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钵阐布考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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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布聂息死后，其子松赞干布之父伦赞弄囊（slonbtsanrlungnam）在娘氏、韦氏等氏族支持和协助下，消灭森波杰，占领拉萨河流域。

为表彰娘氏对悉补野赞普的忠心，“南木日伦赞执划地界之鞭分勋臣，赏赐娘曾古者为念几松之堡寨布瓦及其奴隶一千五百户”。

娘氏家族娘孟多热之子娘尚囊，充任赞普伦赞弄囊内侍扈从之官，随侍赞普左右。

尚囊被赞普任命为论布之职，并授予小银子告身。

松赞干布时期，娘尚囊已升任大相之职，受命率军收服苏毗诸部时，“娘莽布支尚囊以智谋使人、马均不受损伤而征抚敌部，征其税赋，有如种羊领群之方法，以舌剑唇枪抚服庶民百姓如同对本部民户，其贤明如此”。

但因娘尚囊后来叛离，娘氏家族获罪遭谴。

至墀松德赞时期，娘氏家族复又得势，其标志便是娘定埃增的出现及得宠。

娘定埃增，又名娘定增桑布（myangtingvdzinbzangpo），是印度高僧、得大成就者无垢友的嫡传弟子之一。

无垢友是由墀松德赞派人由印度迎请入藏、协助莲花生传法的得道高僧，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鼻祖之一。

娘定埃增受无垢友亲传，是藏地108位得成就者中的一位。

定埃增与无垢友一起修建了谐拉康（zhalhakhang），即“帽儿寺”。

定埃增在墀松德赞的兴佛举措中，以僧侣的身份崛起，达到“却论（chosblon）”这一层级。

谐拉康碑甲记载：

“班第定埃增为人自始至终忠贞不贰。

予幼冲之年，未亲政事，曾代替予之父王母后亲予教诲，又代替予之舅氏培育教养予窃思之，参比往昔宫廷表册，施予相应之惠，而班第本人，持臣民之礼，遵比丘之规，不肯接受。

”此碑为墀松德赞子墀德松赞所立，坐落在西藏谐拉康，故名谐拉康碑。

墀松德赞选择高僧娘定埃增为王子的师僧，反映出吐蕃王族兴佛的决心。

当然，这与定埃增出身于吐蕃古老贵族的身份也不无关系。

墀德松赞即位后，重用娘定埃增，同各种势力集团举行君臣盟誓，稳定政局，并极力争取与唐朝讲和，巩固对各属部的控制。

墀德松赞在几次兴佛证盟的誓文，如墨竹工卡“娘定埃增证盟碑（谐拉康碑甲）”、“娘定埃增续盟碑（谐拉康碑乙）”中，表彰师僧娘定埃增支持他继承大业的殊勋。

谐拉康碑甲西面碑文记载：

“（娘定埃增编者按）及任平章事之社稷大论，一切所为，无论久暂，对众人皆大有裨益。

”这就说明娘定埃增的身份地位，已达到同平章事的层级。

紧随定埃增之后，另一位钵阐布是贝吉云丹。

云丹后来居上，排在定埃增的前面，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墀德松赞兴建噶迥寺（dkarchungrdorjedbyingskyilhakhang）后颁布的兴佛诏书中。

该诏书列有当时所有宣誓兴佛官员名单，其中位列所有官员首位者，为沙门参议大诏命，即以沙门身份参知政事。

在这一级的有两位，排名在前的就是沙门勃阑伽云丹，即贝吉云丹，其后方为沙门娘定埃增。

排名在沙门参议大诏命之后者，为宰相同平章事，领衔者为首席宰相（blonchenpo）尚没庐乞力苏然夏（zhangvbrokhrigzuramshag），排其后众相共有五位。

