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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由于一方疏忽把握自己的态度，偶然的挤眼、冷漠，就会被人误解为不友好，从而影响了关系或坏了事；
有时也由于过分热情而被人误解为“别有用心”。
态度表现不仅是人际交往的媒体，也往往是社会行为的先导。
态度只要表现于外，就体现出一个人的内心状态和多方面的信息，它是预测行为的一种标志。
要想改变人们行为的趋向，就必须设法去改变人们的态度。
无论是报刊或演讲等形式的宣传、商业广告的推销，无非都在于要维持或改变人们的态度。
态度将随着社会环境，周围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但又不是机械地、必然地会发生变化的。
它的变化或维持都遵循一定的规律。
态度是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社会生活又是如此地重要，所以它很早就成为社会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并在其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以至于托马斯（W．I．Thomas，1918）早期竟把社会心理学称之为“研究社会态度的科学”。
〔W．I．Thomas&
F．Znaniecki（1918）．ThePolishpeasantinEuropeandAmerican,（Vol,I）,MethodologicalNote,31．〕
第一节 态度及其形成
一、什么是态度
（一）定义与特征
态度（attitude）是个人对特定对象以一定方式作出反应时所持的评价性的、较稳定的内部心理倾向。
对于这个定义应作几点说明。
1．态度是一种内在的心理倾向（propension）。
人们通常理解，态度总是显露在脸部表情上、谈吐与举动中的各种表现，如发表肯定或否定等意见，表现出喜欢或厌恶等感情，做出接近或拒斥等行为。
事实上，态度可以而且一般都会表现于外，这称作态度行为（attitudebehavior）或表态；
但也可以不以外显的形式表现出来，有些甚至深藏于内心，一辈子都不表露，成为未表的态。
任何一种行为，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内在准备阶段，二是外部完成阶段。
态度是指人依据自己的经验或观点、对特定的事物在内心进行意义估量或凭直觉作出如何对待的一种心理倾向。
它是一种尚未表现于外的内心历程或潜在的心理状态。
2．态度总有一定的对象，它是包罗万象的，其中如人（他人、自己）、物、事件、群体、制度、民族、国家以及代表各类事物的观念等。
这些人与事物一旦成为态度的对象，就称作态度客体（attitudeobject）。
没有客体的态度是不存在的。
任何一种态度都有针对性，总是对一定的客体而发生，所以它反映了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
俄文的отнощение既可译作“态度”、也可译作“关系”，说明态度与关系密不可分，它是关系的表现。
3．态度具有价值判断的成分和感情色彩。
任何态度都是对特定事物的意义性或重要性进行估量（即评价）后所产生的某种看法、体验或意向，如重视或轻视、肯定或否定、赞同或反对、喜爱或厌恶、趋向或回避、接受或拒绝，以及处于上述两极端之间的一种中性位置状态。
态度，不管是通过直觉还是通过分步思维过程而产生，它总是关于事物对自己有多大利害关系的一种价值判断或情绪评定的结果。
4．态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它一旦形成，就将持续一段时间，不轻易改变，这叫做态度的抗变性。
这个特点之所以出现，是由于态度的形成具有深层的原因，即它是客体的特性和主体已有的种种需要、习惯、经验、理念交互作用并建立较稳固联系的结果。
要改变一种态度就要涉及整个或部分联系系统的改造，它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三节内作专门的阐述。
（二）态度的成分与分类
对于态度究竟涉及哪些心理成分，心理学家们通常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是单成分说，认为态度主要是感情（affection）的表现。
如瑟斯顿（L．L．Thurstone,1946）说，“态度是人们对待心理—客体（人、物、语词或观念等）肯定或否定的不同情感。
