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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宋初,传统天师道在成都及其附近地区仍有相当影响,有人“以鬼道惑人”,仍是“远近走集,争投货财”(范百禄《文同墓志》)。

至唐,因李唐王朝尊老子为宗亲,得到李唐王朝的支持,道教在全国迅速发展。

与此相应,成都地区的道教也有新的发展。

经过南北清整改造的中原道教回传四川,改变了成都地区传统天师道的格局,形成高道辈出的局面。

如赵昱、朱桃椎、王柯、罗公远、玉真公主、傅仙宗、孙思邈、徐佐卿、李班、杜光庭等高道,或隐修于青城山、平冈山,或寄身于成都附近的宫观,传说皆飞身成仙。

其中,孙思邈援道入医,写成《千金方》传世,成为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医药学家之一,被后人誉为“药王”,影响至今。

唐玄宗避难入蜀,大量召见道士,罗公远为其座上客,赵昱则被封为赤城王。

唐僖宗避难入蜀,多次派道士和朝臣至玄中观(即今青羊宫)设灵宝道场、丈人观设周天大醮,对成都地区的道教发展影响亦大。

宋元之际,以炼养为主的新道派逐渐兴起,以道法为主的旧道派日趋衰落。

至元,全真派在北方逐渐形成强大的教团,而旧有灵宝、上清诸派则被并于正一派,影响多在南方。

源流所及,成都地区的道教仍以正一派为主。

绵延至近,成都正一派道士大部分散居民间,分别隶属于“广成派”(广成坛)和“法言派”(法言坛),主要负责民间斋醮活动。

全真道虽在宋末已经传入成都地区,由于正一道在此根基深厚,并未形成很大影响。

至龙门派传人陈清觉入蜀前,成都地区全真道影响一直很小,全真道士人数极微。

陈清觉(1606—1705),号寒松、烟霞,湖北武昌人,为武当山太子坡龙门派第九代道士詹太林弟子。

康熙八年(1669),陈清觉与道友张清湖、张清云、穆清风、张清夜、张清仕相偕入川,止杖于青城山天师洞。

在对天师洞进行整饬后,陈清觉将教务付与张清湖,天师洞转为龙门派正嗣。

与此同时,张清夜主持成都青羊宫、武侯祠,张清仕主持青城山文昌宫,成都地区道教渐成龙门派气象。

康熙二十六年(1687),陈清觉入住成都青羊宫,得官员赵良壁支持,为建二仙庵,开堂接众,被康熙封为“碧洞真人”,因号其支派为“碧洞宗”。

碧洞宗的传播,以青城山和二仙庵为中心,不仅成都地区,甚至云南、贵州、重庆等地均有传承,其影响绵延至近,形成了今天四川道教的基本格局。

民国年间,由于军阀混战,时局不稳,成都地区的道教发展受到遏制,宫观废圮,道士改行。

尽管如此,据1949年统计,原市区仍有道观41座,道士262人。

至于“文革”,成都地区道教再受重创,许多宫观遭到破坏,道士大部份流散还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全面落实,成都地区逐步恢复和开放了部分道教宫观,道士们得以安居乐业,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

继1962年成都道教协会成立,都江堰(青城山)、新津、大邑、崇州等(市)县也相继成立了道教协会。

截至现在,成都地区已开放了道教活动场所28处,有道士300余人。

纵观成都地区的道教历史与现状,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成都地区是道教创教开派的核心地区,张陵在此创立五斗米道(天师道),标志着我国道教实体教团的产生;

陈清觉在此开全真龙门碧洞宗,标志着西南全真道的自成一体,在中国道教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页。

第二,成都地区的道教历史特长,自张陵正式创立五斗米道,其道脉一直绵延不绝,在全国道教发展史上当是比较典型的地区。

第三,清以前,成都地区的道教一直以天师道(后为正一道)占据主流,因其特别重视斋醮法事,与民间社会联系紧密,对成都地方社会与文化影响很深。

第四,从五斗米道到正一道再到全真道,成都地区的道教发展史可以被视为是中国道教发展史的缩影,这在中国道教史上也是别的地区所难以替代的。

在中国道教史上,成都地区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成都作为一个古今闻名的文化之都,道教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已经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