从上述盟誓官员之名位顺序看来，此时吐蕃体制发生重大转变，即在原有的众相体制上，多出一级沙门参议大诏命。

而这一任职，超过原为人臣之首的首席宰相，意味着高僧所拥有的地位已取代传统首席宰相的职权，成为真正掌握大权的新贵。

此为吐蕃前所未有的措施，系墀德松赞一朝的创举，实属崇佛政策下的产物。

据此，林冠群先生认为“僧相为吐蕃体制外的产物”。

钵阐布贝吉云丹，真名勃阑伽云丹（brankayontan），出生于勃阑伽氏（branka），吐蕃时其家为下部五茹之千户。

关于贝吉云丹后来居上、排在定埃增前面这一问题，藏、汉史籍均无记载。

从常理来说，定埃增是赞普师僧，而且是力保墀德松赞继位的功臣兼元老，受墀德松赞的特殊尊崇，赞普也数次为他勒石记功，这在吐蕃历史上是仅有的。

但由于定埃增虔敬佛法，不喜俗务，因此退居第二，与贝吉云丹一道辅佐朝政。

吐蕃朝堂之上，佛教界的势力显著增强。

有关“钵阐布”称谓，新唐书记载：

“钵阐布者，虏浮屠豫国事者也，亦曰钵掣逋。

”（11）即钵阐布是吐蕃参与朝政的佛教高僧。

娘定埃增和贝吉云丹在汉文史籍中被称为“钵阐布”。

唐蕃会盟碑正面右侧第9行藏文转写如下：

“bandechenpodpalchenpoyontan”，与之对应汉文碑文如下：

“政同平章事沙”。

由于历经千年风雨剥蚀，原碑汉文有十二处字迹无法辨认，王尧先生根据汉藏史籍记载补出后缺的六个字：

“政同平章事沙门钵阐布允丹”。

经过对比考证，王尧认为：

“钵阐布是藏文dpal-chen-po的对音，意译为大德”。

（12）陈楠的观点与王尧一致，她在吐蕃职官制度考论一文中根据唐蕃会盟碑残存的汉字，认为“沙字之后必为门，而沙门一定是ban-de-chen-po的汉译”，进而认为，“钵阐布几字，即dpal-chen-po的音译”。

（13）但也有一些学者的意见与上述看法相左，如黄文焕先生认为：

“钵阐布是吐蕃语大僧人的汉字音译转写。

阐布是指吐蕃语大。

钵字是僧人，但不是吐蕃语，也不是梵语，很可能是于阗语。

”（14）据黄文焕考证，“钵阐布”的藏文对音应该是“bandechenpo”，而不是王尧所说的“dpalchenpo”。

王森认为：

“ban-de-chenpo，班第钦波简称班钦波，唐书中之钵阐布、钵掣逋，即此称号之对音。

”（15）王辅仁在西藏佛教史略中的观点跟黄文焕和王森的看法一致：

钵阐布“意即大僧人”，（16）这里的“大僧人”非藏文“bandechenpo”莫属。

综合三位专家的意见，汉文“钵”的藏文对音为“bande”；

“阐布”的藏文对音为“chenpo”。

笔者倾向于后者，即认为“钵阐布为藏文bandechenpo的对音”。

首先，笔者对王尧在对唐蕃会盟碑的考证中根据藏文补出的6个汉字“门钵阐布允丹”持肯定态度。

但此处的“沙门”二字是为点出贝吉云丹的身份，其后的“钵阐布”与碑文中的藏文“bandechenpo”相对应，而不是藏文碑文“dpalchenpo”的对应翻译。

其次，如王尧所言，“dpalchenpo”的准确翻译应为“大德”，而且“dpalchenpo”中的“dpal”在字义上也不能直接体现出新唐书中所定义的“浮屠”的意思。

相反，几乎所有藏文史籍都称呼定埃增和贝吉云丹为“bandechenpo”，这跟汉文史籍完全相符。

“bandechenpo”在藏文史籍中有时又叫“banchenpo”，其中第一个字“ban”与“钵”正好对应，“chenpo”与“阐布”相对应。

而“dpal”却与“贝”相对应，“dpalchenpo”，如果音译，只能是“贝阐布”，而不是“钵阐布”；

再次，陈楠认为“沙门一定是ban-de-chen-po的汉译”，笔者认为不妥，“沙门”只和“ban-de-chen-po”中的前两个字“ban-de”对应，而与其后的“chen-po”两字无关。