”〔L．L．Thurstone（1928）．Attitudescanbemeasured,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33,529～554．〕赖茨曼（L．S．Wrightsman,1972）曾举例说：
如果我们有某种需要，有人阻碍我们或有物理障碍使我们不能满足，我们就会有情绪，讨厌这种障碍物。
这就是态度，它很难说有多少认知成分，也不一定伴随行为或与行为保持一致。
所以他也认为“态度是对某种对象或某种关系的相对持久的积极或消极的情绪反应。
”〔L．S．Wrightsman（1972）．SocialPsychology（2nded）．Grossary:
Attitude,663．〕第二种是双成分说，认为态度是感情和认知统一的表现。
罗森伯格（M．Rosenberg，1960）认为，“对于态度客体的情感反应是以对客体进行评价的信念（belief）或知识为依据的，所以态度既有感情部分，也必须包括认知部分。
”〔M．Rosenberg（1960）．Ananalysisofaffective-cognitiveconsistency．InC．J．HovlandandM．J．Rosenberg（Eds．）,Attitudeorganizationandchange．NewHaven,CT:
YaleUniversityPress．〕第三种是三成分说，认为态度包括感情（affection）、行为（behavior）和认知（cognition）三种因素；
故也称做态度的ABC模式。
瓦格纳（R．V．Wagner，1969）说：
“态度是由感情、认识和行为的成分组成的，它们与个人对态度对象的评价、知识与行为的心理倾向是符合的。
”〔R．V．Wagner&
J．T．Sherwood（1969）（Eds．）．Thestudyofattitudechange．Monterey,Calif:
Brocks/cde．〕
以上三种说法虽有差异，但都肯定感情倾向是态度的基本特征。
正因为如此，人们也常以感情表现（表情）作为态度的测量指标。
人们比较善于用语言或动作来掩饰自己某种真实的态度，但难以支配与态度关联的情绪流露，以表情作为态度的一种指标是比较可靠的，而据此认为态度就是由感情成分构成的则显得依据不足。
我们倾向于赞成三成分说，但应将行为看成内隐的行为意向（behavioralintention）。
人有各种各样的态度，为了观察分析和研究的便利，社会心理学家对它们作了各种各样的分类。
其中有两种分类法较受到注意。
一是就态度表现形式分类，即以何种心理成分占优势来分。
如卡茨和斯托特兰德（D．Katz&
E．A．Stotland，1959）把态度分为五种类型。
（1）与情绪、感情联系的态度──由一次情感反应（如欢快、恐惧、痛苦等）的经验构成对某些客体的态度，当遇到类似情境就会出现同样的体验。
有时人在遇到某些物品时会莫名其妙地产生好感或反感，大多属于这一类态度。
（2）理智性或认知性的态度──当人们依据他人的介绍或书本知识而产生对事物的态度，其中有明显的分析、联想、类比与评判，而无强烈的情感伴随。
如我们在候选人间接介绍时对他所产生的看法与抉择。
（3）动作定向的态度──由于某种需要的激活而产生对有关客体接近或回避的反应，其中认知成分不很明显。
（4）知情意均衡的态度──这里既有认知与思考、伴有强烈的情感，还有行动意向，三者交融在一起或交替出现。
如我们对祖国的态度。
（5）自我防卫的态度──由于情势不明、内心冲突或出于防卫的动机而产生某种疑惑、拘谨或暧昧不定的态度。
〔D．Katz&
E．A．Stotland（1959）．Apreliminarystatementtoatheoryofattitudestructureandchange．InS．Koch（Ed．），Psychology:
Astudyofascience（vol．3）423～475．NY:
McCraw-Hill．〕
二是就态度的内容及其关联分类。
弗格森（L．W．Ferguson,1939）认为，人对许多事物的态度是有关联的，它们构成了态度束（attitudecluster），而由关联的态度束合成为态度丛（attitudeconstellation），即有关一类事物的总态度。
因此态度是有层次的系列化结构。
〔L．W．Ferguson（1939）．TheRequirementsofanadequateattitudescale．PsychologicalBulletin,36,670．〕他曾要求大学生对战争、上帝的存在、爱国、罪犯处理、死刑、新闻检查、进化、节育，法律、共产主义十种现象发表看法，结果发现其中某些态度之间存有高相关。
如相信上帝存在者，会反对进化论与节育；
而承认进化论者则否认上帝的存在，不认为节育是犯罪。
