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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
”（《在现代中国的夫子》）经过封建统治者的倡导和各种面的宣传，以子为代表的儒术，在百家中得到了独尊的地位，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而成为奴役人民的枷锁。
从这一面来说，司马迁的《子世家》是起着不小的作用的。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还是重道轻儒，而司马迁则是独尊子，班固批评他“是非颇缪于圣人”，“先黄老而后六经”；
这固然也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观点跟儒家传统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分歧，但这显然并不是根本问题上的分歧，而只是一些枝节上的分歧而已。
司马迁在他的传记文学里，对于那些保卫国土、关心国事的历史人物，他总以饱满的热情和敬意去描绘他们，歌颂他们。
在《屈原列传》里，他一面谴责楚怀的昏庸和贵族政治的腐败，同时又一再强调屈原即使在被迫害流放的漫长岁月里，仍是念念不忘他的故国。
《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思想容，主要是突出那两位人物以国事为重的精神。
蔺相如能忍辱负重，先而后私怨，廉颇很受感动，终于“肉坦负荆”，团结对外，挽救了国的危亡。
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
蔺相如引壁睨柱，及叱左右，势不过诛；
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
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
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廉颇蔺相如列传》）
在这些赞语里，可以看出司马迁对蔺相如这类人物满怀敬意。
再如他写信陵君、写燕太子丹、写牧、写田单、写躅、写广这些人物时，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发扬这种精神，灌输这种思想。
这在封建社会的某些历史时期，曾经起过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本来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司马迁宣传这种思想，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
P170—172
3、态度肃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掌握了丰富的资料，除班彪指出的《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几种主要的参考书以外，还参考了六艺、诸子书以及各种档案和其它文献。
同时他在各地漫游中，还随时在民间采访遗闻逸事和收集传说。
......
所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由此可以体会出司马迁在搜集材料、整理材料面的辛勤劳动。
他有了那样多的材料，却不是生吞活剥，堆砌罗列，而是经过分析判断，再加以选择运用，在写作上表现出肃的态度。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
然《尚书》独载尧以来；
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
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
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
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五帝本纪》）又说：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史记·
伯夷列传》）由此可以看出他写作态度的认真，选用材料的谨慎详。
他注重“考信”的精神，又强调“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独立思考。
......因此《史记》取得了“实录”的好评。
P166—
2、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上，复旦大学，年月？
汉代的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文学的地位既使不如政治、哲学那样显要，至少已经被看成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也就是文学的价值开始受到了重视。
具体表现之一是出现了汉赋（又称辞赋）这一种完全以文学感染力本身为目标的文学样式。
具体表现之二，是文学创作的兴盛，以汉武帝时代为例，写作辞赋的有武帝本人，有等诸侯，有御史大夫倪宽等公卿大臣，有董仲舒、司马迁这样的名儒学者，更不用说还有司马相如等一批专门家。
作品的数量与先相比可谓惊人。
据班固《两都赋序》说，成帝时整理从武帝以来各种人士奉献给朝廷并且还保留着的辞赋，总数有一千余篇。
......p171
具体表现之三，是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学活动的文人群，他们仅仅或主要凭借文学才能而得官职，并以文学写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
这一现象，是先时期所未曾有过的，而在此后的中国文学史上则成了常态。
171—172
具体表现之四，是由于辞赋创作的兴盛，作品的增多，汉代初步出现了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意识。
在《史记》中可以看到，作者在论及儒学及一般学术时，多用“文学”一词；
在不指学术而带有词章意义时，多用“文辞”或“文章”。
以上四点证明：
在汉代，以辞赋的创作为中心，文学的价值确实开始受到重视。
但同时也指出：
这种重视的程度毅然是有限的，而且是受到其他价值观的束缚的。
至少在理论上，文学还没有被承认具有完全独立和高尚的价值。
P173
第一编先文学第四节《战国策》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
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战国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统一以后。
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
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一、西一、五、齐六、楚四、四、四、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一。
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统一。
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
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
有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
如《策》中著名的“唐且劫”，写唐且在廷中挺剑胁逼嬴政（即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一类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
P115