唐蕃会盟碑中把“dpalgyiyontan”写成“dpalchenpoyontan”，体现出对当时位高权重的贝吉云丹的尊崇，但也并未忘记在“dpalchenpoyontan”前加上“bandechenpo”，即“钵阐布”。

综上，笔者认为新唐书所载“钵阐布”为藏文“bandechenpo”的音译，即“虏浮屠豫国事者”。

二、钵阐布的主要活动

（一）力促唐蕃会盟吐蕃跟唐王朝的军事对抗，几乎与吐蕃王朝的历史相始终。

墀松德赞时期，吐蕃王朝臻于全盛。

唐德宗在唐蕃战争不利的局面下，采纳谋臣李泌“结回纥、大食、云南与共图吐蕃，令吐蕃所备者多”（17）的谋略，由是吐蕃与大食交恶，在与大食的战争中失利，元气大伤；

进而，回纥也卷入与吐蕃的战争，吐蕃在西域节节失利。

“（贞元）八年（792）正月，吐蕃与回鹘战败，征兵与南诏蛮王异牟寻”，（18）南诏乘机发兵奇袭，大破吐蕃。

由此唐蕃对峙的局面发生重大转折，也标志着墀松德赞盛世的终结。

军事上的失败，导致吐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

在赞普的支持下，两位钵阐布在吐蕃全境发展佛教，力图摆脱累年征战所造成的国内人力物力枯竭的局面，进而赢得民心。

为缓和与唐朝数十年以来的紧张关系，吐蕃于804年派54人的使团入唐，使团成员中就有代表钵阐布的僧人：

“吐蕃使臧河南观察使论乞冉及僧南拨特计波等五十四人来朝。

”（19）这次吐蕃使团中新增僧人南拨特计波等，作为钵阐布的代表首次参加使团活动，这是两位钵阐布促进唐蕃和平的有力证据。

为促成唐蕃早日实现和平，元和五年（810），钵阐布主动提出归还唐朝安乐、秦、原三州之地，唐宪宗李纯为此特赐敕书嘉奖，“以祠部郎中徐复往使，并赐钵阐布书”，（20）其中不乏对钵阐布的溢美之词：

敕吐蕃宰相沙门钵阐布，论与（赞）勃藏至省，表及进奉具悉，卿器识通明，藻行精洁，以为真实合性，忠信立诚，故能辅赞大蕃，叶和上国，弘清净之教，思安边陲，广慈悲之心，令息兵甲，既表卿之远略，亦得国之良图（21）在两位钵阐布的不懈努力下，终于促成唐蕃会盟。

长庆元年（821）“九月，吐蕃遣使请盟，上许之乃命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刘元鼎充西蕃盟会使”。

（22）册府元龟记载：

大蕃赞普及宰相钵阐布、尚绮心儿等先寄盟文要节，云，汉蕃二邦，各守见管本界，彼此不得征讨，不得相为寇仇，不得侵谋境土。

若有所疑，或要捉生问事，优给衣粮放还。

今并依从，更无添改。

预会盟之官十七人皆列名焉。

（23）长庆元年十月十日，唐朝首席会盟专使刘元鼎与吐蕃论纳罗盟于长安之城西；

长庆二年，刘元鼎率会盟使团入蕃盟誓。

在吐蕃的盟誓时间，从刘元鼎自吐蕃出使回朝后的上奏语词可知：

“去四月二十四日到吐蕃牙帐，以五月六日会盟讫。

”（24）当时会盟的盛况，新唐书略有记载：

赞普坐帐中，以黄金饰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结朝霞冒首，佩金镂剑。

钵掣逋立于右，宰相列台下。

唐使者始至，给事中论悉答热来议盟，大享于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盟坛广十步，高二尺。