于是他将对进化、上帝的存在和节育的相关态度，称做宗教主义（religionism）的态度束。
又如主张罪犯应从轻处理者大都反对死刑与战争，反之亦然。
于是他将对罪犯处理、死刑和战争的相关态度，称做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的态度束。
同样，还发现主张爱国者（即爱资本主义国家者），大多赞同新闻检查、维护法律和反共，反之亦然。
于是他将对爱国、新闻检查，维护法律、共产主义的关联态度称做国家主义（nationalism）的态度束。
这种分类绝不止上述三束，它是分析不完的。
它作为一种研究，对于深入了解态度间的关系及分层结构，以及从某人的一种态度推知他必有其他态度，则是有意义的。
二、态度的功能与作用
（一）态度的功能
人为什么要形成或保持某些态度，这是一个态度功能（function）的问题。
卡茨（D．Katz，1960）和奥斯卡姆普（S．Oskamp，1977）等认为，态度有四种基本功能〔D．Katz（1960）．Thefunctionalapproachtothestudyofattitude．PublicOpinionQuarterly,24,163～204．S．Oskamp（1977）．Attitudesandopinions．Englewoodcliffs，NJ:
Prentice-Hall．〕。
1．适应（adjustment）功能。
指人的态度都是在适应环境中形成的，形成后起着更好地适应环境的作用。
我们是社会性的生物，一些人和群体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适当的态度将使我们从重要的人物（双亲、老师、雇主及朋友等）或群体那里获得认同、赞同、奖赏或与其打成一片。
对不同的人应学会有不同的态度。
许多大学生发现，如果他们以对父母的态度去跟朋友打交道往往就不适应，反之亦然。
所以习得的态度是为适应社会生活的一种功能。
2．自我防御（egodefense）功能。
人们常说：
“怀有偏见的人往往是心理不健康的。
”态度有时也反映出一个人未澄清的人格问题，如不明说的侵犯和生怕丧失身份等。
态度作为一种自卫机制，能让人从中受到贬抑时用来保护他们自己。
比如一个知识分子看到商人赚很多钱并在生活中拥有许多物质享受，为了恢复被损伤的自尊，他常会显示出自命清高和鄙视“为富不仁”者的态度，以保持心理平衡。
3．价值表现（value
express）功能。
在很多情况下，特有的态度常表示一个人的主要价值观和自我概念。
比如某人参与某种群众性运动的行列，手持某一政治人物的标语牌，这表明他赞同这一运动主题，并拥有这方面的价值观，以及与某些人物认同的自我概念。
4．认识或理解（knowledgeorunderstand）功能。
一种态度能给人提供一种作为建构世事手段的参照框架（frameofreference），因此它能引起意义感。
比如在政治争论中你的态度常常是为评价政治候选人提供一种参照框架。
假如这些候选人支持争论朝你所持肯定态度的方向进行，你就会比他们反对这种争论似乎做出更为偏袒的反应。
上述四种功能的前两种是为实际的需要服务的，它们能帮助我们调整或纠正自己的行为，以使我们将受到奖赏而不是受到惩罚。
后两种功能是和追求自我实现相联的高层次需要有关。
因为我们要从表达的价值观，即表达自己所赞同的观点中获得满足；
此外，我们有了解周围世界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所处地位的需要。
（二）态度的作用
态度对一个人的心理与行为具有多方面的影响与作用。
已有的研究表明它具有多种作用，现仅举几种。
1．态度影响社会性判断。
这里有不少实验证明了这个现象。
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A．H．Hastorf＆H．Cantril，1954）将普林斯顿大学和达得茅斯大学两校队足球赛录像分别放给两校学生看，结果普林斯顿大学生发现达得茅斯球队犯规次数比裁判实际上指出的多两倍，而达得茅斯大学生则相反，则更多地指出普林斯顿球队犯规而未受罚的次数。
〔A．H．Hastorf&
H．Cantril（1954）．Theysawagame:
Acasestudy．JournalofAbnormalandSocialPsychology,49,129～134．〕显然，这是两校学生维护各自学校荣誉的立场和期望本校球队获胜的积极态度造成认知判断上的偏差的例证。
2．态度影响耐力。
兰伯特（W．E．Lambert，1960）等曾作过一个“会员群体对耐痛力增长特色的效应”实验。