2.成都道教宫观与青羊宫

宫观是道士修道、祭祀和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历代称呼不同,先后有“治”、“庐”、“靖”(“静”)、“馆”等多种称呼,而以“宫”、“观”最有代表性,以区别于佛教的“寺”、“院”。

  与成都地区的道教发展相适应,成都地区很早就有了宫观的修建。

早期五斗米道的活动中心―――义舍,实际上就是早期宫观的刍型。

传为张陵所设的“二十四治”,当是道教最早的24个传道区域,而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个活动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最早的道教宫观。

据学者考证,阳平治、鹤鸣治、漓沅治、葛贵治、真多治、昌利治、稠梗治、本竹治、平盖治、平冈治、主簿治、玉局治等12治都在今成都地区。

至张鲁时,设“八游治”,青城治、黄金治2治也在成都地区。

  两晋南北朝时,成都地区的宫观兴建有了长足发展。

成都严真观、通真宫,都江堰长生观,青城山真武宫(祖师殿)、上清宫、上皇观、中皇观、丈人观等,据称都是兴建于此时。

这个时期修建的宫观,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更加正规,规模更大。

  隋唐时期,随着成都地区道教的兴盛,宫观兴建形成高潮。

除原有增饰和扩建外,成都地区新建宫观达数十座之多。

其著名的,如成都至真观、玉局观、青羊宫、紫极宫、鸿都观、庆都观、仙居观、度人观、明月观、朝真观(乘烟观),温江金乌观,双流兴唐观,青城山常道观、太清宫、建福宫,新津老君观,邛崃崇真观,大邑鹤鸣观,据称都是兴建于此一时期。