使者与虏大臣十余对位，酋长百余坐坛下，上设巨榻，钵掣逋升，告盟，一人自旁译授于下。

已歃血，钵掣逋不歃。

盟毕，以浮屠重为誓，引郁金水以饮，与使者交庆，乃降。

（25）早在墀德松赞时，贝吉云丹已排名在定埃增之前，及至墀祖德赞赞普（可黎可足，约815-838年在位）时期，钵阐布贝吉云丹在吐蕃政坛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所以上述记载中立于赞普右侧的“钵掣逋”应该是贝吉云丹。

在贝吉云丹和定埃增的努力与奔走下，唐蕃终于实现会盟，摆脱了长期征战造成的巨大痛苦。

（二）远赴敦煌处理政教事务大历十一年（776）吐蕃包围沙州，赞普墀松德赞定下围而不攻方略。

贞元二年，沙州军民以“毋徙佗境”为条件，出降吐蕃。

（26）吐蕃占领沙州后，弘扬佛法，提高僧人政治地位，一些高级僧侣像吐蕃“钵阐布”一样参与政事。

吐蕃进驻沙州后，“赞普以绮心儿代守”，（27）尚绮心儿由此成为吐蕃在沙州的首任行政长官。

尚绮心儿出身于崇佛派没庐氏（vbro），驻节沙州期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圣光寺：

黄金布地，白璧邀功，进直道以事君，倾真而向佛。

爰乃卜宅敦煌古郡，州城内建造圣光寺一所。

圣主统三光之明，无幽不照；

令公承九天之宠，肱股春阳。

近沾圣德之弘，远沐恩晖之重。

率宾咸服，观国之光，烛赈流沙，称圣光寺也。

（28）在英藏敦煌文书S.5677号背面僧尼数书中记载圣光寺院有僧七人，其事当为初建时期，因此人数较少。

S.4914号卯年九月转付佛经帐中也记有圣光寺，可见圣光寺已渐具规模。

除建造佛寺，尚绮心儿还时常为沙州寺院布施财物。

（29）钵阐布虽身在拉萨，却关注敦煌佛教事务，由吐蕃沙州节儿代为向寺院捐物，法藏P.2583

（2）记载：

“莽没热节儿为钵阐布福田施麹陈绢一匹”。

随侍赞普左右，身兼宗教和政务大权于一身的钵阐布贝吉云丹主持完成唐蕃和盟后，于公元826年前后与定埃增一道远赴敦煌，处理吐蕃在西域的事务。

敦煌市博物馆藏Db.t.0328有一段文字记载钵阐布贝吉云丹亲自过问敦煌事务的书信：

bandechenpodpalgyiyontangI（30）zhasngarrebkongmdobrtsandanggnangbtsanlegsgyImchidgsolbavchenpodgungdangmtshungspavIzhasnganasringmozhIgduyangzhalmamthongnathugsbdebarsmontemchIdyIgelasgsolzhingmchIsnavdrulbavIvdablasbkavstsalparjignangdeltargnanggIs译文：

钵阐布贝吉云丹阁下：

热布贡（地名，今青海同仁）朵赞和囊赞勒致信，好久未见尊贵的大人您，不知大人您贵体可安？

特写信愿您身心愉悦。

万望通过信差发来指示。

照准！

钵阐布贝吉云丹亲赴敦煌，除处理政务外，另一目的就是兴佛。

法藏P.t.16531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背面有一则有关贝吉云丹负责吐蕃在河西宗教事务的珍贵记载，录文转写如下：

banvdechenpo1.banvdedpalgyIyonthangyizhasngar/2.choskyigochavImchidgsolbav/3.mkhanpochenpodgungdangvdravbavIzhasnganas/thugsbdevammyibdemchidgsolzhingmches4.nav/bkavstsaldpatsamdujignang/bdagnganpadgevdungyithamazhigmchispas/5.rngothogcIngskuldpenpamamchIsparvdIskaddugsolzhingmchIsnavbkavmyivbbdujignang6.bdagnganpasngonlengcuvignasbrtanvtshalvtshalbalas/nongbavIskyonmamchispar7.banvdegzhivdzingyisphyungltazhigbdaglaskyon8.mchissam（ma）mchis/dgevdunphyogsrmasna/9.yangmchidgyinrmazhingbdagtshamzhig10.gnasbrtansonvtshalparjignang/11.myignangngo/译文：

