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城乡一体化战略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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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假如政府不对城乡的生产活动和要素市场进行干预，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将会自动作出调整，使得两个地区的报酬趋于相等。

但建国以来，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执行着城乡分割的体制和“城市剥夺农村”的政策。

改革前，基于加快推进工业化的渴望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政府实行了具有严密经济政治控制的城乡分流的层级体制。

其结果，资本过度集中于城市产业，劳动力过度集中于农业；

产品和要素价格严重扭曲，并形成对城市居民的稳定倾斜，不但没有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反而为转型设置了更多的障碍。

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根本动力在于传统二元结构中的工农、城乡差别已经达到其临界点。

改革以后，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以及迫于城市居民既得利益的压力，传统发展战略及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制度和政策，并没有完全从目前的经济体制中消失。

这些遗留的制度障碍与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互为因果，彼此强化，共同决定了城乡差别的延续。

比如在政策操作上：

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民排斥在外；

劳动就业体制改革也把农民排斥在外；

失业人口统计，不包括农民；

农民得到了土地的使用权，但远未取得经营自主权；

谷贱伤农，但没有一个同业协会为农民说话，在政治天平上缺少足够分量。

尽管有很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寻找临时的就业机会，但各种制度性障碍和相关的就业政策，仍然严重地限制着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城市依然利用牺牲农民利益的办法来保证职工就业。

上述体制和政策运行的结果，使农民在社会结构中客观上被边缘化了。

时至今日，我国依然是农村人口占的农业社会，农村社会经济并未出现紧随时代进步与发展的变化。

我国的总体经济结构依然表现为以城市为代表的商品经济和以农村为代表的自然经济二水分流的格局。

　　当前，城市和乡村在体制和机制上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亿人口的城市基本上搞的是市场经济，而近亿人口的农村很大程度上依然沿袭着计划经济的传统体制。

资源要素未能在城乡之间统筹配置，城乡经济发展不能形成内在的相互促进机制。

占全国总人口近的农民被捆绑在人均很少的土地上，靠手工为主的方式进行生产，自己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以大城市为主的现代工业，主要在大约的总人口中自我循环。

总体上，中国是一个近亿人口的大市场，但实际上广大农民并不包括在由现代工业创造出来的市场之内。

近亿人口的农民既不参与市场化的生产，也无力从现代市场上索取剩余。

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基本上处于互不交换或很少交换的两个体系里。

此种二元分割的体制和城乡之间巨大差异的存在，使中国社会形成了农与非农两个无法公平竞争和相互转化的基本阶层。

这不仅是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因素，而且导致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要素在部门间配置的无效率，严重阻碍着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

　　二

　　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农村社会经济形态转换的滞后，是造成制约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一系列矛盾的根本症结所在。

　　第一、总量失衡、内需不足，归根到底是农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

在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中，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即边际消费率，从“六五”的平均、“七五”的、减到“八五”的，呈逐年下降趋势。

但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年来基本持平。

导致最终消费份额下降的主要因素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大幅度下降。

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整个年代基本在上下波动，年代以后，降到了左右，减少个百分点。

如果把城乡人民消费作为，农村居民消费已从年的降到年的，城市居民则从提高到。

大体上，三个农民只相当于个城市居民的消费量。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分布的变化，也证明了同样的趋势，乡村所占比重，年是，年达到最高的，之后就直线下滑，年已降到。

最终消费需求是新阶段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

消费品市场不能全面激活，不仅影响企业经营和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将要影响投资和城乡就业。

从前述情况看，增加农民的消费需求，是保证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的关键。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

农民消费需求不旺，根本上是因为不公平的二元体制造成的农民收入增长停滞不前。

　　第二、经济结构不合理，优化升级步履维艰，关键是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

我国的经济体系中，三种产业结构、产业内部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均不合理，这是造成供需脱节、供求失衡，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根源。

究其原因，则均与二元体制造成的非农化、城市化严重滞后有关。

首先，在三种产业的结构中，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过高，第三产业的比重过低。

第一产业比重过高，不是其发展水平高，而是城市化滞后造成的“亿人口搞饭吃”，农村经济落后，农业人口绝对数值大、比例高。

第二产业的比例高，也不是其发展水平高，而是由于第三产业发展程度不足，比例过低。

而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则是由于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非农化，导致城市人口比重低，聚集效应差，对服务业的需求不足所致。

截止年底，将所有农村人口中在乡镇企业就业以及从事个体运输、商业、工业、服务业的劳动力全部包含在内，目前我国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约占总就业人口的，而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城市化率低于工业化率约个百分点。

其次，在三种产业的内部结构中，由于“城市偏向”的政策体制造成的农村基础设施、产权制度、组织制度、资金和技术的短缺，农业结构和整个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缺乏动力和支撑体系。

重要的是，由于城市化严重滞后，亿农民生产，亿市民消费，使得国内对农业的有效需求不足。

解决农业结构调整问题，只在农业部门内部打圈子，此路肯定不通，必须在宏观结构调整上找出路。

第二产业基础薄弱，传统产业比重大，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但目前我国农民的生活生产品比传统工业还要落后。

有人说，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完成了从第一阶段（以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阶段）向第二阶段（以原材料和重化工业为主的阶段）的过渡，这是不确的。

假使把农民的消费水平提高到年代初期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完全可以消化掉现有的工业生产能力。

