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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是90年代前期社会要求的主题。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政权。
由于这一方式是如此的重要和艰巨，以至于其本身就转化为一种“终极性”社会要求，至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却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这种倾向一直延续，直到60、70年代，“革命”依然是人们的注意中心。
60年代后的4个重大事件，对生活要求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第一，文化革命中一些人以革命为幌子的丑陋表演，使人们相信“革命”已失去正义性终极目标的意义。
随着革命神圣性的弱化，背后的终极目标——过好日子的要求即逐渐显现。
第二，对外开放使人们看到了西方人的生活，而自己与他们的差距是如此之大。
这更增加了对革命效用性的怀疑，刺激了消除生活差距的要求。
第三，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让人们看到了其社会体制的不良后果。
人们由此思考：
干革命是为什么呢？
建设社会主义又是为什么呢？
难道这是终极目的吗？
难道不是为了社会成员们生活得更好一些吗？
第四，中国从1978年开始为发展经济进行了改革，改革进程也强化着人们的生活要求。
人们不断思考改革的意义：
发展经济是为什么？
努力工作是为什么？
不就是为过上富裕、幸福、美满的生活吗？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们又回到最初的逻辑起点，追求现实的幸福生活。
1.欲求富裕
富裕，首先是摆脱贫穷，取得温饱。
这类要求在贫困地区的社会成员中显得特别强烈。
作为个人，他们在当地寻求脱贫致富的门路，或者流动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挣钱。
作为群体，地方政府和其他组织也采取放宽政策，向中央要政策，大力发展本地经济等方式，力求使政府财政和当地百姓脱离贫困，富裕起来。
在改革推进中，部分员工下岗待工，或者解除劳动合同而成为失业者。
亏损企业逐渐增加，员工不能领到工资。
一些企业破产，员工难以充分安置。
这些下岗或失业人员就由温饱状态下降为贫困层。
与原有地位的较大反差，使他们摆脱贫困的要求更为迫切。
富裕是没有止境的。
那些已经实现温饱、步入富裕的成员，则在现有基础上追求更高水平的富裕。
80年代，沿海开放地区的富裕标准是“一万元不算富，五万刚起步，十万敢说富”。
进入90年代，这一标准大大提高，已经是“十万不算富，百万是小富”了。
综合分析调查资料，可以发现从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追求富裕的社会成员逐渐增多，人们追求富裕的愿望逐渐增强。
（参见表1）表1、我国社会成员的富裕要求
2.物质享受
富裕是对相应社会资源的尽可能多的占有。
这种占有既是终极目的，又是工具条件。
作为工具条件，占有是为了消费、使用和享用。
90年代前期，人们社会要求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物质资源的占用和享用。
物质享受首先表现为要求吃好、穿好。
吃好不仅要卫生，有营养，而且要有味道、档次高、新颖以及享用环境的幽雅。
人们以前进入饭店多是为充饥，90年代则更多地是为口福。
以前进入饭店多是个人或公款集体，90年代则有越来越多的家庭来享受佳肴。
至于穿着，90年代的中国人似乎比以前亮丽了许多，流行服装也真正流行起来。
在调查结果中，80年代的强度多为负值，而90年代则变为正值。
这表明人们的吃穿享乐要求已经从原来低于其他要求的地位，上升到了主要地位。
3.家庭幸福
在进入市场经济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多地离开“革命”的舞台，从心理上进入家庭，品尝其中的温情、和睦与幸福。
在90年代，家庭不仅依然是中国人占有社会资源和享用社会资源的基本单位，获得人际温暖的基本场所，而且也是工作、劳动的终极目的，回避社会风浪的“幸福港湾”。
随社会变化的加快、社会竞争的加剧和人际距离的加大，人们的温情感和幸福感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家庭。
在中国，市场经济并未淡化家庭，相反却增强了对家庭幸福的追求。
在社会调查结果中，人们对自己要求的表述多是：
希望有理想的爱人，有温暖的家，生活美满，气氛温馨，悠闲愉快，子女有发展。
在强度方面，家庭幸福要求弱于富裕，却强于物质享受，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强度值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与韩国、日本相比，则还有一定差距。
（参见表2）
在80年代的基础上，人们于90年代还继续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生活环境的改善与美化。
1995年成为北京居民与建筑施工单位之间的“诉讼年”。
居民们以居住地为单位，就附近施工工地的噪声、空气污染问题，到法院进行诉讼，要求法律制止侵害行为。
