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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素材质疑

“五年升副厅再遭质疑”根在舆情欠账

1980年出生的济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辉，被列入任前公示名单，拟任设区市副厅级领导职务后，其简历引起广泛关注。

公开简历显示，张辉从普通干部到副厅级干部，只用了五年零七个月，2006年到2008年间，连续三年被提拔。

（10月17日《新京报》）

张辉从济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岗位，拟调任设区市副厅级领导职务，这不过是平级调动。

按理说，这样的任前公示是不会引起舆论质疑的。

可是，张辉却再次遭到了质疑。

民众和媒体质疑的不是这次“平调“，而是其2006年到2008年间，连续三年被提拔，从一名普通干部升到了副厅级干部，这笔历史老账。

这段特殊的提拔经历，至今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因此，张辉但凡有岗位变动，舆论都会追问。

只是，这些年，舆情一路质疑，却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明确地说法。

张辉从一名普通干部，用五年七个月升到副厅，到底是如何升迁的呢？

张辉公开从政简历显示：

2002.07--2003.07济南市槐荫区道德街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办公室、西新街社区居委会见习工作人员；2003.07--2004.06济南市槐荫区道德街街道办事处科员、主任助理（副科）；2004.06--2006.06共青团济南市槐荫区委主任科员（其间:

2003.09-2005.12下派任济南市槐荫区吴家堡镇宋庄村、刘庄村党支部副书记）（正科）；2006.06--2007.05济南市槐荫区西市场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副处）；2007.05--2008.02共青团济南市委副书记、党组成员（正处）；2008.02--2011.11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省少工委主任（副厅）。

简单梳理会发现，张辉入职1年提副科，副科1年提正科，正科1年提副处；副处11个月提正处；正处9个月提副厅。

这提拔速度堪比“坐火箭”，引起舆论质疑一点也不奇怪。

就常识而言，如此频繁提拔，频繁换岗，显然是不合情理，不合规矩的。

2002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由副职提任正职的，应当在副职岗位工作两年以上，由下级正职提任上级副职的，应当在下级正职岗位工作三年以上。

对比干部选拔任用规定，张辉显然是突破了规则的。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张辉获得了“破格提拔”，只有这样在选拨程序上才能行得通，才有可操作性。

那么，是不是说，张辉真的特别优秀，政绩特别突出，得到了“破格提拔”呢？

至少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这一块是缺失的。

官方没有说法，升迁又明显有违常理，于是，民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就产生了质疑。

如果说，10年前舆论监督还比较滞后，官方可以不用理会舆论，可是，如今在经历过“打虎拍蝇”的洗礼之后，无论是媒体还是民众，参与监督的热情都得到了空前释放。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还是选择“沉默是金”，任由舆情自由发酵，恐怕最终会遭遇舆情灾难。

这一次媒体和民众的再次质疑，并非舆论“咬住不放”，而是官方舆情回应历史欠账的必然结果。

媒体和民众的目标很明确：

回应可以迟到，但不能缺位。

如今，山东省已经获悉了相关舆情，但愿这次官方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不要让这事再拖下去了，毕竟这事10年前就该有说法了。

当然，此事也给各地提了个醒，对于那些媒体和民众长期质疑的问题，要认真梳理、认真总结，尽早主动回应关切，及时把以前的舆情欠账给还了。

“四大发明”不容质疑？

别做那只“坐井观天”的蛙

最近有关“四大发明”的话题又燃爆网络。

事件起因于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郑文锋，在课程QQ群“创新的本质2019”和学生讨论论文选题时称，“‘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也没形成事实上的生产力或协作”“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

随后有学生提出质疑，并将聊天记录截图发在某问答平台，认为郑文锋侮辱四大发明。

7月16日，电子科技大学发表声明，认定郑文锋有师德失范行为，并取消其教学工作，停止其研究生招生资格，期限为24个月。

从表达上来看，郑教授的表述不是很严谨，有点太绝对化。

但这只是学术问题，与师德无关。

而学生的举报和学校落下的板子，反倒让人不寒而栗。

学术问题，有讨论就会有争议，但把学术问题上纲上线，不是无知就是无耻了。

况且，关于“四大发明”的争议从来就有，余秋雨就曾在电视节目中质疑过“四大发明”，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农耕文化的民族，天文历法理应是第一发明；而中医中药对于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民族而言，重要性也非同一般，应排在第二位。

中国科学院王渝生教授也曾认为，“四大发明”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古代科技的最高水平，中医中药、赤道坐标系统、十进位值制、雕版印刷，都可与之“平起平坐”。

上海交大江晓原教授也曾更是从影响力、发明优先权、科学技术含量三个角度提出过两组“新四大发明”，一组是丝绸、中医药、雕版印刷、十进制计数；另一组是陶瓷、珠算、纸币、阴阳合历。

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难道华夏五千年，必须抱残守缺地认为中国只有四大发明吗？

其实，“四大发明”最早出现在培根的《新工具》一书里，但里面只提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种。

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有这样的表述，“火药把骑士的城堡炸得粉碎，指南针造成了地理大发现，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同样只有三种。

