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霜1415123015的语言哲学期末论文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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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
媒介批评观；
政治
引言：
诺姆·
乔姆斯基一生致力于解决人的本质问题（TheProblemofHumanNature）。
他认为，要解决人的本质问题必须回答两个相关的问题：
一个是柏拉图问题（Plato’sProblem），一个是奥威尔问题（Orwell’sProblem）。
媒体研究是乔姆斯基对奥威尔问题探究的一个重要步骤。
他认为，奥威尔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会建制和政治力量能束缚人们的认知能力，意识形态更能封锁人们的视野。
这就是乔姆斯基媒体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终极目标。
在研究奥威尔问题的过程中，乔姆斯基通过广泛地运用搜集到的资料（主要是解密的档案材料和相关媒体报道）对美国政治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对美国媒体和舆论界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
乔姆斯基对美国政府和美国媒体的抨击引起广泛的注意，美国负责美洲国家间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埃利奥特·
艾布拉姆斯曾向英国一家期刊社写信表示抗议：
“在贵刊的最新一期杂志上，也就是1986年7/8月号，有一篇真正让人震惊的文章，从第二页开始，篇幅很长。
这篇文章是诺姆·
乔姆斯基对美国、美国政府以及美国新闻界的攻击。
……它使用了整整三页篇幅持续攻击世界上最自由的新闻界。
”
一、
表层结构：
美国媒体怎样制造共识
乔姆斯基认为，媒体在国家政治中的主要作用是控制国民的思想。
因为“在平民获得了政治权和公民权后，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用武力控制了；
因此，就有必要控制它们的思想”。
乔姆斯基看到了美国言论自由背后的思想控制，认为美国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之少虽然非比寻常，美国在限制思想自由方面多采用的各种方法的范围和有效性同样不同寻常，在一个民众的声音可以被听到的社会里，精英集团必须确保这种声音表达的是正确的事情。
在保护有效的主导这种声音的精英集团的利益方面，国家使用暴力的能力越小，它就越有必要创造一些技巧。
这些技巧就是沃尔特·
李普曼（WalterLippman）所说的“制造共识”，或者美国公共关系行业创始人爱德华·
伯奈斯（EdwardBernays）所偏爱的“策划共识”。
依据1933年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哈罗德·
拉斯韦尔（HaroldLasswell）对“宣传”的解释，民众必须服从“那些关于人是其自身利益最佳评判员的民主教条”。
民众必须找到能确保他们富有远见的领导人所做出的决定表示赞同的各种方法。
乔姆斯基据此得出结论：
“当服从是通过暴力来实现的时候，统治者倾向于一种‘行为主义’的概念，即只要人民服从就行了，至于他们想什么不是太重要。
当国家缺乏必要的强制手段之时，控制人民的思想就显得同样重要。
那么，在乔姆斯基眼中，美国媒体是怎样“制造共识”的呢？
笔者重点对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乔姆斯基文集”进行研读后发现，乔姆斯基认为美国媒体对社会公众的思想控制或者说其“制造共识”的技巧大致有以下几种形式：
（1）选择事实，故意忽视；
（2）合谋政府，欺骗公众；
（3）制造错觉，转移注意；
（4）标签效应，制造恐惧。
第一，
选择事实，故意忽视。
用乔姆斯基自己的话讲：
“发现宣传话语中被省略掉的东西永远都能给人以启迪”。
他举了《多边投资协定》谈判三年未受国会重视的事例，发现主流媒体对这个有重要意义的贸易协定“令人惊讶地对此保持沉默”。
类似的还有媒体对危地马拉主教胡安·
杰拉迪（JuanGerardi）之死的报道。
“去读一读这些报道吧。
你将会发现这些报道省略了少许东西。
