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秦汉史研究概述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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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将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以简牍印证文献,或以文献诠释简牍,研究出了一批开拓性的著作。
其三,加强了区域史的研究。
在这方面,一是秦汉史研究会做了大量组织工作,进行了有力引导,如1991年年会重点讨论齐鲁文化;
1993年年会重点讨论江南经济;
1996年年会重点讨论南越国史;
1999年年会则讨论西南开发等。
再者,伴随着各省通史的编写,一般也都设有《秦汉卷》,如《陕西通史·
秦汉卷》,《山东通史·
秦汉卷》等。
这都有力推进了秦汉地域史的研究。
另外,不少学者,就地取材,从实际出发,研究本地的秦汉史,关中、西北地区的学者尤为明显。
多年来由于大家合作,拿出了不少有地方特色的成果。
其四,研究方法显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许多学者坚持“实证主义”原则,无史不证,同时又重视价值评判,力求做到“以史为鉴”;
有的学者采用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引进历史学研究;
还有的引进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包括计量分析法等引进史学研究,试图使研究更加精确化、科学化。
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使许多人的研究方法有不少更新,提升了成果的质量。
大量史实证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秦汉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得到了蓬勃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下面,将1980年以来的秦汉史研究概况作一简略的回顾。
一、综合性研究
秦汉史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为学界所重视。
早在四、五十年代,陈源登、马元材、钱穆、翦伯赞、吕思勉等前辈学者各自都曾著过《秦汉史》,达五、六部之多。
八十年代初以来再度大量涌现。
例如:
林剑鸣的《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全书共十四章,深入研究了秦人兴起、发展、衰亡的历史过程。
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马非百的《秦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内容分为纪、传、志、表、録、图六部分,史料详实,是他的精心之作。
林剑鸣的《秦汉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全书共二十章,注重史论结合,在内容、结构、观点等方面,皆有所创新。
许多大学历史系被列为教材,得到了广泛利用。
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的《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全书共八章,全面概括了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
结构合理,篇幅适当,观点平稳的一部断代史。
外国学者崔瑞德、鲁帷一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全书十六章,该书虽然对近年新出土的历史资料尚未得到利用,但引证文献广泛,并重视文献的辨伪和考订工作,也充分利用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外秦汉史研究的水平。
此外,秦汉史研究会编的《秦汉史论丛》,现已出版十二辑,是综合性的论文汇编,反映了会员的研究成果。
二、经济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秦汉经济史成为研究的热点,成果很多。
贯通性著作有多部问世,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
傅筑夫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全书共十章,对秦汉时期经济区的发展、土地制度、劳动制度、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经济与币制、经济波动、经济政策等,分别作了论证。
这是他历经三十余年长期研究的结晶和总结工作。
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
秦汉卷》上、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共二十二章,在绪论章中,对秦汉时的地理环境与生态状况、基本经济区、产业结构与经济类型、社会经济形态等作了阐述。
然后分章论述了秦汉时期的人口分布,农田水利,农业生产,畜牧业,林业和渔业,土地所有制形式,土地经营方式,土地继承与土地买卖,手工业生产、手工业中的生产关系,商业与都市,商品价格,货币、赋税、徭役,财政,国家经济政策,交通运输,社会各阶级和等级的经济地位与资产,不同阶级和等级的生活消费,少数民族的经济等。
该书富有创意,对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己见,加强了薄弱环节的研究,重视填补空白。
这是一部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杠鼎之作,体现了当前国内研究的最新水平,受到学界的好评。
此外,还有曾延伟的《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全书分西汉、东汉两部分。
对两汉经济和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外贸,以及租赋、国家收支与财政等作了探讨,用力较勤,对学界有启示作用。
学界从不同层面和视角研究秦汉经济史的成果十分丰硕,这里从几个方面,做如下列举:
(一)部门经济:
农业是中国传统经济的主要部门。
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新的进展。
陈文华的《论农业考古》(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收入农史方面的论文12篇,利用丰富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对秦汉农业的发展,提出了不少新见。
樊志民的《秦农业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对秦农业的发展历程、农业科学技术的演变、农业生产结构及其管理制度等作了详细分析。
许倬云的《汉代农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对汉代农民的生计、农业资源、耕作方法与技术以及农业之外的选择诸问题进行了论列。
同时,还对汉代农业的相关文献做了介绍,可供参考。
学界发表的论文有:
林甘泉《论秦汉封建国家的农业政策》(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1985年版),张传玺《两汉大铁犁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孟明汉《关于西汉农业劳动者的身份问题》(《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宁可《西汉农业生产漫谈》(《光明日报》1978年4月10日),高敏《论秦汉时期放牧业的特征和局限》(《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余华青《秦汉时期的畜牧业》(《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秦汉时期的林业》(《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秦汉时期的园圃业》(《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杨际平《秦汉农业:
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温乐平《论秦汉养牛业的发展及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黄今言《汉代不同农耕区的劳动生产率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等。
这些文章对秦汉农业作了有益的具体考察,比较深入。
手工业的研究也有些进展。
逢振镐的《秦汉经济问题探讨》(华龄出版社1990年版),对秦汉的盐铁政策、手工业经营管理制度、山东地区的冶铁、煮盐、制铜、铸钱、制陶、漆器、纺织等分别作了论述,是一部较扎实的经济史论文集。
宋治民的《汉代手工业》(巴蜀出版社1992年版),也有一定的份量。
这方面的论文有:
张传玺《论秦汉时期三种盐铁政策的递变》(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二辑,1983年版),余华青《汉代酿酒业初探》(《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秦汉漆器价格考辨》(《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宋治民《汉代铜器铸造手工业》(《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陆德富《西汉工官制度问题研究》(《文史》2009年第3期)等,不无新意。
商业史的研究较为活跃。
商业协会主办的《平准学刊》八十年代出版了五辑,内容以商业为主。
1995年创办的《货殖—商业与市场研究》,目前已出版两辑。
吴慧的《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二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对秦汉时的国内商业与对外贸易、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发展官营商业、东汉的商业与商人地主等作了具体论列,特色明显。
相关论文有:
张仁玺的《秦汉时期私营工商业的行业类型考述》(《山东师大学报》2009年第3期),严华青等《先秦两汉商人分层之变化及其政策分析》(《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赵德馨《商业的性质与历史》(赵著《经济史学论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对商业的利润,发展历程,作用等提出了新见。
当然,商业史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开拓。
交通运输的研究,主要成果有:
王子今的《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全书共十七章,对秦汉时期的交通建设、津桥、车辆制作、陆路运输动力、内河航运、近海航运与海外交通、造船业、都市交通、主要文化区的交通结构、仓制与主要粮道、产业分布及运销区别、运输业、通信形式、域外通路、交通史背景以及交通心理与交通习尚等,分别进行了论述。
该书广征博引,分条缕析,运用新的方法,提出了新的观点,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该书作者为完成这一专题研究,此前曾发表了多篇论文,如《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秦汉时期的私营运输业》(《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秦汉时期的内河航运》(《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两汉救荒运输略论》(《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等。
此外,学界的论文还有:
余华青《略述秦汉时期的舟车制造业》(《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武伯纶《秦汉车制杂议》(《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吕名中《秦汉通南越要道考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金惠《汉代船尾舵的发明》(《东方杂志》1983年第1期),赵化成《汉画所见汉代车名考辨》(《文物》1989年第3期)。
这些论著较前人的研究有较大的突破,发前人所未发,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二)土地制度:
目前,贯通各代的土地制度史已有多部。
林甘泉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主要论述晋以前的土地制度。
试图从史料与理论的结合上回答讨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资料丰富,分析深入,立论公允,得到学界认可。
赵俪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齐鲁书社1981年版),对秦汉时的土地制度,主张“国有土地”说,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新论。
断代性的有高敏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中国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对当时土地所有制形成及诸形式等问题有系统论述,成一家之言。
朱绍侯的《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国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把土地制度作为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结合剥削方式、阶级关系等方面进行论述,独具卓识。
张金光的《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全书十二章,其中对秦的土地制度、为田制度、阡陌封疆制度、租赋徭役制度、官社经济体制等等做了全面、系统研究。
认为秦汉时期是在土地国有制基础上,通过国家份地“授田制”,实行“定产承包制”。
认识深刻,自成一说,是有突破性的一个研究成果。
刘光华的《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则对汉代屯田的发展、屯田上的劳动者、屯田管理系统及屯田作用等,提出了独自的看法。
土地制度的论文很多,代表性的有:
李振宏《两汉地价初探》(《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张传玺的系列论文包括《汉以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生和确立》、《两汉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论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形成的三个阶段》、《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的国有土地问题》、《从“授民授疆土”到“衣食租税”》、《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观念》(见张著《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韩连琪的《西汉的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东汉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庄园制的兴起》、《论两汉封国食邑制下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形态》(见韩著《先秦两汉史论丛》,齐鲁书社1986年版)。
安作璋、逢振镐的《试论秦汉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杨生民《汉代土地制度两重性诸问题试探》(《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自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出土后,对汉初的“授田制”、“名田制”问题展开了讨论。
论文主要有:
