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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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人民日报：
中国预计从2024年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
2016年06月12日06:
14来源：
人民日报?
作者：
郑秉文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
综合来看，再用六七年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无太大悬念。
问题的关键是，进入高收入阶段以后，我国同欧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因此，必须着眼长远，在现阶段就加大结构调整力度、重塑增长动力源[%?
资金?
研报]，使我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依然保持强劲发展动力，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经济长期趋势如何？
在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前后如何保持强劲增长动力？
总结我国实践经验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验，可以得出一些启示。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及其发展经验
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最早走上工业化道路，近代以来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借鉴。
二战以后，先后又有一些经济体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首先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几个小型经济体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纷纷进入高收入阶段。
然后是中东欧转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南美大陆的“优等生”，进入本世纪以来先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是南美一些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
智利和乌拉圭在这一年成功跨越二战后南美国家集体陷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率先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南美国家。
先后发展起来的这些经济体，它们保持较高发展水平或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历史条件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经验各有千秋，总的来说可归纳出三条主要经验：
第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技术进步的推动和创新活力的激发使这些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发展巅峰；虽然后来经历了经济波动和危机，但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第二，坚持对外开放。
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抓住转变增长方式的历史机遇，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搭上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因而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实行市场经济。
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基础较好，在转型之初人均国民总收入就达到2000—3000美元，转型之后实行市场经济，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在南美大陆，智利和乌拉圭之所以能够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因为它们是南美大陆最规范地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
展望中国经济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四个发展阶段
参照世界银行对四个收入组的划分，可以对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相应划分和前瞻性预测。
对照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深入分析这四个阶段可以发现，我国已基本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
第一阶段是低收入阶段（1978—1998年）。
在这一时间段，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0美元增长到820美元，用20年时间从低收入阶段走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农村包产到户到城镇国企改革，从产权明晰到引入竞争机制，生产力发展潜力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不断释放。
第二阶段是下中等收入阶段（1999—2009年）。
我国经济增长在这个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劳动、资本、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等有形要素投入不断加大，增长动力主要来自要素驱动。
在这一阶段，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对外贸易成为重要增长引擎，外汇储备增长了十几倍；投资率保持高位；房地产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然而，高投入、高增长也付出了资源环境代价，增长不可持续的矛盾凸显出来。
第三阶段是上中等收入阶段（2010—2023年左右）。
2010年，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
同时，经济增长开始从高速换挡为中高速，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
按照中高经济增速来推算，我国走出这一阶段将用约13年时间。
在上中等收入阶段，传统要素的优势逐步消失，大规模投入受到制约，增长速度减缓，要求尽快提高生产率，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为此，党中央及时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率；通过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企业生产率、投入产出率和竞争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确保经济中高增速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
第四阶段是高收入阶段（预计从2024年左右开始）。
高收入经济体并不必然是发达经济体。
成为发达经济体要符合一套综合评价体系，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必须是技术创新型国家，必须以技术创新作为驱动增长的根本动力源泉。
目前，我国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上升至%，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创新发展是党中央提出的新发展理念的第一条，提高创新能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这些新理念和新举措，既着眼于解决我国当前问题，也着眼于实现长期发展。
只有认真贯彻这些新理念、新举措，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才能顺利实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跨过高收入门槛后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
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只要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再过六七年，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无悬念。
届时，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
我国在跨过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门槛之后，还有漫漫长路要走。
目前，高收入门槛是人均国民总收入万美元，而美国已达万美元，卢森堡超过11万美元，跨度很大。
对我国来说，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下一个目标是迈向“中等发达国家”。
中等发达国家目标是上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谋划“三步走”战略时首次提出的。
用人均指标来描述，中等发达国家大约相当于2015年韩国所达到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万美元的水平。
如果按照中等增长速度，剔除价格因素，2035年前后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达到万—万美元（2015年价格）。
这是我国经济将经历的又一重要阶段，可以看作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第五阶段”，直接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和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道路上，尽管将迎来更大的挑战，但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成功实现目标。
从前述经济体的发展经验中，我们还可以得到如下三点启示。
首先，从欧美发达国家所显示的经验可见：
随着经济发展，创新驱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要素驱动为主的增长必须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每年对此投入巨大。
进入高收入阶段后，推动创新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创新驱动的效果要用能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检验。
越是在高收入阶段，越需要提高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其次，二战后两批进入高收入阶段经济体的重要经验分别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而这两条正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经验。
其中，前者是外部条件，后者是内部条件。
进入高收入阶段后，这两条基本经验依然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
第三，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往中等发达国家的道路上，要想更充分释放经济潜力、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努力增强软实力。
软实力属于“无形要素”，在高收入阶段其重要性不亚于有形要素。
增强软实力的途径主要是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而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从现在起就应加倍重视，将其作为跻身中等发达国家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基石。
要通过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使我国的软实力比硬实力还要强、还要硬。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研究所所长）
刘世锦：
中国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
2016年06月12日06:
11来源：
人民日报?
