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转股与现行法律框架的冲突与协调一文档格式.docx

债转股与现行法律框架的冲突与协调一文档格式.docx

《债转股与现行法律框架的冲突与协调一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债转股与现行法律框架的冲突与协调一文档格式.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公司法》中关于法定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及公司登记成立时注册资本均需认足、募足的规定。

而债转股过程中，AMC以债权为投资手段向国企投资，虽未为不可，“但债权非金钱物品之可以直接供人利用者也。

以债权出资，必俟债务人到期清偿，始为实受其益，而公司亦于债务清偿之日，为实收该股东资本之时。

若到期债务无着，则与未曾出资者，有何少异？

”1]且以债权出资原则上应为对其他债务人之债权，若是针对被投资公司本身之债权，即使实现，亦是以原本公司的借贷资产向自身投资，公司资产并未有任何增减。

再者，我国《公司法》为严格资本确定原则，并规定以工业产权，专有技术作价出资不得超过这公司注册资本20％，其目的无非为防止权利资本有名无实。

而债权做为一种期待请求权，实现与否本无定数，且债转股中之债权乃不良债权，以不良债权占公司绝大多数股份，不能不说是与资本确定原则相违背。

所谓资本维持，系指公司应当维持与公司资本总额相应的财产，其目的在于维护公司清偿债务之能力，保护债权人之利益。

我国公司法中，累计转投资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50％的规定（第12条），有限公司的初始股东对现款之外的出资价值负保证责任的规定（第28条）；

股份公司不得以低于票面金额发行股份的规定（131条）；

除依本法特别规定之目的与程序，公司不得收购公司自己之股票的规定（第149条）；

公司在弥补亏损、提到公积金之前，不得向股东分配利润（第177条）等均体现了此原则。

2]然反观债转股之流程，实有不少与资本维持原则相背之处：

其一，四大AMC实有资本均为100亿RMB，但其接收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都远逾此数，AMC把远逾此100亿RMB的不良资产全部债转股，明显违背《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中关于转投资比例限制的规定。

尽管我国亦有投资公司、控股公司之例外，但是否就意味着AMC可以用“四两拨千金”之力把如此庞大的不良资产全部用于转投资而不受任何限制呢？

其二，《公司法》第28条规定了初始股东对现款之外的出资价值负保证责任的规定亦明显与不良资产为投资手段的做法相抵触。

试想，AMC债转投之目的乃最大限度的回收本已无望的债权，其对债权能否变现心中实无把握，若届时无变现之可能，AMC肯定不可能按《公司法》之规定承担连带之责，追续投资。

其三，资本维持原则还要求公司在提取法定公积金、公益金、弥补亏损之前不得分配利润。

然在债权股之后的新公司中，亏损本来严重，若严格按照这一原则办理，AMC在十年之内到底有多大作为殊难预料。

所谓资本不变，系指公司资本总额，非依法定程序，不得改变，其目的在于保护债权人之利益，同时又防止资本过剩，股东承担过多之风险。

我国《公司法》第216条，关于公司减资之限制及149条禁止公司回购自身股份之规定，第34、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回资金之规定皆是这一原则的体现。

在债转股过程中与资本不变原则相抵触者亦不鲜见：

其一，资本不变要求投资者不能抽出其出资，只能在股东之间转让。

然而在AMC使命完成之后，撤出国有企业乃是必然，其庞大的股份如何处置实是令人费尽心思。

本来若国有股可以上市，问题亦可解决，但在我国特殊国情下国有股，法人股上市偏偏困难重重。

其二，在经济学界普遍主张AMC公司退出之后，可由国企回购其投票，然股票回风又恰与资本不变原则相违背。

股票回购归根结底是一种减少注册资本的行为，《公司法》对减资规定颇为苛严，并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条款，债转股之行为亦当受其阻碍已无疑义。

