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与启示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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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是从管理者能否让被管理者诚服以致“王天下”的视角来论述这一问题的。
老子提出的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中的“自”,是总览道家的管理思想,其中确有花小力而成大事的聪明智慧。
3.法家思想蕴涵的管理思想
法家管理思想起源于春秋时期,流行于战国时代,在秦王朝时期达到了顶峰,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管理体系。
法家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是典型的实用管理思想。
对此,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言:
“用现代的术语说,法家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
”法家的管理思想体系,概括起来就是“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制。
法、术、势是其管理思想的法家之“法”,是指管理的法律制度。
法家之“术”,是指管理的策略手段。
韩非把统治、管理之“术”分为三大类:
形名术、用人术和治奸术。
法家倡导的用人之术,有三点是值得思考的。
其一,用人要注意排除声誉干扰。
其二，要坚持任人唯贤。
其三,用人要注意扬长避短。
这些用人之道,至今看来都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4.墨家思想蕴涵的管理思想
墨子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兼相爱，交相利”，其他各种管理主
张都围绕这一核心展开并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
兼相爱，交相利墨子认为要想达到“兼相爱”，必须上自国君，下至众民，都不能只知“自爱”，而要“相爱”，即人们之间要和睦相处。
“兼相爱”是墨子的基本管理准则。
既要役使百姓，又不使产生抱怨；
既有欲求，又不贪心；
既庄重又不傲慢；
既威严又不凶猛。
刚柔相济、恩威并用，这就是“中庸”思想在管理中的体现。
5.兵家思想蕴涵的管理思想
孙子是中国最杰出的兵学大师，他的思想对现在的商战具有非常重
要的指导意义。
孙子的战争原理，可概括为四项，即：
“慎战”、“先知”、“先胜”、“主动”。
知彼知己与慎战、先知原理孙
子认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要详加体察。
不是对国家有利，就不用兵；
不是非常危险，就不作战。
善于用兵者，要从治道、天时、
地利、将领、法制这五个方面来比较、计算各项细节，以求得其事实，
即先知。
孙子说：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最下攻城。
”要想不伤丝毫，惟有使用战争以外的手段，此即“伐谋”与“伐交”。
这些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先胜手段。
另外，先胜态势取决于周全的准备。
在战争进行中和战争的军事行动之前，谁能争取主动，谁就有操胜券的可能，这就是“主动”原理。
6.《易经》和《洪范》，《管子》蕴涵的管理思想
“易”为中国学术思想的根本，凝聚着中国文化在漫长的文发展过程中对自然和人生规律探索的经验成果。
《易经》原理影响着国人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易道管理的核心就是把对世界的认知和自的价值，在实践操作的基础上密切结合起来，这种决策管理模式包含着
许多具体的经营策略，涉及了预测、计划、决策、组织、沟通、变通、控制、用人原则等诸多现代管理学中所关注的问题。
计划、决策、组织、沟通、变通、控制、用人原则等诸多现代管理中所关注的问题。
《洪范》的意义，在于它第一次系统表述了以“顺五行”为核心的理天下的大法，而将整个世界纳入五行系统之中。
其主要内容是：
“五行”（自然的认识）：
水、火、木、金、土。
“皇极”（政治原则）：
行为规范、为民造福、选任贤能、赏罚、服从王法。
“三德”（治理臣民的方式）：
一般-正直、乱臣贼子-强硬、良民-平和。
蕴涵着管理的一些思想。
《管子》是一部世界上时间较早，内容非常丰富，熔各家管理思想
于一炉的古代国家管理学巨著。
它是一部以国家宏观管理为主要特色
的管理理论著作。
在它的《心术上》篇里非常明确地指出，国家管理与人体的结构存在着惊人相似的运作方式。
心术论的核心是这样的三句话：
以天地为心，以法治国，以德治人。
7.中国古代伟大工程折射的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一些著名的工程,都卓越地体现了系统思想,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战国时期,李冰父子带领劳动人民修筑了闻名世界的都江堰,把分洪、灌溉、排砂在一个工程中巧妙地结合起来。
这便是系统
思想的萌芽。
万里长城是中国古老文化的历史见证。
在工程上,一般分作镇城、路城、卫城、关城、堡城、城墙、放台、烟墩等不同等级、不同形式、不同用途的建筑,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
在管理上,沿线设九个镇,每个镇设总兵,上受兵部指挥,每镇之下又分级设“路”、“关”及城堡、墩台。
这是个典型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管理系统,命令自上而下层层下达,遇有敌情,信息由烽火台到关城守备,到各路军校首领、总兵,一直报到朝廷,是自下而上的反馈过程。
二．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启示
1.民本思想与人本管理
儒家以人为本的伦理思想，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是对企业进行人本主义的伦理管理，其特点是企业管理工作以做好人的工作为核心，通过伦理规范和道德教化，培养人们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实现企业和谐有序发展的目标。
2.系统思想与系统管理
中国古代像故宫、古运河等伟大工程,都体现了系统工程与系统管理的思想。
它给我们的启示是:
其一：
企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进行企业管理必须从企业系统的观点出发,认真研究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关系。
其二：
在进行企业管理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整体性原则,树立全局观念。
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统筹的规划,全面的考虑,绝不能因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而影响了全局,甚至破坏了整个系统的目的。
其三：
系统的有效运转取决于系统的层次性。
如果层次不清,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以及同一层次各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就会出现混乱,使整个系统不能
正常运转,效率下降,达不到有效管理的目的。
3.权术思想与领导理论
法家所谓的“势”,从表面上看是一种权势、威势,而本质上是一种影响力,是一种影响、制约以致改变下属行为的力量。
这种影响力的形成,既来之领导者的正式权力,也来自一些非权力因素,后者补充和加强着前者。