他们以基督徒与犹太教徒大学生为被试，使用一种类似血压计的改装耐压器（在充气皮绑带上置一尖突起，绑在被试手臂上，充气后会使人产生痛感。
当被试无法忍受时会说“受不了”，这时松开绑带并测定充气量，作为耐痛力的指标）来测定耐痛力的水平。
实验前告诉被试，测试目的是为了确定正常人耐痛的程度。
初测时，仅仅是记录两教派群体各人的耐痛水平。
休息时，对基督教徒的一半学生被试说：
“据某一报告认为，基督徒的耐痛力不如犹太教徒”；
而对犹太教徒的一半学生被试说：
“据某一报告认为，犹太教徒的耐痛力不如基督教徒”。
结果，再测时发现，那些被告知上述话语的两组被试，其耐痛水平都显著提高，而其余未被告知上述话语的两组被试，其耐痛水平与初测结果无显著差别。
研究者认为，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休息时实验者的指导语激起各半组被试对自己宗教群体的效忠态度所致〔W．E．Lambert，etal（1960）．Theeffectofincreasedsalienceofamembershipgrouponpaintolerance．JournalofPersonality,28,350～357．〕。
这个实验表明，一个人对自己所属的群体有认同感、荣辱感、责任感，并时时能被激起效忠态度，就会表现出巨大能量与挫折耐力。
事实上也是如此，历史上许多爱国者与革命者之所以能表现出惊人的毅力与不怕牺牲的精神，都是和他们具有崇高信念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效忠态度分不开的。
3．态度影响学习效果。
了解学习意义，对学习活动怀有兴趣，因此对学习采取认真、积极的态度，就会更好地理解与记忆学习材料；
否则就会得到相反的效果。
这似乎是一种常识。
当然，学习态度端正，也不一定就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因为学习过程中，还存在着其他影响学习效果的因素，如智力，策略等。
这里不妨介绍一下，态度在学习中的过滤作用（theroleoffilter），即学习者对某些事件所持的社会态度，也常影响着他对有关事件的论述材料内容有筛选地去掌握并产生不同的学习效果。
琼斯（E．E．Jones，1956）等做过一项实验〔E．E．Jones（1956）．TheLearningandutilizationofcontravaluantmaterial．JournalofAbnormalPsychology,53，27～33．〕。
研究者选择对“白人与黑人分校学习”有不同态度的大学生作被试，第一组为反对分校者（即反对歧视黑人者），第二组为赞成分校者（即有种族歧视者）。
然后让两组被试个别朗读11篇主题为“反对黑人与白人分校学习”的文章，读后请两组被试分别将读过的文章内容、尽量完整地写出来。
结果发现，第一组学生所记忆的材料数量（即成绩）远优于第二组。
这也就是说与读者社会态度相吻合的材料，易被吸收、同化和贮存、提取；
而与读者的社会态度（包括信念、价值观）相反的材料，则往往被忽视或曲解。
显然，态度在学习过程中起着过滤器的作用，是影响学习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4．态度影响工作效率。
一般说，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喜爱并有良好的态度，就会努力去工作，产生高效率。
但事实比这种设想更复杂。
布雷菲尔德和克罗克特（A．H．Brayfield＆W．H．Crockett，1955）曾对此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企业员工对工作的态度（满意不满意）与生产效率之间并无必然的相关〔A．H．Brayfield&
W．H．Crockett（1955）．Employeeattitudeandemployeeperformance．PsychologicalBulletin,52，396～424．〕。
如对工作感到满意的员工，有的效率高，有的则一般或不高，这是因为后者受工人群体内部隐存的社会标准（socialnorms）──“不过高也不太低”的生产指标所制约，他们不愿离群，故有意降低效率以求与大家一致。
而对目前工作不满意的员工，由于其他动机（如为了维持生计、受人尊重或自我表现等）的支配，往往也能提高工作效率。
当然，如果整个群体都较了解工作的意义，对工作满意而有积极的态度，比持有消极态度的群体，则会有更高的效率，这是无疑的。
三、态度与行为
当人们在行为和态度混为一谈时，常常看到某人有某种言谈和行动，就认为他持有某种与之一致的态度，或认为已知一个人对某事持有某种态度，也就一定会有某种行为紧随其后。