这一时期兴建的道观疏远了与原始祠庙的关系,规模、格局以及建筑特色都达到了相当水平。

隋辛德源记成都至真观,“前临逸陌,却负长瀛。

蕙楼接登景之房,琼台带荡真之室。

荷珠的皪,花落车渠之沼﹔竹色便娟,叶扫琉璃之地。

祥禽杂啭,瑞草罗生。

仁智之所安也,迈轴之所盘也。

”(嘉庆《四川通志》卷38)唐时,复于天宫后“起大讲堂,并造长廊二十余丈。

琳堂郁其恃起,星闱忽以环周。

仰萃条以嶙峋,下峥嵘以广朗。

阴娥假道,窥玉女于南轩﹔阳鸟回辔,照青禽于北阁。

”(卢照邻《黎君法师碑》)开元十二年(724),青城山常道观被山下飞赴寺僧强占,唐玄宗曾责令归还道士,防止了佛教发展对成都地区宫观的侵害。

唐僖宗时,于玄中观设醮祈真,获见古砖祥瑞,遂将玄中观改为青羊宫,增修房舍,扩建殿堂,并拨钱购置田地以为庙产。

  至宋,除宫观(如郫县崇道观、都江堰老君观等)的继续新建外,对旧有宫观的增修扩建成为成都地区宫观发展的一大特征。

其中,玉局观经宋真宗整修扩建后,“宫除旧创,新辟小为大,工无巨细,罔不经心。

人之悦从,匪懈其力。

东西广七十七步,南北长七十五步,中建三清殿七间,东厢三官堂、镇楼暨玉局祠屋,西厢九曜堂、太宗皇帝御书楼,并斋厅、厨库、门屋、周回廊宇共一百三十五间。

”(彭乘《修玉局观记》)殿堂壮丽,楼台辉煌,成为当时四川地区最大的宫观。

  明代初期,道教尚属兴盛,成都地区新修宫观有雷神庙、杜康庙、天祥寺、惜字宫等,并修葺扩建了鹤鸣山、青羊宫。

明末战乱,成都地区宫观遭到严重破坏,十不存其一二。

后经陈清觉等人的努力,情况始有好转。

至于清末,据《成都通览》记载,成都一府两县共有宫观44座。

1949年统计,成都市区仍有宫观41座,分别是宝云庵(青羊正街)、武侯祠、九真寺(神仙树)、文昌宫(元通桥)、太平寺(红牌楼)、关岳庙(纯仙街)、惜字宫(庆云街)、大悲阁(南门大桥)、大南海(外北)、小南海(外北)、丞相阁(簸箕中街)、观音阁(字库街)、大红土地庙、观音祠(小天竺)、都城隍(大墙后街)、诸葛井(沟头巷)、陕土地(沟头巷)、桓侯祠(浆洗街)、瘟祖庙(治平巷)、关帝庙(新南门外)、临江庵(外南水巷子)、丘仙观(望仙场)、白庙子(凤凰山)、法华寺(望仙场)、观音阁(十二街)、莹华寺(铁门坎)、三官堂(牛王庙)、观音阁(大田坎)、天祥寺(新东门)、地母庙(迎曦街)、三清观(福字街)、詹天庙(北糠市街)、都司街(乡农寺)、广福庙(花牌坊)、观音阁(王家塘)、娘娘庙(西马道街)、福德祠(西马道街)、弥勒庵(西马道街)、新观音(清连下街)、二仙庵、青羊宫等。

  建国以后,许多宫观先后被改作它用,“文革”时更遭到严重破坏。

改革开放后,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全面落实,一些宫观逐步得到修复,成都青羊宫,青城山常道观、祖师殿、上清宫、朝阳洞、圆明宫、玉清宫、建福宫,都江堰二王庙、八角庙,新津老君山老子庙,彭州葛仙山道观、丹景山天师宫道观,大邑鹤鸣山道观,崇州上元宫道观等宫观陆续开放。

到目前为止,已有28处宫观恢复开放。

其中,有被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都江堰二王庙,有国务院首批公布为重点道观的成都青羊宫(二仙庵)、青城山天师洞、青城山祖师殿,有被省市列为重点道观和文物保护单位的青城山上清宫、大邑县鹤鸣山道观、新津县老君山道观、彭州阳平观等。

  二王庙位于都江堰市西门外,前临都江堰鱼嘴安澜桥,后依玉垒山。

原为纪念古蜀望帝的祠庙,南北朝时迁望帝祠于郫县,就址建李王庙,专祀李冰。

历代续有修缮增扩,宋时更名为崇德庙。

清雍正五年(1727),封李冰为“敷泽兴济通佑王”,封二郎为“承续广惠显英王”,庙遂改名为二王庙。

现存建筑为民国年间重修。

二王庙占地5万平方米,大小殿堂10余座,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倚山临江,错落有致。

庙内建筑飞檐翘角,雕梁画栋,主次分明,造型精美,有着很高的建筑和艺术价值。

与都江堰水利工程一道,二王庙被纳入在世界文化遗产之中。

  青城山本名清城山,又称天谷山、赤城山、载天山,位于都江堰市西南15公里,距成都市区68公里。

其山传为古蜀开明氏的祖山,望帝杜宇曾在山中建“成都载天”之国。

张陵入蜀创天师道,曾在山中修道传法,死后葬于此山。

至张鲁时,青城山被列为“八游治”之一,为“十大洞天”之第五洞天。

“三张”之后,范长生、赵昱、孙思邈、徐佐卿、罗公远、玉真公主、杜光庭、张愈、谯定、姚平仲、宋汝为、安世通等仙真高道皆曾隐修山中,此山由是成为闻名海内的道教圣地。

唐时,受到唐王室的重视,山上已有上清宫、长生观、丈人观、清都观、上皇观、常道观、储福观、威仪观等大型宫观10余所,基本奠定了青城山道教建筑组群的规模。

宋明以后,山上继续增建中、小型宫观。

至其盛时,大小宫观多达40余所。

至民国时,山上尤有大小宫观10余所。

改革开放后,经过修缮恢复,青城山主要宫观已经陆续开放。

作为著名的道教圣地,青城山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与都江堰水利工程一道,被纳入在世界文化遗产之中。

