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外资金融机构像血管一样深入到中国各个产业的肌体之中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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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则应是所有公职人员首要的从业条件和标准，凡不爱国者均不应担任公职，已担任公职者也应解除其职务。
这应是一个国家对公职人员最起码的要求。
诚然有时对某人是否有爱国心一时或难有客观标准判定，但对一些人明显损害国家重大利益的行为难道还不能鉴别其是否爱国吗？
而银监会做出这样明显于我有大害而片面有利于外国的政策规定，显见其负责人缺乏最起码的爱国良心，由此等毫无民族良心之人执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之重任，能尽职乎？
国家金融安全又何在？
银监会负有维护国家银行及金融安全的神圣职责，是国家银行金融利益及风险控制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道安全阀。
银监会作出这种对我有大害而对外片面有利的规定，不仅完全放弃了该机构应尽的职责，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渎职和卖国行为。
国家安全、司法、纪检和监察部门，应严肃查处这起严重的渎职卖国事件，将有关责任人绳之以法。
以严明法纪！
惩前毖后！
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国刚在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学术论坛说，贱卖论真正的危害是会阻碍国有资产发展（7月8日《人民网》）。
看到王国刚这个观点，令人大吃一惊。
在我国银行业改制中所谓的引进战略投资者，以超低价乞求美国等发达国家购买股份，结果让人家不费吹灰之力，
一转手赚了个满盘金。
为此，人们提出了涉嫌国有银行中国有资产贱卖的质疑，目的在于反省和防止国有金融资产流失。
后来被一些既得利益集团扣上贱卖论的帽子，现在倒好，又被王国刚戴上阻碍国有资产发展的“桂冠”。
涉嫌国有金融资产贱卖者反而成了发展国有资产的英雄，对其是否贱卖提出质疑者反而成了危害和阻碍国有资产发展的“罪人”。
不是认真反思到底是否存在贱卖，摆事实、讲道理、用数据回应质疑，而是给反思者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这就是中国所谓专家的水准和德行。
论坛上专家批判贱卖论的观点令人气愤，完全是颠倒黑白。
国际社会、国内许多专家以及银行业内人士根据海外投资者的购股价格、IPO时的价格以及上市后市场价格（数据不再列举），心里都有一杆秤。
一些专家和既得利益者多次说过，国有银行上市后根据今天的股价，国家还是得到了大头，海外战略投资者得到的还是小头。
这等于是废话。
国家股份占大头，在股价上涨后，当然应该得到大头。
如果海外投资者入股价格高一些，不存在贱卖的问题，国家得到的会更多；
如果引进其他国有企业入股国有银行改制，国家会得到多上加多；
如果允许国内包括民营企业入股，那么，今天的溢价赢利全部留在了中国。
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引进战略投资者是改变国有银行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局面。
事实上，真正改变了吗？
一股改变了，但独大并没有改变，国有股份依然占据51%以上。
国有银行改制，用老百姓的钱添了原来的大窟窿，国家引资让海外投资者捡了大便宜，可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我们学到了多少？
已经上市的国有银行基本上还没有改变计划经济行政化管理的思维，效率仍然不高，资本约束作用不大，机制仍然不健全。
唯一的好处是，高管的薪酬大幅度提高了。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更是莫名其妙，他说，这么大一个事件，要找出什么缺点是很容易的。
不能就此就发表很多很激愤的言论，予以否定。
在批评现成问题的时候，要说我们该怎么办，这才是建设性的。
笔者认为，正确的学术态度应是，能够提出“怎么办”更好，如果想不出“怎么办”，能够发现问题、找出问题，同样欢迎。
