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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另一只无形之手在拨弄经济的脉搏——流动人口。
在中国,大量人口的自由流动,扭转并主导了中国各地区之间人口变动的方向,进而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数据发现,来自中部地区的年轻人不仅没有“逃离北上广”,而是继续向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聚集。
“逃离北上广其实是个伪命题,人口向东部大城市聚集的趋势不会变,这一点与日韩等国人口变化一致。
”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一位学者表示。
这种人口的自由流动,一方面使东部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得以补充,进而降低其社会抚养比,拉动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熨平因老龄化等因素带来的经济下滑的风险;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人口净流出的地区,则使其陷入“人口逆差”的困境,其影响甚至波及社会经济运行的整个过程。
但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区域经济发展对人口的需求已经开始显露,或许一场全国范围内的“人口争夺战”已经开始。
人口从中部和西南地区流出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底,全国流动人口达2.45亿人。
这意味着,全国有超过18%的人口离开本地或本省在外生活。
东北地区是人口流出最明显的区域之一。
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共流出人口400余万,刨去流入的人口,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180万。
相比之下,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入36万。
但东北地区并非人口流出最多的省份,安徽、四川等中部和西南省份跨省流出人口最多。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数据测算,目前跨省流动人口已占全部流动人口的38.9%。
其中,人口主要从中部和西南地区流出,安徽、四川、湖南、河南、贵州和江西六省占全国跨省流出人口的71.07%。
“人口流出主要是从农业大省流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段成荣教授指出,“农业大省的就业机会少,青壮年劳动力只能出去就业”。
综合各省统计部门不完全统计,前六个人口流出大省中,安徽省2014年净流向省外半年以上人口852.9万人,比上年减少45.8万人,但仍占当年全省常住人口的14.02%。
河南省外出人口数量也持续增加,2013年河南省外出人口占本省户籍人口已超过20%,其中流向省外占55.7%。
贵州省2013年全省新增净外出省外人口2.5万人,比上年减少4.5万人,外出总规模达760万人。
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数据显示,2013年前六个人口流出大省的流出同比下降约5.6%。
段成荣指出,近年来,国内人口流动的增速有所放缓,但并不是很明显,因为人口从中西部向东部转移的趋势未变。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生龙表示,跨省人口迁移的因素依次是迁出省人均GDP、总人口,迁入省的人均GDP、迁移存量。
虽然最近10多年来已出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新农村建设战略等政策,但目前区域和城乡差距仍十分明显,这为人口迁移提供了根本动力。
刘生龙认为,中国在未来很长时间之内,人口迁移的规模将会呈不断扩张之势。
逃离北上广是“伪命题”
跨省流入人口中,人口主要流向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地区。
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广东的珠三角,长三角的浙江、上海、江苏,北京,海西经济区的福建六省市占全国跨省流入人口总数的87.83%,较2012年同期上升了4.5%。
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先手机遇,广东最早成为流动人口流入重镇。
2013年末,广东省常住人口达1.06亿人,其中外来人口占26%。
2000年-2010年跨省流入人口占该省新增常住人口的47.7%,接近一半。
“1992年上海浦东新区开发之前,虽然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但是珠三角的人口流入增速是最快的。
浦东新区迅速开发后,大量吸纳劳动人口,长三角的增速又反超珠三角。
”段成荣分析指出。
由于人口流入过多,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部分地区,外来常住人口数量甚至已经逼近本地人口数。
其中,上海市2014年常住人口2425.68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占41%。
北京市2013年底常住人口2114.8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占38%。
广东省个别区域甚至出现人口“倒挂”现象,外来常住人口数量超过了本地户籍人口。
东莞2012年常住人口831.66万人,非户籍人口占77%。
深圳2013年常住人口1062.89万人,非户籍人口占70%;
但深圳实际常住居住人口数可能远超此数,深圳市人大2013年披露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底,深圳市流动人口已达1532.8万,为户籍人口的5倍。
除了农民工进城,流动人口中从城市到城市的人口迁移也越来越多。
段成荣表示,“近几年人口流动趋势发生变化,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转移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比例约32%”。
人口流动导致区域经济分化
由于人口流出,黑龙江、河南、安徽、四川等省市出现“人口逆差”,面临人口缩减压力。
此外,东北三省还面临人口自然增速锐减的特殊情况。