  鹤鸣山位于大邑县西三丰村境内,距大邑县城13公里。

汉顺帝时,张陵入蜀创道即居于此山。

山上初有太上治,隋唐时建鹤鸣观,其后陆续增建,形成道山规模。

明时,张三丰入蜀,曾在此山修道传法,留下许多神话传说。

山上旧有鹤鸣观、天师殿、紫阳殿、太清宫、上清宫、文昌宫、三官庙、迎仙阁、迎仙祠、迎仙桥、望仙坊、访仙岩、送仙桥、将军庙、解元亭、招鹤亭等宫观圣迹。

“文革”中山上宫观遭到严重破坏,其地亦被其它单位所占。

改革开放后,先后恢复重修了迎仙阁、慈航殿、灵祖殿、三圣宫和碑林等,目前仍在陆续恢复重修之中。

作为天师道的发祥地,鹤鸣山唐宋时期即已相当知名,至今仍被道教信徒视为祖庭。

老君山本名天社山,又称稠梗山,位于新津县南2。

5公里。

相传老君曾在此山修道炼丹修道,为天师道“二十四治”之稠梗治所在。

唐时建老子庙于山顶,历代续有重修,清末民初曾是“法言坛”的活动场所。

现存殿宇为民国时建筑,主要有灵祖殿、混元楼、八卦亭、三清殿、三官殿、斗姥殿等。

老君山环境幽静,景色宜人,是养心怡性的绝佳场所。

青羊宫(二仙庵)位于成都青羊区内,传为神仙聚会、老君传道之地。

宫观始建于唐代,初名玄中观,僖宗中和三年(883)诏改为青羊宫。

历代续有增修扩建,现存建筑为清代以后重修,主要有灵祖殿、混元殿、八卦亭、三清殿、斗姥殿、唐王殿(紫金台)、降生台、说法台等。

青羊宫布局开阔,殿堂宽敞,庄严肃穆,庭院清幽,为川西地区的全真道第一大丛林。

二仙庵始建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主祀吕洞宾、韩湘子二仙。

传说出资修建此庵的四川按察使赵良壁曾在此遇吕、韩二仙对弈,故名。

其后续有增修,主要殿宇有灵祖殿、玉皇殿、吕祖殿、二仙殿、斗姥殿、来鹤亭等。

二仙庵为丹台碧洞宗祖庭,也是全国继白云观后第二大戒坛,曾先后传戒50多期,在全国影响极大。

青羊宫与二仙庵并属全真道宫观,今已合二为一。

青羊宫(二仙庵)就位于成都青羊区,传为神仙聚会、老君传道之地,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宫观。

宫观始建于唐代,初名玄中观。

公元880年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唐僖宗仓皇逃到成都,曾驻观内。

僖宗中和三年(883)诏改为青羊宫。

相传唐时两位皇帝曾驾临此宫。

青羊宫地处原青羊肆,传说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为关今尹喜讲道德经,讲到一半,老子有事要走,对尹喜说:

“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

1000天后,老子如约而来,在这里继续对尹喜讲经说法。

历代续有增修扩建,现存建筑为清代以后重修,主要有灵祖殿﹑混元殿﹑八卦亭﹑三清殿﹑斗姥殿﹑唐王殿(紫金台)﹑降生台﹑说法台等。

宽敞雄伟的三清殿,供有三清塑像,左右各配6位真人。

殿前有一对清代雍正年间从北京运来的铜羊,其中一只单角铜羊,将十二生肖的特征汇聚一身,造型奇特不凡,各部位为鼠耳、牛鼻、虎爪、兔嘴、龙角、蛇尾、马脸、羊须、猴颈、鸡眼、狗腹、猪臀。

   

概括起来,成都地区的宫观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修建时间既早,持续时间亦长,如果不考虑重建的因素,则道教每一发展阶段成都地区都有宫观兴建,就始建而言每一宫观都凝聚着自己时代的特殊记忆。

换言之,成都地区的宫观本身即已构成了一部活的宫观兴建史。

这不仅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明显的价值,在四川建筑文化史上也有典型的意义。

第二,成都地区的宫观常常还是创教开宗的祖庭,如鹤鸣山、青城山之于天师道的创立,青羊宫、二仙庵之于丹台碧洞宗的创立,(新津)老君庙、(温江)龙盘寺之于法言派、广成派的开坛等。

