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人生的七大快乐因素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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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标准与两件事情有关：
别人赚了多少钱，以及你习惯赚多少钱。
在第一个情况下，你的感觉是被社会比较（socialcomparison。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提出，在状况未明的情况下，个体需对自己能力做评量时，会先拿他人的能力与自己相比。
因此，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要做判断时，会参考自认为比我们卓越的人的意见。
）所主导的；
在第二个情况下，你则是被习惯性适应（habituation。
学习中的最基本形态，即学习去忽略不显著或无关紧要的刺激。
一再重复给予同一刺激，动物会渐渐习惯于这种刺激，而逐渐减少对刺激的反应，甚至完全不理会。
）所主导。
因为这两股力量在人性之中的作用很强，所以，藉由经济成长增进人类快乐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快乐来自外在和内在。
它取决于我们的环境，也与内在自我有关。
拉罗什富科（LaRochefoucacld，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作家、格言大师）曾说：
“快乐和不幸与个性及命运都有关系。
”个性又决定于我们的基因和教养。
有些人会认为，我们不应该讨论基因，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人一出生就已经被决定快乐或不快乐的看法，没有转圜的余地了。
这个结论有点荒谬，因为就连受遗传影响最大的特质，也可以被经验完全改变。
例如身高——跟父母亲的身高关系最为接近，但英国人的平均身高，过去一百年来提高了两英寸，主要原因是伙食改善了。
因此，身高是基因和环境联合作用下的结果。
人身上几乎其他所有有趣的特质也是一样。
基因只是提供运作指令，让我们随着环境而发展变化。
如果环境许可的话，老鼠的基因会告诉它如何看见；
但是，如果一只初生的幼鼠，它的眼睛被蒙上绷带超过六个月，那么这只老鼠就再也不可能看见。
□家庭关系对快乐的影响，远超过收入等因素
每一个家长都知道，每一个小孩子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不一样的，除非这个世界对于他们原本的自我能有适当的回应，否则这些孩子将会很不快乐。
那么，是怎么知道基因会影响我们的快乐呢？
针对双胞胎的研究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同卵双生的双胞胎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异卵双生的双胞胎则有一半的基因相同，就像一般兄弟姊妹的情形。
结果是，同卵双胞胎的快乐程度比异卵双胞胎还要接近。
从明尼苏达双胞胎登记处得到的这个发现太惊人了。
同卵双胞胎的快乐程度接近得吓人，而异卵双胞胎就这一点上可以说根本就不相像。
同卵双胞胎的快乐等级彼此非常接近，因为他们有同样的基因。
你可能会说，那不是因为他们的人生经验也比较类似吗？
研究人员也想到了这点，并且对于婴儿时期就被分别领养的同卵双胞胎进行一项特别的研究。
得到的结果是，在这些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中，他们的快乐程度与一同生长的同卵双胞胎一样接近。
所以，如果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更相似，主要不是因为他们的生命经验比较相似，而是因为他们的基因比较相似。
受到佛洛伊德的影响，以往很多人会认为，刚出生的前六年，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快乐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其他因素都不重要。
毕竟小孩子跟父母是那么相似，一定受到父母亲的影响。
但是后来就出现这个回应：
如果父母亲的影响来自他们的精子和卵子，而不是来自他们身为父母，所扮演的是有爱心或是冷淡的角色呢？
要研究这个问题，最明显的方式，就是去观察一些一出生就被具有完全不同基因的新家长领养的小孩。
大致的结论是这样：
养成还是很重要，虽然不如一向被认为的那么重要。
基因的影响也很强烈，即便亲生父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孩。
另外，不良的养成和不好的基因会比它们个别作用产生的影响力更大——两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可能格外具有毁灭性。
被领养的小孩若是在一个混乱的家庭成长，则发生心理疾病的机率确实会比养父母情绪稳定的情况下的机率还大。
（如果他们的亲生母亲有精神分裂症，则他们出现问题的机率也比较大。
）再来，在有犯罪背景的家庭长大的小孩，也比较容易犯罪，如果在有反社会倾向的养父母家庭中成长的小孩，他们反社会的倾向也比较高，特别是当他们的亲生父母也有反社会情结的时候。
现在来谈成人生活本身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
生活中哪些特征对我们每个人的快乐产生的效用最大呢？
我们可以从五个特征谈起，普遍看来，这些特征对我们的快乐有不容小觑的影响。