“四大发明”的说法真正形成，源于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撰写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一书，此后便广为传播，妇孺皆知。

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我们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居然不是我们自己总结出来的。

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讨论四大发明的时候，应当秉持什么态度，真的容不得质疑吗？

换句话说，贬低现有四大发明的说法，就是不自信了吗？

显然不是，笔者了解到，北京的中国科技馆新馆内陈列的四大发明就不是我们教科书中的那四个，而是丝绸、青铜、陶瓷、造纸印刷。

可见，现有四大发明的说法，显然不能够有效代表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成就。

既如此，何妨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并未要“东风压倒西风”，只要合理自洽，就是有意义的。

学生“挖坑”，学校“埋土”的做法，就是关上了学术讨论的大门，就是一种文化不自信，有悖于大学精神。

而重新审视“四大发明”，审视我们的文化传统，要有文化自觉，而这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前提。

2017年，科技史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就编写了《中国三十大发明》一书，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进程有突出贡献和重要影响的重大发明进行了论证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的“三十大发明”。

正如该书主编华觉明先生所讲的那样，“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要把它弄清楚”，“在发明创造的问题上，中国要有自己的话语权”。

我们的话语权从哪里来，不就是一个又一个讨论和质疑中得来吗？

所以，与其“抱残守缺”地固守四大发明，摆出不容置疑的姿态，倒不如放开眼界，向中国科技史纵深处搜寻，这样才能避免成为一只“坐井观天”的青蛙。

质疑北大博士半天走98800步的人，是什么心理？

近日，在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庄方东博士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表示由于微信运动的限制，98800步只是他半天的步数。

然而运动康复专家却对此提出疑问，称10万步就是80到100公里，跑步1小时10公里的配速就要跑10个小时，半天跑两个马拉松不现实不符合常理。

对此，庄方东曾回应称，“半天步数98800”是他们登山极限训练，时间是从半夜走到第二天中午12点。

此事发酵至今，有人质疑北大博士吹牛不打草稿，甚至调侃其把计步器拴在狗狗身上；有人现身说法，称自己一天走三四万步腿都废了；还有不少“跑友”声援庄博士，认为对于极限训练来说，半天98800步是完全有可能的。

曾几何时，微信步数“battle”成为逾越年龄鸿沟的潮流，随着朋友圈步数攀比慢慢“变味”，摇步器等微信刷步神器“粉墨登场”。

诚然，运动步数有“外挂”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有人甚至晒出自己的“外挂”步数截图，驳斥北大博士半天走九万步的说法。

但须知，无论其说法是否属实，庄方东博士的本意无非是激励学弟学妹们“勇攀高峰”，培养艰苦奋斗的精神。

退一万步讲，此种说法未经证实，也鲜有先例，不排除有吹嘘夸耀之嫌，但专家口中的“半天两个马拉松不符合常理”不也仅仅是理论层面吗？

更何况，庄方东是国家一级运动员，还随北京大学珠峰登山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

观察者网也举例称，中国极限马拉松跑者白斌平均每天跑55公里多，最多日跑133公里。

归根结底，质疑庄方东博士半天走98800步的人，本质上带有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

此事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风波，根源也在于“北大”二字。

此前，北大吴谢宇弑母案也曾引发舆论对高材生犯罪的讨论。

舆论始终摆脱不了“高材生情结”，在人们的刻板印象里，“北大博士”都应该是文文弱弱，动辄体力不支的书呆子，北大高材生也自然是尊老爱幼的乖宝宝。

殊不知庄方东博士不但在科研领域表现成就，还有着优于一般人的体能，真叫人难以接受！

笔者不由想起网络上盛传的一句鸡汤文：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比你优秀的人比你更努力。

实际上，与其跟“北大博士半天走98800步”较真，不如思考思考为什么人家是北大博士兼优秀毕业生代表，而你却还在研究怎样在微信步数排行榜上“拔得头筹”。

社区干部拿高薪遭质疑是职业偏见

近日，网络上流传的广州市黄埔区鱼珠街茅岗股份经济联合社（下称经联社）的一张工资表引发争议。

其中显示，经联社董事长梁永林基本工资204527.33元，补贴及奖励1200元，合计205727.33元；副董事长及董事的工资比董事长低一至两万元；普通工作人员的工资为4800元至6300元不等。

（2月26日红星新闻）

社区干部年薪20万？

不少人看到这一消息的第一反应是：

一定有“猫腻儿”。

可是，整个新闻看下来，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第一，年薪20万在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只能说是“一般般”；第二，社区干部的20万年薪不是任社区干部的报酬，而是任经联社董事长一职获得的收入。

民众热议“社区干部年薪20万”，很大程度上说明，人们对社区干部存在职业偏见。

在他们眼中，社区干部的形象就是带着红袖标的“居委会大妈”，每天奔波于各种矛盾纠纷之中。

这样的职业怎么能够配得上年薪20万呢？

甚至还有不少网友留言：

“年薪20万？

让我们这种大学毕业生情何以堪啊？

”

这样的质疑似曾相识。

这些年，农民工月薪过万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一有这样的新闻报道，立马就会有很多人质疑和调侃，还有不上人声称自己要去“工地搬砖”。