这是一种简单的、不大合乎实际的推论，然而这种现象在生活中极为普遍。
比如，我们常听到广播说，根据民意调查，我市市民有98．7％的人赞同在本市举办这一活动，而我们在与各区朋友交谈中了解到的情况却与此并不相符。
是调查不精确，还是人们的表态并不能代表他们的真实态度，或说行为与态度无关？
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拉皮尔（R．T．Lapiere，1934）曾进行过一项著名的现场研究〔R．T．Lapiere（1934）．Attitudeandactions．SocialForces,13,230～237．〕。
他偕同一对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夫妇在美国西海岸旅行一万多英里，住宿过66家旅社，在184家餐馆用饭，受到很好的接待，其中多数甚至以“比平常更关心”的方式予以款待，只有一次遭到拒绝。
当时的美国普遍存在着对黑人与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特别是在很少有东方人居住的地方更是如此，所以预计会遇到许多困难。
但出现的情况使研究者感到非常意外，为此促使他继续作深入调查。
六个月后，他分别向上述光顾过的250家餐、旅馆分别寄去了两种问卷。
问卷中都有如下问题：
“你是否愿意在你们的商店中把中国人作为顾客来加以接待？
”为了避免对方因接待过华人而生怀疑，以致作出不真实的回答，特给其中的一半餐馆、旅馆寄第二种掩护性问卷，其中除上述问题外又插入一些是否愿意接待德国人、法国人、日本人等的问题。
同时，他给许多未光顾过的餐馆、旅馆也寄发了问卷，把它们当作控制组。
结果在光顾过的250家餐馆、旅馆中收回了128份答卷，其中回答不愿接待的旅馆有43家，餐馆有75家（占总数的93．4％）；
答不确定，视情况再说的旅馆有3家，餐馆有6家；
答愿意接待的只有1家旅馆。
两种问卷的回答差别很微小。
光顾过和未光顾过的两组被调查者的回答，其差异也很不显著，这表明它们的真实态度与实际的接待行为并无相关或不一致性。
表6-1 对“愿否接待中国顾客”问卷的回答情况表
光顾过的旅馆
未光顾过的旅馆
光顾过的餐馆
未光顾过的餐馆
总份数
47
32
81
96
问卷种类
① ②
回答人数
22 25
20 12
43 38
51 45
不接待
20 23
19 11
40 35
47 41
未定：
视情况
1 2
1 1
3 3
4 3
接待
1 0
0 0
0 1
①表示仅要求对中国顾客做出回答的问卷。
②表示还要求对包括有其他种族顾客问题做出回答的问卷。
上述研究引起许多争论和后续研究。
比如一些人认为，“问卷的回答者可能是管理部门的雇主或管理人员，而接待者并未接到拒绝华人顾客的通知”；
“一般人观念中的华人是赤足、戴草帽的农民形象，而现在接待的是和一名白人为伴、衣冠楚楚能讲英语的华人夫妇，也许他们根本不知道接待的是华人”，“接待的时间与答问卷的时间相隔六个月，态度也如同时光的流逝是会发生变化的”──意指被调查者答卷时的态度已非接待时的态度等。
拉皮尔也并未依据上述研究就断定态度与行为之间是不一致的，而只是认为问卷中所出现的态度是一般的、抽象的，把它作为行为的可靠预示则便会与实际经验脱节。
这就给后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态度与行为之间可以一致，但并非都具有一致性，这种非一致性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因此必须进行深入研究，还可能涉及研究方法的改进。
费希本和艾赞（M．Fishbein&
I．Ajzen，1974，1975）通过一系列测量调查与研究，对于“态度与行为的关系”问题取得了一些新认识。
如他们采用了自我报告、行为意图提问和五份量表填写等方法调查了62名男女大学生对宗教的态度。
他发现被试的宗教态度并非必然与任何一种单一行动（如施舍或遵守宗教节日）保持一致，但是和同类许多不同的行动的执行有紧密的相关。
这种由同类几个行动组成的行为叫作多重行动。
用它来作为衡量态度的工具，叫多重行动尺度（multiple-actcriterion），它可以被看做是由许多与特殊态度相关的单一行动（single-act）的均数，是一般态度的一般行为倾向。
既然一般态度与多重行为尺度有高度相关，那么了解一般态度就可以预见一般行为倾向，或者通过多重行动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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