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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宪宗励精图治，国家政治由动荡渐渐回归正轨。

这一年，是值得书写的一年：

李愬讨伐平定淮西节度使吴元济；

横海节度使程权奏请入朝为官；

申州、光州全部投降；

朝廷收复沧、景二州；

幽州刘总上表请归顺；

成德镇上表自新，献德州、棣州；

刘悟杀节度使李师道降唐；

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相继自请离镇入朝……藩镇割据的局面暂告结束。

　　端的是轰轰烈烈、扬眉吐气的一年。

这一年，还有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小到同这一年的任何一件事相比，似乎都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恰恰是这件小事，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命运。

　　史料记载，“十四年正月，宪宗遣宦官赴法门寺迎佛骨至长安，留宫中供奉三日，然后送各个寺院供奉。

长安王公百姓瞻视施舍，唯恐不及。

”刑部侍郎韩愈却不以为然，他“不合时宜”地上表切谏，慷慨陈词，直言将佛骨送到寺院里让百姓供养，毫无意义且劳民伤财。

在中国数千年、数万计的“表”中，这份秉笔直言、震古烁今的《论佛骨表》，是中国文化史中足以彪炳史册的大文章，也是中国政治史上文人因言获罪的耻辱一页。

　　由是韩愈贬谪潮州。

韩愈于潮州的八个月，是他抱病守缺、失意彷徨的八个月，却是潮州日新月异、脱胎换骨的八个月，从此儒风开岭娇，香火遍瀛洲。

　　一　　元和十四年元月十四日，1200年前一个阴冷晦暗的冬日，韩愈蹒跚着走出长安，以戴罪之身一路向东、向南，再向东、向南。

　　潮州属岭南道，濒南海，《旧唐书》记载其“以潮流往复，因以为名”。

潮州自古就是荒凉偏僻的“蛮烟瘴地”，是惩罚罪臣的流放之所，唐代亦然。

不少名公巨卿如常衮、韩愈、李德裕、杨嗣复、李宗闵等都曾经被远贬潮州。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在途中，韩愈写下了这首千古流芳的诗篇。

