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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货》）又说，“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

季氏》）意思是，要学会说话、办外交，就要学诗。

孔子还说，“温柔敦厚，《诗》教也”——把诗教当作修养道德、陶冶性情的重要手段。

此后，“六经”被长期作为基本教材，是我国第一套比较完整的教科书。

其三，出现了内容相当完备的教学论著作——《学记》。

《学记》的出现，比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大教学论》的问世，还要早1800多年。

其内容相当丰富，其中一些论述对语文教师专业成长颇有益处：

①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意思是说，统治者（君子）想感化人民，使之遵守秩序并习以为常，就必须通过教育。

强调了“教育”的作用。

②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

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

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

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故曰，教学相长也。

——论述教人和学习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教学相长”原则。

③善歌者，使人继其声。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故君子之教也，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

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

和、易以思，可谓善喻也。

——提出了善教善喻的教学原则：

要疏导，而不要强迫；

要激励、鼓励，而不要压制；

要开通其思路，但不告诉其结论。

做到这三点，则师生融洽无间，教学气氛活跃（和）；

学生学习不受压制，自然顺利（易）；

无拘无束，独立思考（思）。

“和”、“易”、“思”三者做到了，就算“善喻”“善教”了。

④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学居学。

不学操缦，不能安弦；

不学博依，不能安诗；

不学杂服，不能安礼。

不兴其艺，不能乐学。

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

——提出了藏息相辅的教学原则：

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正课学习，课后必须进行练习。

如课外不作调音练习，课内就安不准琴弦；

课外不广泛涉猎声律节奏（博依），课内就不能诵好《诗》；

课外不学洒扫应对等礼节（杂服），课内就无法进行礼教。

课外没有作好这几方面的准备练习，课内就不能“乐学”。

所以善于学习的人，要作到课内、课外结合。

⑤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

必也，其听语乎。

力不能问，然后语之。

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

——意思是：

光靠记忆的一点学识不算学问，也不足为人师。

为人师，一定要先听学生发言（提问）而后据实开讲；

只有当学生提出问题而又说不出所以时，才加以讲解；

假如讲了还不懂或不大懂，就不必再讲下去，留待以后有了问题，再因势利导。

强调教师的讲解要适时、要恰当。

除此之外，还要注意使用语言：

“其言也，约而达（简约而透彻），微而臧（精细而完善），罕譬而喻（少用比方但能使人明白）。

”

三、秦至清末的教育

（一）秦至清末的识字写字教学

这一时期识字写字教学普遍受重视，课本都是当时的博学者所编写。

秦代的《仓颉篇》是丞相李斯作的；

汉代的《凡将篇》作者是司马相如，《劝学篇》的作者是蔡邕；

南朝梁代的《千字文》是皇帝亲召周兴嗣编写的……这些识字写字课本大多具有集中识字、易学易记等诸多优点，选择其中几种简介于下：

1.蔡邕的《劝学篇》。

多是四字为句，如：

“人无贵贱，道在则尊。

”“木以绳直，金以淬刚；

必须砥砺，遂其锋鋩”。

“人无贵贱，道在则尊”，被后人称为“名言”。

晋潘岳《闲居赋》“教无常师，道在则是”以及唐韩愈《师说》“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皆从此出。

2.周兴嗣的《千字文》。

成书在公元6世纪初，直到19世纪末，我国农村还用它来教儿童，一共使用了将近1500年，是我国使用时间最长的一本识字写字教材。

全文125句，1000字，没有重复字。

每四字为一句，句法整齐；

押韵，讲究声律；

讲究对仗。

开头几句为：

，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晨宿列张。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闰余成岁，律吕调阳。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金生丽水，玉出昆冈……