社会翘首期待“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学术论坛”能够论出有建树的金融学术成果。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何必专门对贱卖论声讨。
事关国家经济安全的银行体制改革不应该由少数人关起门来说了算，还不许别人提出质疑，而应该集思广义，特别是多听听不同意见，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真正捍卫国家的金融利益
西方国家率先满足了控股中国银行进而控制中国经济的历史梦想。
面对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血色碑文，我们不禁泪如雨下，中国输了！
1840年以来一代接一代人的流血牺牲、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奋斗，终究还是没有跳出西方列强的魔掌，当初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现在夹着皮包又回来了，并且比当初逃跑前回来的更加风光，成为了可以控股中国金融和中国经济的总老板。
最刺耳的尖啸恰恰来自于金融界的几个重量级人物，他们声称“世界一体化了，中国早晚都要取消金融管制，不如尽早取消”。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就曾宣布：
中国要提前与国际金融全面接轨。
这就如同在说“人早晚都要死，不如尽早弄死”一样地荒唐，可就是如此荒唐的论调却成为中国金融开放的主旋律，
首先，银行由外资控股，将彻底丧失国家经济主权，变成完全的殖民经济。
如果把现代国家看作是一个大股份公司，银行就是公司董事会，控股股东就是董事长，是国家经济的真正主宰和社会政治的最终决策者。
其他所有人，无论处于什么位置拥有什么身份，实际上都处于仆从的地位。
国家国家，谁在经济上当家，国就属于谁家，谁就真正拥有国家。
我国全部银行资产约50万亿人民币，按照巴塞尔协议8%的资本充足率规定，占有这50万亿银行资产需要4万亿资本，按照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过5%计算，实际上只需要2.5万亿资本，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持股比例达到25%即属于控股的规定，控股2.5万亿资本只需要6千多亿人民币，相当于9百多亿美元，就可以控股整个中国银行资产，进而控制整个中国经济。
而目前美国银行（原美洲银行）、花旗银行等银行中任何一家的自有资本都超过9百亿美元，从逻辑上来说，它们任何一家都有能力控制整个中国银行业，进而控制整个中国经济。
控股银行实际上就是控制了整个国家经济，绝非危言耸听。
虚拟经济中的财富形式虚拟化了，财富流动不再和实物相联系，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财富形式，会将一个国家财富洗劫一空而事先不被察觉，从而使金融战取代传统战争，成为国家之间掠夺财富的主要手段。
并且这种掠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会引起被掠夺国家国民的强烈反抗，往往是几个人喝着咖啡一商量，一个国家的财富就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国家。
如果说实体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如同入室抢劫，所得有限却会引起家人殊死反抗，那么虚拟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就如同背后卖掉整个住房，洗劫一空却不觉心疼。
当初八国联军几十年从中国抢劫了13亿银元，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殊死反抗，而2007年通过银行股贱卖，外资一年就从中国掠走上万亿元，国人却没有任何反映，原因就是虚拟财富的流动大家都感觉不到，如果这上万亿财富如同当年日本鬼子那样直接拉走实物，抗日义勇军肯定会再次波及全国。
可见，世界一体化和经济虚拟化过程中的金融战争，实际上是新一轮殖民主义——经济殖民主义浪潮的兴起，对发展中国家银行的控股，属于一种新的殖民地形式。
。
目前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第三种隐蔽型的殖民地形式，就是通过控股对方的银行掌握其全部社会财富，把对方国家全部国民都变成财富的名义占有者。