这类事实表明，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环境的要求正在增强，并且将其上升到公民权利和人的权利的水平上，要求获得法律的保障。
在这类社会要求的发展中，也出现了矫枉过正现象，其中之一就是享乐倾向的滋长。
这特别表现在青少年身上。
青少年由过去的追求生活丰富变为享乐主义，由追求理想变为及时行乐，由热心学习变为追求低级趣味，由积极向上变为回避辛苦，由玩物变为丧志。
这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对于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对于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都有不利的影响。
（二）要求安全和保障
进入90年代以来，人们的不安全感逐渐增强，由此产生的安全保障要求也在增强。
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对那些提供“超”安全感的劳动制度、工资制度和保险制度开刀，实行了劳动合同制，推行了优化组合。
90年代则进一步“砸三铁”。
企业内待业、辞退、失业现象增加，企业经营亏损、难以支付工资、报销医药费等现象也在增加。
这些均使人们的不安全感逐渐增强，安全保障要求也突出发展。
90年代人们的安全保障要求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职业与收入的安全保障、2.基本生活条件的安全保障、3.人身与财产的安全保障、4.市场交易的安全保障、5.防止财产流失的安全保障、6.社会交往的安全保障。
另外，社会发展速度加快，环境变化日新月异，也增强了人们的不确定感和不稳定感，导致心理的不安和恐慌，引发出相应的安全保障要求。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体制的推进，在未来的一定时间内，社会成员的不安全感还会增强，由此导致的安全保障要求也会增强，缓解不安全感的行为则会相应增加。
而市场经济的最大风险之一，就是不安全感会导致社会行为无序，社会冲突和社会不稳定性增加。
因此，不安全感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又可能危害体制的健康运行。
如何用好这把剑，是一个需要在今后重点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三）要求自主和自由
自主和自由是人们社会要求的永恒主题。
与富裕一样，这种要求既是终极目的，又是工具条件。
作为终极目的，它是心理与行为的舒张，是精神享受的来源。
作为工具条件，它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和能力采取行动，最大限度地满足其他要求的前提。
1949年之后，人们在政治上获得了自主解放。
然而，为满足脱贫致富和安全保障要求而设计的经济体制，将社会组合为一台大机器，每个人成为其中的一颗螺丝钉，必须在一个固定组织内依照统一指令行动。
由此，社会成员难以享受到充分的自主自由，或者宁愿为满足其他要求而出让自主自由。
被动地服从“大机器”和上级意志使人们品尝到了酸果。
政治上，文化革命期间的盲从容纳了法西斯专政，人性和人的尊严遭到摧残。
经济上，绝对统一的意志束缚了人主动活动的积极性，导致发展迟滞和生活贫困。
这一苦果引起了对现有观念和体制的反思，引发了思想解放运动。
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改革的进行，改革的推进则不仅弱化了束缚自由的体制观念，为自主自由要求拓宽了发展空间，而且通过利益机制使人们感受到增加自主程度以取得更多资源的必要性。
90年代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改革，进一步发挥了这类作用，刺激了自主自由愿望的增强。
因为在历史上，自主自由就是与自由交换、自由竞争的经济形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表4所示的社会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到这一变化趋势。
与50年代的婚姻自主、60年代后期的政治无政府主义、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80年代的个性自由有所不同，90年代前期的自主自由要求具有下列一些特点：
1.要求择业自由
大学毕业生要求自己选择中意的职业，在职员工希望自由进行职业流动，农民要求自由迁徙，离开户口所在地外出谋生。
在关于职业选择的社会调查结果中，具有这类要求的人数达到40—80％。
2.要求经营自由
农民要求自由种植，反对政府下达的硬性种植计划，不愿接受订购合同的约束。
国有企业厂长要求完全的经营自主权（在一些企业内，他们已经进入无任何硬性约束的自由状态），私营企业老板要求自由进入市场，自由获得资金、能源、原材料。
年轻人则要求自由追求财富，成为富翁。
3.要求个人生活自由
人们越来越多地要求选择喜欢的生活方式，摆脱社会和他人的干涉。
（参见表5）90年代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词是“隐私权”和“安宁权”。
在自我界定的隐私权范围内，本人的行为不容他人过问。
在所界定的“安宁权”范围内，不容许他人打扰。
而且，在认定这两种权利时，所包括的范围越来越宽。
随着个人自由要求的增强，人们给予别人的自由度也在加4.要求信仰自由
在改革中，传统的政治信仰趋向失落，但人们不能没有信仰。