《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
向序说：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
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
”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
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
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适合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暮楚，毫不为怪。
如始以连横之策劝说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说联合六国抗。
他游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
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
于是他感慨道：
嗟夫。
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
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
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踌躇满志的神情。
这些在今天看来也是不值得赞赏，但在当日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受贵族压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这样写比虚假的说教更富于真实性。
另一面，由于策士以一种比较自由、可以择君而辅之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战国策》又主要取材于策士著作，故书中对士的个人尊和个人作用，给予强有力的肯定。
《齐策》中记颜斶见齐宣，呼：
“斶前！
”斶亦呼：
“前！
”他还滔滔不绝地论证了国无士必亡，故“士贵耳，者不贵”的道理。
《策》中赞扬，“特穷巷掘门桑户惓枢之士”，却使得“天下之大，万民之众，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绝于之策”。
这当然是夸大的，但这夸大中显示了策士们的自信，也是平民中优异人物的自信。
P115—116
《战国策》还热情讴歌了多位义侠之士的豪情壮举。
“侠”也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不受权势拘勒的人物。
他们以自身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重义轻生，感情激烈，显示出具有贫民意味的道德观。
所以“侠”总是为放任不羁的人们所喜爱。
总而言之，《战国策》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不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说话。
由于《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当然从历史学的眼光看这是缺陷），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
P116—117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
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
那些奋起草莽而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的最重要的部分。
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
尤其将汉历史剧变之际的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受人轻视的情形；
而写那些不得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地不可一世的情形。
前者如邦、信、，后者如项羽、斯、田横。
又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力、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
如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
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
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
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P216—217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
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
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
他常常用比较的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
如《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代、厉却享得天年；
《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
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猥琐的人生。
《史记》中写的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
《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
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
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
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沉江......。
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
他告诉人们：
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
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3、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古籍，2002年1月。
战国之史存于后世者少，主要著作是《战国策》。
但此书不仅是历史，也是纵横家言。
这部书的名称是向定的。
向在《战国策序录》中说：
“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
又有别国者八篇，少不足。
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
”“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
臣向以为：
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谋策，宜为《战国策》。
”由此可知，在向校订命名之前，这部书是没有定名的，编次也是杂乱的。
向不但予以定名，并且做了整理编次的工作。
P100—101
向是汉代最后一个整理编次者，在他以前这书大概已经有人编次过。