这些财富流向哪里价值几何，都有各种各样的金融指数来决定，而这些金融指数的涨跌变化，完全由这些控股银行和当地政府官员决定。
所在国的全部企业和老百姓只剩下一个义务，就是拼命挣钱，然后通过银行、股票、债券、房产等把钱交给控股银行，控股银行再把这些钱同样以各种投资的方式送回本国，形成本国财富，提高本国老百姓生活水平。
由此形成的所在国企业和老百姓的财富损失，只是表现为金融指数下跌，正常投资损失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爆发信用危机，而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股市却暴跌45%的原因。
美国吃饭，中国买单；
对岸房屋着火，结果却是我们家被烧焦，这就是虚拟经济条件下新的经济殖民地特点。
其次，现代银行的信息中心和资讯中心地位，将使国家丧失政治主权和安全保障。
现代银行不仅垄断了社会所有经济资源，同时还垄断了社会所有的信息资源，以及社会政治，军事，安全、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中所有单位和个人的全部资讯，大到国家军队调动，小到期货交易建仓，都在银行的监控之下。
特别是随着现代信用体系的发展，社会所有成员的资料越来越集中到银行，银行正在成为整个社会的档案馆和资料库。
银行被外国控制，也就是把所有社会成员都置于了外国机构的掌控之中，所有社会活动都在外国机构的监视之下，甚至连最后钦动核按钮的费用都要经过外资机构，还有什么国家安全可言！
这等于是把整个国家置于了完全不设防的裸露状态，与被捆绑在屠宰架上待宰的生猪完全一样。
对于现代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讲，拱手让出国家金融控制权，甚至比拱手让出国防更加危险；
拱手让出国防，强盗或许还会给顺民留下点儿财产；
而拱手让出金融，则会被控股方剥夺的干干净净。
++
投靠洋人最安全，是1840年以来中国富人的基本经验。
许多人总是不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国家的精英集团，西方国家的精英集团都是强烈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唯独中国的精英集团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者？
这是由中国精英集团与西方国家精英集团不同的发展道路决定的：
西方国家的精英集团是依靠对外抢劫发展起来的，民族是对外抢劫的组织，国家是对外抢劫的工具，所以十分强烈地爱国家爱民族，面对来自外部的斗争，国家越强大，他们越安全；
中国精英集团是依靠对内抢劫发展起来的，面对来自国内民众的反抗和斗争，只有投靠洋人才安全。
中国的爱国主义就是这样瓦解的，中国的道德体系就是这样崩溃的，中国的金融也是这样陷落的。
盎格鲁"
撒克逊人在为自己打造天堂的同时，却在把中国人打入地狱，把中国穷人打入贫困的地狱，把中国富人打入心灵的地狱。
我再次想起了上海滩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那块牌子，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砸碎了的那块牌子，现在又被中国遍地的西方走狗重新树立起来，树立在了每一个西方白种人的心里，无论中国人走到哪里，都能从西方白种人眼里，十分清楚地看到那块牌子。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表示，截至2007年底，工行、建行等5家中资银行控股、参股了9家外资金融机构，同时中资银行机构在2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60家分支机构，海外机构总资产达2674亿美元，而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1715亿美元，中资银行在海外分支机构总资产远大于外资银行在华总资产。
根据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105个国家的统计，2005年末，外资银行占国内银行资产比例超过30%，比1995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华的外资银行资产已经占到2.44%，这个比例，按照国际比较来说，还是相当低的。
没有对我国金融安全构成威胁。
但问题是，中国银行在海外资产和外国银行在华资产的质量一样吗？