如此“势”论,对于今天的领导者、管理者如何正确发挥自己对下属的影响力,仍然富有启迪。
4.修己思想与领导者素质理论
儒家认为修己安人领导人的思想道德素养是实现有效管理的关键。
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的伦理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
孔子认为，管理者得到被管理者的信任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被管理者的信心的高低，对于管理工作的成败，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
5.人才思想与知识管理
中国古代在选人、用人上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
《太公六韬》中的:
“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
”强调的是选拔人才必须符合“六守”的标准,也就是说作为人才应具
备以上六种德性。
人才是事业成败的关键,企业之争首先是人才之争,企业领导人必须树立人才观念。
选拔人才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任人唯贤。
要因人施用，各尽其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重视人才的培养。
总之,现代企业领导人,要有爱才之心,识才之眼,求才之渴,用才之能,容才之量,护才之魄,举才之德,育才之责。
企业领导人知人善任是领导企业走向成功的关键。
知识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人才管理。
儒家人才管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选贤与能”与“任而能信”。
孔子认为，对于考查合
格已被任用的人，应在工作上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支持，这是用好人才、
发挥其才干的重要条件。
孟子则以“选贤与能”与“任而能信”
为推行仁政的组织保证，他认为，国君选用贤能的人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
如果身边的人说贤能，不能相信；
大夫们说贤能，也不能相信；
全国的人都说贤能，并且考查之后发现他真的贤能，才可任用。
6.赏罚思想与激励理论
中国许多圣贤都重视赏罚分明。
曹操采取褒亡厚往的激励手段曹操说：
“势有不得已也。
陷之甚过，则从计也。
必殊死战，在亡地无败者。
”就是说士兵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会拼死战斗，如果陷于危险的绝境，就会听从指挥。
曹操认为“褒亡厚往”是激励部属士气的重要手段。
他说：
“褒亡为存，厚往劝来也。
”就是说奖励死者是为了鼓励活人，厚赏前人是为了激励后人。
曹操以严格的赏罚制度来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
“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
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意思是说，赏有功的而不惩办有罪的，这是不符合国家大法的。
打了败仗要按法律治罪，造成损失的要免去官职和封爵。
这与现在管理思想的激励理论有相同之处。
7.兼听思想与沟通理论
中国古代君主很多重视纳谏。
唐太宗接纳魏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意见，懂得“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
其实这就是重视和下级的沟通。
现在企业也应该重视信息的准确传递，加强建设性的沟通。
8.变革思想与变革理论
变革在中国古代如管仲，韩非王安石等人思想中有体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与治国的根本准则。
他发动新政，触及到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
在现代企业中更应该重视变革管理，组织应该随着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经营管理战略。
9.谋略思想和战略管理思想
对于战略思想,中国古代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司马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观点,明确告诉人们要想做成一件事,事前必须进行长远的运筹谋划。
孙子说“上兵伐谋”,就是说谋略是取胜的根本。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从战略高度分析了国内形势,为刘备制定了联吴抗曹、实现三分天下、重兴汉室的战略目标。
这是古代军事战略决策的一个成功典范。
中国古代战略思想与战略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
现代企业领导人,必须树立战略思想。
在市场竞争中,企业的一切谋略以经营战略为根本。
一个企业如果没有战略意识,目光短浅,走一步算一步,就不会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必然会被市场所淘汰。
21重视经营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企业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要长期生存和发展,也必须认真研究内外环境条件,尤其是要正确估价自身的实力,准确把握市场需求状况,认真分析竞争对手的情况,高瞻远瞩地定企业在较长时期内开展经营活动的战略目标;
并因时因地制宜,抓住时机,讲究策略,分步实施;
还要宣传和动员全体员工,齐心协力,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
10.察人思想和行为理论
对于人的心理与行为,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家就开始了研究。
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提出:
“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其意思是说,对于人的事情,不研究是不合理的。
在这里孙武强调了研
究人类行为的必要性。
而孟轲在《孟子·
告子上》中指出:
“人之善也,如水之下也。
”后人编的《三字经》中认为: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孟子的这种性善论类似“Y理论”。
在汉代,还有人认为性的善恶是混杂的,则有点类似“Z理论”。
荀子在《荀子·
礼论》中提出:
“人生而有欲”,是说人生来就有欲望,有需求。
管仲在《管子·
牧民》中指出: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这可以说是管仲的需求层次理论。
它说明人们在衣食丰足
之后,就要考虑荣辱等,即人在满足了生理需要以后,会有心理方面的需要、社会方面的需要。
上述行为学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
必须重视对人的研究,正视人的需求的存在。
尤其是企业领导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员工是带着需求走进公司的,只有了解员工的需求及工作动机、情绪,掌握员工的意向,才能有效地激励员工,并创造一定的环境和条件,来指导员工的行动,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开展以人为本的管理。