3.《太公家教》。

是中唐到北宋初普遍流行的一本童蒙课本，有些语句和口语接近，收集了当时的一些俗谚格言，如：

他篱莫越，他事莫知，他贫莫笑，他病莫欺，他财莫取，他色莫侵，他强莫触，他弱莫欺，他弓莫挽，他马莫骑，弓折马死，偿他无疑。

罹网之鸟，悔不高飞；

吞钩之鱼，悔不忍饥。

款客不贫，古今实语。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勤是无价之宝，学是明月之珠。

积财千万，不如明解一经；

良田千倾，不如薄艺随躯。

有人称此书是当时“一部格言谚语汇海”。

这确是它的一个特点。

后来的蒙学书《增广贤文》就是沿着这个路子编写的。

4.“三、百、千”。

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蒙学教材。

《三字经》相传为南宋学者王应鳞所编，全书千余字。

被誉为“袖里通鉴纲目”、“千古一奇书”。

请看开头一段：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苟不教，性乃迁。

教之道，贵以专。

昔孟母，择邻处。

子不学，断机杼。

窦燕山，有义方。

教五子，名俱扬。

养不教，父之过。

教不严，师之惰。

子不学，非所宜。

幼不学，老何为？

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义……

《百家姓》相传为北宋人所编，作者佚名。

全书集姓氏400余个。

其开头几句如下：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冯陈禇卫，蒋沈韩杨。

朱秦尤许，何吕施张。

孔曹严华，金魏陶姜……

5.宋代刘克庄编的《千家诗》。

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千”，其中所选诗篇大都浅近易懂，读起来上口，学起来便当。

比如第一首《春日偶成》：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知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其他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肠”（《清明》），“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游园不值》），“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春晓》），“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登鹳鹊楼》）等，都是经过筛选的备受群众欢迎的佳篇名句。

6.清李毓秀的《弟子规》。

是一本以学规、学则形式向蒙学儿童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的启蒙课本。

这本书对《论语》中一句话“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作了通俗的解说。

这是清朝中期以后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三言课本，共1080字，比原《三字经》还要受欢迎。

在解释“谨而信”时有这样一些话：

……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

衣贵洁，不贵华；

上循分，下称家。

……事勿忙，忙多错；

勿畏难，勿轻略。

斗闹场，绝勿近；

邪僻事，绝勿问。

……用人物，须明求。

傥不问，即为偷。

……见未真，勿轻言；

知未的，勿轻传。

事非宜，勿轻诺；

苟轻诺，进退错。

……

解释“泛爱众而亲仁”时，说道：

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

行高者，名自高。

人所重，非貌高。

才大者，望自大；

人所服，非言大。

解释“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时，说道：

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

方读此，勿慕彼，此未终，彼勿起。

宽为限，紧用功，工夫到，滞塞通。

心有疑，随札记；

就人问，求确义……

可以说，《弟子规》中不少内容在今天还有可取之处。

7.清邹圣脉增补注释的《幼学琼林》。

是一本曾风靡全国的幼学用书。

琼林，比喻美好如玉的书库。

人们常说：

“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会看书。

”这话有一定道理。

所谓“会看书”，就是看得懂，看得快。

要懂、要快，就非有一些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不可。

这本幼学，涉及的知识面相当广泛，内容包括自然、社会、历史、伦理等方面的知识典故，皆编成骈语，易学易记。

下面是这本书中的一些句子：

●管中窥豹，所见不多；

坐井观天，知识不广。

同恶相帮，谓之助桀为虐；

贪心无厌，谓之得陇望蜀。

●后羿妻奔月宫而为嫦娥，傅说死其精神托于箕尾。

刎颈交相如与廉颇，总角好孙策与周瑜。

●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

当知器满则倾，须知物极必反；

为善则流芳百世，为恶则遗臭万年。

求士莫求全，毋以二卯弃干城之将；

用人如用木，毋以寸朽弃连抱之材。

第一个片断对成语的解释可谓精要浅近。

第二个片段是人物典故。

第三段是有关格言。

该教材打破了四言、五言、七言的限制，该长则长，须短则短，长短搭配，整齐中求变化；

只求偶句成对，不求齐整押韵。

而且在内容上大致归类，便于检索，在一定意义上有类书的功用。

8.清无名氏的《昔时贤文》（又称《古今贤文》、《增广》）是清代流行最广的蒙学教材。

“集韵增广，多见多闻”。

书中有许多话至今流传。

如：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

“人老心不老，人穷志不穷”；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

（三）秦至清末的阅读教学

1、阅读的内容与序列

宋代以后，阅读的内容及序列大致为：

小学——四书——孝经——六经——子书——史书。

这在《三字经》里有清楚的表述：

为学者，必有初。

小学终，至四书。

……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

……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

……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

●小学，此指宋人朱熹编写的《小学》，其讲述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学其礼、乐、射、御、书、数之文，知其事亲敬长之理。