假如中国银行在海外资产都是高价购买不断缩水，严重套牢，而海外金融机构在中国资产都是低价购买高价卖出，谁优谁劣，不言而喻。
现在我们在甄别、对比上，往往喜欢用总量数据来说明问题，而不喜欢用相对数以及本质上的一些东西来对比分析。
中资银行海外资产与外资银行在华资产从绝对总量上来看，也许中资银行大于外资银行。
但是，中资银行海外资产中都分布在哪些地区和哪些具体金融企业呢？
控制力如何呢？
有没有话语权？
这些问题怎么就没人回答？
再看看外国银行在中国的情况。
美国的花旗集团、高盛集团、英国的汇丰银行等一大批发达国家金融机构来到中国，入股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这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三家。
中资银行在海外哪个国家做到这一点了？
标榜最为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最为完善的美国，新近出台了可能威胁金融安全的入股、并购审查规定，包括花旗银行在内都是拒绝海外入股、参股的。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四大国有银行是我国经济核心的核心，但却大门敞开。
怎能让人不担心金融安全？
买办化的道路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
2008-12-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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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买办主导的对外经济合作
由于买办势力是以整个腐败的官僚阶层及附属于他们的精英学者为其社会基础，掌控着太多太大的重要权力；
因此，尽管胡总执政以来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顶住外来压力，并付出巨大努力坚持不懈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
却仍难以完全阻止买办势力以其阶级本性注定要走的买办化路线。
买办无祖国，买办化的道路发展的是外国的利益及与外国勾结的买办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势力。
因此，买办利益集团对中央加强自主创新的民族产业政策和金融安全的方针总是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买办内奸遍布朝野，我重要经济信息总是对外单向透明，无密可保。
以致在对外经济合作中总是彼知我而我不知彼，我常因此而受重大损失。
在国际市场上，以我大国购买力，理应占有大户优势，甚至支配市场；
本应我大量买了何物，该物才涨价，卖了何物，该物才降价；
但因我内奸之故，重大经济情报总是提前外泄，以至于我总是刚要买什么（还没买），就已传遍全球，该物价格随即暴涨。
我重大经济决策也是如此，国外总是在第一时间就已知晓，先我而动。
那位最高经济权威对“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所做的贡献，除以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内需为主的中国经济改变为主要依赖美国市场的廉价商品供应国，外汇储备主要用于买美政府债券，以及大规模国企私有化造成大量资本外逃，这几件大事对美国带来的多种巨大利益外，还作出了其它“重大贡献”。
如：
将我黄金储备运到美国存放，置国家最重要之经济战略储备于最危险之困境。
[注1]
早在我入世谈判中，那位最高经济权威及其以全球化为最高准则的代表赴美谈判时，未经中央批准就迫不及待抢先对美国作出重大让步，致使美方得寸进尺，立即又抬高了谈判价码，使我入世付出了完全可避免的高昂代价，此事受到了当时中央最高领导的批评。
由于我在入世农业谈判中对美让步过大，大豆等农产品进口关税仅3％。
致使控制着国际大豆贸易的“四大跨国粮商”（三家美国公司和一家法国公司）能以低价向我倾销巴西和阿根廷转基因大豆。
形成其压价收购南美大豆，中国人大量消费大豆，美国人决定转手利润的格局。
在美国施压下，“中国大豆采购团”2004年3月前往美国“集体采购”，美国乘机操纵市场，大豆期货从220美元／吨暴涨到391美元／吨。
当中国企业的代表们签下了高价进口合同离美后。
美方却发布报告：
“新的统计数据显示，04／05年世界大豆产量将大增。