事实上，中美洲令唯一宗教领袖被谋杀了，而媒体并没有将之作为一条重要新闻来报道”。
乔姆斯基认为，这种让事实“消失”的艺术的前提是媒体对政府的顺从，在他的著作中美国媒体遵从政府宣传需要的“故意忽视”比比皆是。
如美国对联合国安理会号召所有国家遵守国际法决议行使了否决权（11票赞成，1票反对，3票弃权），并和自己的两个附庸国（萨尔瓦多与以色列）一起反对联合国大会号召各国服从国际法院判决的决议（以94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
号称“档案记录报”的《纽约时报》没有提到联合国大会上的否决票；
该报驻联合国记者在当天宁可报道联合国工资过高的问题。
安理会上的否决票则被简单提了一句，而对此前一天联合国大会上号召建立南大西洋“和平地带”的决议只字不提。
该项决议以124比1通过，美国独自提出反对。
第二，合谋政府，欺骗公众。
乔姆斯基自称，他偏爱研究“媒体服务于国家和公司权力的利益，后两者息息相关，共同主导着媒体支持现行权威、限制争论和讨论”。
当国家的政策站不住脚时，“制造共识”变得异常紧迫。
政府常常能够编造出一些罪名强加到某些国家或者群体的头上，“而且有把握让这些无中生有的消息登在头版头条”。
乔姆斯基的例子有：
美国指责桑地诺政府支持萨尔瓦多游击队——尽管媒体报道没有提供任何让人信服的证据，这条想当然的消息还是作为事实被证实了；
散布有关苏联米格式战斗机的假情报也精心计算好了时机，让人们惊慌失措，无暇顾及报纸上对不受美国欢迎的尼加拉瓜1984年大选的如实报道，以免给政府带来危险。
乔姆斯基还在报纸上选取了几个关于科索沃事件报道的典型例子，指出“媒体、舆论报刊以及学术界对科索沃事件的评论很多，不过极少有偏离官方版本的”。
美国媒体这样报道：
1998年，随着科索沃的“暴力事件激增”，塞尔维亚族军队“以种族清洗行动作出了回应，还使得半数以上的阿尔巴尼亚人被迫流亡国外，愈演愈烈的流血事件促使美国及其盟国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空袭行动，好让阿尔巴尼亚难民重返家园。
”“1999年春，种种迹象表明塞尔维亚人在进行大规模的种族清洗”；
“逃脱且难来到邻国”的科索沃阿族人“讲述了发生在科索沃的随意处决、强迫驱逐等罪行”；
正是这些罪行“促使北约”在3月24日发动了空袭。
第三，制造错觉，转移注意。
乔姆斯基注意到，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
亨廷顿关于“制造一种错觉”的主张，正在官方宣传中大行其道。
他感叹：
“研究人类社会时经常会遇到障碍，所以研究者必须撕开官方宣传中的假象，那些制造假象的手段常与权力集中的过程如出一辙。
”乔姆斯基指出，“亨廷顿提出的为控制本国人民有必要制造错觉的观点，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纯粹的真理：
理智的观察者不应相信领导人们坦言的所谓善意。
这些表白是世界通用的，内容也不难想象，但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那些罪大恶极的统治者如希特勒、日本法西斯、苏哈托和萨达姆侯赛因都曾用华丽动人的词章来描绘自己崇高的目标”。
第四，标签效应，制造恐惧。
长期以来，美国媒体热衷于制造“威胁论”，引起民众恐慌，这或许是维持政府权威的良策。
美国政府情报部门时常利用媒体“制造共识”，从而赢得大众对外交政策的支持。
在伊拉克受制裁的时期，美国媒体上登载了大量虚构的有关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
虽说美国费尽心思也没能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还是认为美军在伊拉克发现了这种武器，而超过20%的人认为伊拉克人在战争中使用了这种武器。
乔姆斯基认为，这种情况是人们在遭受恐吓之后的反应——多年以来，高强度的宣传已经让他们成了惊弓之鸟。
这种宣传就是要前期恐慌情绪，好以此来巡抚民众这头“巨兽”。
在制造恐惧方面，美国政府成功发售出多张“标签”，这些标签产生了巨大的宣传效应。
如里根的公共关系系统创造出了一批适当的魔鬼：
卡扎菲、巴解组织、桑地诺组织，等等。
美国及其盟国都可以袭击这些组织，还不用担心在袭击过程中会伤及自身，甚至可以指定或强迫它们成为苏联的附属国。
美国国内反对阿拉伯这个种族歧视的大背景下，利比亚就非常适合这个角色，里根政府的宣传鼓动部门专家成功的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和威胁，每一次事件都适时地迎合了国内政治的需求。