15年前，他因上书论旱，得罪佞臣，被贬阳山，也是隆冬时节，也曾途经蓝关。

悲恸之情，何其相似？

这是韩愈第二次被贬黜岭南，这一年，他拖着52岁的“衰朽”之躯，以为自己就此葬身荒夷，永无重归京师之日，无限唏嘘地托付子侄替自己埋骨收尸。

　　潮州，是韩愈一生中最大的政治挫折。

在被押送出京后不久，韩愈的家眷亦被斥逐离京。

就在陕西商县层峰驿，他那年仅十二岁的女儿竟病死在路上。

不难理解，何以韩愈关于潮州的诗文中，惊愕、颠簸、险滩、潮汐、雷电、飓风……鬼影般反复出现：

“飓风鳄鱼，患祸不测；

州南近界，涨海连天；

毒雾瘴氛，日夕发作”（《潮州刺史谢上表》），“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

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

州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

飓风有时作，掀簸真差事”（《泷吏》）。

　　仕途的蹬蹭、女儿的夭折、家庭的不幸、命运的乖蹇；

因孤忠而罹罪的锥心之恨，因丧女而愧疚的切肤之痛；

对宦海的愁惧，对京师的眷恋……悲、愤、痛、忧，一齐降临到韩愈头上。

这是最孤寂的征程，在漫无边际的冬日，世界向它的跋涉者展示着广袤的荒凉。

　　赴潮之时，宪宗盛怒之下，命韩愈“即刻上道，不容停留”。

韩愈甚至来不及与京师的朋友辞行。

潮州与京师长安语言不通，“远地无可语者”，他只好将家眷寄放在千余里外的韶州，相伴而行的，只有他叮嘱“收吾骨瘴江边”的侄孙韩湘。

　　他的朋友未曾忘记他。

贾岛捎来《寄韩潮州愈》：

“此心曾与木兰舟，直到天南潮水头。

隔岭篇章来华岳，出关书信过泷流。

峰悬驿路残云断，海侵城根老树秋。

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初上浪西楼。

”性情古怪的刘叉也赋诗《勿执古寄韩潮州》云：

“寸心生万路，今古棼若丝。

逐逐行不尽，茫茫休者谁。

来恨不可遏，去悔何足追？

”但是，一句谊切苔岑的“海侵城根老树秋”，一句肝胆相照的“逐逐行不尽”，又怎能道尽韩愈的悲苦和孤寂？

　　梦觉灯生晕，宵残雨送凉。

　　如何连晓语，一半是思乡。

　　14年前，韩愈被贬阳山时，曾写下《宿龙宫滩》。

　　夜幕四合，万籁俱寂，韩愈怀念京师，思恋亲人，他未曾想到，14年前的诗句，似乎谶语一般卜示着他无法逃脱的未来。

　　二　　然而，这又怎样？

　　浩浩复汤汤，滩声抑更扬。

奔流疑激电，惊浪似浮霜——这才是韩愈！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这恰是韩愈的忧思与隐忍，与百姓的忧愁悲苦相比，个人的坎坷又算得了什么？

四月二十五日，韩愈辗转三月余，终于抵达潮州，行程八千里，费时近百天。

但是，他甫一抵潮，即理州事，芒鞋竹杖草笠蓑衣，与官吏相见，询问百姓疾苦。

　　元和十四年的潮州，风不调，雨不顺，灾患频仍，稼穑艰难。

先是六月盛夏的“淫雨将为人灾”，韩愈祭雨乞晴。

淫雨既霁，稻粟尽熟的深秋，又遭遇绵绵阴雨，致使“稻既穗矣，而雨不能熟以获也；

蚕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

岁月尽矣，稻不可复种，而蚕不可以复育也；

农夫桑妇，将无以应赋税、继衣食也”。

过量的雨水使得韩愈焦虑不已，他为自己无力救灾而深感愧疚，“非神之不爱人，刺史失所职也。

百姓何罪，使至极也！

……刺史不仁，可坐以罪；

惟彼无辜，惠以福也。

”炽诚竣切，跃然纸上。

　　此后不久，韩愈还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祭祀鳄鱼的活动。

潮州鳄鱼的残暴酷烈，韩愈途经粤北昌乐泷时，即有耳闻。

但鳄害之严重，在到达潮州之后，他才真正了解，“处，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

‘郡西湫水有鳄鱼……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

’”鳄鱼之患，实则比猛虎、长蛇、封豕之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解除民瘼，救百姓于水火之中，韩愈断然采取了措施：

“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炮一豕一羊，投之湫水，祝之……”这就是“爱人驯物，施治化于八千里外”的祭鳄行动。