”国际大豆价格随即又暴跌50％。
中国绝大多数榨油企业由此被送上绝路，亏损高达60亿元。
随后，跨国粮商对幸存的中国油脂企业趁机大规模并购，1000多家内资榨油企业瞬间烟消云散。
四大粮商从此控制了中国85％以上的实际加工总量。
这样，“四大跨国粮商”在控制了国际大豆贸易及定价权后，又完全控制了我国内大豆加工业、贸易及定价权。
然后他们就利用其垄断地位压价收购，致使我大豆种植业濒临被彻底剿灭的厄运，农户纷纷破产而改种其它作物，大豆种植面积已下降一半，只剩940万公顷。
晚清洋人控制我大宗商品贸易，压价收购，高价卖出，而榨取垄断暴利的历史终于又重演了。
[注2]
建国后我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汽、二汽等国企本已具相当技术能力，然而90年代后全部走上合资以市场换技术道路，现已基本丧失自主研发能力，每年向外国合作方支付巨额技术转让费。
若无奇瑞、吉利等民族企业崛起，我汽车工业早已彻底沦为受制于外国的低技术装配车间。
早在80年代，我国科研人员仅用3.5亿元人民币就成功研制出大型客机“运十”（造出三架样机），但仅因缺少3000万元资金就于1985年惨遭人为扼杀。
致使我至今每年仍要花费巨资进口大型客机。
军队也因此而无自己的大型运输机及以此为平台的加油机和预警机等。
铁道部自现任部长上任后，将八种我自主研发可立即实现产业化的国产高速列车机车全部封杀，其中包括最高时速可超过320公里，而研制费仅1.3亿元的“中华之星”，“中华之星”悲壮地成了“运十”第二。
然后，铁道部一下子引进了日本等国好几百台并不先进的机车[注3]，挤掉了民族产业的国内市场。
现在我机车制造业都成了合资企业，与汽车一样，都是外国零部件的组装车间。
铁道部的买办无端限定自主开发的高速列车（样车）只许跑160公里/小时速度，目的是为进口200公里/小时以上速度的高速列车制造借口，使国产列车机车永远没有机会进入高速铁路的运输市场。
在青藏铁路机车招标中，铁道部不许国产机车单独投标，而只能作为外国公司的附属参与。
于是78台美国通用公司（GE）原装内燃机车中标进口。
GE车价格比我国专为青藏铁路研制的“雪域神州”号内燃机车贵一倍多，但无论其功率、性价比还是安全可靠性，GE都远不如“雪域神州”。
在累计150万公里的运行过程中，已投入使用的18台GE机车和ITCS控制系统共发生包括制动器失灵、柴油机连杆断、丢车等等重大安全质量问题16个。
尽管如此，铁道部却有意对之低调处理。
对比他们当年对“中华之星”和“雪域神舟”的苛刻要求，真有天壤之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电力机车工业因买办势力的破坏在国内虽失去大量市场。
但多家中国机车厂的产品却能大量出口到国外，并受用户好评。
工人们诙谐地说：
“不让咱们挣人民币，咱就打出去挣美元。
”这种幽默既自豪又悲愤，是壮志未酬的无奈，也是士气犹存的不服！
目前铁道部又打算以空前规模购买1500台装备“外国芯”的六轴机车，其中一部分还拟整机进口。
而目前我国货运机车（包括两万吨重载列车的机车）已经可以国内制造，没有任何必须进口的理由。
除机车外，耗资超过上万亿元的7000公里高铁工程现已陆续上马，主要技术设备铁道部又是严重依赖外国。
外国机车列车及高铁技术系统价格昂贵，因此已经扭亏为盈的我国铁路运输部门，必将又重新陷入亏损的尴尬局面。
并因此而形成我财富外流的又一重要失血口。
更为致命的是，铁路及其车辆制造产业事关国家重大安全利益，核心技术由外国人掌握存在重大隐患。
当国外敌对势力需要时，就可能使我国高速列车、机车和铁路网整个系统陷于瘫痪。
（以上关于铁道部的内容参见原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局长、科技部研究中心研究员金履忠《请端正我国高速铁路装备的发展方向》）
中国市场虽大，但很大一部分属政府采购或审批范围。
而控制这庞大市场份额的买办们却将这些市场资源尽可能优惠给外企而不给民族企业。
除铁道部外，其它各部门和各地方在政府采购中也普遍存在“抵制国货”的情况。
在这些采购招标中，不是以技术、价格、售后服务等综合实力为标准，而是首先将国货的竞标资格彻底排除。
（与铁道部如出一辙。
）如：
江西省采购路面设备拒绝国货。
又如：
江苏、安徽等地许多政府部门在进行中央空调招标时，都明确要求只要进口、合资品牌。
但实际上中国的中央空调技术已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
很多国外品牌，从压缩机到零部件，都是在国内生产，然后贴上国际品牌进行内销。
