的事件，主要是省、市卫生主管部门、药监部门。
他告诉《商务周刊》，从2001年开始，驻马店市里的领导和药监部门多次公开宣布，没有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的药品不能进入当地，否则属违法。
现在国家没有批准过一个民间中医治艾滋病的中药，他的“克艾特胶囊”尚处于二期临床阶段，这就意味着所有的用于当地艾滋病治疗的中药都是非法的。
“我们这些人都处在体制之外，虽然我们都是免费给当地病人治病，但大部分还是偷偷摸摸进行。
”莫以贤说。
即使这样，2001年7月到2003年8月期间，莫以贤称自己还是在上蔡免费医治了56个病人，并把他们带到北京，花钱给这些病人做病毒载量的检测。
“这三年我在上蔡花的都是自己的钱，现在实在没有更多的财力来支持这些病人，所以接受治疗的现在还有10个人，而且已经有4个人可以停止用药。
”按照莫以贤的说法，这些病人的艾滋病已经治愈了。
莫以贤告诉《商务周刊》，由于他的药在当地已经证明有效，
2001年和2003年，上蔡县卫生局先后两次向卫生部上报文件，指出“克艾特胶囊”对于治疗艾滋病的效果，但一直到现在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从去年3月18日开始，莫以贤又开始向国家药监局报批新药，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材料从药监局转到审评中心，结果2003年4月9日的评审会直接退审。
莫以贤很生气，找国家药监局的局长问既然药物有疗效，为什么不能通过。
在他的要求下，2003年7月份又开了第二次评审会，结果还是通不过，让莫回去补充材料。
他回忆说，今年6月中旬，河南省卫生厅、国家药监局等组织有关领导专家到上蔡考察中药治疗艾滋病的情况，在情况交流会上，莫以贤发言的时候，地方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当面质问莫以贤：
“谁批准你来搞的，你收了多少钱？
当天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市里组织人对当地各个医院进行检查，查看是否有治疗艾滋病的中药。
“当时气氛特别紧张。
我知道这个消息后，赶紧和同伴收拾行李从县政府招待所撤离，第二天赶回了北京。
今年10月20日，在莫以贤第三次给国家药监局送交“克艾特胶囊”的材料后，终于获准可以进行二期临床。
“这次如果再不通过，我就打算放弃了。
类似的经历在“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调研的其他民间中医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
记者采访中获悉，到艾滋病村治疗艾滋病的7路民间中医大多没有合法的行医执照，他们对卫生主管部门只强调行医资格和药品批号而不问效果的做法颇有微词。
王文奎告诉《商务周刊》，这几年来，有关部门一直在查他的行医资格问题。
为了到一线能接触到病人，他是受“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委托到王楼村的。
对此，一直支持他在王楼村进行治疗的周口市一位政府领导认为，有效果没效果是大夫的事，有效果没有手续是医政部门的事情，“卫生部门为什么不给民间医生合法的手续和资格呢，这是卫生部门的问题，不能把这些罪过强加给民间医生”。
“虽然地方政府采取的是默许的态度，但是如果上级一追查就是问题。
医是问题，药也是问题。
”贾谦很无奈地说，“这些人几乎都被调查过，甚至很多人面临被逮捕的风险。
一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法》将中医药参与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治疗排除在外，正规中医机构都很难介入，更不要说民间中医。
但贾谦强调，现在证明中医在治疗艾滋病方面确实有独特的效果，而且又挽救了不少的生命，理所当然的应该给予他们行医资格。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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