（二）折衷授权资本制、投资银行制

与公有股上市流通的思路

公司资本三原则乃我国公司法之强行规定，当事人无从回避与选择。

我国遵循大陆法系之传统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乃维护市场交易安全。

交易的效率与安全，历来是市场经济立法所关注的两大要素，适当衡平二者之价值，事关重大。

我国80年代“皮包公司”盛行，“三角债”积重难返，交易安全大受威胁，故而在90年代的公司立法采严格的传统资本立法模式，实有其不得已之原因。

其二，乃维护债权人之利益。

公司乃企业法人，以其实有资本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公司若无一定数量之财产，债权人利益实难保障。

但目前国内经济局势大有改观，尽管以上理由不能不虑，但经营效率，鼓励投资却应当成为我们的首要目标。

同时国外严苛遵循资本三原则者亦已改弦更张，我国再一味的僵化固守传统反而不明。

其缺陷主要在于：

首先，公司成立后，需多少资金，何时求助于借贷，何时求诸公众筹资，取决于公司发展快慢，经济形势等难以逆料之因素，若每次增减资本都要修章程、如股东会、重新登记，不仅增加集资成本，且可能坐失商机。

第二，公众募集公司首期股份能否募足，亦与多种因素有关，若因一小部股份无人认购而致公司无法成立，其巨大代价，仅为保护当时尚不存之债权人，其合理性更令人怀疑。

第三，公司之清偿能力，取决于可以即时变现之净资产，而并非帐面资产。

帐面资产再多，若不能变现，则毫无实益，甚至还会对第三人起误导作用。

因而在60年代之后，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折衷授权资本制，如台湾公司法第156条第2项规定：

公司设立时股份总额得分次发行，但第一次发行之股份，不得少于章程总额之1/4，即适其例。

3]法国公司法第75条规定，股份公司成立时，记载于章程的股本总额，实收资本应达股份总额的1/4，未缴部分，得由董事会在公司成立之后五年内催缴。

美国《标准公司法》第17条亦规定：

除非认购协议另有规定，认购股份不管是在公司设立前后，都应按董事会确定的时间一次缴足或董事会确定的数目和时间分期支付。

可见授权资本制的核心用“授权股份”，即公司在存续期间，除非章程有限制性规定，发行股份的时间、价格、类别等权利均由董事会裁量，不必经股东会批准。

换句话说，授权资本制即不必遵循资本三大原则，即使公司未能募足法定资本之数额，亦能达到成立公司之目的。

折衷授权资本制则采实收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两家之长，既要吸收授权资本制之效率，又要吸收实收资本制之安全，遂成为众多国家公司立法之模式，我国严格的实有资本立法模式在新形势下亦确有改革之必要。

而分析我国目前实行的债转股革新，实是对实收资本制和资本三大原则的极大挑战，以难以回收之不良债权作为主要投资手段，资本确定根本无从谈起，资本维持与资本不变则更不值一提。

若严格按《公司法》之规定，则债转股的公司制改革根本无法推行，冲突再所难免。

在新形势下，引进折衷授权资本制既可与债权股创新相适合，又可借机改变公司法之传统僵化体制，实是一举两得，采折衷授权资本制，成立新公司时须实有一定比例之资本，以防公司纯粹成为“皮包公司”，同时亦不必于成立时即缴足所有股份，而可于公司成立之后的一定期限内分期分批募足，这也正符合债权投资的特性。

用折衷授权资本制可解决债转股与资本确定原则的冲突，而对于资本维持中的转投资限制则可通过赋予AMC投资控股公司或投资银行的功能，来避免转投资不能超过公司净资产50％的规定。

对于资本不变原则与AMC公司十年退出之冲突则可通过允许国有股上市流通转让这一制度，来达到既维持资本不变这一基本原则又可使AMC公司合理合法退出国企之目的。

投资银行制与国有股上市流通转让的思路在下文将详述，在此不多言。

当然，我们在此闸明债转股改革是对公司资本三原则的极大挑战或突破，并分析了折衷授权资本制乃当今资本立法之潮流，但并非主张在我国即刻推行折衷授权资本制，毕竟公司资本三大原则在保障债权人利益方面仍有其不可忽视之作用，4]是我国在90年代深受“皮包公司”之苦后做出的理性的立法选择。

债转股企业倾向折衷授权资本制只能做为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例子而存在，并不意味着中国公司立法普遍的、主导性的立法选择。

