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与伦理学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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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含义也囊括其他领域，主要指盲目热爱自己所处的团体，并经常对其他团体怀有恶意与仇恨，是一种有偏见的情绪。

）

关键词：

民主，平等，基础，公正，责任

谁需要基础？

ElizabethOlson和AndrewSayer（2009）最近指出，地理学家们在阐述人类公正这一概念时缺乏坚实的基础。

根据他们所说，要挑战对标准化概念的接纳，就要对这项任务提供明确的判断基础。

Olson和Sayer所提出的质疑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我们所认为的规范化概念是什么，人生的正义，人类的繁荣与发展等等的问题，这都是需要为我们解决的（我们要解决的还是这个课题能为我们解决的？

）。

他们重新确立的对于基础理论规范性思维的重要性仍然表现为一种被困在认知论框架内的通用的后结构主义风格，而RichardRorty所提出的反传统实用主义则对其造成了影响，它参与调解地理学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问题（它对地理学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协调）。

让缺乏坚实的基础知识与假定的要求相一致是通用后结构主义的重点，这就使得政治行动（行为）必须基于（建立在）可靠稳定的背景之上，要做到因地制宜。

解决这一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策略，包括偶然性基础，战略性本质主义和弱本体等。

所有的这些原则或方法，都要依据暗含的假设，那就是在思考时要持有怀疑的态度，而在实践时则要从基础出发。

对基础主义的辩论视作是赌博一般，这种假设是曲解的。

因为关键不在于知识和行为的基础是否存在一定的偶然性，而是应该在认知方面完全的分析解释行为。

反基础主义理论不应该被限制在各种不同形式的结构主义当中，这些结构主义不仅涉及了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这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学说，而且还涉及到了维特根斯坦的有关政治的各种读物。

这就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依据来合理地批评那些可能对艺术的判断造成歪曲的事物或因素。

对于提供判断的基础而言，判断标准可能不是最好的依据，倒不如在完全没有背景的情况下，创建一个新的期望（假设），使得基础概念能够在新的环境中得以运用。

判断是通过理论推理来发现世俗问题的，而不是通过那些不容变通的硬性原则。

对于公正、平等、自由概念的运用实际上是一系列实践推理，这就意味着它所包含的活动能够在各种情况下使用一种通用术语，并能给出支持和反对使用的理由。

以实践推理的观点来看，规范化概念不能用基础的方法来牵制，就是因为伦理知识是要告诉人们怎样去行动，什么时候行动，什么时候退出，会敬佩谁等等这些问题。

在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实践推理中，利益的复兴与反基础主义密切相关。

从亚里士多德那可以得到些许启示，德性伦理的复兴，实用主义的振兴，现象学，存在主义，释诠学，再次批判的理性和理性的过度智能化等这些学说都正在重新配置人们的思想与世界之间，行动与感知之间，以及认知论和伦理学之间的界限。

这个领域的研究并没有指出毫不相关背景下的行动和明确的知识之间有鲜明的区别。

对伦理的理解正在摆脱这种反基础主义，从行为发生的动机这种意义上讲，反代表性风格分析是理性主义，但并不能认为行为是事先审议推理的结果；

只有哲学分析才能认为可能能够对重建的行为的原因进行认知。

反基础主义所忽略的部分就是认为学术分析与规范性概念的关系根本不需要列入基本的考虑范畴，而在阐述、澄清和放大方面则做得更为明确。

Olson和Sayer所提出的那些缺乏重视的基本问题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作为一个详细的阐述了直观的不公正意义的风格分析指标，它在特定的区域出现了冲突和争夺。

例如，两个地区在地理学中正义的概念，城市权利和对环境正义的研究等都是受到威胁最严重的辩论话题，城市权利基于社会公正这个这个长期以来都被关注的传统问题之上，并引起了各个国家间对于公正的城市和空间正义这些话题的广泛讨论（在2009年推出了一个新的电子杂志的话题——空间与正义：

http:

//jssj.org）。

这些概念的产生来自于更广泛的领域，不仅仅是人文地理学，还有城市研究和规划理论，作为一个不恰当的理想化的形式，这些都是规范化政治哲学框架的主要参考点。

而且这种框架还要承担更多的来自于哈贝马斯或罗尔斯等众多人文地理学家对规范化政治哲学的谨慎与小心。

Olson和Sayer对于激进地理学的反对在通过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以后，肯定可以找到一些论据，同时还对规范性的反思造成长期的禁锢。

在近二十年里，Lefebvrian所提出的生产空间这一观点使得这种禁锢程度更加严重。

众所周知，在这种范式当中，正义和权利的分配概念，同时掩盖和维持阶级力量的方式，财产关系，性别，种族或性倾向的动态积累，以及国家的形成所产生的不公正得到了的更基本的来源。

以人文地理空间化本体论的选区划分不公的这种说法来确保规范性问题的论证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因为空间或生产关系的空间感的理论所提供的解释框架揭示了不公正的根本来源，揭露空间的排他性，缺乏柔韧性，自然化，单调枯燥化和绝对化。