为此，韩愈写了《祭鳄鱼文》，文字矫捷凌厉，雄健激昂。

一篇檄文，数次围剿，常年困扰百姓的鳄鱼被驱逐，韩愈迅速赢得了百姓的信任。

　　唐代流行的潜规则是，朝廷大员被贬为地方官佐，一般都不过问当地政务。

韩愈的弟子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中写道：

“大官谪为州县，簿不治务。

先生临之，若以资迁。

”鳄害如此严重，前任官员或无动于衷或束手无策，任其肆虐泛滥。

韩愈却不甘老迈，恭谨谦逊，恪尽职守。

《韩昌黎文集》中，共收有五篇“祭神文”，韩愈之砥砺勤勉，可见一斑。

　　韩愈在潮州还有修堤凿渠之举。

《海阳县志·

堤防》引陈珏《修堤策》曰，北堤“筑自唐韩文公”。

潮州磷溪镇有一道水渠叫金沙溪，当地传说是韩愈命人开凿的。

清澈的渠水，至今仍在滋润着两岸的田畴。

碧堤芳草，遏拒洪流；

银渠稻海，扬波叠翠。

潺潺的水声，奔涌的水流，千百年来，似乎在不断地诉说着韩愈当年奖劝农桑的功绩。

　　三　　韩愈初抵潮州，即作《潮州刺史谢上表》。

刘大櫆点校《韩昌黎文集》，评其“通篇硬语相接，雄迈无敌”。

其实，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恰是韩愈的忠贞与坦诚。

偏居一隅的韩愈，勤于王室，忠于职守，不敢以州小地僻而忽之，不敢以体弱多病而怠之，其呼天、呼地、呼父母之连天悲号，皆为忠悌者之举，尽是贤达者之为。

　　《韩昌黎文集》还收录了《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一文。

这是元和十五年十一月，韩愈从袁州调回长安任国子监祭酒时写下的，叙述他在袁州时放免男女奴婢731人，故历来史志均将释奴一事系于他任袁州刺史之时。

　　其实早在潮州时，韩愈已经注意到岭南“没良为奴”的陋习。

唐代杜佑在《通典》中写道：

“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礼义，以富为雄……是以汉室常罢弃之。

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

”有唐一代，尽管较之前代已有明显的进步，奴隶问题在不同的阶段仍有不同程度的浮沉反复。

当时的一个潜规则是“帅海南者，京师权要多托买南人为奴婢”。

代买奴婢成为被流放官员向京师当权者献媚取宠的捷径。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获罪远贬的韩愈，何尝不希望京师当权者施以援手，以便早日回朝？

可是他并没有以此谋取进身之阶，而是施以德政与人道，大举赎放奴婢，这恰是韩愈的刚正廉明。

　　韩愈不是潮州乡学的创办者，但对潮州文化教育却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韩愈认为，国家治理须“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用德礼即推行儒家的“仁义”之道，“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

为了办好潮州乡校，“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供学生厨馔”。

　　百千之数，其值几何？

唐代币制混乱，很难做出标准。

据李翱著《李文公集》所载，元和末年，一斗米合五十钱，故百千可折合米两百石，数目不可谓少。

如此算来，百千相当于韩愈八个多月的俸金。

也就是说，韩愈把治潮八个月的俸金，全数捐给了学校。

　　韩愈对潮州文化的最大贡献，还在于他大胆起用当地人才，推荐地方隽彦赵德主持州学。

相传赵德是唐大历十三年（778年）进士，早于韩愈14年登第。

唐代登进士第者还要通过吏部主持的“博学鸿词”科考试，合格方能授官。

但赵德未能顺利通过此考试，所以韩愈刺潮时，他还是一个“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的庶民。

但是，赵德“心平而行高，两通诗与书”的品行学识，终于被韩愈发现，他对赵德的评价是“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

于是毅然举荐他“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督生徒，兴恺悌之风”。

起用当地人才主持州学，这是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决策。

　　树一代之新风，斯有万世之太平。

苏轼因此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感喟不已：

“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

”　　四　　元和十四年，这艰辛的一年终于浩荡地行至岁末。

　　韩愈接到圣旨，“于其年十月二十五日准例量移袁州”。

次年，韩愈以袁州刺史身份，重蒙圣宠，“为朝散大夫、守国子监祭酒，复赐金紫”。

此后一年，韩愈的官职经历了五次变动：

由国子监祭酒转兵部侍郎、由兵部侍郎转吏部侍郎、由吏部侍郎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由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转兵部侍郎、由兵部侍郎再转吏部侍郎。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无年少逐春心。