在现有工业产品缺乏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工业部门的结构调整当然步履维艰。

再次在区域经济结构中，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主要表现为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因此说到底，也是城乡差距问题，是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的差距问题。

此种差距的形成，依然是体制和政策的倾斜。

年代中期以来，中央政府逐渐形成并实施了对东部地区提供优惠的体制和政策。

东部地区较早进入市场体制，各种资源快速向东部地区聚集，导致东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较快地发展起来。

　　第三众所周知，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其它各种问题，如人口问题、教育问题、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均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基本上是由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不足造成的。

　　总起来说，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势态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不是经济周期显示的暂时现象，而是经济发展转型所显示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短期看，内需不足，主要是农民收入增长停滞导致的消费需求不足；

从长期看，经济增长乏力，根源于错综复杂的结构性矛盾，这意味着，依靠总量扩张来拉动经济增长，已经和必需让位于依靠结构调整来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因此，无论是短期的刺激需求的宏观政策，还是长期的确保增长的战略对策，都必需着眼于调整城乡关系，消弥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彻底解决“三农”问题。

说到底，“三农”问题是我国改革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也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中国现代化的最困难之点和最终落脚点。

　　三

　　为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具体思路和政策措施，如加大科技投入，发展优质高效的科技型农业；

发展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

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等等。

我认为，第一，这些措施仅在农业部门内部打圈子，不可能取得治本的效果，农村现代化只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子系统，无法独立推进；

第二，在目前我国农村缺乏制度支撑的情况下，这些措施事实上很难行得通。

因此，它们不可能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

从长远看，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消弥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

　　实现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关键是要矫正城市偏向的政策体制，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构建城乡统一的大市场。

下一步的宏观改革应着眼于改进要素市场的功能，拆除城乡壁垒，培育和建立公平竞争的产品和要素（包括土地、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等）市场。

即使考虑到有必要保护城市居民的既

（一）综合推进农村体制改革，完善农村各项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

　　．摒弃“公田化”的法律理念，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允许土地自由流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与工业领域的厂房、机器一样必然表现出商品的属性，按效率原则参与流通和交换。

限制土地和劳动力的自由流转，是目前城乡之间制度性差异的根本标志。

在有偿条件下允许土地自由流转，必然发挥出十分明显的制度效应。

比如，可以诱使土地从低效率经营者向高效率经营者的集中，从而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推进农业技术变革、提升农业科技含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产品商品率和农业经营者收入，加大对农业的资本投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等提供前提条件；

可以把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解放出来，克服目前兼业化、两栖化倾向，加快农村剩余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集中的进程。

邓小平关于农业发展的第二步思路就是要实现农业规模经营。

试问：

严格控制土地的自由流转，如何实现规模经营？

　　．构建新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推动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

目前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分散的小农户与社会化大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农民无法按市场需求有效组织专业化的生产经营活动。

现有的农村基层行政组织，仍在延续政社合一体制下的传统职能和工作方式，根本不可能领导农村现代化进程。

目前农村基层行政组织主导下的结构调整，因计划经济色彩浓厚，使农民吃尽了苦头。

必须按照社会化大农业的专业化分工及其延伸的产业链，引导农民构建生产、加工、仓储、运输、销售一条龙的合作经济组织，从而在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和中介，减少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市场风险，并增加农民在政治天平上的地位。

　　．转变政府宏观调控思路，矫正城市偏向政策，加大对农村基础建设的支持力度。

从根本上说，应逐步改变城市偏向的计划、财税、金融、价格、收入、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体制，建立公正的宏观政策环境。

当前，中央政府应从保障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资金投入问题。

应改变在投资顺序上优先发展工业、然后由工业反辅农业的思路在投资主题上以农民为主、以国家为辅的思路在农村工作指导上，重农业发展、轻农村生存环境改善和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思路。

在目前财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可考虑对国有企业库存的原材料等由国家作价盘收，直接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补偿历史欠帐。

还可以通过强有力的调控手段及运行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和社会投资向农村倾斜。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既可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又可以改善农民生活消费的条件。

其投资回报必将既快又高。

（二）拆除城乡壁垒，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消除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途径。

加快城镇化进程，第一，有利于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推动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据分析，今后年，若能通过积极的城市化战略，使农村人口减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即可增加。

第二，有利于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把农村市场的巨大潜力真正发挥出来，缓解内需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推动三种产业结构和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为世纪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持续的增长动力。

第三，有利于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各种问题，如人口控制、资源保护、环保建设、教育不足等。

　　关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世界银行专家认为，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于城市化进程。

展望未来，中国至少可以取得同样的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国内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率的非农部门的转移，是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其对的贡献份额在—之间。

可见，大力推进城市化，是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

　　推进城市化，最重要的是创造一种机制，使农业人口可以根据市场化的原则，自主、自愿地迁移到城市安家落户。

简言之，为了推进城市化，必先推进市场化，市场化进程越快，城市化速度必然越快。

这就需要宏观决策者摒弃城市偏好意识和行为，拆除城乡壁垒，使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覆盖城乡每一个角落。

其具体措施，除前述农村制度变革外，还应当改革户籍制度，放开对农民进城落户的限制；

在城乡建立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归根到底，我们需要树立一种公正公平的社会契约价值观，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城市人”还是“乡下人”。

这既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更是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