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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召公奭似乎仅仅与周同姓，而没有族属的关系。
谯周说召公奭为周之支族，皇甫谧又说他为周文王之庶子。
《白虎通》和《论衡》沿袭此说，说召公为“文王子也”，“周公之兄也”。
然而顾炎武《京东考古录》已经指出二人的说法“考之史传，更无所出”。
《左传》鲁僖公二十四年周大夫富辰说到周初封国中为周文王之子的有十六国，为周武王之子的有四国，为周公旦子孙的有六国，“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
邘晋应韩，武之穆也。
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其中也没有燕国。
周初受封为诸侯的有几类，一类为周王宗室，一类为古圣王之后，一类为功臣谋士，召公奭应该属于功臣谋士一类。
周本纪》说：
“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
封尚父于营丘，曰齐。
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
封召公奭于燕。
”但是，召公奭是怎么样的一位功臣谋士，仍然需要探求。
召公奭被封在燕国，但是他在周王畿内还同时拥有一个封国召国。
丁山《召穆公传》据《水经注》雍水东径召亭南，召亭又名树亭，“故召公之采邑也”，认为召公奭的封国在扶风雍县，今陕西凤翔东南。
召公奭在其封国内为君，在周朝内为臣，长期担任三公之一的保。
据《春秋公羊传》何休注，自弘农郏县、今河南郟县以西的广大领域都由召公奭管辖。
召公奭这种在畿内和畿外同时有两个封国的情况，和周公旦同时受封周、鲁一样，可以用元子就封于畿外、次子留封于畿内以相王室的制度来解释。
在召国，召公奭为第一代国君，谥号曰康，称为召康公。
周成王时，召公奭在周公旦正式营建洛邑以前，曾先期前往“相宅”。
成王年幼，周公旦当国践祚摄政，曾引起召公奭的怀疑。
周成王临死前，曾遗命召公奭率领诸侯辅佐康王。
这在《尚书》的《召诰》、《君奭》、《顾命》等篇中都有明确记载。
今本《竹书纪年》说召公奭死于周康王二十四年。
他经历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死在周公旦之后。
在后代人的记载里召公奭是一个格外长寿的人，《风俗通义》说他寿百九十余岁，王充《论衡》说他百八十岁，故民间有“寿若召公”之说。
召公奭的次子一支世代继承召公的职位，至周厉王、周宣王时有召穆公虎，是其后裔。
春秋时召国仍存，周襄王时有召武公、召昭公，周定王时有召桓公、召戴公。
周景王死后，王室内发生了王子朝之乱，有召庄公、召简公父子参预其中。
周敬王即位后，诛杀召简公，而后召国开始衰落。
召公奭也是燕国的始封国君。
召国在今陕西凤翔，与远在东北的燕国联系起来非常困难。
而史书中果然自召公奭的元子以下至燕惠侯九世的姓名、谥号全都阙载，今本《世本》中完全没有燕国世系，由此引起历代学者的怀疑。
但是据道光、咸丰时于山东梁山县出土的“梁山七器”中宪鼎铭文“在匽”、1973年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出土堇鼎铭文“匽侯命堇█（異加饣旁）太保于宗周”、传世的匽侯旨鼎铭文“匽侯旨初见事于宗周，王赏旨贝廿朋”、传世的小臣█（攄字思改豆）鼎铭文“召公①（垦）匽”等许多考古资料来看，召公奭封燕是确实的。
召公奭并未前往燕国就封，但曾前往燕国巡视。
燕侯旨及其近臣堇曾经前去宗周事奉召公。
燕侯旨就是召公奭的元子，是实际上的第一代燕侯。
“召公①匽”的“①”，《录遗》记作“②”，于省吾释为农田垦殖的“垦”，但是它也很像是封国的“封”字。
司马迁《史记》在记述《燕召公世家》以及《鲁周公世家》时，实际上只记述了燕、鲁，而没有记述召、周。
而且在记述燕国世系时，是将南燕、北燕二国的史事误混在了一起。
据《左传》宣公三年和《国语·
晋语四》，南燕国为姞姓，始封国君伯儵为黄帝之子，与《史记·
五帝本纪》“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的记载相合，其都城在郑、卫之间，秦汉于其故地设燕县，在今河南延津东北。