　　凭君先到江头看，柳色如今深未深？

　　他欢喜地写道。

韩愈一生为文工整，为诗严谨，难得有这样浪漫的心境、飘逸的诗句。

接连不断的迁徙、接踵而至的任命蚀空了韩愈的身体，他哪里还有闲心闲暇去欣赏江边的柳色？

壮年时韩愈便自嘲，“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

及至中年，“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

可是，灾难又怎能击垮他的乐观和刚毅？

怎能改变他舍身报国的使命与决心？

任潮州刺史不足八月，农、工、学、商等皆视韩愈为“不祧之祖”，“溪石何曾恶？

江山喜姓韩”。

任袁州知府七个月，韩愈“治袁州如潮”。

任国子监祭酒八个月，“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

任兵部侍郎一年有余，韩愈宣抚镇州，平定内乱，“旋吟佳句还鞭马”，“风霜满面无人识”。

任吏部侍郎不足一年，韩愈周旋于各种政治集团之中，仍“涉艰危，树功业”。

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半年余，哀矜百姓，京城“盗贼止，遇旱，米价不敢上”“禁军老奸，宿恶不摄，尽缚送狱，京理恪然”。

这就是韩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生抱负，尽付家国。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韩愈病重，卒于长安。

知道自己势将远行，韩愈召群朋曰：

“吾不药，今将病死矣。

汝详视吾手足肢体，无诳人云韩愈癞死也。

”质本洁来还洁去，莫教污淖陷沟渠。

这就是韩愈——一生光明磊落，不愿染半点尘埃，韩愈死后被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后世始称其为韩文公。

　　以元和十四年为起点，时光向后翻过273年——这是公元1092年，另一个失意文人苏东坡在不远处的扬州独自徘徊，气贯长虹的《潮州韩文公庙碑》横空出世。

绝世的才情，慷慨的悲歌，雄壮的回响，两代文豪凌越三百年在潮州“相会”。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苏东坡凛然发问：

韩愈一介布衣，何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何以“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

　　答案其实很简单——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

　　有了韩愈的视民如伤，才有了百姓的风调雨顺；

有了韩愈的横扫异端，才有了百姓的笃信文行；

有了韩愈的知学传道，才有了百姓的耕读传家；

有了韩愈的忠诚耿直、浩然正气，才有了百姓的德润古今、道行天下；

有了韩愈的乐于天下、忧于天下，才有了百姓的安身立命、安居乐业；

有了韩愈的精诚所至，才有了百姓的金石为开。

韩愈没有把自己刻在潮州的石碑上，却留在了百姓的口碑里。

　　天地不言，万物生焉。

感戴韩愈在潮州的所作所为，潮州百姓将此地江山以韩愈命名：

韩江、韩山、韩堤、韩文公祠、景韩亭、昌黎路、祭鳄台、侍郎亭……草木如有知，能不忆韩郎？

自古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信夫，诚哉！

　　谁也未曾料想，一个卑微行者捧出的虔诚心肠，在此后的1200年，紧贴着大地，散播成中华民族的气度和风骨：

　　——沿着这道浩浩汤汤的历史文脉，走来了白居易、李商隐、柳宗元、刘禹锡、杜牧，走来了范仲淹、黄庭坚、欧阳修、文天祥、杨万里、归有光、顾炎武、朱彝尊、黄宗羲、林则徐……这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理想，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家国诗篇。

　　——沿着这道枝繁叶茂的历史文脉，与韩愈一起沉吟低回的，是“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忧患，是“从来治国者，宁不忘渔樵”的叮咛，是“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的祝愿，是“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的相许相知，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披肝沥胆，是“但令四海歌声平，我在甘州贫亦乐”的祈求和冀望。

　　——沿着这道光明朗照的历史文脉，曾经生长过灾难、战争、荒蛮、杀戮，重要的是，还繁衍着富庶、光辉、璀璨、梦想。

　　元和十四年，韩愈于潮州还曾亲手栽植橡木。

而今，这些橡木已蓊郁成林，环绕韩文公祠，状如华盖，遮天蔽日。

此树含苞不易，着花更难，时或春夏之交偶放一枝，熊熊若火莲，肃穆端庄，异常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