然而我们或许会问，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当中，我们离发展一个完全成熟的，合理正当的正义到底还有多远。

城市权利理念和空间正义观念的支持者可能会争辩说，他们的研究领域中平等和正义的规范化概念并不是通过学术推论出来的。

环境正义的概念文献说明了规范化概念如正义和社会实践之间的拟合方向的意义。

与其说环境正义的研究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框架，还不如说它是对通过这个概念在政治运动中是如何开发和部署的从而形成的一种关注，对组织和动员来说，环境正义也是一种框架，学者们在研究此问题的同时也在一丝不苟的寻求着支持。

形而上学的去认可一定的空间建构风格，根植于一个其他（辩证的，解构性，网络化，地志学，或生命哲学）种类的关系本体解释的困难，关键的人文地理思想并不像乌托邦式的期望。

尽管这忽视了规范性这个问题，但从分析风格上，有两个很重要的见解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它们与城市权利和环境正义方面的文献有密切的关联。

第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正的规范性概念是世俗的，这主要显现在其所处的境遇的冲突上。

第二，它的分析不是从一个清晰的公正的视角出发的，而是从不公正的广泛且大众化的直觉开始的。

这第二个见解则打开了传统的伦理思想，这些激进的观点可能会导致缺少自我认知的政治的出现，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制造了不公正的感觉的来源而绝不是要研究出一个全面的公正模式。

正如ElaineScarry所说的，对美的鉴赏在于人们心中的公平和正义感。

这些说法都是以正义的名义来刺激行动，但是通过审美的不确定性来看，单一的原因又是远远不够的。

这些宝贵的哲学例子提醒我们，在道德形成的过程中，塑造能力的认知，认可，并应对不公正的这些实践的重要性是非常值得我们去重视的。

他们还揭示出，要扩大道德关怀的范围使之超越人类狭隘的设想。

正义感建造了很多其他的美德，它还为AmartyaSen在2009年发表的有关正义的专题论文注入了鲜活的思想。

他提出了一个假设说，一个行之有效的社会公正要从对不公正的理解开始，而不是去假定所需要的是一个哲学性很强的正义模型。

能够认识到错误或不公正并不需要理论思想形成共识，它来源于广泛的共同的对于不公正和愤慨的理解和直觉。

AmartyaSen认为正义是相对的，并不能成为一种完美的理论，这种做法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它为社会科学在阐述和比较公正实践时提供了可行的备选方案。

AmartyaSen的书对道德和政治哲学以致更广泛的领域都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无限公正的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在有关全球正义和世界主义的辩论，它逐渐消除了公正这个话题在国家范围内的限制。

他的书的第二个意义就是充分体现了无限公正，摆脱了某些规范化推理模式的控制，开拓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眼界。

以上的两个影响还使得诸多地理学家和空间理论家对全球公正的话题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

MichaelSandel（2009）也写了关于同一主题的书，它主要研究的是假想社群主义地理学。

DavidMiller（2007）在对全球公正更广阔的理解的基础之上为国家级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辩护。

要解除假想的受地域限制的公正，这对研究空间科学的人员提出了挑战，需要暂停其他领域的沙文主义的空间词汇的使用。

要求空间词汇的使用是在其拟定的概念分析之内，它还有可能参与到其他领域的概念空间化里，而不能把设想的首要责任看作是纠正其他传统。

公正的领域与范围

推动地理学在道德和政治哲学中的转变是JohnRawls的《人民法》中的一部分，他推翻了他早期提出的有关分配正义应该可以超越国家范围的论证，他不断地强调公正的前提应该首先是社会机构的持续深入和普遍的不平等，这被他称作是社会的基本结构。

对于全球平均主义哲学的辩论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是否认为一个全球性的基本结构是合理的，与公正相对应的平均主义是否是适当的。

在那些主张援助伦理的人和那些对全球公正分配持有强烈异议的人之间一直都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议。

一些学者也在不断地研究和延伸Rawls的理论学说，尽管他们还保留自己的意见。

其中最主要的人物代表就是ThomasPogge，他把哲学分析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来研究公正的领域与范围。

Pogge的观点认为，全球责任的问题不只是个人道德的问题，它们是平等、正义和公共政策的问题。

贯穿这些观点在正义原则范围内的不同的态度立场，通过一个公正的分配观对活动范围进行评估。

在公正的基本结构处于首要地位的争论中，Rawls建议对活动的范围施加限制，那么对于社会公正的理论应该有望解决。

Rawls并没有把态度、性格和个人判断纳入社会公正学说首要关注的因素之内。

他还认为，道德的判断和个人美德是很重要的，而不是公正的评价。

有关于分配领域公正的问题，主要的讨论焦点集中在了Rawls所提出的对正义的基本结构的限制是否合理上面。

G.A.Cohen在其研究中提出，体制结构的评估标准也同样适用于规范个人的道德行为。

以前的学者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时，他们传统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分配方面的剥削概念的重建几乎没有在地理学的探讨中出现过。

Cohen对于公正的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在他2009年去世之前，他出版了一本名为《拯救公正与平等》的书。