●“四书”。

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著作的合称。

宋代朱熹撰写了《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始立，此后长期为封建政府科举取士的考试用书。

●五经。

即《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的合称。

加上失传的《乐经》，也称“六经”。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和“五经”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和经典，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

2、阅读方法

这一时期的学者提出了众多的阅读方法，罗列几种于下：

（1）“四步读文法”

南宋史学家、教育家吕祖谦在《古文关键》中谈的读文步骤归纳起来就是四步，即：

浏览——概要——鉴文——析句（包括析字）。

浏览，可以说是对文章的扫描，用跑读法；

概要，可以说是对文章要点的概括，用跳读法；

鉴文，可以说是对文章的首尾、开合、段落、层次的鉴赏，用唱读法；

析句，可以说是对文章字、句精华的深究，用吟读法。

（2）“八面受敌”法

苏东坡认为读书每读一遍应有一遍的特定目的，不可毫无指向的、模糊的随意读书。

他在《又答王庠书》中说：

“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

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

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勿生余念。

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

亦如之，它皆仿此。

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3）“朱子读书六法”

元程端礼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里记载：

“朱熹门人与私淑之徒，荟萃朱子平日之训而节取其要，定为读书六法：

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体察，曰著紧用力，曰居敬持志。

”

“循序渐进”，指读书必须按照次序，逐步推进。

其“序”有二：

一是群书先后缓急之序，一是每书诵读考索之序。

群书之中，朱子以为先《大学》，而后《论》、《孟》，然后《诗》、《书》、《礼》、《乐》、《春秋》。

看史先看《史记》、《左传》，次之汉史、三国志，再次通鉴。

《朱子大全·

读书之要》里说：

“君子教人有序，先传小者近者，再后教以大者远者。

”又说：

“如攻坚术，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如解乱绳，有所不通，则姑置而徐观之，此读书之法也。

”在讲课时，朱熹也常常说：

“急不得，也不可慢。

所谓急不得，功效不可急；

所谓不可慢者，功夫不可慢。

”强调读书要按部就班地读下去。

“熟读精思”这一条指读书既要读得熟，又要精于思考。

“虚心涵泳”这一条指读书时要虚怀若谷，反复咀嚼，不能穿凿附会。

“切己体察”这一条指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

就是说，读书穷理，要体现在自身的修养之上，要用切身的体会去读所有的书。

“着紧用力”这一条指读书要抓紧时间，不能松跨。

朱子曰：

为学要刚毅果决，悠悠不济事。

且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什么精神，什么筋骨？

今之学者，全不曾发愤，直要抖擞精神，莫要昏钝，如救火治病然，岂可悠悠岁月。

为学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

这段话，首明读书要抓紧，次说态度要坚决。

说坚决时，举了两个例子：

一是读书如救火，一是读书如撑上水船。

救火就不能慢，要急着去办；

撑上水船就不能松劲，要有咬劲，咬住不放，才能逆水而上。

比喻生动、深刻。

“居敬持志”这一条指读书要专静纯一，全神贯注，同时要有远大志向，不能瞎读书。

所谓居敬，就是收放心，精神专一。

朱子说：

“收敛此心，这便是敬”。

（4）曾国藩“看、读、写、作四者不可缺一”法

曾国藩在《家书》中这样论读书之法：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不可缺一。

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

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

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

又说：

史宜日日看，不可间断。

……温经须先穷一经。

一经通后，再治他经，切不可兼营并鹜，一无所得。

他告诫儿子读史应当“间作史论，或作咏史诗，惟有所作，则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则难记也。