司马迁作《史记》的时候所见策书的规模已同向校订之本差不多。
今本《战国策》文字见于《史记》者，计有《东策》五事，《西策》七事，《策》十八事，《齐策》十四事，《楚策》五事，《策》十三事，《策》二事，《策》十一事，《燕策》十六事，《宋卫策》十二事。
除《策》外，司马迁所采，几乎遍及全书。
P101
像《战国策》中所收的这类文字，在战国末年以及汉之际，在社会上流传的可能不少。
司马迁和向所见之本，都是所谓“中书”。
“中书”之外，也有传本，从近年汉墓发现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来看，则今本《战国策》之外，同类的文章，当复不少。
这类文章大概是战国后期一些从事纵横活动的人、人物所编造的，其中有史实，也有虚构。
有些事策士的策谋，有些事一般的传文记事。
编者大概不是一人，成书也不在一时。
向说“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因为中间杂有“兼天下”以后的事。
纵横家是战国时期最活跃的人物，、仪一流的言行事迹，曾为一时游士所倾慕，加以汇辑，广为传播，是很自然的。
并六国，纵横之学虽然一度失去用武之地；
但楚汉之争起。
很多游士又开始纵横活动。
直到汉初，此风仍然未息。
以致武帝建元元年还有不用“申、商、非、、仪之言”的明令。
由此也就可以看出，纵横家的言论在汉之际曾是盛行一时的。
纵横家的言论，本是乱世之学，汉朝一统天下，作为纵横家，是美玉活动余地了，但作为战国纵横的一代之史，《战国策》却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某些重要的侧面，而且，作为纵横家的言论，《战国策》更是代表这个时代文风的重要著作。
《战国策》的思想容有了新的历史：
《战国策》基本上是纵横活动的历史，是纵横家的言论汇辑，尽管并不纯粹。
《战国策》的思想，不同于《国语》和《左传》，突出了商以来的传统观念，其中最突出的是宣扬纵横家的人生观和道德观。
这种思想是前此诸书没有的。
首先，《战国策》既不讲“敬天保民”，也不讲“民为邦本”，而是“”“扶危持倾，为一切之权”，以“转危为安，运亡为存”。
“捐礼义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镢”。
试看仪等人的游说之辞便可发现这样的思想观点。
P102
仪等人在政治上讲权术谋诈，在人生观面则讲个人进取。
P103
这些游士为了个人进取，有时公然不讲信义，公开抛弃传统的道德信念。
其次，在讲天的作用时，《战国策》不再讲敬天、爱民，却反复宣传贵士、重士、强调游士的作用。
例如《齐策四》：
齐宣见顔斶曰......P104
《战国策》的主要思想容是上述两点，即主要是反映了仪一流游士的思想倾向。
但书中也有另外一些游士，其思想倾向并不如此，有的游士并非都是仅仅追求富贵，也并非只讲权术。
象连、虞卿、触龙、庄辛等人的言行便不同。
P106
从以上这些思想言论看，则《战国策》一书所反映的游士思想，是不可一概而论的。
有些思想在《战国策》中虽然不是主流，却也是很有影响的。
P107
还有，《战国策》的基本容是以纵横家的思想为主，但也杂有儒、道、法各家的思想。
《战国策》的艺术特征：
历来评论此书的人，尽管批判书的思想，却不得不肯定其文章。
例如文叔《书战国策后》就说：
就是说，《战国策》的思想容虽不足道，其“文辞之盛”，则是非常动人的。
其实，《战国策》的文辞和它的思想容也并非没有联系。
下面列举几点主要特征：
首先，由于这些游士的思想是打破传统的，说话是无所畏忌的，于是形成文章，便有“放言无惮”、直言不讳的特点。
例如《策一》写说失败，受到家人冷遇时的话，以及他说成功时说的话，言语都是赤裸裸的；
感情的表达，也是无所掩饰的。
可以说写出了这类游士的真情实感。
这是《国语》、《左传》的文章里所没有的。
P109
其次，由于当时游士特别被尊重，“所在国重，所去国轻”，他们庭说诸侯，往往扺掌而谈。
因此，形成文章，也就有气势雄壮、纵横驰骋的特征。
再有，一些游士，庭说诸侯都能列举事实，并非抽象说教，章学诚所谓“未尝离世而言理者”，在《战国策》也很突出，语言是极为具体形象的。
还有，由于战国的“君德浅薄”，文化水平也低，游士为了说服君相，不仅善于隐譬设喻，而且还特别善用通俗的比喻，甚至多用寓言故事，这样一来，文字也就更加形象生动。
P111
班固在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之后，也说：
“自向扬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
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p295—296
《史记》以“实录”而为“绝唱”，有个重要原因，是司马迁生当武帝之世，虽然正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际，但他仍然继承了先的学风和文风，......p296
《史记》人物传记是有新的特点的，比先的史传更带有传记文学的性质。
这表现在几个面。
（1）增加了故事情节
《史记》的人物传记比先史书增加了故事情节，可以睢的事迹为例......
p316
一篇《睢传》，虽然沿用了《战国策》的某些素材，但在安排故事情节面，则极费匠心。
这样的文章，同《战国策》相比，在写人面，虽然增加了多的文学因素，很富有传记文学的特征。
P318
（2）增加了戏剧冲突
人物传记富于戏剧性，也是《史记》一书的新特征。
《廉颇蔺相如列传》可以为例。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说：
“廉颇事，《国策》记载颇略，而无一语及蔺相如。
此传多载他书所不载，则安知非与《世家》同得诸人别记乎？
”现在看来，此传所载多于《国策》者，自然是司马迁得之于《国策》以外的材料，但其中叙述描写之富有戏剧性，则非先传记所曾有。
......象这样的故事情节，不仅具体生动，而且非常富有戏剧性的特征。
类似蔺相如这样机智勇敢的行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并不是绝无仅有；
但将人物间的矛盾冲突写的如此紧而激烈，则是极为罕见的。
《左传》之写沫，《战国策》之写唐睢，都有类似的情节，却都是比较简单的。
只有荆轲逐于殿上，情势比较紧，冲突比较激烈；
但《战国策》的这些记载，有人即疑其出自《史记》（《史记论文》），从文章体制的发展看，这种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P320
但史书虽不可尽信，《史记》的人物传记还是致力于写实的。
尽管其中增添了多文学的因素，司马迁又不免有“爱奇”之讥，却并未捏造历史或歪曲人物。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刺客列传》的赞语。
其文云：
太史公曰：
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
又言荆轲伤，皆非也。
始公季重董生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由此可见，司马迁写人物传记，首先还是注意了历史的真实，不在追求离奇的情节；
材料的取舍，自有裁夺，这是说得非常明确的。
P321
又在《列传》的赞语中写道：
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
然世言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
夫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
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被恶声焉。
从这一段话里更可看出司马迁写人物传记是非常认真的。
他不仅注意历史的真实，而且驳正了传闻的讹误。
这里既表明了司马迁作为史学家的责任感，也表现了他处理史料的肃态度。
尽管从近时发现的所谓“战国纵横家书”来看，《列传》并非没有讹误；
但司马迁在他所能见到的史料围，还是尽力的。
P321—322
（三）写进了生活细节
《史记》的人物传记，常用一些生活细节表现人物的某一特征，遂使人物的形象性格令人难忘。
这种写法是司马迁所常用、后代史书所缺少的。
例如《斯列传》......