Cohen把重点放在二元论，Rawls则加强政治事务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公平原则；

一方面，人们在这些安排中会作出个人的选择，另一方面，是不受这些原则支配的。

Cohen的说法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正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就培养平等的思想道德而不是仅停留在规章制度的建立上。

与Sen的观点相反，在寻求了理想的原则之后，Rawls的方法显得过于的超然和抽象。

在Cohen看来，Rawls在确定基本原则时，对于某些事实允许的范围太大，特别是在著名的“差异性原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认为如果总体的结果是要达到小康的话，那么奖励的不平等是合理的。

Cohen认为，建立公正的基本原则与那些假定的会刺激到不同环境中的个体的因素无关。

在寻求像柏拉图式的公正这种超越世俗的思考之后，使得Cohen的观点成了支持激进原则的论据，比如习俗，社会风气和个人选择等这些非强制性结构都应该归于公正平等原则的评价中。

在道德和政治哲学范畴中，正在持续着一场有关于平均主义公正的领域和范围的辩论。

贯穿这场辩论的另一种方法是，根据同样具有说服力的民主合法性的原则对平均主义的愿望作出更充分地回答。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对方法论的一种挑战，像SeylaBenhabib的阐述，她认为全球再次分配的公正或全球平等主义在维护原则方面倾向于单一性，对于民主自治的原则，不考虑其兼容性。

NancyFraser同样反对平均主义的教条，他从人们对全球化影响的利益链的侵占去确定一种倾向来推断全球公正或全球性民主原则。

对于这两个学者来讲，他们已经理解了公正的原则。

把公正的理论转变成民主公正理论是非常有必要的。

基于这个观点，人们认识到许多地理学科包含在有效的合法的民主政体中，而公正的问题则与此紧密相关。

Fraser（2008）Benhabib（2002,2006）也都在研究这些地理学问题。

Fraser认为，民主公正的原则需要重新设定，隶属关系就成为了一个民主包容性的标准。

相反，Benhabib认为民主时代对民主和公正的国家框架的结束的紧迫性是宽容的。

从Fraser，Benhabib和其他跨国政治理论家的研究中不难发现，那些具有民主公正的地理学科与那些研究全球再分配的公正和全球平均主义理论家们流畅的空间想象能力是不相一致的。

这种地理学的设想在IrisMarionYoung最近的作品中表现的比较明显，他是近二十年中有关人文地理学研究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于2006年去世。

这些研究都在着力发展概念化的政治责任，它的发展建立在全球的社会公正运动中一些世俗的例子。

Young研究的公正理论化的重建与Rawls的理论学说有很重要的关联。

深化基本结构的定义去关注一系列非分配问题，比如社会分工，决策权力的结构，文化规范化的过程等。

与Cohen这个一元论者得立场类型不同，Young重申了两个层次的道德评价原则：

一是个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二是背景条件下所采取的行动。

她还认为对于公正问题，应该首先偏重于对后者的研究。

Young赞成不要把机构分析与个人相互影响的分析重叠在一起。

她的重点不是通过运用一个单一的公正标准去重现在社会结构和个人行为上的自责与内疚。

Young还提到，在公正问题中作为一个集体的实践，政治责任是个人行为和社会交往的评价与阐述。

她提出了一个社会关联模式，这种模式中的政治责任被认为是来自于一些涉及到结构性社会进程的不同的方式。

DoreenMassey曾说Young对政治责任的研究理论与地理学责任有着紧密地联系。

Young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她提出了一个对于政治责任的理解，这种政治责任取代了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的对立。

她把这种模式称之为共同责任，这种责任分布在因果关系的复杂网络之中。

我们能从Young的研究中借鉴到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政治责任并不是像讲故事那么简单，它需要一个更广泛的网络连接与相互关系。

她在她的前瞻性研究《承担责任》中强调了权力、特权、利益、行动的能力，以及空间关系等问题。

地理学家们已经逐渐接近了使这些扩展关系类型理论化这个任务。

新兴领域的地理学和伦理学所造成的警示，已经被纳入教育学和研究议程，而更多的地理知识本身应该成为一种有效的推动力。

但是学术地理传播经验的能动性不断的低落，这就需要不断的去认识和履行责任。

为重现具有全球责任的规定性教育法（神马意思？

），学术地理或许应该努力地传播经验，如全球气候变化，公平贸易，人道主义灾难，以及环境特征等全球性的话题都成为了当代热门话题，但获取那些无限要求责任的知识会致使在履行这些责任时产生一种无力感。

Young帮助我们认识到，公正这种美德需要有效的全球行动，如果责任的感知也在其中，那么责任比知识显得重要得多。

与其去寻找公正的理想模式，我们更该认识到哲学家们正从更世俗、对不公证的直观理解以及愤慨和危害等方面转变他们对道德和政治的研究方向。

这关系到对伦理学的实践理性理解的复兴和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某些形式的开放。

在随后的进度报告中，将进一步深入探讨行为哲学的再社会化和社会理论对社会科学的规范化问题的再敏感化这两者之间的持续集合（持续集合？

融合不行么？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