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康德哲学研究在中国《世界哲学》稿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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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世纪初年，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一批志士仁人，他们反思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衰落挨打的历史，痛感国力之孱弱，遂把革新求变的目光转向西方，最早的康德、黑格尔研究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其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等改革维新的先驱者们抱着极为崇敬的态度将康德哲学介绍到中国，推动着西学东渐的思潮。

这些曾经站在时代潮头的人物抓住的是康德精神影响世界的精要，看重的是思想解放的冲击力，梁启超感叹说：

“东海西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康德者，非德国人，而世界之人也；

非十八世纪之人，而百世之人也”。

话语中深切表达了中国革新变法人士对康德启蒙思想的认同之心。

但由于这些人主要留学日本，一般都是通过日本而辗转了解西方思想，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许多囫囵和隔膜，只能借助本土文化辅以推想，所以还没有真正领略西学堂奥之精妙。

梁启超在解释康德认识论时，用了许多佛学术语去牵强附会，故曲解之处在所难免。

这种状况到1920年代开始变化，一些直接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学者陆续翻译出版了康德的著作和相关研究论文并在大学讲授康德的思想。

比如，瞿菊农1926年留美归来翻译出版了《康德论教育》，郑昕从德国归来后，于1933年在北大开课教授康德哲学，使学术性的探讨在大学里逐步展开，研究局面遂开始改观。

大体上说，1903年到1949年近半个世纪，中国的康德哲学研究论文加上翻译介绍的文字只有百余篇，其中最早的论文是上述梁启超1903年的鼓呼之作，最早的译作是1914年周暹与德国人尉礼贤合译的《人心能力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由于了解西学者寥寥，影响也就有限。

；

又加之这一时期战事不断，人们无心治学。

故西学的传播时续时断，终未形成大气候。

但是其间也出现了若干次西学研究的小高潮。

20年代是康德研究的一个相对繁荣时期，1924年和1925年，为了纪念康德诞生200周年，一批康德研究成果集中问世，成为亮点。

《学艺》杂志1924年11月号一下子发表了20篇论文，从知识哲学、道德哲学、历史哲学、法律哲学、审美哲学、自然哲学、社会主义、和平论、目的论、教育论、宗教论、时空论、天体论、运动论等方面，全面地介绍了康德的思想。

紧接着，1925年4月，《民铎》杂志“康德号”专刊也发表了13篇论文，对康德哲学做了更加深入的介绍。

当时活跃于西学研究的人物，有瞿菊农、张君劢、张东荪、张铭鼎、范寿康、虞山、范扬、朱经农、彭相基等。

30年代中期和40年代中期，康德研究都出现过一些成果，期间有周辅成、郑昕、熊伟、贺麟、关琪桐、牟宗三、齐良骥、洪谦等学者的研究论文陆续发表。

这些学者以其著述引起后人较多关注。

由于他们深谙西方学术，又严格遵从康德原著去研究康德，因此最早得康德哲学之要义，似可说与康德达到了“心有灵犀”之境界。

以上只是前50年康德哲学研究的一个大致进路。

本文拟举其中三人，以期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康德哲学研究之特点。

其一是王国维，他可谓康德哲学研究的先驱。

但其登堂入室之路并不平坦，1905年他在《静安文集》自序中写道：

“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1901-1902）之间，癸卯（1903）春始读汗德（即康德——笔者）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

”后来他通过阅读叔本华转而再读康德，逐渐读懂而兴趣大增，决心“嗣今以后，将以数年之力研究汗德。

”至1906年他29岁，已经是第4次研究康德的三大批判，才感到没有了理解上的障碍，可以深入到康德哲学内部做精细的探索了。

王国维追寻康德所履艰辛之路，其实也是每一个初涉康德著作者的必经之路，再大的学问家，再高的智慧，倘若浅尝则止、知难而退，则注定与康德无缘。

王国维深谙康德的形而上学先验论与一般人所信奉的常理距离甚远，他喻之以“爱”与“信”不可协调的关系：

“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字，此吾人所酷嗜也。

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

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

那么如何才能理解康德的哲学呢，他抓住“经验的直观”与“纯粹的直观”的区别作为切入点，凸显了逻辑与范畴体系对于人的认识的主导地位，进而达到对人的理性和主体性的确认。

遗憾的是王国维没有留下关于康德哲学的专门论著，他研读康德哲学的心得体会散见于其早期纵横捭阖的文章中，主要有“汉德像赞”、“汉德之哲学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德国哲学大家汉德传”、“汉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原命”等。