高敏的《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土地制度》(《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杨振红的《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张金光的《普遍授田制的终结与私有地权的形成—张家山汉简与秦简比较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等,涌现了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高质量成果。
在地主制经济下,有关小农经济与地主经济,过去研究的比较薄弱,八十年代后有了新的进展。
于琨奇的《秦汉小农与小农经济》(黄山书社1991年版)。
全书共十二章,对秦汉时期小农的产生、生产力水平、粮食产量、副业生产能力、赋役负担、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等,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王彦辉的《汉代豪民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分9章,对豪民的产生、特征、演变,豪民在工商业中的兴衰,豪民的土地兼并与役使贫民,豪民与田庄经济结构,豪民社会地位的提升及其与士族的逐步合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
李根蟠的《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洪煜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小农经济》(《史学月刊》1994年第5期),黄今言的《汉代自耕农经济的初步探析》、《汉代庶民地主经济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见黄著《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还有他的《汉代农民“背本趋末”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许多学者正在开拓和深化这一重要领域的研究。
(三)赋役制度:
这与土地所有制息息相关,也涉及国家财政及整个社会分配问题,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
钱剑夫的《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全书共八章,对秦汉时期的土地税、人头税、商业税以及更卒、正卒、戍卒等徭役作了具体考证,提出了独自的见解。
黄今言的《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全书共九章,分别对税收财政机构的发展,土地税的类型及其征课量的蠡测,末业税和有关的杂项税收,计訾与訾算,按丁口征赋的确立及其演变,徭役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与社会矛盾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的赋役和贡输,赋役征调与名籍、上计制度等。
对秦汉时期赋役的源流、性质、内容、特征及其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关系诸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究。
在此期间,学界发表的论文很多,例如:
柳青藩《论汉代“公田”的假税》(《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岳庆平《汉代“赋额”初探》(《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4期),于琨奇《“户赋”“军赋”考》(《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钱剑夫《试论秦汉“正卒”徭役》(《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孙言诚《秦汉的徭役和兵役》(《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施卫青《关于秦汉徭役的若干问题—与钱剑夫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钱剑夫《汉代“案比”制度的渊源及其流演》(《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杨际平《秦汉户籍管理制度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一辑)和他的《凤凰山十号汉墓据“算”派役文书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高敏的《论汉代“假民公田”制两种类型》、《从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简牍看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秦汉徭役制度》、《秦汉的户籍制度》、《秦汉上计制度述论》(均见高著《秦汉史探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黄今言的《秦代租赋徭役制度初探》、《汉代田税征课中若干问题考察》、《论两汉的赋敛制度及其演变—关于按丁、口征赋的研究》、《汉代末业税问题探讨》、《西汉徭役制度简论》(均见黄著《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
备受关注的秦汉赋役制度,学界的研究成果丰硕。
(四)币制与财政:
学界自来比较关注。
货币史方面的成果,有钱剑夫的《秦汉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南的《秦汉货币史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蒋若是的《秦汉钱币研究》(中华书局1997年版)等,都对秦汉的币制及货币经济的发展程度、黄金是否为本位货币、使用范围及其职能等做了具体阐述。
论文有:
李祖德《试论秦汉黄金货币》(《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1期),秦晖《汉“金”新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杜劲松《关于西汉多黄金的研究》(《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唐任伍《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考》(《史学月刊》1989年第5期),谢桂华《“茭钱”试解》(《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赵宠亮《说“财用钱”》(《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徐承泰《东汉时期货币铸造及管理机构探讨》(《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黄今言《张家山竹简〈钱律〉的几个问题》(祝贺朱绍侯先生八十华诞《史学新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期)和他的《居延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财物“拘校”》(《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等。
在这些论文中,有的以小见大,颇具新意。
财政与货币密切相关。
马大英的《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全书共二十五章,对汉代的财政体制、财政收支、屯田、漕运、货币以及财务行政与上计吏等分项做了详细论述,资料丰富,涉及面广,力图展现汉代财政史的基本面貌,有参考价值。
罗庆康的《西汉财政官制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从中央和地方官员所承担的财政管理职责的角度,探讨了西汉财政制度。
还有占志宏的《汉代财经大辩论》(三环出版社1992年版),朱德贵的《汉简与财政管理新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也都有些特色。
(五)商品经济:
主要成果有,邵鸿的《商品经济与战国社会的变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全书共七章,对战国时期的商品生产、商业形态与商业资本、商品经济发展给战国社会经济带来的重要变化等,作了全面考察,特别对商品经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论证较为深入。