（四）秦至清末的写作教学

这一时期的写作教学有下列突出特点：

1.崇尚写作主体的人格心灵塑造

韩愈在《进学解》里，给作文树立了一个理想的标准，叫“闳中肆外”。

“闳中”就是思想内容博大丰富，“肆外”就是语言表达汪洋恣肆。

怎样作到“闳中”？

这就要学儒家经典中的“道”。

他告诫后生学文说：

“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

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

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他谈自己学文的经验说：

“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答李翊书》）。

怎样才能“肆外”？

他认为首先要从“三代两汉之书”里学习表达方法。

主张从不同风格的文章中学习，以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语言运用方面，他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惟陈言之务去”。

也就是说，要创造性地学习古代词语，形成新的文学语言。

为了使文章“闳中肆外”，韩愈谈到“气”和“言”的关系问题。

“气，水也；

言，浮物也。

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

气之与言犹是也。

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李翊书》）。

韩愈的“言为德表”、“气盛言宜”说，与孟子一脉相承。

“孟子尽雄辩”，这是对孟子辩论术的赞美。

孟子的论辩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酣畅清利；

比喻、排比、夸张、设问等修辞手段的巧妙运用，如湖光山色，景随情迁。

孟子认为“言辞生于其心”，主张“养气”，既以儒家道义为标准，加强个人的内心修养。

他说自己：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韩愈之后，叶燮认为“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再到王国维的“境界”说、林纾的“意境”说，形成连绵不断的崇尚写作主体的人格心灵塑造的中华写作文化精神。

2.强调多读多写多改

我国古代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劳于读书，逸于作文”的说法，十分重视“多读”对写作的作用，把“读”视为“写”的重要条件。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又认为读不能代替写，文章的功夫要靠多写多改才能练就。

清初教育家唐彪在《读书作文谱》第五卷里说道：

“多读，乃藉人之工夫；

多作，乃切实求己工夫。

”“人于一日之间，文或不佳，必不可生退怠心，更不可将所作毁弃，迟数月，仍以其题再作，有一篇未是之文，反触其机，即有一佳文出焉。

此中妙境，惟亲阅历者，乃能知也。

”又举例说：

“读欧阳公文，疑其随意写出，不假斫削工夫，及见其草，修饰之后与始落笔有十不存五六者，乃知文章全藉改窜也。

欧公尚然，人可以悟矣。

3.主张先放后收

宋代谢枋得编的《文章规范》，选录了汉、晋、南朝宋、唐、宋15家69篇文章，把全书分为两部分，前半称“放胆文”，后半称“小心文”，重点突出了作文教学中先放后收的训练步骤和指导方法。

在该书的第一卷中谢枋得说道：

“凡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

……初学熟之，开广其胸襟，发舒其志气，但见文之易，不见文之难，必能放言高论，笔端不窘束矣。

清末语文教育家王筠在其《教童子法》一文中也说道：

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蹄跳咆嗥，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

此时加以衔辔，必俯首乐从。

且弟子将脱换时，其文必变而不佳，此时必不可督责之，但涵养诱掖，待其自化，则文境必大进。

譬如蚕然，其初一卵而已，渐而有首有身，蠕蠕然动，此时胜于卵也；

至于作茧而蛹又复块然，此时不如蚕也，徐俟其化而为蛾则成矣。

作文而不脱换，终是无用之才也；

屡次脱换，必能成家者也。

作文的涵养变化，如蚕之“脱换”，讲的何等贴切。

作文要知道“脱换”的道理，要学会“脱换”的方法。

他又说：

“规矩者巧之所从出也，得规矩而失其巧，于义何居焉？

”文章写得巧不巧，由来于知“规矩”。

文章写得“规矩”，但未能使之“巧”，这是死文字；

也可以说，这是没有经过几次的“脱换”（变化）功夫，不善于“收放”自如的原故。

第二节现代语文教育概览

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这就是“癸卯学制”，是我国第一个经政府正式颁布、在全国范围实际推行的学制。