郑昕是第一个留学德国专攻康德哲学的中国学人，这一学术背景使其在中国的康德哲学研究中成为一个转折性的人物，他也是我国第一个毕生从事康德研究的专家。

郑昕先生1932年从德国学成归来，1933年便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课讲授康德哲学。

据齐良骥先生回忆，郑昕先生最先开的本是逻辑学课，但是一个学期下来，学生却听得茫茫然，原来他讲的是康德的先验逻辑。

不仅如此，他的认识论、哲学概论讲的都是康德哲学，把低年级学生一下子带入了高深莫测的康德哲学殿堂，个个如堕五里雾中。

这一点汪子嵩先生也有同感，他认为“郑先生讲课有点像天马行空”，连他这个最会做笔记的学生也只得束手不记。

但郑先生毕竟是得了康德哲学真谛的，他经常在课上反复提到康德那句名言：

“悟性不从自然中求它的先天的规律，而是在自然前颁布它的先天的规律”，其虔诚动容的态度、通达会心的体悟，总是深深地感染着学生。

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联大，面对众多渴求真理的青年学子，郑昕将康德的三大批判轮番讲授，以其逍遥自由的性情，去诠释一丝不苟的康德，真可谓率性之人品与刻板之学说的矛盾统一体了。

至1946年，郑先生将“平日随己之所好，心之所记，一一笔之于书，剪裁为文”，以《康德学述》作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虽然此书仅包含“康德对玄学之批评”和“康德论知识”两部分，只涉及康德的认识论，而且其附录“真理与实在”中所表达的作者本人的哲学主张带有强烈的新康德主义色彩，但诚如齐良骥先生所说，此书“堪称我国认真介绍康德哲学的第一部专著”。

郑昕先生50-60年代仍在北大讲授康德哲学，指导研究生读德文原著、做研究论文，然不再有任何著述问世，甚为遗憾。

郑昕先生曾在《康德学述》的弁言中说过：

“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

”此话今天听来，其学术意味仍发人深省。

牟宗三亦是活跃于30-40年代的康德研究者，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曾先后在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讲授逻辑学和西方哲学。

他坦言康德哲学是自己人生第一阶段的主要研究方向，历经数年的教学与研究，于1949年完成了研究康德哲学的专著《认识心之批判》。

其他涉及康德哲学的著作还有《心体与性体》、《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当代新儒家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牟宗三晚年又回到年轻时对于康德的兴趣，坚持不懈地耗时十余年，把康德的几部重要著作全部译为汉语，成为迄今汉译康德著作部头与字数最多者之一。

他的学生蔡仁厚为此感慨万分：

“以一人之力，全译‘康德三大批判’，先生乃二百年来世界第一人。

其所加之译注，尤其慧识宏通。

而又履及剑及，随译随消化：

以《现象与物自身》消化第一批判，以《圆善论》消化第二批判，以《真善美之分别说与合一说》消化第三批判，此亦古今译书者所未能也。

”尤其是他所译的《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不仅保留了康浦•斯密英译本中的注释，还添加了大量的注解和案语，体现了为后学者着想的淳厚师道。

牟宗三之所以如此青睐于康德，与他治西学的着力点有关，即对于哲学基本理论特别关注，因而终生不舍康德，谋求将康德哲学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打通”，在此基础上重建新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

他在《现象与物自身》一书序言里说：

“我们由中国哲学传统与康德哲学之相会合激出一个浪花来，见到中国哲学传统之意义与价值以及时代之使命与新生”。

总起来看，第一阶段的康德研究前后有别，前期的维新派走的是学问加政治的路，希望通过西学的引进为当时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注入新鲜血液，唤醒国人的良知，弘扬理性的权威，鞭挞封建的糟粕。

尽管这种研究是以理解、阐发为主要鹄的，所译介的康德著作多有讹误，研究的规模和成果均显窘迫。

但他们开了康德研究的先河，其努力毕竟功不可没。

后期的西方留学归来派则初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重原著、重译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学理阐释，同时不忘康德思想与本土传统文化的融通。

前50年康德哲学研究的历史意义在于：

第一，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首开现代启蒙之风，虽然讨论还只限于少数人的精英圈子，但新思想的潮流已经在混沌顽固的传统思想堤坝上冲开了一个决口，使国人得以知晓孔孟儒学之外的西方哲人及其智慧。