作者：
刘世锦
中国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
供给侧改革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人民观察）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发生重要转变，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
于是，关于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议论多了起来。
这个问题应放在长期增长框架下并在国际比较中加以分析。
中国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
二战以后，先后有许多经济体进入工业化历史进程，但只有少数经济体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
从中可以观察到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速度回落。
一种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在人均国民总收入不超过六七千国际元（购买力平价指标）时增长速度回落，陷入增长缓慢、停滞乃至倒退的困境。
这些经济体大多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抑制市场力量的发展，借用大量外债，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有的迫于民粹主义的压力，实行难以承受的高福利政策，最终导致高增长难以为继。
典型代表是部分拉美国家。
另一种是经历了一个更长时期（通常是二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在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时增长速度出现回落，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并跻身于高收入行列，其典型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
这些经济体具有较好的市场基础，同时也有发展导向的强政府，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形成了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近年来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体上相当于11000国际元，增长模式和轨迹与东亚经济体显示的增长规律较为相似。
从长期增长框架看，我国已经成功利用了工业化时期高速增长的潜力；当前经济增长条件出现一系列重要变化，构成经济发展的新困难，经济合乎规律地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应该认识到，我国现在达到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当年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发展水平，已经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
只要经济能够实现由数量追赶向质量追赶的平稳转型，就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一个“转型再平衡”的过程。
从需求侧看，以往长时期带动高增长的低成本出口、大规模开发建设、排浪式消费等主要需求发生深刻变化和调整。
在供给侧，由于重化工业调整相对较慢，部分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企业亏损扩大。
但从今年一季度情况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下，部分工业品价格有所回升，工业企业效益由降转升。
如果去产能到位，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回升，供给侧也有望调整到位。
随着供需两侧达到新的平衡，我国经济将进一步释放增长潜力，进入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中高速增长期依然是追赶期。
目前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约为8000美元，与发达国家人均四五万美元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如果说以往高速增长期主要是数量追赶，今后将更多地表现为质量追赶。
在这一阶段，创新活动比重将有所增大，但大多数还是追赶型的，仍然需要重视向先行者学习，并要由过去的“铺摊子”转向“上台阶”。
与数量追赶相比，质量追赶对发展条件、体制和政策环境都有更高要求，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突出问题。
纠正资源错配。
目前，行业之间生产率的差距依然较大，这表明要素流动不畅、配置欠佳。
其根源在于市场机制不健全，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和定价受阻。
通过深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不仅可以使传统行业继续释放出可观的需求，而且能够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提高生产率，化解潜在风险。
激励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既包括发展新兴产业，也包括在已有产业中采用新装备、新技术，同时还表现为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提升，比如由低端制造提升到高端制造，更加注重设计、研发、品牌等。
产业升级将带来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产业集中度的适当提高；将更多地开发和利用中高级生产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将通过制度和文化建设全面推动精致生产。
营造创新环境。
主要是形成有利于市场发挥作用的体制和政策条件，使创新要素在更充分的市场竞争中流动，聚集到创新更容易成功的地方，全面提高创新效率。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有利条件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和优化配置，将为我国加快质量追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条件。
目前，应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优先领域加以推进。
放宽准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
近年来的商事制度改革，在小微企业准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进展，现在更需要突破的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领域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
这些垄断行业的投资看起来已经不少了，但其实非常需要有活力的新投资加入，以大幅提高投资效率。
应进一步放宽这些领域的准入条件。
促进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
推动城市发展从以往的孤岛型转变为网络型，带动大城市之间大量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加强互联互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优化调整，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
为此，应下决心打破城乡之间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
在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营造创新环境。
创新与模仿具有实质性差异。
在模仿阶段，政府职能主要体现为指定技术路线、做好规划。