渐进式的法律改革思路并不因此被打破，债转股企业其重大意义在于可以做为一种尝试、一种探索为日后的资本立法改革积累宝贵的经验。

二、债转股与国有商业银行的投资限制

（一）金融安全与分业体制。

考察世界金融业的发展轨迹，基本可概括为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由融合到分业再趋融合的历史。

尽管综合银行或“一揽子银行”已成为世界银行业发展的趋势，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业模式仍有相当世界影响。

这种分业体制是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之后率先在美国确立的。

美国政府对证券市场和银行业活动进行精密调查之后，他们认识到银行信用的盲目扩张和商业银行直接或间接的卷入风险很大的股票市场，是1929年股市大崩溃的罪魁祸首，而一旦处于全国经济核心的银行倒闭，整个国民经济便不可避免地陷入崩溃。

于是1937年国会通过了著名的Glass-StengallAct,它将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截然分开，从而在根本上确定了二者的分业体制。

在此之后，许多综合银行都将这两种业务分开成立了专门的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

例如，摩根银行分裂为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与J.P.摩根银行。

而还有一些银行则挑选一种放弃另一种，例如，花旗银行与美州银行成为专门的商业银行，而所罗门兄弟公司、美林公司及高盛公司则选择了投资银行业务。

5]中国改革开放后由于金融监管并未步入正规，商业银行投资房地产、投机股票进屡有发生，随着金融整顿与泡沫经济的破灭，遂逐渐认识到商业银行滥用居民储蓄投资风险业务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巨大冲击，1995年《商业银行法》出台，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

在此之后的《保险法》第104条，《证券法》第131、第133条都从不同角度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是由中国的金融分业体制正式确立。

6]分业体制的确立一定程度上对中国金融稳定起到了相当重大的作用，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能独善其身从某种意义上正印证了这一点。

（二）AMC接收商业银行不良债权，

其本意实为避规分业限制

既然中国实行金融分业体制之大原则，并有相当积极功效，债转股制度的设计者自然不能熟视无睹，于是成立AMC接收银行不良债权，其目的之一即有规避分业限制之意图。

但即使如此，仍有两点不能忽视：

其一，AMC公司虽为收购商业银行不良债权，但其目的却并非通过此种收购重组手段而获利，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的回收不良资产，化解金融风险，将最终盘活之银行资产归之于银行本身。

这一点在国家经贸委及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意见》第一条第1项及目前相当实例得到印证。

7]在整个债转股过程中，AMC不过起到一个集中、过渡的桥梁作用，既无风险又无收益，其性质倒更类似商业银行处理不良资产的代理人或信托者，与商业银行自身介入企业实无稍异。

以此种方法规避现行法律限制并不见得十分高明。

其二，根据《意见》第五条第5项之规定，国家开发银行可自行开展债转股业务，不必成立AMC，亦不必委托他人行使，这一规定与现行分业体制直接冲突已无异议。

债转股法律制度的出台对我国分业体制的冲击与投资银行业的勃兴意义深远。

（三）分业体制的检讨与混业体制

分业体制之推行，其原因有三：

其一，商业银行资金来源大多出自广大蓄户，涉及国计民生，投资于高风险的证券业易引发金融动荡；

其二，由于委托一代理关系中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问题的存在，商业银行自营证券业存在的利益冲突必然会严重危害蓄户及委托人之利益，进而影响整个金融安全8]，其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无疑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然而通观现代金融体制之发展趋势，混业体制正逐步取代分业体制成为世界之主流，德国一直保持综合银行制的混业模式，造就了德意志银行这一全球最大的金融霸主。

英国早在1986年即允许商业银行投资证券业务；

日本则于1996年推行名为“大爆炸”的金融改革方案，目标于2001年前实现信贷、证券、保险全面混业经营；

美国一直是分业体制的典型，也于1997年11月4日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又称《格朗一利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推行金融百货公司计划。