第二，康德哲学的理性之光及其经典的逻辑体系，与中国感悟式的伦理道德哲学形成鲜明对照，涵养了现代中国人的人文与科学精神，尤其是促进了哲学思维的规范化、体系化。

第三，基本形成了康德哲学研究的认识论范式，创立了与康德哲学概念范畴相应的一整套中文译名，为后人理解、研究康德思想奠定了表达与沟通的基础。

二

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可算是康德研究的第二个阶段。

中国人民近半个世纪艰苦卓绝的斗争，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建国初期的康德研究，交织着历史沿革而来的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一种是以西方留学归来的研究者为主延续下来的研究传统，他们更多地强调本源式的研究，从文本出发，注重严谨的文本注释，注重评论的客观公允，同时也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另一种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主形成的传统，他们接受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更多地强调哲学的阶级性、党性，强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分析框架，由此构成了对待康德和康德研究的否定态度。

在泛意识形态化的学术环境中，这两种不同传统之间不仅学术取向上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学术话语权的悬殊也越来越大，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主导了中国的哲学舞台，纯学术的哲学研究、特别是外国哲学研究日益萎缩，最后只剩下翻译整理资料、提供批判靶子的任务。

即使是翻译工作本身，也极易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以1949年10月到1955年的翻译出版物为例，马克思主义出版物共405种，其中译自俄语的有362种，译自其他语种的43种；

哲学出版物共141种，其中译自俄语的126种，译自其他语种的15种，由此可见苏俄理论一统天下之一斑。

而苏联哲学体系中的绝对化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倾向，其哲学范式的前康德主义特征，从学理上讲还远未达到康德“哥白尼革命”的水平。

这样的哲学体系，一方面公开宣称以各种唯心主义为意识形态革命的对象，另一方面又助长着实际生活中简单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唯心论倾向。

德国古典哲学由于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理论来源之一，在苏俄哲学界历来还算比较受重视，但在研究中长期存在“重黑轻康”的现象。

这一现象带给中国哲学界的影响就是哲学界里研究黑格尔的人大大多于研究康德的人，相关的研究论文、研究专著的数目悬殊也很大。

究其原因，恐怕并不在于康德或者黑格尔本身，而是受着路线斗争的制约：

由于康德哲学赫然打着先验唯心论的旗帜，成了“反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标杆，一下子就被划到敌对阵营里去了；

而黑格尔则好歹还有个“头足倒立”的辩证法，可以批判地扬弃，“再颠倒过来”。

因此搞德国哲学的人一窝蜂地去研究黑格尔，康德哲学的研究状况则门庭冷落，仅有的研究也大多带有严重的政治偏见。

那时候知识分子的主业是政治运动、学习改造，学术研究基本上成了副业，而且写文章是不明智的选择，最好就是训诂、翻译、注释、释义。

所以尽管许多学者在原著的理解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却“译而不作”、“述而不作”，王太庆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北京大学，被人戏称为“茶壶里煮饺子”的教授决不是个别的，一肚子的学问却无用武之地。

后来我师从齐良骥先生读康德，对于先生那本注满蝇头小字的《纯粹理性批判》实在是印象深刻，从页眉到页边到页脚，那用铅笔字、钢笔字、红字、蓝字、黑字满满铺盖的批注，那由于常年批阅而变色、然而却毫无卷角的毛茸茸的纸张，可以想见先生花了多少功夫在一遍遍地钻研考证。

我看到其中有中文有外文，外文也并不都是英文，就问先生懂不懂德文，他轻轻挥挥手说：

“不懂，我只是懂一点英文。

”但是后来我发现，先生不仅能够阅读康德的德文原作，而且还在查阅法文、俄文、拉丁文甚至希腊文的原著、参考书和词典。

分明是行家里手，却恬淡到自我遮蔽，这似乎就是那个时代康德研究专家真实形象的写照。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资料的收集和翻译上。

1956年，人民出版社曾主持拟订了一份《外国名著选译20年规划总目录》（1956-1968），列出1614种书目作为选题计划。

1958年商务印书馆恢复挂牌，上述翻译出版工作遂移交给商务印书馆负责。

1963年，经修订和调整，又制订了一份《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规划（1963-1972）》。

从1956年到1978年，由于不断经历着政治运动，规划的执行屡次遭到冲击。

1963年以后，许多学术译著不仅加上了资产阶级的头衔，而且不能公开出版，只能采取“内部发行，仅供批判”的方式，但承担任务的几家出版社仍在坚持执行规划，翻译出版了西方哲学原著共计129种。