《左传》记载春秋时史事，南燕国的出现还要早于北燕。
《左传》隐公五年卫人以燕师伐郑，桓公十二年公会宋公、燕人盟于谷丘，十三年公会纪侯、郑伯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十八年王子克奔燕，庄公十九年卫师、燕师伐周，二十年郑伯执燕伯仲文，以其伐周之故，宣公三年郑文公有贱妾名燕姞，所说的都是南燕。
北燕始见于襄公二十八年，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晋。
二燕国仅仅国名相同，并且论其渊源，姬、姞二姓都可上溯到黄帝，除此以外则并无来往。
燕召公世家》将燕师伐周与执燕仲父二事误入北燕，谯周《史考》曾予纠正。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齐桓公救燕北伐山戎一段史事仍为南燕，进而认为北燕为后起之国。
如童书业《古燕国辩》说齐救燕伐山戎，山戎在太行山脉中，燕在河南汲县，即南燕。
并推测南北燕关系说，南燕只见于春秋前期，北燕只见春秋后期，姑可立一假定：
燕本姞姓之国，至春秋后期因僻处北荒，故冒姓周宗亲，以预中原之盟会。
召公奭是否姬姓亦甚可疑。
吴越皆本楚之支族，吴冒周姓，越冒夏禹姒姓，与此相类。
这两方面的见解恐怕都失之偏颇。
燕与蓟的关系是历代学者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
蓟，据《水经注》：
蓟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取名焉。
北魏蓟城即唐幽州蓟县治所，司马贞索隐说：
“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是也。
”张守节正义也说：
“今幽州蓟县，古燕国也。
”如此则蓟燕为一地。
但是周初在封召公奭于燕的同时，又另有诸侯封在了蓟。
周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
此外《礼记·
乐记》又记载说：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
”《吕氏春秋》则记载说：
“武王封帝舜之后于蓟。
”封在蓟的究竟是黄帝之后，还是帝尧之后、帝舜之后?
三书记载不同，可能是传写之误。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三种记载并不矛盾，因为黄帝之后有二十五宗，尧、舜均为黄帝后代，同姓姬姓，帝尧之后也就是黄帝之后，帝舜之后仍然是帝尧之后、黄帝之后。
严格地说，称为某某之后应有一脉嫡传的谱系可录，但是从追尊远祖的角度笼统地说为帝舜之后，又为帝尧之后、黄帝之后，也是可以成立的。
不过这一位封于蓟的黄帝之后与封于燕的召公奭决不是一人，因为第一封帝尧之后于蓟和封召公奭于燕的记载同时见于《史记·
周本记》的一段文字内，第二封帝尧之后是出于褒封先代圣王的目的，而封召公奭是出于奖赏功臣谋士的目的。
陆德明、朱彝尊、马端辰、顾炎武等人认为帝舜、帝尧、黄帝之后所封蓟与召公奭所封燕本为一国，召公奭为姬姓，正是黄帝之后。
朱彝尊《曝书亭集》说：
“于褒封先圣之后则称蓟，于封功臣谋士则称燕，以采邑则称召。
蓟与北燕本一而已。
”顾炎武《京东考古录》说：
“案黄帝姓姬，召盖其后也。
盖一地不容封二国，故疑召公即黄帝之后。
其不曰燕而曰蓟者，有南北二燕，故称其国都以明之也。
”另一方面，又有张守节、王应麟、胡邦衡、顾祖禹等人认为蓟与燕原非一国，但蓟国不久就为燕国所吞并。
张守节正义说：
“周封以五等之爵，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
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
”这两方面的解释都不够确凿，仅限于推论。
因为对燕国初封时期的史事提不出确凿的印证，从而就导致了现代疑古学派兴起之后对燕国早期历史的全面怀疑。
傅斯年《大东小东说：
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提出：
“召公既执陕西之政，而封国远在蓟丘，其不便何如?