至此，传统分业体制基本已被更为先进的混业模式所取代。

9]究其原因，不外在于：

第一，混业体制更符合金融业做为一般经济产业之特征，有利于促进金融竞争，促进金融服务现代化；

第二，综合金融制，更有利于降低金融发展与行业成本，加速金融增长，第三，各国加剧了对国际市场的争夺，混业模式无疑更具优势；

第四，目前，美欧等国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打破分业体制创造了条件；

第五，混业模式的综合金融客观上更有利于消费者之利益。

入世之后的中国亦必然受综合金融潮流的冲击，在事实上，尽管分业模式乃中国之立法选择，但在法律明文禁止之外，混业经营的趋向或准备业已开始。

1996年中国建设银行和美国摩根.斯担利合作成立了中国国际金融公司；

1999年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投资银行合并；

中国银行的海外全资性子公司中银国际控股公司可以说都是中国发展混业综合银行的尝试。

1999年10月，国家为支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进一步拓宽证券公司的融资渠道，允许证券公司用股票质押向银行贷款，这无疑在银行业与证券业之间开通了一个“输血”管道，银证兼业或实质上的兼业已成事实，中国的全能银行呼之欲出。

10]

与以上中国分业模式的松动相较，AMC的成立，债转股之推行，更是在中国的业已松动的分业体制上又推了一大把。

债权股打破了《商业银行法》第43条关于商业银行不得投资于证券业务，不得投资于企业及非自用不动产之规定，相反，新成立的代替银行处理不良资产的AMC从事业务之广泛不来于西方的投资银行，11]商业银行与各自联系AMC相结合，综合银行已显雏形。

（四）债转股与中国的投资银行业

美国著名金融投资专家Robert.Tun认为所谓投资银行实为从事一部或全部资本市场业务的金融机构，其本源业务为证券承销经纪，其标志性业务则为债务重组、企业并购与资产管理等。

12]从这种意义上说仅仅从事证券承销业务的中国所谓的投资银行—券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投资银行。

据统计，我国券商收入来源大致分为五部分：

承销股票收入、股票经纪佣金收入、保证金利差收入、股票自营收入、其他收入，以利润为100％计，我国券商在企业购并、理财、重组等新型业务收入方面尚不足10％。

13]这一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投资银行发展的落后状况。

或者有人认为，我国投资银行之所以牌目前之落后状态，其原因在于我国根本不需要投资银行。

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我国的企业购并、资产重组、财务咨询从根本说正是需要有一批具有相当规模与专业水平投资银行的参与，在我国的上述业务中，由于没有专业的投资银行的介入，很大程度上还处于一种非理性的或行政主导型状态，企业的并购重组很大程度上并非市场规律的反映，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或好大喜功的一种表现。

因而企业重组后，很大一部分，并非以优带劣，而是劣者逾劣，优者变劣。

目前我国国企改革正处于攻艰阶段，实行优胜劣汰、企业重组已是势在必行，特别是目前我国国企改革的重头戏—债转股，即是企业重组的一个重大举措，从国外的成功范例来看，投资银行的介入几乎是一个共同点，近邻泰国从东南亚危机中摆脱，可以说就是国外大投资银行成功动作的典型。

14]由此，可以说投资银行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也是社会分工专业化、市场化的结果。

我国的债权股改革同样也需要专业的投资银行的介入，但与其他各国经验不同的是，我国并未引入国外大投资银行参与债转股市场，而是成立了业务类似于投资银行的AMC，考察AMC的业务领域实与现代投资银行无异，倒是传统的证券承销业务不在其例，若是券商与AMC联合反能成为真正的中国的投资银行。

从上面我们分析了中国投资银行业务突破现行分业体制的轨迹来看，我国AMC的成立可以说是中国投资银行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我国传统投资银行向现代投资银行的转变，标志着中国的投资银行已不再局限于券商时代而是走向真正的资产业务时代。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指出，AMC的最终出路，不应是10年后解散而应是变为投资银行。

那么，我们既然说债转股之推行，AMC之成立是对我国分业体制的一次巨大冲击，是中国现代投资银行诞生之标志，是否就意味着债转股的推行是我国混业模式的发端或是分业体制终结的标志呢？