钵阐布确吉廓甲致函（钵阐布）贝吉云丹阁下：

不知勘布大人近日贵体安泰否？

请来函告知。

贫僧乃僧团中之卑微之人，生性愚钝，并无过人之处，恳请大人来函赐教。

贫僧曾在凉州任上座多年，并无过失，却被主持逐出，贫僧是否真有错，可从其他僧众（相问）。

贫僧能否恢复上座之职？

请赐复！

不准！

从这封信函及贝吉云丹的批复情况得知，这位确吉廓甲（choskyigocha）原是凉州僧团的上座。

据法藏文献得知，他还是敦煌经卷的大校阅师，且与毗卢遮那大师一道参与佛经的校对工作。

法藏P.t.1583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正面第7栏有确吉廓甲的校经题记：

gurIbbris/aImdengzhus/bandechosgyigochazhusozhuschenlagsso/zhuchenlags译文：

格里布抄，阴木丁校，沙弥确吉廓甲校，已做了大校阅，大校阅讫。

该经叶背面还有吐蕃大译师毗卢遮那的校经题记：

berotsanaszhus译文：

毗卢遮那校。

跟毗卢遮那大师一道校对佛经，可见他能在凉州任上座并与僧相云丹直接通信，是有原因的。

然不知何故，他被寺院主持逐出，不得已到敦煌，上书钵阐布，请求恢复其上座的职位，遭到钵阐布的拒绝。

说明这位凉州僧团前任上座可能在凉州犯下重大过错，失去钵阐布对他的信任，重返上座职位的希望落空。

法藏P.t.1588是卷轴装的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其背面有一则珍贵记录，是贝吉云丹发来的任命函，录文转写如下：

banvdechenpoyontangyimchidbu/ngakhargostenglastsalpav/译文：

钵阐布云丹来信，封赐给我“快嘴”之职。

此处的“快嘴（khargo）”具体所司何职尚不得而知，单从字面意义来看，钵阐布云丹任命的此人应该口齿伶俐，能言善辩，可能是讲经师或翻译之类的职务。

从上引求职信和任命书的记载可以看出，贝吉云丹主持吐蕃西域宗教事务属历史事实。

据藏文史籍语合二章（sgrasbyorbampognyispa）记载，墀德松赞于马年（当为公元814年）发布文告，命令两位钵阐布组织蕃僧和梵僧，将梵文佛典译为藏文，统一译例，厘定语词，编成目录。

（31）藏经洞出土大量敦煌文献，特别是藏文大般若经的抄经题记真实地记录了贝吉云丹和定埃增亲赴敦煌指导并亲自参加抄经事业的史实。

甘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娘定埃增的校经题记有两卷，即敦煌市博物馆藏Db.t.0397号和Db.t.1234号。

Db.t.0397号是藏文大般若经抄经母本的抄、校经题记，共两页，题记如下：

/khangkogkenbris/lhabtsanzhus/tingngevdzinzhus/dpalgyisgrazhus/brtankonggiszhuse/译文：