可是，这些质疑和调侃社区干部和农民工的网友们，真的了解社区干部和农民工吗？

非也。

表面上看他们是羡慕他们的高薪，可实际上，却是居高临下的职业偏见。

在他们眼中，社区干部和农民工应该是拿着微薄工资艰难度日的，怎么能够挣得比自己还多呢？

现实是，如今的社区干部和农民工，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了，还带着刻板印象去评判他们，是有失公允的。

比如，现在的农民工很多都是技术工，说得文雅些称为“蓝领”。

一个好的泥水匠月薪上万，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每年春节，我们都会看到不少农民工朋友开着十几万或者几十万的轿车回家过年。

很多农民工一年的收入比诸多工薪阶层几年的都多。

这样的现实，不知道能不能警醒存有职业偏见的人们。

同样的，如今的社区干部，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社区干部，已经不是一般人能够胜任的。

他们除了要应对处理日常的工作之外，还要花更多的心思在如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上。

长期以来，因为缺乏专业的运营人才，缺少成熟的管理机制，壮大社区集体经济都是一大难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需要有社区干部主动站出来用市场化的思维方式，扛起壮大社区集体经济的大旗。

只是，具备这样能力的社区干部何其少也。

黄埔区鱼珠街成立的茅岗股份经济联合社，说到底就是壮大集体经济的市场化探索，按照社区干部“基本工资+绩效工资+集体经济创收奖励”工资结构，经联社董事长能拿到年薪20万，起码说明社区集体经济搞得不错。

对此，我们不应该是叫好点赞吗？

干吗要横加指责和无端质疑呢？

基层不牢，地动山摇。

社区干部如果一直都是低薪的代名词，社区服务怎么能够提升质量？

社区干部没有可观的收入，又何谈职业尊严呢？

不少年轻人不愿当社区干部，不就是因此工资待遇太过“骨感”吗？

因此，只要社区干部能够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借助市场的力量盘活集体经济，并做大做强，别说年薪20万了，就是年薪50万，又有什么问题呢？

社区干部年薪20万就能引起舆论热议，这不恰恰折射出民众对社区干部还是存有职业偏见吗？

当这样的新闻，不再是新闻的时候，或许才是社区干部真正得到社会认可和尊重的时候。

只是，这条路现在看来，还任重而道远。

困难户屡遭质疑凸显监督无门

　一条“上海浦东新区政府官员慰问困难户家庭”的消息，近日被质疑。

网友发帖称，消息配发的图片里，一家困难户“小汤”弹奏时用的钢琴，疑为德国原装进口的某品牌价值38万余元。

此外，还有网友指出其他困难户家中出现水晶吊灯、双开门冰箱和红木家具。

记者致电浦东新区三林镇政府，相关负责人称，经调查，困难户“小汤”家中的钢琴不是网友所说的30多万元的进口钢琴，“是孩子父母结婚时，用5000元彩礼钱买的二手钢琴，雅马哈牌子的。

”（1月29日《北京青年报》）

　　“困难户家庭”被质疑是正当的，因为他们享受了财政资金的补助，天然应当接受监督。

只是，这质疑的发起实在太过偶然和戏剧性，只是几张远距离的照片，就被扒出了如此多的细节——质疑的精神可嘉，态度却是否认真？

　　钢琴的品牌如何能看清？

红木家具还是红漆桌子？

水晶吊灯又是否只是人造水晶之类的便宜货？

这当然有赖于当地的调查回应，却也能感到些捕风捉影的随意。

其实，也有些反向的推理来否定这些猜疑：

倘若是不符合标准的困难户，当地为何还要将其挑选出来慰问——大张旗鼓地利益输送明显不符常理。

　　事实上，问题的关键不在这些细节，而在于困难户的经济情况太过神秘。

有钢琴就不能是困难户？

且不说二手货、婚前购买等可能，倘若这个自闭症儿童酷爱弹钢琴，那么在家庭经济收入只能吃低保的情况下，能否为孩子保留这个乐器？

很可能，钢琴对他而言，绝不是个奢侈的爱好，而是他跟这个世界的沟通方式。

更何况，各地的困难户标准是不同的，上海困难户家中的情况，恐怕与县城困难户迥然不同。

那种认为困难户家庭就该破败和狼藉的看法，其实并不科学。

　　经济困难，也可以保留最基本的体面。

认定是否符合标准，主要看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而这些都应是有据可查的。

这一切，有赖于科学的认定和完整地公示。

公众看到“不合理”的情况，有地方可以查询；政府遭遇质疑后，也可以方便地及时回应。

事实上，只要足够公开透明，当地街道和邻居这些最了解内情的方面，就是日常最有效地监督。

只要这些制度落实到位，自然避免了“开宝马领低保”的乱象，也会让随意地质疑掀不起太大波澜。

　　质疑是权利，但需要有价值的质疑，起码要有靠谱的证据。

从类似的很多新闻不难看出，问题就在于，陌生人的监督和官方的回应都有些无处下手，或捕风捉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惊慌失措、迟缓而无力……这都是日常工作不到位的结果，也是此次事件最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