”认为：
“燕既本作郾，则与今河南之郾城有关。
郾城本括郾城、召陵二县境，近年郾城出许冲墓，史书许冲居召陵万岁里，则郾、召为一地，其为召公初封之燕无疑。
”顾颉刚《燕国曾迁汾水流域考》补充傅斯年之说，据《尔雅·
释地》“燕之昭余祁”、《山海经》中的管涔山即《淮南子》中的燕京山、《后汉书·
西羌传》载季历伐燕京之戎三事均在今山西境内，认为：
“合此数事观之，泽以燕名，山以燕名，戎以燕名，是则太岳之北、管涔之南、汾水上游曾一度为燕之领土可知也。
”提出燕国初封在今河南郾城，始迁至今山西境内，再迁至河北境。
童书业《古燕国辩》据《诗经·
韩奕》“溥彼韩城，燕师所完”说：
古韩国旧以为在黄河以西今陕西韩城，实为黄河以东汾水下游之国。
今山西管涔山旧名燕京山、汾水所出，《竹书纪年》中的燕京之戎为燕京山地之部落，为汾水上游之国，故燕能救韩，出师城韩。
如果燕国为今北京之燕国，则“远在东北之燕，安得为在陕北之韩国筑城?
”齐思和《燕吴非周封国说》提出三项疑问：
一、上古地旷人稀，随处可国，而路途艰阻，跋涉极难。
武王既克殷，择地而封，岂患无土，又何必远流之幽州之野?
二、周先太王之避戎，至于岐下，去其旧国不逾百里。
且戎狄杂错，召公又安得越之而有燕?
三、周初分封，至春秋后百余年而燕始大，然诸侯犹以夷狄遇之，则是岂类大国之封?
因而认为召公奭封地初在陕西，西周东迁后改封在今山西垣曲县之召原；
西周时的疆界，河北中部为鲜虞、肥、鼓各国，狄人所居，自晋亡战国时，华夏文化始及于滹沱水流域；
春秋《左传》所说燕国即南燕，原在河南，始封祖非召公奭而为伯儵。
战国中北燕强大，而南燕微小，北燕始独擅燕名。
对于上述疑古气氛的突破，始于60年代初北京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的大发现。
不过对于琉璃河商周遗址发现的意义，至今仍没有形成足够深刻的认识。
1962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房山县琉璃河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商周文化遗址。
遗址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
70年代和80年代，经过多次发掘，在遗址中部董家林村发现了周初燕国城址，城址的北城墙长约829米，南城墙由于被破坏确切位置不详，估计南北城墙宽约600米，全城呈长方形或方形。
城墙宽10米，残高1米。
墙内夯土纯净，呈红褐色，相当坚硬。
在主城墙内外两侧，有斜坡状的护坡。
在东、西、北三面城墙外，发现有深2米多的护城濠沟。
在距董家林古城址东南约800米的黄土坡村发现了墓地遗址，共清理发掘出墓葬300余座，车马坑30余座。
其中大型墓葬10余座，最大的有四条墓道，深达11米。
墓葬和车马坑中出土的各类文物有数千件，青铜礼器中绝大多数带有铭文，明确记述人名和事迹的有10余件，最著名的为堇鼎、复尊和伯矩鬲。
由青铜铭文中“匽侯”的记载，确切无疑地证明了《史记》“封召公奭于北燕”的记载是可信的事实。
黄土坡墓葬即燕侯家族的墓葬，董家林古城址即燕国都城的遗址。
墓葬和城址的规模完全可以和铭文中“匽侯”的身份相符，并且由铭文中“匽侯命堇█（異加饣旁）太保于宗周”等，还进一步证实了文献中召公本人并未前往燕国就封、而派元子就封的记载。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古城址城墙内侧的护坡被商末周初墓葬以及属于西周时期的灰坑和房基所打破，说明这座古城的建筑年代是在商末或商末以前。
在琉璃河村居住遗址中，也发现了属于商末至西周时期的堆积层。
黄土坡村的墓葬，位于京广铁路以西的Ⅰ区在殉葬习俗和器物组合上均与以东的Ⅱ区不同，年代有的要早到商末。