康国根抄，拉赞校，定埃增校，贝吉扎校，端贡校。

dpevvdiniwenghyenhyengisbristezhustegthanlaphabbo/rdorjezhusso/译文：

这本范本是由王星星抄、校并审定的，由多杰校定。

范本标记（题记前空白处，字体较题记为大）：

dpev（范本）。

在这则题记中，校对人之一是僧相钵阐布定埃增（tingngevdzin）。

抄经母本由他亲手校对，体现了吐蕃朝野对佛教经典，特别是大般若经严肃性的高度重视。

甘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中，钵阐布贝吉云丹的校经题记共有36件，其中Db.t.0315号是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一卷第三至第五品经文，其中的第四品抄、校经题记如下：

vbavhevuhevugisbris/dgelegszhus/yontanyangzhus/kangkangsumzhus/dpalgyisgronmabzhizhus/译文：

马猴猴抄，格勒校，云丹二校，刚刚三校，贝吉仲玛四校。

而这位格勒（dgelegs）在Db.t.1234号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中又和定埃增一起校经：

/sagkhrilegsbris/tingngevdzenzhus/bandeyeshesgsalgyIsyangzhus/dgelegssuM（32）zhus/译文：

索赤勒抄，定埃增校，沙弥益喜沙二校，格勒三校。

这就印证了定埃增和贝吉云丹是一同赴敦煌校经的。

在敦煌佛典的校经题记中，还出现吐蕃赞普墀祖德赞的妃子贝吉昂楚的校经题记，这说明同去敦煌指导并亲自参加佛经校对的，除两位钵阐布，还有吐蕃王妃。

（33）敦煌研究院藏、卷号为Dy.t.121般若心经是由吐蕃王妃贝吉昂楚校对过的佛经，其末尾题记为：

dpalgyingangtshulzhus译文：

贝吉昂楚校。

法藏P.t.145221号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抄、校经题记：

/shIdzeshengbrIs/dpalgyisgronmazhus/tsyanglegsvdusyangzhus/ngangtshulsuMzhus/译文：

史泽恒抄，贝吉仲玛校，蒋勒堆二校，昂楚三校。

在上引Db.t.0315号中，贝吉仲玛（dpalgyisgronma）跟云丹一起校经，而在P.t.145221号中她又跟昂楚一块校经。

综合上述分析，贝吉昂楚、定埃增和贝吉云丹是一同赴敦煌指导并亲自参与佛经校对的。

在吐蕃当局的极力倡导下，敦煌的佛教势力迅速膨胀。

吐蕃前后在敦煌创建大寺院五所，使敦煌寺院数目达到16所。

英藏S.2729辰年牌子历被认为是吐蕃统治之初的辰年（788）僧尼部落的代表按要求上报的名簿，当时沙州寺院的僧尼总数为310人。

但到归义军初期，沙州僧尼人数已猛增到千人左右。

敦煌莫高窟中唐第159窟东壁门南所绘吐蕃赞普听法图，就是吐蕃赞普崇佛的形象写照与真实记录。

（34）墀祖德赞晚年体弱多病，遂将国政委于大论悉诺那巾（dbavsstagrnacan）执掌，从而引起钵阐布和权臣悉诺那巾权力之争。

悉诺那巾暗中贿赂赞普身边的女巫及占卜师，散布流言，“诬教相郑喀白季永丹（即勃阑伽云丹，也即贝吉云丹笔者注）与王妃觉若萨白季昂楚（即贝吉昂楚笔者注）二人有私，致使信佛大臣遭受罪谴而被杀”。

（35）贤者喜宴记载较为详细：

云流言蜚语传到赞普耳中后，赞普下令“当以法律制裁”。

王妃贝吉昂楚蒙受不白之冤后自杀身死。

贝吉云丹逃往北地，被悉诺那巾等抓获，剥皮楦草，情形极为惨烈。

（36）贝吉云丹遇害不久，定埃增也被悉诺那巾等杀害。

最终，两位钵阐布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附识：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为本文提出宝贵修改意见。

注释：

巴卧祖拉陈哇：

贤者喜宴，黄颢摘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王尧、陈践译注：

赞普传记，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61、162页。

赞普传记，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59、145、164页。

贤者喜宴（藏文版），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93页。

原文转写：

“myan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