在寻找新的信仰时，成员们不再象过去那样接受上级的安排，也不愿顺从社会的统一性，而是要求自由信仰。
有人仍然信仰毛泽东主义，有人信仰基督教，有人则只“信仰”金钱。
在自主自由要求方面也有“过正”倾向，以至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比较突出的问题是：
第一，自主自由同个人利益驱动相结合，使行为冲破合理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定，导致越轨行为增加和社会运行无序。
大到国有资产流失；
小到交通规则无视，以及伪造假冒的泛滥，均于此有关。
第二，自主自由同对个性化行为宽容度的提高相结合，使一些社会丑恶现象蔓延，例如性自由、性解放、情人现象、嫖娼、卖淫等。
（四）要求平等和公平
1949年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其设计标准之一就是满足人们对平等的要求。
由此，才有国家全包下来、一视同仁的城镇劳动力就业，才有大锅饭式的平均分配。
然而，每个人实际拥有的资源是不同的，比如具有不同的能力，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这就决定了平等要求的不同：
资源少的人要求平均，资源多的人要求以其特有资源为标准的公平。
同时，人又是不“安份”的，在比别人低下时要求平均，与别人一样时又要求比别人高。
在这一倾向下，再加上平均主义缺乏效率，自80年代以来，人们又更多地要求拉开分配差距，实现以劳动、贡献、风险为标准的公平。
90年代，人们拥有的资源进一步差别化、多样化并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平等要求也呈现多样化态势：
几乎每个人都要求平等公平，但其含意和标准却有明显不同。
即使是同一个人，处于不同的环境，针对不同的问题，所要求的平等和公平也有所不同。
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类型：
1.要求以劳动、贡献为标准的公平
在调查资料中，他们的要求表述为“要保障效率就要鼓励差距”，“部分人先富有利于社会进步”，“只要有能力和守法，收入可以高于他人百倍”。
一些国有企业经营者将自己的积极性不高和企业亏损归因于报酬制度：
“同样是当厂长，在私营企业一年拿几十万、几百万，我一年不到一万，怎么会有积极性？
”
2.要求以人的权利和公民权利为标准的平等公平
这是传统的平均主义的延续，也是对现实状况的反映，其社会主体多是能力等方面的弱者。
随改革深入和分配差距拉开，由于经济运行中的不合理因素，一些成员陷入了绝对或相对贫困状态，社会地位大大降低。
残疾人、年老者、教育程度低者、技能差的工人和女性，更多地处于不利地位。
由此，他们强烈地要求这类平等公平。
在调查资料中，人们要求多表述为：
“收入相差悬殊不合理”，“最忧虑的是贫富分化”，“收入差别小点好”，“希望政府解决分配不公问题”。
3.要求否定特权的平等公平
这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要求，到90年代则加入了新的内容，社会主体是平民和权力小者。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强大的权力进入了市场，成为获得超额利润的资本。
权力可直接作为股份，凭借权力可获得紧缺的资金、批文、能源、原材料。
“以权谋私”现象也从70年代的给子女安排好工作，演变为90年代的扶植子女办公司，从多占住房演变为侵吞大笔国有资产。
这些现象使人们感受到市场机会和占有资源机会的不平等，因而要求权力退出市场，实现没有特权的平等公平。
4.要求统一行为规则的平等公平
这是与市场竞争同时发展起来的社会要求，社会主体是受到规则限制较多的人，以及受到某些规则歧视的人。
农民认为政府对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者采用不同的政策，影响了自己就业机会的平等，要求改变“户口歧视”，建立平等、统一的劳务市场。
私营企业认为政府给国有企业更多的优惠待遇，造成了不公平竞争，要求制定统一的政策法规并公正执法，以实现真正的平等竞争。
国有企业则抱怨政府部门直接开办公司，认为他们“既当裁判，又进场踢球”，要求取消他们的“踢球权”。
在调查中，他们的要求集中体现为：
“解决不公平竞争问题”，“要求平等竞争”。
另外，男女两性平等的要求在90年代也在发展，社会主体主要是女性，而且多是知识界女性。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北京宣言”，给男女平等要求注入了新的动力。
平等公平要求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一是如上所述，不同人持有不同标准，在政策制定和适用上众口难调；
二是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特殊资源，高估自己的特殊作用，强调从这一特殊性出发的平等公平。
例如，那些要求以劳动为公平标准的人，均认为自己的劳动贡献大，而获得的报酬少，希望获得更多的收益。
这种主观因素的进入，使人们难以获得所期望的公平感。
（五）要求民主参与
民主和参与均是外来的观念和要求，愿意为“人民的权力”，“多数人的统治”。
输入我国后逐渐被社会成员接受，成为社会要求。
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市场化，利益分化导致权利主体分化，人们掌握自己命运的愿望增强，民主参与要求也进一步增强。