然而其中康德哲学译著却寥寥无几，在西方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中都被边缘化了。

我们查到的只有以下6种：

《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唐钺重译，1957）、《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三联1957，商务1960）、《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1960）、《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王太庆主译，1960）、《判断力批判》（宗白华、韦卓民译，1964）、《宇宙发展史概论》（编译组，1972）。

此外，还出版了一些辅导、讲解康德哲学的作品，有蔡华五翻译的《康德的哲学》（〔苏〕阿斯穆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贺麟翻译的《康德哲学论述》（1962），韦卓民贡献最多，翻译了3本，即《康德哲学著作选译》（〔加拿大〕华特生编选，1963）、《康德哲学讲解》（华特生著，1963）和《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英〕斯密著，1964）。

蓝公武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从英译本转译的，半文言半白话的表达颇让人费解，其中还有一些讹误。

但这毕竟是自1931年胡仁源第一个译本之后的一本比较不错的新译本，胡氏因为不大懂康德哲学，致使其译本的信度大打折扣。

而蓝公武是有深厚的康德哲学功力的，他不仅确定了康德哲学基本概念的译名，还让我们看到了康德哲学体系的大概轮廓。

此后三、四十年，一批批青年学者都是读着他的译本与康德结缘的。

前辈学者筚路蓝缕，才有后人继往开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所有的学术活动都销声匿迹，十年动乱成了学术的荒漠期、死寂期。

然而少数学者的读书和思考活动仍然在地下运行，这种思维活动代表着社会的良知，是任何时候都不会完全泯灭的。

1978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庞景仁先生翻译的《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显然这项工作是历经一段时间累积的成果，虽出版于改革开放之际，我们仍把它列为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幕。

庞先生在长长的译后记中对《导论》的版次和此书与《纯粹理性批判》的关系都作了详细的说明，还特别对一些重要概念的译名作了解释。

书后附有英、法、德文的术语对照表，足见译者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

这本《导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莘莘学子进入康德之门的锁钥，为康德哲学的普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出版于1979年，但它的酝酿、写作则在文化大革命后期。

有理由相信，那是一个思想者对于一个疯狂时代的即时性反思。

我们在李泽厚1976年为该书写的后记中读到：

“1972年明港干校后期，略有时间读书，悄悄将携带身边的《纯粹理性批判》又反复看了几遍，觉得可以提出某些看法。

”一个搞美学和中国思想史的学者，于乡间僻壤、席棚架下，远远避开政治风潮“埋头写作此书，中亦略抒愤懑焉。

”学者的社会良心和思想自由，竟借助于晦涩冗繁的康德哲学而登场，这其中既有曲折迂回的忧伤，也有不吐不快的冲动。

李泽厚在书中反复谈到“人是目的”的问题：

“人作为理性者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

‘人是目的’就是这样一种普遍有效适用于任何经验条件的先验原理即道德律令。

……绝对命令所要求的普遍立法，其所以可能，正在于人作为目的是一律平等的”。

“人是目的”的理论“具有人权、民主的实质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全人类的解放，这个解放不只是某种经济、政治要求，而具有许多更为深刻的重要东西，其中包括要把人从所有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李泽厚赞赏康德的先验哲学凸显了人类主体性“文化-心理”结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哲学，而这正是康德所开创的哲学革命的完成。

多年被批判、被冷落的康德哲学，其潜在的理论力量和革命精神终于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前夜萌发了。

《批判哲学的批判》这个康德研究的阶段性标志成果，在表达上尽管仍带着某些意识形态痕迹，但其影响了当时的一代青年人，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哲学没有失了它的反思精神，无论在18世纪还是20世纪，无论在德国还是中国，它始终以反思作为存活的象征，作为突进的源泉。

三

随着改革开放春天的来临，学术界万象复苏、一派生机。

1978年10月在安徽芜湖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史讨论会”，最早表达了学术界拨乱反正的呼声。

会上200多名与会者热烈地展开了讨论，要求客观地评价唯心主义哲学的地位和作用，摆脱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的束缚。

这次会议为推进真正的学术研究开了一个好头。

1981年9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和黑格尔逝世150周年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的哲学工作者，国际康德学会主席冯克教授、国际黑格尔协会主席柏耶尔教授、国际黑格尔联合会主席亨利希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了学术报告。