黄今言的《秦汉商品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全书分为七章,在诸论中,首先对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性质、程度及其与自然经济的关系作了宏观性阐述。
然后分章对当时商品经济生产发展的特征、商品交换与商业形态、商品市场的层次结构、商品价格与货币流通、商人崛起与商业资本投向、消费观念与消费结构的变化等,作了系统论述。
该书史论结合,理论构架,自成体系,力图全面再现秦汉商品经济的原状,是作者多年耕耘之作。
张宏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商人和商业资本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版),也有一定的深度和特色,对当时的商业资本有较好的研究。
王仲犖遗著《金泥玉屑丛考》(中华书局1998年版),其中第一、二卷,根据《管子》、《史记·
货殖列传》、《汉书·
食货志》、《居延汉简》等对秦汉物价作了资料性整理,查阅方便,利于使用。
丁邦友的《汉代物价新探》(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与王著近似,虽有重复之感,但也可一读。
商品经济的论文很多,例如:
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地主制》(《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林甘泉《秦汉商品与自然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商品交换和买卖契约》(《文物》1989年第9期),钱剑夫《秦汉商品检验与物价管理》(《中国史研究》1978.2.),吴慧《秦汉时期度量衡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黄今言的《汉代贩运贸易论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论两汉时期的农村集市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汉朝与边境少数民族的关市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秦汉商品市场发育水平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等。
目前,商品经济正在成为重点研究领域之一。
(六)区域经济:
改革开放后,各地经济蓬勃发展迫切要求从地方经济发展史中取得借鉴。
秦汉区域史的研究也日渐受到关注。
黄今言主编的《秦汉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共七章,对秦汉江南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人口、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农业经济的开发及其区域特征,手工业成就及其与中原的关系,交通运输业的开拓与管理,城市兴起与商业演进,赋役征课与人民的反抗斗争等,作了开拓性研究。
李学勤主编的《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其中用专章,论述了秦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物质文化成就、发展规律、特征及其对海外的影响等,是史论结合,富有新意的成果。
张荣芳的《秦汉史与岭南文化论稿》(中华书局2005年版),其中多篇论文,阐述了秦汉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乏特色。
薛瑞泽的《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对该时期河洛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论文很多,例如:
章士成《西汉时期闽越社会经济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王家典《两汉时期徐淮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地位》(秦汉史研究会:
《秦汉史论丛》第4辑1988年版),张泽咸《汉唐河西走廊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岳庆平《汉代岭南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段渝《秦汉时代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11期),陈晓鸣《汉代北部、西南部边郡经济开发之述评》(《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1期)等。
上述论著,对现实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鉴意义。
三、社会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秦汉社会史的研究,发展迅速,成果众多。
林剑鸣的《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全书共十二章,对秦汉时期“文明”发展的特征、物质文明、城市风貌、服饰、饮食结构、居住条件、水陆交通、信仰、祭祀、婚丧礼俗及精神风貌等,作了有意义的探索,取材广泛,资料性强,是有价值的成果。
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全书时限上自原始社会末期,下至魏晋南北朝。
从国家形态、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诸方面的发展变化,综合论述了古代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历程。
该书是一部讨论古代中国社会分期问题的专著,也是作者“魏晋封建说”的代表作。
杨师群的《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全书共四章,对中、西上古社会国家政体殊异原因、战国时代变法的性质、秦汉社会制度的定型、发展、局限与深远影响等,进行了论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视角较新。
此外,还有谢国桢的《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刘志远的《四川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李振宏的《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杨振红的《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这些论著,大都利用出土的文物及简牍,对秦汉社会的某几个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王之今的《秦汉社会史论考》(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共收入23篇论文,对秦汉社会中的恶少年、少年吏、流民运动、社会福利法规、浮侈世风、盗墓现象、卫生食品法规等等,一些过去学界关注很少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是一部具有广度和深度的论文集。
有关城乡社会研究的成果,也有多部著作问世。
马新的《西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1997年版),全书共七章,对两汉时代乡村的生产环境与农业状况,土地制度与生产经营、社会分野与农民的历史命运、乡里村落与宗族、婚姻与家庭、民间信仰与神袛崇拜、民谣民谚乡村风情等,作了系统详尽的论述。
资料翔实,论证有力,是一部富有新意的力作。
周长山的《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全书共七章,对汉代城市的发展、分布、人口、居民编制、城内市场等做了论列。
该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一个成果,比较精审。
张继海的《汉代城市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全书共六章,论述了汉代的城郭与基层聚落形态、城市的物质结构、城市社会的一般情形、公共生活、社会问题等,在视角上有些特色,尤其是对当时城市的社会问题及其管理方面进行总结,很有意义。
徐卫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