在核工业领域，我清华大学自主研发的高温气冷堆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安全可靠的第四代核电站。
且于2000年12月就已完成10兆瓦实验堆一期工程，2003年1月满功率运行并网发电，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模块化高温气冷堆实验电站。
但我们却屈从美国压力，花600多亿购买4座美国西屋公司（现由日本东芝控股）的第三代核电站AP1000。
AP1000无论是从安全可靠性还是从技术先进程度都不如第四代的我国高温气冷堆，而且AP1000还只是一个概念，连图纸都还没完成；
而我们的高温气冷堆已经是成功运行数年的实验电站。
核电设备是关系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战略产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让他国控制其核电技术和设施。
一些中日关系专家认为，日本政治倾向攻击性，东芝与政府间关系又非常默契。
因此，中国选择西屋技术将使中国核电安全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
此举除使西屋和东芝获巨利外，据说还可解决5500美国人就业。
我们花自己的大价钱买的是日本和美国获巨大利益，而得到却是自己巨大的风险。
全国500强企业重庆钢铁集团的垃圾发电技术设备，是在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基础上经消化创新而形成的国产先进技术，并在重庆、福州等地建设、运行起垃圾焚烧发电厂。
其技术领先，价格只有国际同类产品的一半，但其市场推广却屡屡遇阻。
发包单位某些官员完全成了外方代言人，在国产设备明明占优的情况下还大力支持设备进口。
如：
重钢在竞标南方某市一个垃圾发电项目中，当地负责该项目的一名官员与日本公司关系密切，一期项目1000吨/天的处理能力，花了7.5亿元的巨额投资从日本进口设备。
重钢只以日方近一半的价格参与二期项目竞争，这位官员在考察到国产技术无可挑剔后，便想方设法阻挠重钢中标。
又如：
重钢在竞争西部某市生活垃圾焚烧电厂项目时，投资报价最低，运转后预计收取的垃圾费也最低。
最后发包方为了排除重钢，违反国家规定找来一些评审专家否决了重钢，其理由十分荒唐：
怀疑重钢的项目发不了预定的电量，但是垃圾焚烧电厂的主要功能是处置垃圾，不在于发电量，而且此前重钢在重庆和福州的项目都达到了预计的发电量。
最终这个项目交给了有跨国公司技术背景的公司，不仅投资大增，当地财政每年缴纳的垃圾处置费也要多出700多万元。
重钢负责人对记者说：
“现在我们通过努力已经不害怕国外技术封锁，只担心国外公司通过商业贿赂买通‘关键人物’，限制国产设备。
”重庆社科院研究员胡玻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通过商业贿赂的办法垄断市场、垄断技术，催生了一个新的买办阶层，他们为个人利益不惜疯狂地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严重阻碍了国内的自主技术创新。
[注4]
抵制国货的买办歪风也刮进了体育界，如中国羽毛球队的一切专用器材只用日本尤尼克斯，尽管国产品牌质量并不差，但国家羽毛球队负责人就是不用。
（与中国乒乓球队提倡国货的爱国精神形成强烈反差。
）爱国精神氛围的缺失已使中国羽毛球队失去了昔日世界羽坛霸主的朝气。
由于国家队的示范作用，尤尼克斯轻松拿下中国庞大的羽毛球器材市场。
“神通广大”的尤尼克斯不仅搞掂了中国羽毛球队主帅，而且每年都能从我有关部门拿到大量金属钛，而钛是我国控制最严格的珍贵战略材料，国产羽毛球拍厂家从未能买到过国家一点点钛。
而我们的买办们却不顾国家重大安全利益，以如此宝贵的紧缺战略材料去扶持一个日本厂家与自己的民族产业竞争，令人不可思议。
在电力、石化等垄断行业的机械产品采购会上，也常常出现招标要求中明确规定只采购国外品牌，而国内机械产品即使价廉物美也照样遭到排斥。
在我们庞大的建筑市场重大项目招标中，几乎把绝大部分建筑设计机会给了外国人，尽管这样做要多支付几倍甚至十几倍设计费用。
在城市繁华路段商铺招标中，有些地方政府只准外商进驻，
排斥歧视民族商家。
如上海著名商业街淮海路借改造拆迁之机，要国货专卖店撤离，让位给国际洋品牌。
在地方政府崇洋媚外方针指引下，上海南京西路许多中高档百货商场也都抵制国货。
他们根本不看商品销售业绩，只要是洋品牌，不论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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