桑地诺主义者也被描绘成妄图作为苏联的代理来征服此半球的恐怖主义分子，于是媒体和国会的自由主义者呼吁要“牵制尼加拉瓜”，并且迫使尼加拉瓜“处于革命军队的统治中”。
里根于1981年3月说，萨尔瓦多的“恐怖主义分子”也“想要称霸整个中美洲和南美洲，而且我相信，它们的最终目标还包括北美洲”。
要想让美国人民相信这些魔鬼对其生存是一个威胁很难做到，但如果这些魔鬼都是邪恶帝国的触角，布置在美国民众周围，时刻准备摧毁美国，那么这个威胁就令人信服了。
毋庸置疑，宣传活动是行之有效的一个手段。
乔姆斯基总结道：
“关于这些精心计划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宣传之所以能天衣无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用夸张的辞藻告诉大家和这些罪犯国家划清界限的必要性。
”他还说，“现在，美国政府如果想攻击弱小的敌手，必须先发动宣传攻势——要么把敌手说成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要么说它进行过种族屠杀。
其实，政府心里非常清楚，面对如此弱小的一个对手，宣传之后所要开展的军事行动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真正的战争。
乔姆斯基认为，政治领导人可以轻易地利用媒体来煽动人们对各种各样威胁的恐惧。
这样的恐吓行动是阶段性的，要视国内的政治需要来进行。
1988年总统竞选期间，老布什利用威利霍顿越狱事件制造种族恐慌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在1989年9月重新打响的“反毒品战争”。
布什政府大张旗鼓地宣布，哥伦比亚毒贩是对美国社会的一大威胁，尽管有大量证据可以说明这并非事实。
政府官员到是对贩毒策略的胜利很有信心——这正好符合新闻记者、编辑霍丁卡特（曾任卡特政府的助理国务卿）的解释。
霍丁写道：
“只要听到白宫（不管是哪一时期的白宫）打了一个响指，美国媒体就立马开始上蹿下跳，狂吠不止。
这是铁定的事。
”反毒品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就是没有对滥用毒品的现象产生任何影响。
对毒品的恐惧一跃成为公众最为关注的问题。
这就为加大反毒战争的力度创造了条件。
政府可以借此机会打发掉城市的多余人口——把他们全扔到新建好的一大堆监狱里去。
政府还发动了入侵巴拿马的“正义行动”，理由之一是诺列加与毒品走私活动有牵连。
通过以上的四种手段，美国政府充分利用媒体这个宣传机器“制造共识”。
乔姆斯基说，“思想控制”的关键步骤就是：
“把语言夸张、滥用、曲解，以达到意识形态的目标。
”事实表明，媒体不仅知道如何无尽地强调某一话题，而且也知道如何用煽动性语言来达到这一目标或那一目标。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媒体为什么会如此臣服于政府？
美国政府究竟是怎样掌控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乔姆斯基对美国媒体的运行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剖析。
二、深层结构：
美国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乔姆斯基从由媒介建构的一致的意见和共同的行动中看到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宣传逻辑，发现了美国媒体深层的运作机制。
在与经济学家、媒体分析学家赫尔曼合著的《制造共识：
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乔姆斯基和赫尔曼提出美国媒体实际上遵循着一种特殊的宣传模式，认为某一事件在被确定为值得报道之前，它必须通过五大新闻过滤器（filters）:
（1）规模、传媒机构日益集中的所有权和财富以及大众传媒机构的惟利是图；
（2）作为大众传媒主要收入来源的广告；
（3）对政府、商业公司、信息源的依赖以及由权力机构和上述信息源资助和认可的专家的依赖；
（4）把“炮轰”（flak）作为惩戒媒体的手段；
（5）把反共作为国教和控制机制。
这五个过滤器相互作用、相互加强，使大公司和政府的精英“达成精英的共识，制造出民主认同的表象，并在普通民众心中制造了混淆、误解和冷漠，以便精英的规划得以前行”。