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一个企业的活力,主要是以员工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为源泉的。
因此,进行企业管理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开展以人为本的管理。
管理现代化,需要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更需要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众所周知,日本、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企业界一直在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他们研究中国的《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孙子、老子等,并深得要领,深受其益,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我们中国人。
因此,我们要实现企业管理现代化,就必须在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科学总结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做到“古为今用”。
但是,在研究、发掘、利用我国古代管理思想时,不能教条地引用,要活学活用,辩证地继承和发展。
三.中国近现代管理思想发展与启示
中国近现管理思想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1.中国管理思想近代化的“前史”时期（16～19世纪期）。
主要特征是资本主义萌芽形式的经营管理、军事管理和科技管理。
2.中国近代管理思想的“前科学化”时期（1840～1911年）。
主要特征是传统管理形式（封建管理体制）的没落和资产阶级早期经营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
3.引进和吸收科学化管理时期（1912～1977年）。
此时期为西方科学管理理论及其他理论开始形成并逐渐引进我国,以1949年为界又可以划分为上、下两个阶段。
4.全面推进“管理现代化”时期（1978年～目前）。
主要特征是市场经济得到发展、企业自主
性增强、管理科学自主创新成分增大。
现在仍处在这个阶段。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特殊的国情,中国管理思想并不是按照线性规律均匀发展的,其中一些分支的发展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而这又是现有研究成果没有充分注意的一个问题。
1.建国前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
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封建政策,根本不存在正式的工业,仅有一些处于资本主义萌芽形态的小商品经济以及尚未形成规模的封建手工业。
当时的社会等级排序是“士、农、工、学、商”,可见商人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
此时的管理主要是僵化的封建国家管理和尚且发达的军事管理,并非由商人进行的科技管理也比较发达。
洋务派。
鸦片战争之后,国门大开,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蜂拥而入。
我国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相继对其仿效,于19世纪60年代起,陆续兴办了一些我国早期的近代工矿企业,由此形成中国近代管理思想最早的两个主要来:
洋务派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恭亲王奕在1864年呈递给清帝的一份奏折中指出:
“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早期的洋务派企业正是在这种技术主义迷信的前提下形成的。
其主要指导思想是主张“经世致用”的。
今文学派学者魏源,在《海国图志》里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要特征是重技术、不重管
理,即学习西方的技术,搞技术主义迷信,对封建制度的改变基本没有,从而导致了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派求强路线的破产。
但是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政府才被推翻,此时洋务派的管理思想才算彻底破产。
洋务派创办的企业主要有三种形式:
官办（主要是军工企业）、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其中
官督商办企业所占比例最大,而官商合办实为官督商办。
总体来看,官督商办企业的管理及其所体现出来的管理思想,相比军工企业要有所提高。
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
张之洞、冯桂芬、郭嵩焘、容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
其管理思想的主要特征有:
浓厚的封建性、严重的殖民地性、重技术而不重管理等。
民族实业家。
鸦片战争清政府的失败也导致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控制的放松（以前重农抑商）,由此逐渐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
———民族实业家。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性质、作用与洋务派企业都很不相同,其最初出现可以追溯至1852年粤人郭甘章出资在上海虹桥兴办的船坞。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大致经过以下几个时
期:
19世纪50年代初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前的40多年,为产生时期;
1895年至1913年为初步发展时期;
1914年一战爆发至1922年为进一步发展时期;
1923年至1927年国共分裂为危机与萧条期;
1927年至1949年出现了两种情形,在国民党统治区呈现出衰退和破产的情形,在解放区则呈现出恢复与发展的情形。
早期比较著名的民族工商业集团有:
荣氏申新、茂新、福新集团,张謇的大生集团,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华新（纱厂）、耀华（玻璃公司）集团等。
比较著名的民族实业家有:
郑观应、张謇、周学
熙、荣氏兄弟、陈嘉庚、穆藕初、范旭东、刘鸿生、吴蕴初、卢作孚等。
民族实业家的经营管理思想的主要优点有:
充分开发和利用“人和”的优势;
善用自身优势,创造名牌产品;
“人弃我取、避实就虚”的战略战术;
注重西方科学管理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有机结合。
在他们优秀经营管理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民族企业以弱敌强甚
至以弱胜强,与外资企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民族实业家的管理思想经历的时间跨度最长,一直延续到建国后1956年完成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维新派（即资产阶级改良派）。
维新派思想属于近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范畴,反映了刚刚转化为资产阶级分子和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商人、地主和官僚的利益要求。