AMC几乎都依附于某一国有商业银行，是否意味着我国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涵盖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所有业务的全能银行呢？

我们认为并非如此，我们认为债转股并不意味着分业体制的终结，分业体制在中国仍将并且应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

它也不意味着中国将推行新的综合银行制。

我们仍应坚持商业性金融与投资性银行分开发展的政策而不应一味的去追逐国际潮流。

所有的急功近利的行动都有可能让我们付出昂贵的代价。

实行混业经营，建立综合银行须具备六个基本条件：

其一、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普遍建立，金融内控机制已相当完善；

其二，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机制和金融监管体制相当健全；

其三，金融风险基本化解，市场经济平稳运行；

其四，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金融法律制度基本健全；

其五，统一完整，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要基本完成；

其六，金融从业人员的素质要大大提高。

但从目前我国金融业的情况来看，还根本不具备以上条件，金融企业化并非从根本上得到推行，我国商业银行其业务相当程度上都受制于国家政策与行政决策；

金融风险的控制能力还根本无法与美日等国相比，四大国家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相当低，资本充还率还远未达到商业银行法提出的8％的要求，离巴塞尔协议确立的国际标准亦有相当距离；

目前金融法规也相当不健全，并且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实施，违规事件屡有发生。

这一切都说明我国的金融改革必须慎之又慎，盲目赴追潮流肯定是不明智的。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固步自封，视金融全球化的潮流于不顾，我们完全可以在法律框架内渐进改革之路，我们推行的债转股只能说是这条渐进之路上的一大步，抹杀意义或片面的夸大作用都是不正确的。

三、债转股对银行与财政关系的冲击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维持国家机构运转的财政历来与作为现代金融企业的商业银行及作为金融管理机关的央行是严格分开的，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企业以赢利为目的，与其他企业相较，仅为经营范围不同，其他则不应有异。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即认识到政企不分之弊害，银行商业化，遂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之重点，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央行与经营性银行相分开亦成国人之共识。

九十年代中期做为金融体制改革的成果，《商业银行法》第4条第1款、第3款即表明：

商业银行乃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以其全部法人财产承担民事责任的金融企业。

这一规定，实际上充分表明了我国政企分开的决心，其目的在于给银行以压力与动力，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至于中央银行与财政的关系，财政不得向央行透支几乎是国内外的通行做法，在90年代初，我国不遵循这一基本规律，结果造成通货膨胀，泡沫经济的风潮，于是建立中国真正的中央银行成为必须。

1995年颁布的《人民银行法》第2条即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的中国银行，其主要职责在于对金融业进行监督管理。

第28条即明文禁止中央银行对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从以上对银行与财政关系的分析。

我们不难看出财政与银行的关系必须根本划清，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反思后做出的理性的制度选择是与国际通行做法相一致的。

我们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债转股改革进行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它使我们经济体制改革中银行与财政这对本已理清的关系重新变得模糊。

按照《条例》之规定，AMC的资产全部由财政核拨，用于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最大限度的运用各种手段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并且这些不良贷款并非按照其市场价值来核定，完全依帐面价值来衡量，说到底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了银行资产剥离后暴露出来的严重资金不足，也就意味着银行的损失由财政来负担，15]我国商业化改革中的银行又变成了一种只负盈不负亏的政府的职能部门。

如前所述，我国国有企业资金来源由划拨改为贷款后，建立起许多根本毫无自有资金的国企，拨改贷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应当对目前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负责，这种政策性呆帐产生的原因在于本该由财政负担的投资压到了银行的身上，换句话说实质为财政对银行的一种透支，尽管人们一度并未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而是在暗自庆幸为国际财政节约了大笔开支，而国有企业的债转股又使得这一问题暴露无遗。

至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相当一部分进行债转股的不良债务都是由于财政隐蔽的透支银行而致，这种对银行的透支必然又导致央行增发人民币，因而可以说是财政对央行的透支，而这一点又恰与《人民银行法》第26条相悖。

这种结局使国家不得不成立AMC，完全由财政拨款来弥补因此造成的恶果，所以有人认为债转股的实质是财政向国企再投资并非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