在创新阶段，政府职能则主要体现在保护产权，稳定企业家和科研人员的预期，为创新活动提供有效激励；深化各项改革，促进创新要素流动、聚集和优化配置，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为创新提供金融支持等。
同时，还应使改进创新环境成为地方竞争的新元素，推动形成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抵制经济泡沫的干扰，引导资源流向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领域。
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
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是直接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的。
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实体经济为本的理念和政策导向。
对于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等极易形成经济泡沫的行业，必须高度警惕，及时抑制各种形态经济泡沫的泛起，防止出现大量资源脱实向虚和经济活动的大幅波动，把资源尽可能引导到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领域。
调动人的积极性，完善干部队伍激励机制。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至关重要。
应乘势前进，持续优化政治生态，在“关后门”“堵歪门”的同时“开前门”，探索符合国情和现代治理要求的长效机制。
应给基层更大的试验空间，在把握方向、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同一改革可以有几种方案同时试验，相互比较、补充、完善。
基层试验可以为创新型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也有利于少走弯路，降低制度和政策创新的成本。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李迅雷：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能靠投资
2016年05月21日13:
33来源：
凤凰财经综合作者：
李迅雷，
2015年天津的名义GDP为16538万亿，常住人口为万人，因此，2015年天津的人均GDP应该为万元，折合美元为万元（按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
，下同），这已经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标准（12,616美元以上）。
不仅如此，天津作为直辖市，这些年来它的人均GDP水平一直高于北京和上海，成为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人均GDP水平第一的行政区域。
我感兴趣的是，当人均GDP水平超过高收入国家标准线之后，是否意味着居民是生活水平也达到高收入国家居民的类似水平，是否意味着该区域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关注人均GDP增长与收入不匹配现象
为何世界银行把人均国民收入（GNI）作为衡量一个收入水平高低的标准？
人均国民收入不是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等同于是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由于中国的GDP与GNP相差极小，故可以用人均GDP来替代GNP（或GNI）。
或许人均GDP更容易获得和进行比较的缘故，但是，通过比较天津与其他直辖市和各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发现天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增长不匹配。
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仅低于北京和上海，而且还低于浙江、江苏。
如2015年浙江城镇可支配收入占GDP之比为%，上海%，但天津只有%，与前者竟然差20%左右。
天津作为人均GDP最高的大城市，为何人均可支配收入会远低于上海，甚至包括农村人口较多的浙江、江苏等省呢？
是否居民收入水平被低估了？
最近蚂蚁金融根据他们统计的居民网络消费数据，也发现了天津在网络消费的人均水平上明显低于上海、北京、浙江、江苏、海南、福建、广东，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为前七个省市的消费权重较大）。
因为网络销售的数据可以通过支付宝等交易和结算数据来获得，相对真实可靠，统计简便，看来还得承认天津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的事实。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天津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呢？
我觉得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可能与产业结构有关。
天津的第三产业占比才52%，比全国平均水平只高两个百分点，而且还是2015年首次超过50%，而上海和北京都在70%左右的水平了。
说明天津的服务业占比与其他城市相比还是偏低。
第二，与民营经济不发达有关，统计显示，2015年GDP的贡献比例中，民营经济只占47%，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由于这些年来国有企业整体利润水平下滑，出现负增长，这也会导致国企员工的总体收入水平难以提升。
第三，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传统产业占比估计较高，故也面临产能过剩或盈利增速下行的问题。
尽管天津也有高新技术开发区、自由贸易区等，但目前看，对经济的贡献度不大，如天津的统计公报说，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只有%，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公报中，高技术产业投资32598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
或许这两个指标的涵盖范围不同，但不改变结论。
事实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较低是普遍现象，不只是天津特例。
因此，天津是可以作为一个较典型的案例，来说明全国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缺陷。
可支配收入占比过低导致消费不足
我们一直说中国需要结构调整或结构性改革，我觉得，中国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不是创新驱动不足，也不是产业结构问题，而是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过低，投资占比过大。
如2015年全球各国的最终消费/GDP平均水平大约为70%左右，其中美国%、日本%，但中国只有%。
一般的解释是由于中国的高储蓄率导致投资占比过高，消费占比过低。
但是，国民储蓄包括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中国储蓄率高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储蓄率高，居民储蓄率当然也是偏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养老及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体系不健全所致，此外，还有贫富差距过大导致了高储蓄假象。
消费不足更主要的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过低，如2014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之比为%，但美国2014年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之比为%。
彼此相差达26个百分点。
为何差距会那么大呢？
这可以从GDP的构成中找原因。