早期的维新派形成于19世纪60～70年代,在1884年中法战争以前,曾附属和依存于洋务派,但由于两者在对待“中学”与“西学”态度上存在差异（洋务派强调“中体西
用”,而维新派表现出更多的资本主义倾向,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主张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其显著特征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政治上的“君主共和”和经济上的“以商为本”,对变革的要求更为主动）,因而从中法战争后开始从洋务派中逐渐分离出来。
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彻底和洋务派分道扬镳,并且形成一个影响巨大的独立的政治派别。
“公车上书”标志着维
新派集中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
维新派管理思想的理论本源主要是西学,其中作为灵魂和核心的则是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和天赋人权学说。
主要代表人物有: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
等。
维新派管理思想一直延续到1927年国共分裂,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维新派的主要敌人是洋务派,因此其主要作用是积极的;
1911年之后维新派的主要敌人则是革命派,其主要作用则是消极的。
革命派。
革命派的产生有些偶然性和戏剧性。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28岁年轻气盛的孙中山曾经向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李鸿章置之不理。
同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
体兴中会。
与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维新派的管理思想不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利益的革命派则要求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进而促进中国资本
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即不仅要学习西方的技术,更要彻底变革封建制度。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引进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同时,又引进了西方的现代科学管理思想,同时与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相融合,从而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行政管理思想。
革命派的代表人物有孙中山、廖仲恺和朱执信等。
革命派管理思想侧重于宏观的国家管理,如孙中山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行政管理思想,廖仲恺的新国家建设思想,朱执信的土地国有思想等。
由于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所以中国很快进入军阀混战时期,此时也就谈不上管理思想的发展了。
综上所述,1927年国共分裂以前,中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来源有四个:
洋务派、维新派、民族实业家和革命派。
国民政府。
1927年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管理重点有: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管理、国营工业的管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村级管理（如推行废弛已久的保甲制度）、舆论管理（思想一律、“党化”舆论）。
蒋介石曾断言:
国民经济建设“必赖国家之政治力量而后推行尽利也”。
一语道破了国民党政府经济管理思想的本质所在。
此时期新民主主义政权（根据地、解放区）的管理重点主要有:
苏维埃政府的国家组织管理、军队管理、经济建设管理、公营企业管理、村级管理等。
由于早在土地革命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前苏联就已经走过了新经济政策阶段（1921～1927年）,进入集中计划管理时期（1928～1965年）,并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建设。
因此,新民主主义政权也适当地参考了苏联的一些方法,结合国情对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组织管理工作,进行了严肃
的、科学的探讨和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管理思想的成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
如果上升到管理科学的高度,解放前则属于中国管理科学的萌芽时期,在管理学教育（商学、商科、工商管理、工厂管理等课程的设置;
高等商务学堂、商业学堂、商学院、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实业管理系等院系的设置）、管理社团组织
（中华国货维持会、机联会、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工商管理协会等团体的成立）、管理学著作（杨铨和穆藕初对科学管理理论的最早翻译、张家泰的《工商管理ABC》等国人最早的专著）、调查研究（陈翰笙等开展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管理专家（民生公司创办者卢作孚、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等）等方面都具备了一定的发展。
2.建国后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
建国后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比较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到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时期,第三阶段为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
计划经济时期。
建国初期,由于旧的行政管理、宏观经济管理以及企业管理等思想和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鉴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照搬照抄苏联模式,部分吸收西方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主要是通过行政区域、行政层次、行政原则来组织经济,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管理经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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