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与节能协同机制研究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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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的要求就是减少能源消耗和降低污染物排放。

“十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大多超额完成，但节能减排的目标却没有完成。

2005年全国二氧化硫（SO2）排放量比2000年增加了27%，化学需氧量（COD）仅减少了2%，均未完成削减10%的预期目标[3]。

“十一五”期间，国家把总量指标的完成情况作为考核各级党委、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即“约束性指标”。

要求到“十一五”末，全国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要比2005年下降100k以上。

2006年，经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全国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幅比2005年有所减少，但未实现排放量的下降，这加大了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总体目标的难度[4]。

2006年5月，国家首次与省级地方政府就废气污染物和废水污染物控制指标签订目标责任书[5]。

责任制得到层层落实和层层分解，形成了省、市、县（市、区）、乡（镇），一直到排放污染物企业的目标责任书。

但是，这种责任如何落实，用什么机制来保证各级政府在节能减排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实现国家规定的节能减排目标，是一个比较复杂、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6,7,8]。

节能减排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因此，政府的责任不能简单地依靠行政手段这种短期措施，必须要有政府的长效责任保障机制来确保节能减排的实施。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我国对节能减排政府责任方面研究有一些专家学者有所涉猎，但对政府的责任保障机制研究还不多见[9,10,11,12]。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下，深入研究针对我国实际的关于节能减排政府的责任保障机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1.2节能协同机制的研究综述

1.2.1国外节能研究概况

1.2.1.1节能减排政策的研究。

国外许多国家、许多学者都分别就能源问题、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问题进行了政策性的研究[13,14,15,16]。

DeCanioS（1993）引入外部性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针对能源产品外部性较强的特征，指出信息不充分、资金制约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等原因是私人部门自主进行节能行为的障碍，需由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以推动私人向节能产品的投资[17]。

JeffreyADrezner（1999）对一些己经实施能源政策的国家，从直接管制、经济激励等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等方面进行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激励政策取得了相对较好的效果，并一致认为税收优惠将是未来能源政策的发展方向[18]。

日本从1979年起相继颁布实施了《合理用能法》、《合理用能及再生资源利用法》、《2010年能源供应和需求的长期展望》，强调通过采用稳定的节能措施来控制能源需求。

美国从1975年相继颁布实施了《能源政策和节约法》、《机动车辆信息与成本节约法》、《国家电器产品节能法》和（（5国家能源综合战略》等。

由于国情不同，不同国家能源政策的着眼点和倾向也不同。

美国和欧盟能源需求

大，对外依赖强，所以其能源政策的首要点都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如美国1975

年的《能源政策法》[19]、1978年的《国家能源政策法》、2005年的《国家能源法案》都涉及节能政策[20]。

分析美国、日本和欧盟等主要国家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采取的手段可以发现，尽管这些国家针对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除了主要依据法律手段进行控制，并在不同的阶段适时制定相关法案、不断推进新的环境标准外，政府在污染治理上花费了大量的投资，企业也建设了大规模的治理工程。

在能源结构上，这些国家也都进行了调整，煤炭的比重逐步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有所提高，洁净煤技术得到较快发展。

但最主要的还是依靠脱硫、脱硝等工程措施实现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的基本控制。

1.2.1.2对政府责任机制的研究

从对国外文献的搜集情况来看，国外对政府责任研究，从洛克的政府论到卢梭的政府理论，西方国家行政管理从传统责任行政到新公共责任行政，新公共管理行政到如今的新公共服务责任行政，经历了一个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的演进过程[21]。

各国政府都意识到了政府在环境资源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例如，澳大利亚政府在保护所辖地区中的角色是:

地方政府为所辖地区的人民提供健康、安全和福利，为此应该尽可能的确认对人民健康、安全、福利造成的各种威胁，并通过适当的战略措施来预防这类威胁的产生，只有这样才能降低政府的责任危机（LocalGOVernmentASS0ciationofTasmania，2004）[22]。

美国化学协会（ACS）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协会提出了政府在推进可持续发展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实现污染预防、环境保护的主要的政策工具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为采用清洁技术生产的主要环保实践企业提供适当倾斜、灵活的政策;

通过税收激励政策从而促进企业提高节能减排的研发投入和推进采用清洁技术和流程的速度；

为研究和开发新环保激励技术和流程的大学、工业部门和地区政府提供款项支持；

开发能够促进有关污染预防和新技术应用的信息和知识共享平台的项目；

确保政府采购时对更为安全和环保技术的优先选择；

组织和推进奖励项目，以对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进行激励[23,24,25,26]。

总体来讲，国外许多国家都分别在能源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的政府责任保障方面采取了财税、金融、法律、科技、人事、教育、媒体等多途径、多元化的政策措施[27,28,29,30,31,32]。