由此可知周初的燕国与商代背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物质条件、社会构成和文化信仰等许多方面，甚至可能是自商代继承而来。
《史记》等文献对于周初封燕以前的情况完全没有论及，商代自兴起至灭亡五六百年间有关这一地区的历史记载是一片空白。
现在，有了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和一批青铜器铭文的发现，结合史籍中有关商族起源神话的叙述，以及《易经》、《山海经》中史事遗痕的旁证，回过头来补述周初燕国在有商一代的历史，有理由认为周初燕国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了商代燕国的基础。
在早商和晚商时北方的燕国已是泱泱大国，其周围地区邦国众多，并都十分兴盛发达。
而在成汤建商以前的先商时期，燕地甚而还是殷商民族最早的发祥地。
十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民族的鸟图腾标志（此书为《中国地域文化丛书》之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1998年第2版）
对此问题的探讨可以先从燕之得名开始。
甲骨文“齐”字像三枝禾麦结穗形，“鲁”字像鱼露于坎形，均由植物名或动物名而来。
燕国之“燕”，张守节《史记·
周本纪》正义引徐才《宗国都城记》云：
“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
”则是以为燕国之“燕”得自燕山，在众多“匽侯”青铜器出土以前诸家多袭此说。
但燕山之“燕”又得自何处?
此问题仍有未尽。
按《说文》，“燕，玄鸟也。
籋口，布翅，枝尾，象形”。
燕之本字为动物之燕的象形，因此燕国之“燕”与燕山之“燕”应是同样都得名于动物之燕。
《括地志》云：
“燕山在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
”古代所称燕山在今河北蓟县东南，经玉田、丰润，蜿蜒数百里东至海滨。
那么，燕国与燕山又何以以动物燕为名?
是什么人最早为之取名?
这就与玄鸟生商的著名神话有关。
商的始祖名契。
《史记》、《诗经》、《楚辞》、《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很多书中都记载了契的生母简狄因为吞下玄鸟的卵而生下契的传说。
殷本纪》说：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
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
褚少孙补《史记·
三代世表》也说：
“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
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
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
《诗经·
商颂·
玄鸟》说：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郑玄笺说：
“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
长发》说：
“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禹敷下土之时，有娀氏之国亦始广大，有女简狄，吞鳦卵而生契。
《楚辞·
天问》说：
“简狄在台喾何宜?
玄鸟致贻女何嘉?