又如《万叔列传》......P322
4、（日）藤田胜久著，峰（日）广濑薰雄译，《<
史记>
战国史料研究》古籍，2008年1月。
末到楚汉之际，各国再次进行合纵连横，于是会有纵横家的流行，是他们编纂了战国故事。
到了汉初，由于在东设置诸侯国，所以纵横家仍然会流行。
经过了楚七国之乱，到武帝时期，这一情况才有变化。
《汉书》卷六《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条云：
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两千、诸侯相举贤良正直言极谏之事。
丞相绾奏：
“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非、、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奏可。
因为汉朝实际上已经实行郡县制，以此为背景，汉朝将申不害、商鞅、非子的法家，以及、仪的纵横家均指为危险思想加以禁止。
司马迁是在这种情况下撰写《史记》的。
尽管当时纵横家已经成为危险思想，但他还是按照他自己的评价收录了他们的故事，这一点值得注目。
至于《史记》问世以后的情况是这样的。
据《汉书》卷80《宣六传》记载，西汉末成帝时期东平宇来朝，他上疏索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史记）》。
以下是当时的议论：
《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齐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
不可予。
......对奏，天子如凤言，遂不与。
P202
这里直接讨论的是要不要将《史记》抄写给东平，其中反对意见之一是《史记》记载有战国纵横家的权谋。
根据这一讨论，与《史记》、《战国策》相同的战国故事并非单纯的事件记录，当时人认为这批资料具有一定得规性。
P203—203
若如此设想，为什么《汉书》卷30《艺文志·
六艺略》会将《战国策》跟《太史公百三十篇（史记）》一起归属于春秋家，视其为规性、训诫性的书籍，就可以理解了。
P203
5、大可《史记研究》，人民，1985年4月。
《论史记取材》p230
一、载于《史记》中的司马迁所见书
樵曰：
“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见于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
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
”又谓迁书“间以俚语”，“时插杂言”，疏于笔削，“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
”按，氏本是推重《史记》的，称它是“《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对《史记》作如此跌宕抑扬的，樵是第一人。
观氏之意，不过是借《史记》以自重其书，一抑一扬皆为自衬。
以实考校，樵之讥，既谓深究《史记》本书，亦曲解班氏父子之言，班彪、班固父子对《史记》虽致不满之辞，但并没有说《史记》采录不博，恰恰是指责司马迁采录泛滥。
兹录班氏父子之论以观其辞：
——班彪曰：
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
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以多阅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
（《后传略论》，载《后汉书·
班彪转》）
——班固曰：
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或有抵牾，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赞》）
班氏父子均讥《史记》“甚多忽略”，探其源“务以多阅广载为功”，“亦其涉猎者广博”也。
班氏父子的评论是否允当，估置不论，然谓司马迁采录广博则是事实。
其所举《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仅举其要，说明《史记》之所自出，并不是指司马迁仅凭数种书就编撰出了贯穿几千年的通史。
樵所言“跼蹐于七、八种书”乃曲意贬抑《史记》以自炫《通志》之宏博，真是用心良苦，大言无根，是不足为据的。
司马迁作史，采录至为宏博。
他十分自谦，一则曰：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
又曰：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其实司马迁称《史记》为“述”而非“作”，这话并非纯然自谦，亦是窃比圣人之意，谓《史记》言之有故，持之有本。
子编纂《六经》，自谓“述而不作”（《论语》卷七《述而》第一章）。
历史著作，贵在信而有征，以“述”见长。
其实“述”亦“作”，融会贯通百家之说，剪裁熔铸古今典籍，自成一家之言，这非有大学问大手笔而不能作。
《史记》能以“实录”见称于世，这博采古今典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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