1.2.1.3采用定量方法的研究

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该领域的研究已经不再仅局限于理论方面的定性分析，学者们更多地运用数学模型来分析和解释能源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能源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经济评价和比较。

KraftJ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对能源与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存在直接的关系[33]。

SehlegelmilchK采用一般线性模型分析了政府征收能源税对不同能源价格及对节能投资的影响深入到各个行业展开细化研究[34]。

Glasure选用多个国家的数据，运用Granger因果分析方法重新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对于不同国家，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不同的，当实施能源政策时两者会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35]。

Beause采用CGE模型对能源税、二氧化碳减排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能源税在二氧化碳减排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36]。

Devid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能源、GDP、资本和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能源与就业之间存在较强联系的结论[37]。

1.2.2国内节能研究概况

1.2.2.1对环保监督机制的研究

关于我国环保监督的研究，已有不少人涉及。

何海青（2003）[38]分析了餐饮业的环境污染对社会的严重影响问题。

直彦（2007）[39]就长期以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纠的问题进行分析。

陈继生（2004）[40]〔浏认为仅依靠单纯的行政命令解决环境问题已不适宜，必须运用法律的手段处罚、遏止环境行政违法行为，通过环境监察现场执法，控制新污染源的产生，并且运用排污收费等经济手段，实现老污染源的治理。

王轶慧（2007）[41]强调了媒体宣传在环保监督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大众传媒在环境保护方面应该充当播种机、催化剂和先锋队的角色。

孙米强（2006）[42]通过构造政府、企业和公众在排污与监管过程中行为选择的静态博弈模型，指出政府应加大惩处监督力度，提高公众参与积极性，提供低廉的环保设备和技术，才是根治企业排放污染的有效措施。

曹洪军研究了经济环境中的政府宏观调控作用[43]，并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资源保护的重要影响[44]。

1.2.2.2对政府责任机制的研究

我国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张成富[45]（2000）比较早地研究责任政府的理论，认为责任政府承担道德的、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责任，责任政府同时也意味着一套对政府的控制机制。

近年来对责任政府的探讨更是多角度展开，韩兆柱[46]（2007）、唐国林[47]（2003）、陈国权[48]（2005）、韩志明[49]（2008）、吕锡深[50]（2004）王钦[51]（2007）、田文利[52]（2008）等分别从问责制、责任设置原则、责任政府思想渊源、制度困境、实现机制、责任政府的运行机制、责任体系等方面探讨责任政府的相关理论问题。

陆新元[53]（2006）、张建伟[54]（2005）、李挚萍[55]（2007）、牛桂敏[56]（2007）等则从环境执法、环保责任、节能减排的法律效力、环境责任等角度探讨政府的节能减排责任问题。

李学栋[57]（2005）、何光辉[58]（2008）、龚强[59]（2008）、祖强[60]（2008）等分别从管理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机制设计理论及其应用、机制与改革等对机制设计理论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并应用于我国的经济理论分析，并取得了比较理想的结果。

1.2.2.3运用定量方法的研究

运用定量方法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运用计量方法的研究，另一类是

运用数量模型的研究。

对计量方法的研究，己经取得了一些成就。

李京文（1994）

选用1949-1993年的数据，对中国GDP增长与能源消耗情况进行了分析[61]。

雷明构造了中国的资源一能源一经济一环境综合投入产出表，分析了征收环境税费对能源价格的影响[62]。

朱达运用回归模型，选择1980-1996年的数据，对中国能源需求进行了分类预测，并对石化能源燃烧产生的排放物进行了计量[63]。

郑玉歌和马纲运用CGE模型，对在中国征收碳税减排

进行了成本分析[64]。

随着博弈理论、运筹学、系统工程等数量模型方法的发展，有些学者对节能减排、环保采用了数理方法进行研究。

黄鑫以博弈论为工具分析了政府监管者如何通过财政工具引导企业积极遵守和服从节能减排政策，并构造了Stackelberg博弈模型，给出了监管者和企业的最优策略[65]。

荀荣对实施节能减排政策中政府间的博弈进行了分析，构造了地方政府之间的互相博弈，通过博弈矩阵分析，给出了有效实施节能减排政策的对策建议[66]。

陈忠全构建了节能减排过程的博弈，构造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静态博弈，分析了其中的混合策略，寻求博弈双方在节能减排工作中的规律，探求了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的多元化政策工具。

1.2.2.4借鉴国际经验，探讨中国节能减排政策的研究

石建华（2004）研究了促进节能减排的财税政策[67]；

姜伟新介绍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国际经验[68]；

孙健介绍了欧盟节能的科技政策，提出对我国的启示[69]；

路正南（1999）等研究了产业结构与节能减排的关系[70]。

还有不少学者分析了日本、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节能政策，提出对我国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有益的启示[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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