目前,东三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全部低于1‰,其中吉林在2012年降至0.36‰,黑龙江在2013年降至0.78‰,而辽宁省2011年至2013年已开始负增长,2014也仅回升到0.26‰。
人口压力带来经济潜在增速的下行。
东北地区经济从2012年开始大幅下滑,2014年黑龙江省、辽宁省GDP增速不及6%,吉林省也仅6.5%。
对东部人口流入省份而言,“人口顺差”也是其GDP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北京、上海等地每年由人口净流入导致的GDP增长可能达2个百分点,使得其GDP仍能达到7%左右。
“农民工是东部劳动力的重要补充,甚至是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主体”,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过,目前青年人绝对数量下降,而中西部工资上涨很快,年轻人回内地工作动力增大”。
但也有不同的观点看待人口流动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讲师阮荣平做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流动人口中高学历人口较多,人口流出短期来看使得流出省份人力资本下降,但是长期来看会刺激流出省份更加重视本省教育。
而且流出人口大多户籍仍在本省,汇回本地的资金将增加流出地的创业等活动。
“我们的测算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到2012年左右,由于人口流动与生产要素等结合,流动人口因素对全国GDP的贡献率在23%左右。
”段成荣表示,人口流动对GDP贡献显著。
即将开始的人口争夺战
随着人口数量红利逐渐消失,我国从此前的劳动力过剩开始出现局部的“用工荒”现象。
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后区域间人口流动与地方发展的人口需求冲突将会加剧,其结果是各个城市都面临日趋激烈的抢人大战。
贺军表示,这一趋势已在我们的调研中得到验证,沿海、中部、西部内地已普遍出现招工难,高层次人才与普通劳动力都成为各地争抢的对象。
“务工荒有的地方严重,有的地方不严重。
凡是保护劳动者的地区没有务工荒,很多地方不善待劳动者就会很快吃苦头”。
段成荣认为,“今后将会出现劳动人口争夺战,目前一些地区的公司派人去接务工人员,已经反映了这种趋势”。
他表示,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多,2010占52%多一些,目前估计已经到56%甚至接近60%。
“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挣钱后就不同,新生代更追求从农民到市民更彻底的转变,长远立足城市,脱离农村。
城市只有提供更好、更公平的发展机会,才能接纳新生代农民工”。
“目前没有看到流动人口大规模的回流,从中西部流向东南沿海的”,段成荣表示,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2014年底的第二次东北振兴规划、刚刚通过的长江经济带等如果规划能够落地,当地经济能够快速发展,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比如成渝经济区等也会有人口向其流入。
东三省人口红利变迁样本:
每年净流出200万人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东三省每年净流出的人口约200万人。
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吉林都是人口净流出,虽然辽宁每年还有大约20万的净流入,但是远比不上一个北京市。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通过对数十位在深圳工作的东北人的调查发现(以受过高等教育人群为主),他们选择南下的主要原因是东北的工资收入较低。
数据显示,2007年,黑龙江社平工资为1615元,而当年广东的社平工资为3349元;
2012年,前者的社评工资才达到2843元,但广东已经是5313元。
除了人口净流出外,东北的总和生育率超低。
按照六普数据,黑龙江总和生育率1.03,吉林1.03,辽宁1.0,远低于全国1.5%,比江苏、浙江等经济更发达地区都低,仅高于北京、上海等极少城市。
甚至比基本同纬度的韩国和日本要低,2013年韩国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为1.19,日本为1.34。
吉林省长期生育率处在全国低位。
今年3月,该省实施“单独二孩”政策。
吉林省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处处长姜国民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政策实施之初,该省预计一年有12000余对夫妇生育,而实际只有6255对申请,申请的还不一定生育,想生育二胎的估计只有5000对,占不到预测的1/2。
据了解,吉林一共有87000余对夫妇符合政策。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著名人口学家蔡昉年初在瑞士达沃斯说,“你想让人家不生是可以做到的,你想让人家生,你有什么办法?
”
还有一个是老龄化问题。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东北,出生率又极低,整个人口结构自然也更快老龄化。
比如,2013年辽宁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10.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43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蔡昉在多个场合呼吁尽快放开普遍二胎。
他认为,未来人口数量少,人口结构失调,才是中国发展的大障碍。
“要担心说你放了人家不生了,你想调整人口结构的意愿达不到。
经他测算,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能够达到1.8到1.9,2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20%。
“但这一点很难,我觉得非常难。
短期来看,放开普遍二胎尚无时间表,而快速扭转东北地区的生育意愿也不太现实,老龄化问题更是在加速加剧,新一轮振兴计划在着力结构调整的同时,也需要着力留住更多的年轻东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