”王逸注说：
“言简狄侍帝喾于台上，有飞燕堕遗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
”
离骚》说：
“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氏之佚女。
”“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
“谓帝喾之妃，契母简狄也。
”“帝喾次妃有娀氏之女生契。
”
九章·
思美人》说：
“帝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
“喾妃吞燕卵以生契也。
《吕氏春秋·
季夏纪·
音初》说：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
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
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
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
二女作歌一终，曰：
‘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高诱注说：
“帝，天也。
天令燕降卵于有娀氏女，吞之生契。
《淮南子·
坠形训》说：
“有娀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狄，少女建疵。
”《太平御览》引《尚书·
中候》说：
“玄鸟翔水，遗卵于流，娀简拾吞，生契封商。
《丹铅总录·
怪异类》引《诗含神雾》说：
“契母有娀，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鸟衔卵，过而堕之。
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
袁珂《山海经校注》序中指出在古代神话的流传中，有将神话历史化的倾向，实则神话发生在前，历史化的解释在后，批评郝懿行等注家不能专以神话观点解释神话，“不免以人事现象释神话，混神话于历史，凿枘难通”。
这种观点是在以往疑古的气氛中提出来的，然而实际上中国自古就有注重历史的传统，鬼神信仰以及专门的神话系统确实未曾占据主要地位。
顾颉刚提出古史层累造成说，钱穆则针锋相对提出了古史层累遗失说。
无论是层累造成还是层累遗失，确实不能想像古代的人们在上古史实的记忆和流传上会按照现代政治学和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客观描述。
在上古史实的记忆和流传中，必然会有很多简化、形象化和神话的因素在内。
但是无论如何，并不能因此而认为神话的产生在前，而历史的解释在后。
古籍中所记载的上古神话传说，大都本是历史传说。
在《山海经》、《易经》等书中，都星散记载了许多上古重要的史实，自从殷墟甲骨文和二里头夏墟被发现以来，夏商史的文献记载大体上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因此对于《易经》、《山海经》等书中的许多“史影”，实在已有进行新的深入研究的必要。
对于玄鸟生商的“神话”，首先可以从古代“高禖”的祭祀礼仪中得到充分的说明，其次可以由考古资料中“玄鸟妇”等青铜器铭文上得到有力的论证。
高禖是古代一种重要的祭祀礼仪，于每年春季在郊外进行，祠以太牢的重礼。
据《礼记》和《吕氏春秋》记载，在西周和春秋时期高禖的祭祀仍在实行，而其起源，郑玄和毛公正是以为源于简狄的吞玄鸟遗卵而生契。
《礼记·
月令》仲春之月说：
“是月也，玄鸟至。
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
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
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
‘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
’”郑玄注说：
“高辛氏之出，玄鸟遗卵，娀简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
”《吕氏春秋·
仲春纪》说：
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
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
”所记与《礼记·
月令》全同。
高诱注说：
“王者后妃于玄鸟至日，祈继嗣于高禖。
毛公《诗经·
玄鸟》传说：
“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娀而生契。
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吸收郑玄的说法，认为夏、商、周三代都有高禖的祭祀，高禖就是生育之神，各国各代所祭祀的就是自己的女祖先。
夏人高禖为先妣女祸，殷人高禖为先妣娀简狄，周人为姜嫄，楚人为高唐神女。
生育子孙在上古居民是最为重要的一桩大事，因此以祈求生育为目的的高禖也就成为一年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大祭祀。
《周礼·
地官·
媒氏》记载说：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中春之月，会合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
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诗经·
鄘风·
桑中》所谓“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老子·
二十章》所谓“众人熙熙，若享太牢，若春登台”，《史记·