文化传播学者章戈浩认为，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式说”，揭示了企业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戳穿了流行的美国的新闻神话，即美国的新闻建立在民主社会的多元理念与自由机制上。
据此，乔姆斯基与赫曼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将导致程序化与狭隘的报道条条框框，并通过这种“宣传模式说”提醒世人在所谓的民主社会里存在着财富与权力的不均，媒体会对政策起到“制造共识”的功能，而几乎不会代表大多数读者与市民的声音与利益。
乔姆斯基指出，对公众来说大众媒体是一个传播信息与符号的系统，它的作用是提供娱乐，信息，用价值，信仰和行为规范对个人进行“反复灌输”（inculcate），从而将个人整合进大的社会机制机构中。
而在一个财富集中，阶级趣味冲突的世界中，到达到这种目的就需要某种制度化的宣传。
乔姆斯基将宣传分为两大类：
在权力杠杆落于国家官僚机构之手，可以对媒体进行垄断控制的国家中，这种宣传是通过官方的检查制度得以实现以服务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
而对于媒体私有而没有检查制度的国家，宣传模式似乎难以被发现。
特别是媒体间充分竞争，媒体还时不时对政府的过失加以曝光，疼加鞭挞，俨然以言论自由和公众利益的发言人身份出现。
而后者正是乔姆斯基宣传模式说的研究重点所在。
宣传模式说侧重于对财富权力不平衡以及这种不平衡对媒体趣味与选择所带来的多层次影响。
通过追溯权力与资金在过滤新闻，边缘化异见。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乔姆斯基的脚步，一起去认识美国媒体的深层运作机制，探求五大新闻过滤器的秘密。
第一个过滤器是指当代媒体经营需要大规模的投资从而导致了媒体控制权的集中化。
乔姆斯基与赫尔曼对于第一过滤器的论断是基于詹姆斯·
克兰（JamesCurran）和希顿（JeanSeaton）对英国媒体的研究为基础。
他们发现在十九世纪前半叶，英国曾出了一些针对全国工人阶级读者的激进报纸。
英国政府与议会通过采取多种手段力图将此类报章赶出媒体界，他们利用诽谤法对这些报纸进行指控，增加对此类报纸的税收以增加其生产成本，但都不见效。
然而市场成功做了国家干预未能完成的任务。
没有一家工人阶级报纸活过了十九世纪下半叶。
十九世纪以降，报纸企业规模的扩大，以及与之相伴的资本成本的增长是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
在1837年，一封全国性周报的每周获利基础上的总成本低于一千英镑，发行量是6200份，而到了1867年，在伦敦开办日报的成本是5万英镑，到了1918年，周日快报发行量是25万，成本已达到达2百万镑。
据此，乔姆斯基提出，由于大规模投资所要求的媒体控制权集中化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是行之有效，而随着时代变迁，这一过滤器更加效果显著。
乔姆斯基没有停留在上述对于19世纪英国媒体的研究成果上，他进一步分析了美国的情况。
1986年，美国虽然有2500多家媒介实体，但其中的29家大型媒体占据了媒介的大半个江山。
从其提供的24家媒体巨头的财政数据来看（除去3家未提供数据的公司），平均资产达44亿美元。
美国占支配地位的媒体都是一些被富人们所把持的大型公司。
它们成为能设定国家议事日程的“私有的信息文化部”。
第二个过滤器是广告。
正如克兰（Curran）和希顿（Seaton）所说:
“广告商实际获得了发执照的权力，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报纸在经济上难以为继。
”基于他们的研究，乔姆斯基认识到，广告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机制曾如何有效地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报纸。
在广告大行其道之前，报纸的价格依商业运营成本而定。
随着广告业的发展,吸引广告商的报纸可以承受低于生产成本的定价。
以广告为基础的体系往往会使只依赖销售营利的媒体边缘化或消失。
有了广告，自由市场不会产生一个由购买者做出最后决定的中性体系。
广告商的选择将影响媒体的兴亡。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先驱日报》（DailyHerald）的消亡，在它倒闭之时仍拥有470万的读者，几乎是当时《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和《卫报》读者总和的两倍。