不过，对民主的期望值和行为方式却与80年代有了一些不同。
如果说此前的民主要求和行动更加富于理想化色彩，那末90年代的要求和行为则更加现实、稳健化和操作化。
1.要求法制保障下的民主
人们要求国家通过立法确认公民的民主权利，通过严格执法实现民主权利。
那些最渴望民主的高校学生，实行西方式议会民主和多党政治的热情也逐渐减退，而更加重视法制建设和民主集中制建设。
（参见表6）在90年代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中，有两部引起了广泛关注，一是《行政诉讼法》，二是《劳动法》。
前者给予老百姓与权力机关“理论”的权利和程序，后者则界定了劳动者所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包括民主权利。
2.重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推选
80年代的人对各级人大的作用抱有相当的怀疑，因而在推选人大代表时常有敷衍和凑数现象。
推选代表的标准也多倾向于“劳模”，或者接受上级推荐，选举老实听话者。
90年代后这些现象逐渐改变，人们对选举代表变得认真了，对上级推荐的候选人变得评头品足了，对代表能否代表民意、能否为自己争取利益更加重视了。
（参见表6）同时，参加选举的积极性也有所增强。
（参见表7）
3.当选人大代表大会的主动性增强
以前，对于能否当选人大代表，人们多抱“随别人安排”，“让当就当，不让当就不当”的被动态度。
在90年代，希望当选人代表的人增多了（参见表7），积极争取选民支持，通过主动活动当选的人也多了。
在一些地方，还发生了贿选事件。
4.利益群体的利益代表意识增强
作为工人的群众组织，全国总工会过去所强调的职能首先是团结教育工人群众，对被批判的“工团主义”忌讳莫深。
90年代则明确提出，工会的职能首先是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
全国工商联也逐渐增加了代表私营（民营）业主利益的倾向。
一些私营热心建立和参加地方性的商会、协会等，力图形成政治力量，对政府和社会发生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我国社会成员民主要求的发展水平仍然不够高，80年代存在的弱点，如权力要求较弱，清官意识较浓，行为主动性较差等依然存在。
很多人怀有较强的民主愿望，却较少表现出实际的参与行动。
很多人希望别人“自动地”代表自己的利益和为自己争取利益，自己则准备“搭便车”，而不愿意出头。
结果，大家均成为“期待别人”者。
这种要求和行为之间的反差，常常导致践踏民主行为的增加和人们内心不满的积累，达到极点时爆发极端性的“大民主”。
二 价值目标
（一）金钱
90年代，金钱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其价值量逐渐增加。
人们不仅明确表示需要金钱，而且还采取积极行动获取金钱。
金钱在90年代人们的心目中，具有下列重要意义：
——个人的生活理想和具体奋斗目标；
——生活、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依赖物；
——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
——评价在社会上成功与否的标准；
——衡量人生价值是否实现、实现多少的重要尺度；
——在社会上影响他人的资本和达到其他目的的工具；
——人生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一种价值目标对于人们的意义越大，意义范围越是广泛，其价值量就越大。
从社会调查资料中看出，各社会群体均表示自己重视和需要获得金钱。
比较强度值发现，70和80年代对金钱的重视程度多为负值，即在人们的价值目标系统中，金钱的位置处于其他价值目标（如知识、友谊、道德等）之下。
90年代则上升为正值，并且数字随时间发展逐渐增加，表明其位置逐渐提高，成为行为的主导支配力量。
不同社会群体相比，市民对金钱的重视度最高，强度变为正值的时间也较前；
高校学生的重视程度较高，他们比中学生、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更强烈地希望赚取金钱；
城镇青年的重视程度次于高校学生，农民的重视程度最低。
在农民中，越是收入高的人越是希望占有金钱。
随着对金钱重视程度的提高，金钱拜物教也开始出现。
在社会调查资料中，这方面的表述有：
“人生信仰是金钱”，“最高理想是金钱”，“人生最宝贵的是金钱”；
“一切为人民币服务”；
“50年代讲奉献，90年代侃赚钱”；
“先富口袋、后富脑袋”；
“金钱比理想更重要”，“主义不要紧，只要高工薪”；
“金钱至上，金钱万能，有钱能使鬼推磨”；
“从到基层、边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到国外、外贸、挣钱多的地方去”。
这种对金钱的强烈崇拜，有可能对我国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二）住房
与80年代相比，我国社会成员90年代前期对住房的重视程度提高了，希望拥有住房和改善住房条件的愿望增强了。
1.住房困难的主观感受有所增强
1990年关于知识分子住房问题的调查结果中，因为住房问题苦恼的人数占10％左右。
而在1993年更大范围的调查结果中，忧虑住房问题的占到40％左右。
强度值的比较也说明，他们对住房困难的苦恼和忧虑强度有较大程度增加。
2.获得或改善住房的愿望有所增强
在1988年以青年为对象的调查结果中，最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人占35％。