虽然后来大抵都归入了全真道的门下,但这些宫观的原初意义不可磨灭。

第三,从现存的情形看,成都地区的宫观大抵皆为园林型宫观,即除主体建筑外还有大小不等的园林与其相配。

根据所在地方和构景特征,建筑史家一般将园林型建筑分为城市型、山林型和综合型3类。

城市型一般位于城市或近郊,建筑周围无园林环境而靠人工构景﹔山林型一般位于自然风景优美的山林村野,建筑周围具有园林环境或山林环境,以自然景观为主而辅以人工造景﹔综合型一般位于风景条件较好、地形复杂的近郊,既有自然景观为主的构景,也有人工景观为主的构景,两种方式综合并用。

成都地区的宫观既有城市型的(如青羊宫),又有山林型的(如青城山宫观、鹤鸣山宫观、老君山宫观),还有综合型的(如都江堰二王庙),类型齐备,交相互补。

第四,成都地区的宫观文化含量极重,除了与自身和宗教有关的神话传说颇为丰富之外,这些宫观在历代文人墨客的诗文笔记中大抵也有讴歌记载,常常成为某种文化符号,表述着关于道教以及成都地区文化的复杂意蕴,如在岑参、钱起、崔涂、贾岛、张籍、李秘、赵抃、张咏、苏轼、陆游、范成大、虞集、杨慎、王士祯、李调元、何绍基、张之洞、赵熙、颜楷、谢无量等人的诗文笔记中。

第五,成都地区的宫观整体知名度很高,既有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二王庙、青城山,也有被纳入国家重点宫观的青羊宫、天师洞、祖师殿,其他如鹤鸣山、阳平观、老君山等都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作为成都地区道教与文化发展演变的见证,成都地区的宫观已经远远超出了建筑与宗教活动场所的意义,变成了成都历史文化的载体与象征。

3.中国(成都)道教文化节

  成都市是道教的发源地和发祥地,有着深厚的道教文化历史底蕴,在海内外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青城山作为道教文化的发祥地和世界文化遗产地,从历史文化积淀、世界文化遗产品牌、地位以及后续资源的开发利用来看,是打造成都市全国性道教文化旅游品牌的重要资源。

同时,位于成都市的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是我国高校唯一的道教研究方面的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是建国以来我国唯一的宗教学重点学科点和宗教学方向的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具有深厚的道教研究资源。

为了保护和发掘好道教文化,充分发挥好成都市得天独厚的道教文化资源和道教研究资源的作用,中国道协和国家有关部门批准2004年6月5日至10日举办“中国(成都)道教文化节”。

  中国(成都)道教文化节的主题词是:

自然·

生命·

和谐·

发展。

通过举办“中国(成都)道教文化节”,整合成都道教文化资源,打造中国成都道教发源地和发祥地品牌;

开展道教文化主题旅游,增添新的旅游亮点;

发掘道教文化的精神内涵,将齐同万物与贵德重生的理念变为经营城市的最终选择,实现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的统一。

“中国(成都)道教文化节”的主会场设在都江堰市青城山,在青羊宫和大邑县鹤鸣山、新津县老君山设立分会场。

道教文化节主要活动有:

(1)、举办“道教文化国际研讨会”。

该会将成为全世界道教文化研讨的国际峰会,由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美国波士顿大学宗教系具体承办。

届时,美国、日本、韩国等11个国家和港、澳、台以及内地约100名道教研究权威专家,将以“道教与成都”、“道教与生态”等为主题展开探讨。

(2)、中国道教音乐汇演。

邀请香港道乐团、苏州姑苏仙乐团、北京白云观经乐团等团体会同青城山道教仙乐团、青羊宫道教仙乐团举行20余场洞经音乐表演。

(3)、道家茶艺表演。

举行采气茶艺、长生茶艺、智慧茶艺表演。

(4)、道家膳食展示。

大力开发、展示、推广道家长生宴、道家素席等具有道家特色的膳食,举办道家膳食评选活动。

(5)、道家武术表演。

以弘扬道家武术、推进全民健身为主题,邀请武术名家100人,进行太极拳等武术表演,宣传展示道家武术精粹。

(6)、道教文物、书画藏品展。

举办道教文物、书画藏品展览,出版藏品精品集,恢复张大千画室、徐悲鸿画室,并邀请部分著名书画家现场献艺。

(7)、道教文化宣传品展示。

展示一批宣传成都道教文化的图书、音像制品等。

(8)、组织境内外旅游者进行道教寻源活动。

与2004“百姓生活游”主题旅游年成都活动紧密结合,积极组织境内外旅游者参加道教寻源活动,形成并推广一系列以道教文化为主题的特色旅游活动。

(9)、安排境内外客人参观和考察成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4.成都道教文化旅游市场