GDP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项是劳动者报酬，也就是全体劳动者的全部税前收入，包括工资、社保及其他福利，也包括个人所得税。
第二项是生产税净额，即政府在生产过程中收取的税收，主要是增值税。
第三项是固定资产折旧，即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资本。
第四项是营业盈余，主要是企业的税前利润，包括企业所得税。
从中可以发现，折旧、税收、社会和其他福利支出提高虽不会影响GDP总量，但会对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带来负面影响。
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最直接的影响是政府的税收和非税收入，其中税收的年均增速要大大快于GDP增速和居民可支配收入。
非税收入中，中国的社会保险远高于美国，如美国企业的养老金缴费率不高，只有名义工资的%。
。
中国企业在缴纳的“五险一金”中，企业需最低投入个人工资的35%，个人最低需缴纳个人工资的16%。
如2015年天津用人单位和职工社保缴费基数最低和最高标准分别上调到2812元（涨11%）和14058元（涨10%）。
这意味着，即便月工资不到2000元，企业和员工也得按照2812元的缴费基数下限缴纳社保。
另外还要扣除住房公积金，比例各个城市不同，但天津、北京等较高。
那么，为何浙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之比要超出全国水平13个百分点呢？
我们可以把可支配收入进行细分，根据统计局数据，2014年浙江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营性收入接近6000元，高居全国之首，是天津的两倍多。
说明浙江的民营经济发达，财源广进，同时，也不排除存在避税和逃税现象。
从网上消费水平看，尽管浙江的人均GDP全国排名第五，但网销水平排第三；江苏人均GDP排第三，但网销水平排第四。
此外，福建、海南的网销水平也明显超过它们的人均GDP水平。
如果在将网络消费的产品进行细分，可以发现，天津在享受型网销的排名竟然在第12名，这充分说明，GDP的高增长和人均GDP步入高收入国家水平后，不意味着消费一定能升级。
由此看来，中国确实需要减税和降低五险一金的缴纳比重，否则的话，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就很难提高，消费对GDP的推动作用也十分有限。
但可悲的是，尽管社会缴纳比例很高，但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却依然很大，这就是长期存在的所谓两难，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估计这些问题都绕不过去，如果不通过税制改革来推进，今后还会变为三难或四难。
靠投资稳增长后患递增
全球经济的普遍规律是，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也能得到相应提升。
因此，中国也十分在意GDP的增长速度，而且，很少有国家把GDP增速作为发展目标的，中国是其中之一。
这些年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确实也略快于GDP增速，尽管总体跑输GDP，但收入在GDP中的占比过低、消费对GDP的贡献过小，却是不争的事实。
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居民生活水平，GDP只是诸多经济数据中的一种体现。
但如果把GDP这个数据当成了目标，那么，很多经济政策，就会围着这个目标转，就会想方设法去寻找可以提高GDP数据的捷径。
其中，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是一条最具有操作和操控性的路径。
因此，我在作GDP三大构成的国别比较时，发现中国在2011-1014这四年间，资本形成（也就是通俗讲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7%、47%、48%、46%。
与中国该指标相同或超过中国的，只有四个国家：
赤道几内亚、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和不丹。
印度2014年的水平为32%，美国19%、德国19%，日本21%，韩国29%、中国香港24%、俄罗斯20%，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22%，中国的资本形成占比要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倍以上。
2015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亿元，比上年增长%，占GDP比重达到83%，如果按名义GDP增速7%、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0%这一假设演绎下去，那么，到2021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就超过GDP总额了。
因此，这种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一定会带来债务的不断上升和产能过剩，是持续不下去的，实际上也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仍以天津为例。
2015年天津的人均GDP水平为万亿，理论上早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的圈子里，但天津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014年）折算为美元，只有4435美元。
而那些发达国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一般都要占人均GDP的70%左右，假设高收入国家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最低线为60%，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必须达到8200美元才能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那么，天津就差远了。
如按此作为高收入国家标准（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必须达到53300人民币或8200美元），那么，迄今为止中国包括尚无一个省市能够达到这一标准，包括上海、北京或深圳。
如果再按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为70%这一全球平均水平来衡量，则中国最发达地区的消费水平，离高收入国家相距更远了。
2015年天津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比重为79%，与全国平均83%的水平比较接近，说明天津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度较高。
而重庆的投资占比更高，超过90%，因此，我一直怀疑，这种严重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结局恐怕很难乐观。
相比之下，上海、北京、深圳这些年来的投资增速不高，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在逐年下降，这三个城市的投资占比与全球水平接近，这就是经济良性发展的体现。
如果单看数据，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2616美元的城市据说已经有42个了。
但如果按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水平来看，我认为一个都没有。
其实，是否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用数据检验，单凭感觉就可以了，如果你到那些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去转转的话。
不过，从今后的发展势头看，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8200美元的城市还是会有不少，我估计在2018年前，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这五个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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