在1992年1993年对同类人的调查结果中，相应的人数比例达到56％。
对市民的调查结果也呈现类似趋势，强度值的比较同样表明了这种愿望的增强。
3.对住房改革的关心度有所增强
1993年和1994年对上海市民的两次调查表明，一年之内，关心住房改革的人数增加了35％左右，所计算的强度值同样表明了关心度的提高。
（参见表8）
（三）职业
进入90年代后，尽管社会的职业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不同职业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社会声望等也有所调整，但人们对职业的价值评价和选择倾向却没有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化，而表现出相对稳定性。
那些对社会变化最敏感、就业选择范围也较宽的高等学校学生，对职业的主观选择也较少发生根本性调整，而基本维持了原来的格局。
在关于清华大学学生的调查资料中，不论是1984年、1991年还是1994年，选择比例最大的均为公司或外贸部门、合资企业，其次是出国留学、直读研究生，再次是科研部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其余依次是大学教师、个体户、集体企业、中小学教师。
他们去公司、外贸、合资企业，主要是因为那里经济地位高；
去科研单位、党政机关，主要是因为那里社会地位、职业声望高；
而出国留学、直读研究生则是取得更高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准备条件。
这就是就，高校学生选择职业的标准一是经济地位，二是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其他标准如兴趣、爱好、性格、能力适应性等处于次要地位。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进程，人们的职业选择毕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尽管不那么引人注目，却表明了一种发展趋向，一种微量的增加，一种对长远重大变化的量的积累。
在上述调查资料中，1994年与1984年、1990年相比，高校学生变得更倾向于从事的职业是：
公司或外贸部门（与1990年相比），中小学教师，个体户，直读研究生；
较少愿意从事的职业是大学教师，合资企业，出国留学；
相对恒定的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
愿意从事科学研究的从1984年到1990年有所增加，从1990到1994年则有所减少，回落到1984年的水平。
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不同职业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发生了变化，例如公司职员、中小学教师的经济地位有所提高，大学教师、合资企业职员的经济地位有所降低或相对不变，个体户的社会声望也有所提高等，而较少是因为人们的选择标准发生了变化。
（四）知识
90年代，知识的经济价值逐渐显现。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知识可以将生产、经营搞得更好，可以创造新的产品、新的工艺、新的经营战略，创造更高的“附加值”，可以作为竞争的砝码，提高竞争能力。
因此，知识作为获得收益和利润的“资本”，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由于有了市场，作为“资本”的知识也就有了交换价格，并且逐渐提高。
而且，越是追求利润的地方，越是竞争激烈的地方，对知识的重视程度和知识的价格越高。
农村最早进行改革，实行了承包责任制。
农民的收入取决于自己的生产经营，生产经济效果又取决于对相关知识掌握的多寡。
因此，他们学习农业知识、技术的热情逐渐提高，到90年代依然保持增强趋势。
（参见表9）
8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兴起。
为了组织生产、开拓市场，经营者们对工业知识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
他们出高薪从国有企业、科研单位吸引人才，中国知识分子所拥有知识的价值第一次获得了市场的承认。
90年代，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相继发展，出更高的价格雇用有知识者，知识的经济价值逐渐提高。
在国有企业和行政机关，由于国家政策的推动，知识的受重视程度也有提高。
但是，这里所重视的与其说是知识本身，不如说是标示知识水平的文凭。
文凭成为获得特定职位的条件，而职位与工薪、待遇相关联。
所以，人们更重视的是文凭，以至出现了“混文凭”现象，“大专毕业生”一时间也增加了许多。
进入90年代后，国有企业逐渐进入市场，劳动制度的改革也将职工推向了劳务市场，知识和技术成为在市场上竞争的砝码，人们对其的重视度也在提高。
在高等学校，进入90年代，由于知识的价值在求职、任职、晋升、经营、管理、盈利等方面的作用日渐明显，低知识素质者在市场竞争中出现败北，学生们又回到了书本和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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