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供给的性别弹性和工资线效应及其政策含义Word文件下载.docx
《劳动供给的性别弹性和工资线效应及其政策含义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劳动供给的性别弹性和工资线效应及其政策含义Word文件下载.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它需要消费者投入时间进行再加工，它难以在家庭之间进行转移，于是也就存在家庭内的劳动分工问题。
家庭产出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事物的共性。
在这里，我们将着重审视家庭产出模型在时间配置、尤其是存在劳动供给性别弹性和工资线效应情况下劳动供给方面的启示及含义。
二、性别弹性、工资线效应与劳动供给
如果男、女单身“家庭”联合（结婚）后可以增加家庭产出，即这个双人家庭的成员不仅能生产更多的他们自己可以生产的家庭物品，而且还能生产那些他们自己不能生产的物品（如伴侣、家庭亲情、爱情、子女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将这种思路以公式的形式表述如下：
Hmf=Gmf（Hm，Hf）Hm+Hf
（1）
式中，m代表男性、f代表女性，H代表家庭产出。
公式
（1）中的Gmf（?
r）为男女结婚组建家庭后的家庭产出函数?
?
①。
在公式
（1）的限定条件下，为了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中间产品数量（Hmf），我们可以先确定一个时间组合，这个时间组合应当能使所放弃的收入（wmHm+wfHm）最小。
这个成本最小化的问题有两个解：
一是Hm替代Hf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等于工资率，即：
GmfmGmff=wmwf
（2）
二是令至少某一个成员的时间资源等于T。
图1展示了这两种结果的可能性。
图中的曲线代表着Gmf（?
r）的等产出线，是Hmf所对应的理想的中间产品数量。
在图1（a）中，等产出线对称地分布于45°
射线，意味着m和f在家务性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两人的工资率相等，双方所从事的家务活动量也将相等，即位于图1（a）中的P点；
如果两人的工资率不相等，则两人所从事的家务活动量也互不相同，即位于图1（a）中的Q点。
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认为，两个家庭成员在家务活动中的角色确实可以完全相互转换，如产妇这个角色男性是扮演不了的。
与图1（a）相比，图1（b）的假设条件是，以女性的家务时间替代男性是比较便利的，而反过来，若以男性替代女性就会有一些障碍。
因此，即使两人的工资率相同，但还是由女性花费较多的时间从事家务性活动更经济划算一些（二者间的时间配置位于Q点）。
只有在女性的工资率wf大大高于男性工资率wm的条件下，两成员所从事的家务性活动才有可能相等，即位于点P。
②
当两人的工资率wm和wf给定时，我们以wmf（Hmf，wm，wf）代表这个家庭的最低成本，即Hmf。
在Hmf值给定的条件下，对变量wj进行偏导，即Wmfj=Hj，便确定了该家庭对Hj的需求量。
对变量Hmf进行偏导，且当wmf=WmfH时，便确定了Hmf的边际成本（已放弃或损失的收入）。
因此，我们可以把wmf看成是生产中间产品的家庭成员向生产最终产品的家庭成员索取的一个价格。
图1家庭产出组织图
假定收益保持不变，当Hf全部用于从事家务活动时，此后的wmf便不再受Hmf的影响了。
其中的道理可通过图2来说明。
图2中，当公式
（2）的条件得到满足时，Hm和Hf是以相同的比例相结合的，因而，被放弃的收入也与Hmf成比例的上升，一直到点Hmf=Gmf（Hm，T）为止。
如果想进一步增加中间产出品的数量，便只能提高Hm与Hf的相对比例，从而使边际技术替代率低于其工资率。
如果Hmf超过了Hmf，其边际成本将不断升高，直到点Hmf=Gmf（T，T）为止，此时，Hmf不再上升，而Wmf却趋于无穷大。
显然，在未达到点（Hmf=Hmf）之前，wmf的上升是在wm和wf的共同作用下才实现的。
图2家庭产出组织（阶段1）
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市场物品与两成员的家庭时间如何组合才能使家庭最终产出品最大化。
在既定收入的限制下，使其家庭“联合”收益达到最大值域，可用公式表达，即：
Wmf（Hmf，wm，wf）+Imf=Ym+Yf（3）?
图3家庭产出组织（阶段2）
在产出最高点上，要么是Hmf替代Imf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等于中间产品的边际成本，即：
FHF1=wmf（4）
要么是至少有一个家庭成员将时间资源全部用于从事家务性活动。
这个道理可用图3来解释。
图3中向外凸出的曲线代表收入限制线，其斜率的绝对值是wmf；
凹向圆心一侧的曲线代表等产出曲线F（?
）。
图3（a）表明，家庭成员既从事市场性活动、也从事家务性活动，是一种有效率的时间配置；
图3（b）和（c）表明，f完全从事家务；
图3（d）表示，家庭两成员双双从事家务性活动。
根据图3可知，没有任何一个家庭成员可以完全地从事市场性活动。
图4工资率（wf）的上涨
最后，让我们看看财产收入（Vj）或工资率（wj）发生变动时的影响作用。
财产收入的增加将会提高家庭收入线。
当Hj在j=m时趋于增加时，表明f已经并非完全从事家务性活动，因而，Imf将有所提高。
Vj发生微弱地变化时：
VjImfImfVj=VjYm+Yfyi（5）
VjHmHmVj=VjmYm+Yfmyh（6）
以及
VjHfHjVj=VjfYm+Yffyh（7）
式中：
yh?
0，yj0，二者分别表明Hmf和Imf的完全收入弹性；
j?