成都商报报道:

今年6月,首届中国(成都)道教文化节在成都市的隆重举办,对成都道教文化旅游资源的进一步挖掘和整合,为成都增添新的旅游亮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据统计,举办道教文化节的几个景区(点)旅游接待人数及旅游收入大幅增长。

以都江堰景区为例,今年6月接待游客8.55万人次,门票收入410.76万元,旅游总收入425.4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28.85%、323.46%、321.94%。

另外,此次道教文化节接待入境旅游者近6000人次。

二.道教与道文化发扬

道教文化的价值,鲁迅曾经说过:

“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1.道教养生文化

道家养生内炼功夫

道家一脉,产生很早。

以老子为代表,著作《道德经》(《老子》)。

至庄子、列子一出,道家思想遂成洋洋大观。

但观其著作,老子《道德经》虽有“谷神不死,是为玄牝;

玄牝之门,是为天地之根”,“故常有欲,以观其窍;

常无欲,以观其妙”,加上庄子“听入心斋”等,都涉及具体养性之法,但对于实际而具体的修炼(特别是命功的修炼方法与步骤),却都没有作详细的交待。

道教源于道家,但因实体教团的产生,使其具备了更加明确的宗教信仰,而公认张天师为创派祖师。

大致而言,除却张天师“正一派”的传承系统,道教分五个大的传承系统,都有相对完善而具体的内养方法。

具体说来,有汉代尹真人,深研老庄之学,努力将原则具体化,从而率先提出了丹道修炼之法,其代表作是《皇极阖辟证道仙经》和《寥阳殿问答》,为道教最早的丹诀,成为丹道修炼的开山祖师。

尹真人当时授徒,除《道德经》外,更直接授以丹道修炼之学,其弟子们根据其教授,整理而成了著名的《性命圭旨》。

尹的学生中有王玄甫,传授钟离老祖,钟离老祖再传了吕纯阳。

而钟离和吕纯阳师徒又共同传授了刘海蝉与王重阳。

王重阳发心振扬道教,尚三教合一,主张研读佛家的《心经》、儒家的《孝经》和道家的《道德经》,以“识心见性”、“独全其真”为宗旨,而兴“全真”教派,即后世道教的北派正宗,所传丘处机、马丹阳、刘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大弟子,为后世著名的北七真。

“北七真”又各创一派,都有相当的影响。

其中丘长春(处机)单创龙门派,并建立道教丛林制度;

郝广(大通),创华山派;

孙不二,创清虚(静)派;

马钰(丹阳),创遇仙派;

谭处端(长真),创南无派;

王处一(玉阳),创嵛山派;

刘处玄(长生),创随山派。

另有直接承传老子的一派,称为西派。

最初,由老子单传尹(吉),尹再传文始,文始传孙二、孙为,在世间均不显。

到孙二、孙为传至陈抟老祖时,即大放异彩了。

陈抟传麻衣,麻衣传三丰祖师,三丰传李西月(四川乐山人),是为西派的大致情况。

陆西星得西派传承而创东派。

是为道教东派的创派祖师。

前边说到的刘海蝉,在得到钟离老祖和吕纯阳传承后,依次传了初祖张伯端(紫阳),张著《悟真篇》;

张传二祖石泰(杏林),石传三祖薛道光,薛传四祖陈楠(泥丸),陈传五祖白玉蟾,是为南派五祖的基本情况。

元代黄元吉,把南北东西派合为一体,而完善净明派,也即所谓中派。

黄的代表著作有《道门语要》、《乐语堂语录》和《道德经注释》。

这是道教传承的大致情况,其五派都有各自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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