根据克兰的研究，它的消亡完全是由于其读者的构成对广告商没有吸引力。
那些吸引富裕阶层、反映富裕阶层的媒体会得到大部分的广告业务，而那些反映下层民众利益的媒体则因得不到广告业务而逐渐走向破产。
从广告引入报纸以来，工人阶级报纸与激进报纸就处于不利地位。
他们的读者一般较为贫困，这一事实大大影响广告商们对报纸的兴趣。
乔姆斯基发现，这种广告与报纸之间的故事不断地重演。
在一战前的英国如此，二战后的英国使然，在当代的美国也是一样。
第三种过滤器是新闻源。
乔姆斯基指出，“大众媒体被经济需要与相互利益带进一种与权势信息源之间有机的关系。
”媒体需要稳定可靠的新闻素材流，它们每天都需要新闻，他们付担不起让记者与摄影师一出现新闻时就在场。
经济学决定了媒体只能将他们关注焦点放在时常有新闻发生的，时常有丑闻和谣言爆出的，时常举办记者招待会的地方。
对于美国的全国性媒体而言，这主要指的是五角大楼、国务院、白宫等等，而对地方性媒体当地的市政厅和警察局则成了最能打动记者的地方。
另一方面媒体为了维持其客观形象，同时也避免诸如诽谤之类的法律案件，需要一个比较准确的新闻源。
这样一来，官方以及大公司和企业的公共信息部门自然成为了新闻媒体的主要信息源。
这些官僚机构定期发布大量新闻素材以满足新闻机构的需要，它们的身份和地位使消息看起来更为可信，更容易被人认可。
从媒体成本角度考虑，通过这类新闻源获得的信息，减少了核实调查的成本。
乔姆斯基不无挖苦地对政府和大企业的公共信息部门加以描述，在他眼中这些机构，为了强化作为媒体新闻源地位，不惜为方便媒体而自己承担麻烦，他们得事先为媒体提供演讲的底稿，他们举办新闻招待会要考虑记者们的截稿时间，他们要用媒体可用的语言写新闻稿，他们得考虑照片取景。
第四个过滤器是炮轰和强制执行。
炮轰是指对媒体节目或评论的反面回应。
这种回应可能是书信、电报、电话、请愿或是国会议案以及其它形式的投诉、威胁与惩罚等，这些炮轰来自中央或地方，也可能来自个人。
对媒体而言，如果遭到的炮轰规模很大，那么媒体就会耗费大量资源应对，广告商会撤回赞助，个人和小型媒体根本无力承担这笔费用。
颇具威胁性的炮轰是与权力紧密相联的。
来自权势的炮轰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
白宫可能会给报社老总们写信、打电话或向自己的支持者间接地表示对媒体的不满。
第五种过滤器是把反共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控制机制，乔姆斯基称之为美国的国教。
共产主义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根基和地位，所以它成为缠绕有产者心头的幽灵。
反共这种意识形态可以用来反对任何威胁到财产权的人，或用来反对主张与共产主义国家或激进主义调和的人。
媒体通常对于一切异已之见都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加以排斥。
乔姆斯基称之为“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即媒体把国内外任何威胁到财产利益、特别是美国财产利益的政策都解释成“共产主义的”或“亲共产主义的”，并因此把它们作为一种威胁大肆传播。
后来乔姆斯基对第五种过滤器进行了一些扩展和补充。
由于苏联的解体，反共的标签对民众已经不灵验了，于是政府对反对者又贴上了其它危险的标签取代“共产主义威胁”，如国际恐怖分子、毒品贩子、疯狂的阿拉伯人、卡斯特罗、萨达姆·
侯赛因、本·
拉登等都是新制造的威胁，这样反对者的影响就明显削弱了。
一方面,他们轻易地过滤掉了持不同政见者和敌对势力的影响；
另一方面政府以此恐吓民众，使他们受到牵制和控制，不再注意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意识形态方面，现在美国精英层信奉的是“自由”市场的神话，市场是好的、民主的，一切非市场机制都是反民主的，值得怀疑和排斥。
很明显，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式说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冷战时期的美国新闻体制。
他认为，国家-企业宣传体系在冷战时期担当着主要角色，而媒体自然是这个体系的核心。
他不仅怀疑媒体抑制民众，不让他们了解实际情况，他甚至很怀疑它们“延长”了冷战。
体面知识份子和媒体的责任就是隐瞒五角大厦以补贴整个高科技工业的方式，来强迫人民提供福利给有钱人。
他认为，西方国家其实是强烈反对资讯在国内或跨国自由流动的。
她们实在比极权国家更注意箝制独立思想，理由很充分：