0代表wmf：
wj的弹性；
且：
j=wjHjwmfHmf（8）
很显然，当Hmf=Hmf时，yh=0。
j或是等于j或是等于零，这要取决于Hj是小于还是等于T。
当Hf小于T时，wf的提高将使Hf的相对价值有所升高，换言之，女性工资率的上升使女性时间的机会成本升高，因而，女性的时间更值得珍视或利用。
如图4（a）所示，Hmf涨线将朝顺时针方向扭转。
反过来，如果Hm小于T，wm的提高将使Hf的相对价值有所降低，如图4（b）所示，涨线将朝着反时针方向扭转。
如果双方均从事市场性活动，其中任何一方工资率的上升不仅能提高家庭总收入，而且还会使Hmf与Ym相比变得更有价值。
?
图5工资率（wm或wf）的上涨
如图5所示，由于在这种情况下收入线的斜率变得处处陡峭，工资的上升无疑会扩张对市场物品的需求，这种扩张既可以表现为绝对量上的增加，也可以表现为相对量上的变动。
不过，相对量的变动以及每个家庭成员对需求增量的贡献程度，既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这要取决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相对影响程度。
当工资的变动速度很小时：
wmImfImwm=mhi+wmLfYm+Yfyi（9）
wmHmHmwm=mmmm+wmLmYm+Yfyh+mm（10）
wmHfHfwm=ffmhh+wmLmYm+Yfyh+mf（11）
wfImfImfwf=fhiwfLfYm+Yfyi（12）
wfHfHfwf=fffhh+wfLfYm+Yfyh+ff（13）
wfHmHmwd=mmfhh+wfLfYm+Yfyh+fm（14）
当Xmf保持不变时，式中的hh表示Hmf对wmf的弹性系数，且hh?
0，hi表示Imf对wmf的交叉弹性系数，且hi0；
而当Hmf（j，k=m，f）保持不变时，jj代表Hj对wj的弹性系数，且ji?
0，jj代表Hk对wj的交叉弹性，且jk?
0。
假定fm（因而，0mmff），换言之，就是Gmf（?
r）的等产出曲线状如图1（b）所示。
再假定wmwf。
如果wf非常低（或者说Yf非常高），以至于f将做出完全从事家庭产出活动的选择，那么，即或f的工资稍有上升，其劳动供给量也将难以发生任何变化。
不过，若夫妇双方均从事市场性活动，据公式（10）和（13）可知，女性家庭时间的工资弹性将低于男性；
据公式（11）和（14）可知，男性家庭时间的交叉工资弹性将高于女性；
据公式（9）和（12）可知，女性对市场物品的需求弹性将高于男性。
三、政策含义
以上研究结果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以下方面的重要政策含义。
一方面，如果已婚妇女在从事家庭活动方面比她的丈夫更有优势的话（即fm以及wf?
wm），那么，在某一工资线上，她们的劳动供给量将趋于零。
这一工资线一经突破，她们的劳动供给量将同工资率按比例地增加。
不过，劳动力供给量对女性工资上升的反应要比对男性敏感得多。
此外，女性工资变动所诱发的家庭劳动力供给总量也比男性的多。
这对目前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政策意义。
另一方面，由于已婚男女间弹性区别的存在，政府要想最大限度地增加税收收入（或最大限度地剔除课税标准的混乱与无序），就应当推行有性别差异的个人所得税率，即对已婚男性的收入课以较高的税赋、而对已婚女性则应当从轻“发落”。
因而，夫妇双方的纳税收入等于双方共同收入一半的所谓“收入分离”（incomesplitting）的财税政策，无疑应当废除。
如果降低对已婚妇女的边际课税率，则相当于提高了她们的工资水平，因而，有助于她们尽快摆脱如多生多育等既耗费时日、又不为社会所需的家庭产出活动。
注释：
①这也是贝克尔观点的另一种表达式。
贝克尔认为，婚姻所以能提高效率，是因为配偶的性格具有互补性。
参阅贝克尔（Becker，1973，1974，1981）的文章。
②沃克和伍德（WalkerandWoods，1976）认为，劳动分工理论不仅适用于人们确定家务活动和市场活动的时间配置，如我们的模型所示，它还适用于家庭成员确定从事不同家务的时间配置。
参考文献：
［1］Akerlof，G.A.（1980）：
“TheTheoryofSocialCustom，ofWhichUnemploymentmaybeOneConsequenc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73，pp.54-63.
［2］Alexander，A.J.（1974）：
“Income，ExperienceandtheStructureofInternalLabourMarket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February88，pp.63-87.
［3］Becker，G.S.（1964）：
“HumanCapital：
ATheoreticalandEmpiricalAnalysis”，NewYork：
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
［4］Becker，G.S.（1965）：
“ATheoryoftheAllocationofTime”，EconomicJournal，vol.75，No.299，pp.493-517.
［5］Becker，G.S.（1973）：
“ATheoryofMarriage：
PartI”，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81，pp.813-846.
［6］Becker，G.S.（1974）：
“ATheoryofMarriage，PartII”，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82，pp.S11-S26.
［7］大卫?
桑普斯福特、泽弗里斯?
桑纳托斯：
《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2000年版.
［8］加里?
S?
贝克尔：
《家庭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9］加里?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0］雅各布?
明塞尔：
《劳动供给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11］埃米尔?
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
［12］弗雷德里克?
巴士夏：
《和谐经济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3］姚先国、谭岚：
《家庭收入与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劳动参与决策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7期.
［14］姚先国、谭岚：
《中国经济转型中城镇女性劳动供给行为分析》，《经济论坛》2005年第8期.
［15］杜凤莲、范幸丽：
《失业对性别间工资差异的影响》，《南开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注：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