癸卯学制的内容包括改私塾为学堂，引进自然科学，增设外语，实行分科教学等。

语文也随之开始独立设科，从而掀开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之扉页。

一、现代语文教育发展的基本轨迹

在《奏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中小学必修学科中，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学”两门与语文教育相关的课程。

当时的《学务纲要》规定：

“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宦科实用，但取理明辞达而止。

“中小学堂于中文辞，止贵明通。

”从教学宗旨看这样的“中国文学”科已颇重实用，其实就是以后国文科的先声。

1906年起统称“国文”。

1916年临时政府颁布《中学校令施行细则》第三条说：

“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

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

1920年北洋军阀政府通令全国，小学开设“国语”，主要教白话文；

中学开设“国文”，仍然教文言文。

在中国教育史上这是现代文第一次进入语文教材，在语文教学中取得了合法地位。

1930年代，中学的“国文”里也编进了一些现代文，使现代文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逐步提高。

随着现代文进入语文教材，也开始了对现代文教学的研究。

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文言文是古人的书面语，白话文是今人的书面语，这时的“国文”“国语”教学总体上仍是注重书面语。

1950年6月，“国文”、“国语”的学科名称被取消，代之以新建的学科名称——“语文”。

叶圣陶在60年代回顾这一学科名称改变的往事时曾进一步解释道：

“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

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

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

”他在当时统编的中学语文课本《编辑大意》中指出：

“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说、读、写四项，不可偏轻偏重。

正如叶至善所指出的，“以‘语文’取代先前的‘国语’和‘国文’，应该说是一次划时代的实质性改革，决不能看作仅仅是名称的变动或统一。

二、现代语文教育思想

（一）梁启超的语文教育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年）的文章或汪洋恣肆，大气磅礴，富有激情；

或条贯叙述，绵密说理，文情并茂，其《少年中国说》、《学问之趣味》都是大家熟知的名篇。

梁氏在语文教育实践中也是富有情趣而且令他的学生难以忘怀的。

梁氏早年曾执教于长沙时务学堂，晚年任教于南开、清华、东南、燕京诸校。

著名作家梁实秋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一文中，生动地记述了青年时代在清华学校聆听梁氏演讲《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分三次讲完）的情况，说梁氏讲演时“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者无不动容，“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

梁实秋先生84岁时在其《还乡》一文中再次回忆梁氏当年那次演讲中对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的讲析。

一次语文教育实践，竟然给予参与者留下了如此刻骨铭心的印象！

可见梁氏在语文教育方面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实践者。

其语文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提倡要“教人以研究的方法”。

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中梁氏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教员不是拿所得的结果教人，最要紧的是拿怎样得着结果的方法教人。

小说中有一段故事最好：

吕纯阳有一天看见一个人根器很好，便要度他，先试他一试以指点石成金，问他要不要。

这人回他不要。

吕纯阳以为这人毕竟不差，再拿大一些的石点成金子试他，他还是不要，如是数次，吕纯阳……便问他：

究竟要什么。

“我要你的指头。

”教学生不能拿所点的金给他，（金子虽多终有尽日）非以指头给他不可。

善于教人者是教人以研究的方法。

或者他所得的能和你一样多，或可看出你的错处。

不难看出，梁氏对教育工作者的期望，是“教人以研究的方法”，发展学生学习、求知的“自动能力”，努力把学生培养成能够赶上老师甚至超过老师的真正人才。

梁氏在该书中引孟子“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的话，指出如何做成一篇文章，这是规矩范围内事，规矩是可以教可以学的。

而且要达到巧，也必须先懂规矩。

他认为“中国凡百学问，都带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神秘性，最足为知识扩大之障碍”。

2、提倡“情感教育”。

梁氏论述情感教育的最重要的文章是《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这是他在清华学校文学社课外讲演的讲稿。

此文导言中写道：

“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它“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

古来大教育家“都最注意情感的陶养，老实说，是把情感放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