假如能用暴力控制人民，那他们怎么想关系不大；
假如他们获得了一些自由，控制思想和观点就变得重要了。
这一点大家耳熟能详，很容易引证，也相当重要。
乔姆斯基甚至认为，媒体是在本质上反民主的。
它们毕竟是大企业，是更庞大集团的一部分。
它们把产品（观众）卖给市场（其它商业）。
要成为它们一份子，就必须证明自己已充分接受了权力和支配系统的价值观。
这主要是通过精英大学教育的筛选和通常灌输作用。
当然，乔姆斯基也承认这模式存在例外。
专业操守还未曾完全被压制掉，偶然还会和权力对抗，但这制度的基本形态是明显不过的了。
通过这五个过滤器，精英阶层的观点顺利地在主流媒体中传播，而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则被有效地清除了。
这一切没有粗暴的干预，发生得非常自然，以致于大部分人包括新闻工作者自身都认为媒体对新闻的取舍和解释是客观公正的，实际上这些因素已内在化到记者和编辑的头脑之中。
美国媒体运行的这种“深层结构”，在根本上为“制造共识”和思想控制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
正如乔姆斯基在《必要的假象——民主社会的思想控制》一书中指出的那样：
大多数的普通民众都只能从常见的媒体中获取政治事务和事件的信息，一个人只有了解了某个议题的消息或是前因后果才能谈得上形成自己的看法，一个民主的社会只有在公众能获取全面和公正的信息之时，做出的选择才体现了民众自由意识的选择，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
然而美国的大众媒体是掌握在少数有钱人手上的。
这些媒体正巧妙地制造同意和假象，以达到思想控制的目的。
从美国媒体怎样帮助政府宣传造势制造共识，到美国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深层运作机制，乔姆斯基通过不懈地努力为世人勾画出美国社会民主掩盖下的媒介集权，其深刻的洞察力和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令人钦佩，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乔姆斯基的论述中显然还有百密一疏之处，其文集中偶尔出现的矛盾之处告诉我们，他只是部分地解释了奥威尔问题，还远没有走完对此问题探索的漫漫长路。
三、
网络媒体：
致命的武器
乔姆斯基对媒体的研究，还包括其对于网络新媒体的一些看法：
在《宣传与公共意识》一书中，乔姆斯基谈到了从印刷品到网络空间的革命性转变。
他认为，没人能预知未来的部分原因在于没有人知道现在使用的储存方法会有多长的应用时间，曾有一些图书馆员和其他相关人士召开过技术会议，专门探讨电子储存手段会持续多久的问题。
他确信17世纪的书是经久耐用的，因为那时用的都是最好的纸张，读起来给人一种很愉悦的感觉。
而一本20世纪出版的书往往看上去无法进行长久保存，因为这些书籍所用的纸张要便宜得多，很容易破损朽烂。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纷纷改用电子储存方式，这可能会影响到将来档案的存在方式。
从专家们的研究来看，这将会有一个新老手段并用的过程。
从总体上讲，互联网是比较方便的，运用它可以比较容易得获得技术资料并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地进行交流。
乔姆斯基举例说：
如果明天我要讲课，需要举一个发生在瑞典的事例，我就可以给一个住在斯德哥尔摩的朋友发封电子邮件——你可以告诉我这件发生在瑞典的事吗？
如果我知道某人写了一份关于某某问题的文章，我就可以很容易地进行翻印。
但是，在另一方面，互联网带来了信息过量的问题。
乔姆斯基强调和担心的是，在科学研究和其他领域，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信息短缺，而是能否对信息进行敏锐分析。
如果信息过量就会使我们进行敏锐分析的几率大打折扣。
仅仅通过电子邮件所传输的信息量便极为惊人，而且其数量还在日甚一日地扩大。
对于商务往来而言，情况更是如此。
曾有人对商界人士每天每个人祸多少时间用来恢复电子邮件进行过研究。
实际上，这个时间量增长得非常快，足以导致生产率为之下降。
任何人如果头脑发热，有了能管得上三秒钟的草率想法就可大发议论。
然后在突然之间，世界上有一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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