在大会上发言的国内专家共有4人，他们是研究康德的齐良骥、李泽厚，研究黑格尔的姜丕之、张世英。

80年代的康德研究，主要是对老一代学者冰封多年的研究成果的抢救。

那是怎样的一种抢救！

历经坎坷走过文革的前辈学者多数已经白发苍苍，然而他们的学术成果在哪里呢？

有些是压在箱底任由老鼠批判的手稿，有些是通过学生课堂笔记保留下来的心得见解，还有些甚至是一直深藏在老先生们头脑中的思想火花。

杨一之先生的《〈纯粹理性批判〉讲稿》，是王树人30年前作为他的研究生整理保存的一份珍贵材料，199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杨先生的《康德黑格尔哲学讲稿》一书。

我清楚地记得，1981年初，《哲学研究》要刊登齐良骥先生的康德专稿。

时间紧迫，杂志开天窗等着，作为国内硕果仅存的康德研究专家，多年“述而不作”的齐先生在他狭小的书房中伏案疾书，编辑就坐在外屋，誊好一页拿走一页，即看即送印厂。

从那时候起，先生就在同时间赛跑，他列下了写一部康德研究专著的大纲，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把自己一生的心血呈现给后人。

然而这一愿望终于没能完成，《康德的知识论》虽然在先生身后由弟子们整理出版，但却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我是1978年入学的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当我告诉我的导师齐良骥先生，我要选择“康德的因果学说及人类认识的主观能动性”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时，历来谨言慎行的他，也掩饰不住眼睛里跳动着欣喜的火花。

先生的指导严格而悉心，“资料要核对，逻辑要周严，观点要站得住”是他一贯的要求。

至今每每想起当年躬陪左右师从先生研读康德哲学的情景，我总恍惚觉得在先生身上有着康德的影子，也许是几十年研读康德的感悟在心中积累丰厚，那些溶化在血液中的精华常常随声随形显现于生活的细节。

那浑厚平稳的声调，那踽踽独行的身影，那谦谦君子的风度，那深邃沉思的目光，以及那每周一次旧书店淘书的刻板习惯，都让我似乎身临其境地在感受着康德。

90年以后，我国的康德哲学研究大踏步地前进，更多新一代学者源源不断地展现了他们的研究能力及研究成果。

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译作和研究论著，取得了一批比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二是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与国际康德研究组织取得了联系，数届国际康德哲学大会都有国内学者前往参加，与国外学者展开了直接的对话和讨论；

三是不仅研究领域有所拓宽，研究内容更为深透，而且研究范式有了新的突破，特别是个体存在本体论研究范式的提出，引发了新的讨论；

四是有了相当广大的社会影响面，使康德哲学在高等院校和文化界有了传播，促进了中德思想文化交流。

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如何加强对康德哲学与现代思潮关系的研究，如何进一步扩大康德研究的学科领域，如何提高研究论著的质量，如何争取多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如何把我们的研究成果译介给国外，等等，都是有待我们继续努力的。

近30年出版的康德研究著作可以大体分为三类：

原著翻译，国外研究论著翻译，国内研究论著。

现将我们收集到的资料按照时间顺序分类陈列如下。

原著翻译（21种）：

苗力田译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邓晓芒译的《实用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86）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三联书店，1988），何兆武译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韩水法译的《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9），李秋零编译的《康德书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韦卓民译的《纯粹理性批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和《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初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沈叔平译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改革出版社编译的《康德文集》（1997），杨祖陶、邓晓芒编译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1），邓晓芒译、杨祖陶校的《判断力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2—-2004），李秋零主编的《康德著作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至2008年7月已出版7卷，目前仍在翻译出版过程中。

国外研究论著翻译（8种）：

贾泽林等人译的《康德传》（古留加著，商务印书馆，1981），于凤梧、王宏文译的《康德的实践哲学》（安培能成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涂纪亮译的《康德和康德主义》（波波夫著，人民出版社，1986），尚章孙、罗章龙译的《康德生平》（福尔伦德著，商务印书馆，1986年重版），孙鼎国译的《康德》（瓦•费•阿斯穆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周贵莲、丁冬红编译的《国外康德哲学新论》（求实出版社，1990），韦卓民译的《康德哲学讲解》（约翰•华特生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郑伊倩译的《康德：

生平著作与影响》（赫费著，人民出版社，2007）。

国内研究论著（31种）：

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哲学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陈元晖的《康德的时空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郑涌的《批判哲学与解释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张志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