孔子世家》所谓“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都是这种遗俗的反映，可见至春秋时生育意图仍然是人们一项重要的现实需要。
高禖祭祀是生育意图在上层王室中的表现，奔者不禁是生育意图在下层平民中的表现。
不过，商代高禖祭祀的创兴必定是在简狄生契之后，而不会在她生契之前就有高辛帝率之前往高禖的事。
在以契为首领的这一支殷商族人兴起以后，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的事迹才得到追认，并且以高禖祭祀的形式作为典范继承下来。
为了突出简狄的首创，从此以后，玄鸟即作为部族的图腾标志为契及其后人所接受。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认为古代的许多图腾标志实际上都是生殖崇拜。
就殷商民族的玄鸟图腾标志而论，它的产生的确与高禖祭祀的生育意图相关，但是在此以后它就成为殷商民族、部族、邦国的图腾标志，其痕迹也是至为明显的。
《生殖崇拜文化论》着重论述古代的生殖器崇拜，解释玄鸟之玄为色素沉着，不确。
殷商民族何以要以玄鸟为图腾，并不是由简狄误吞玄鸟遗卵这件偶然的事情单一决定的。
首先，玄鸟为鸟类中的一种，殷商民族以玄鸟为图腾，与上古风姓的太暤、少暤族以鸟为图腾的文化背景直接相关，说明殷商民族和秦、赵的嬴姓祖先一样，更早都可以追溯到上古的东方风姓部族。
其次，玄鸟是最为典型的一种候鸟，在众多的鸟类中极为独特。
玄鸟即燕，又称③。
《说文》：
“③，玄鸟也。
齐鲁谓之③，取其鸣自呼，象形也。
”“燕，玄鸟也。
籋口，布翅，枝尾，象形。
”《尔雅·
释鸟》：
“燕燕，鳦。
”毛公《诗经·
商颂·
玄鸟》传：
“玄鸟，鳦也。
”杜预《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集解：
“玄鸟，燕也。
”可知玄鸟即燕，重言之为燕燕，《诗经·
邶风·
燕燕》有“燕燕于飞，差池其羽”句。
燕为象形字，后俗又加鸟旁则别写作█（左燕右鸟）、作鷰。
玄鸟又称为③，重言之为③③，为齐鲁方言。
③音轧，于音取其自鸣，于字则为象形，后俗又加鸟旁则别写作鳦。
燕③之③与甲乙之乙音异字异，但因字形相近，自来多与甲乙之乙通用。
如《大戴礼记·
夏小正》“燕，乙也”，司马贞《史记·
殷本纪》索隐述赞“简狄吞乙，是为殷祖”，即是此种情况。
孔颖达《春秋左传》昭十七年“玄鸟，燕也”疏：
“或单呼为燕，或重名燕燕，异方语也”，似玄鸟称燕亦为某地区方言，与齐人称③相同。
燕与③同为玄鸟，又同为象形字，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1949）解释说：
“其形则③像侧看之形，燕像正看之形”，其说可取。
是否建立有较为严密的天文历法，这是衡量古代农业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
而古代人测定历法的依据，不外乎天象和物候两大类。
《左传》昭二十九年：
“蔡墨曰：
‘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
’”《国语·
郑语》：
“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名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
”《尚书·
尧典》：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胤征》：
“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
”黎为火正，火为火星，《汉书·
五行志》：
“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
”行火政之政即夏小正之正、正月之正，行火政亦即敬授民时之意，可知古代祝融一族、羲和一族都是世代专工测定历法、世代执掌火正之职和天地四时之官的氏族。
与此意义相同，《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说少暤氏以鸟纪官，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为历正，玄鸟氏为司分，伯赵氏为司至，青鸟氏为司启，丹鸟氏为司闭，也是以若干氏族世代执掌颁行历法的官职，通过观测候鸟而测定节候。
玄鸟以春分来，秋分去，故以之测定春分秋分。
伯赵即伯劳，以夏至鸣，冬至止，故以之测定夏至冬至。
青鸟以立春鸣，立夏止，故以之测定立春立夏。
丹鸟以立秋来，立冬去，故以之测定立秋立冬。
以此四种鸟类命名的氏族均为凤鸟即历正的属官，各掌一事，这种制度与《尚书·
尧典》中所说以羲和为掌天地之官，又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测定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定四时以成岁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
据《礼记·
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等语，当时制定历法已以观测星象为主。
不过在较为远古的时期，通过观测太阳运行的位置确定节候是否已达到准确无误的程度，还可怀疑。
远古制定历法可能是以多种途径互相参照的，在《礼记·
月令》中，仲春和仲秋两月，正有“是月也，玄鸟至”及“玄鸟归”的记述，在《大戴礼记·
夏小正》中也有“来降燕”和“陟玄鸟”的记述。
就以鸟为图腾的少暤族和殷商族来说，通过鸟类测定历法可能是其最主要的途径。
月令》中有“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等一系列物候的记述，但是所谓春分应该严格地限制在一日一刻，而决不能整个仲春二月为春分。
春分是昼夜长短平均、正当春季九十日之半的一日。
《春秋繁露》：
“春分者，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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