第一个是年龄：
如果追溯人的一生，会发现平均快乐程度稳定得惊人，虽然收入时有高低，健康情况也每况愈下。
第二个是性别：
几乎每个国家的男人女人都差不多快乐。
外表也会有所影响。
同样的，智商与快乐只有很微弱的关联，和体能与心理能量（根据自我评估的结果）的关联也不大。
最后，教育与快乐的程度也只有一小部分的直接关联，虽然教育可以提高收入而因此增加一个人的快乐。
那么，真正影响我们的究竟是什么？
有七个特别突出的因素是：
家庭关系、经济状况、工作、社区和朋友、健康、个人自由，以及个人的价值观。
除了健康与收入，其他几项都与人际关系的品质有关。
为了集中注意力，我把这些项目称为七大因素。
根据美国普遍社会调查（U.S.GeneralSocialSurvey）的结果，可以把其中前五项依重要性排列出来。
调查的重点是问人们整体来说有多快乐，以及他们对生活中各个层面（家庭、经济、工作、社区和朋友、健康）的满意度。
从这些回复中筛选出最重要的生活层面。
在每一项研究中，家庭关系（以及最亲密的私生活）对于快乐的影响，大过于其他任一项因素。
不过，所有这些因素我们都还需要更进一步了解。
“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ValuesSurvey）从1981年起已经进行了四次，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
海利威尔（JohnHelliwell）针对56个国家共9万人的调查进行了精密的分析。
在这项调查中，每个人利用10到100分衡量标准评估自己的快乐程度，也同时评估生命中其他几项特征。
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些特征来解释每个人的快乐。
为了避免推论错误，我们必须在看每一项特征的影响时，也一并考虑其他几项特征。
一开始先从收入的影响来比较。
收入减少三分之一（假设全国收入维持恒定）会造成快乐指数在评量阶层上（从10分到100分）下降两分。
这在快乐的程度上只是很小的改变，不过却提供我们一个标准，以测量最重要的几个作用因素所产生的影响。
□男人离婚一年后恢复快乐，女人却继续痛苦
家庭状况的不同也会造成快乐程度上的重大差异。
如果某人离婚了，他的快乐指数会下降5分。
这比失去三分之一的薪水的影响力还要大两倍。
如果某人与配偶分居（表示近期有关系破裂的事件），那么情况会更糟。
丧偶更是严重的打击。
为了找出每种状况的前因后果，我们必须追踪同样一批人的一生。
德国社会经济小组（GermanSocio-EconomicPanel）进行这类研究已经二十多年了，从这里我们发现一般人会因为结婚而变快乐，男人女人都是。
在结婚前的两三年间，他们已经变得越来越快乐（有些人已经开始同居），不过结婚的那一年会达到快乐的高峰。
第一年过后，习惯性适应开始发生作用，人就开始变得没有那么快乐，不过还是比结婚前四年来得快乐。
离婚的模式也类似，不过是正好相反。
离婚前，人们的快乐会降到最低点，离婚的当年是最糟的。
那一年过后，男人一般会回到他们基本的快乐程度，但女人却继续痛苦。
德国这份调查也解答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
有些人认为，失业不是最大的恶，不受雇用才是。
也就是说，“不在劳动人力之内”而且失业了也不去找工作跟失业一样糟：
你不去找工作，因为你感觉挫败。
这份调查完全否定了这点。
在有工作和“不在劳动人力之内”这两个端点之间游走，比起在有工作和失业之间移动，其中有更多细微的变化会影响快乐。
还有，退休也可能是快乐的事。
所以，失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问题。
另外，刚失业一两年后的痛苦与刚开始失业是一样的。
意思是说你不会习惯适应这个状况（虽然如果其他人也没工作，你会适应得比较好）。
甚至等你再回到职场上，你还是会感觉曾经失业的影响，就像一个心理上的伤痕。
此外，甚至有工作的人也会恐惧失业。
失业率升高对于每个人的快乐与否影响都很大，包括已经有工作的人。
因此，如果失业率升高，则会产生两种效应：
第一是直接效应，因为更多人没有工作了。
第二是对每一个人的间接效应。
因此，缓慢而且稳定的失业率对于每一个社会一定都是主要的目标。
工作很重要，如果那就是你要的。
但是工作能够带来满足感，这也很重要。
也许最重要的议题，就是你对于自己从事的工作的主控权到什么程度。
每一个人内在都有创造力，如果这份创造力找不到出口，那么人会觉得像行尸走肉。
这点就字面上可能也说得通：
英国各级的公务员中，工作最一成不变的那些人动脉硬化的速度最快。
希腊哲学家伊比鸠鲁说道：
“智慧所提供的帮助人一生快乐的一切事物之中，友谊很明显是最重要的。
”友谊是人生中最好的事物之一。
有很多最亲密的友谊形成于人生的早期，不过在工作场合和社区里，我们还是会持续交朋友。
社区的品质对于我们是否交朋友、是否觉得安全非常重要。
研究人员把社区的品质称为“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
要评估它不容易，不过有个好方法就是问别人：
“你会觉得大部分人都可以信赖，还是你认为在跟人打交道时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这是世界价值观调查里的问题，说“没错，大部分人都可以信赖”的比率不一，从最低——巴西的5％，到最高——挪威的64％不等。
你可能担心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暗示什么。
每个族群的回答与他们国家人民的行为有任何实际的关联吗？
答案是肯定的。
研究人员在不同国家的路上假装掉了皮夹，皮夹里有主人的姓名和地址，之后他们统计掉在路上的皮夹回到主人身边的比率——比率最高的地区是斯堪的那维亚半岛。
这些统计数据之后再与各国人民关于信任问题的回答比对，结果两者有高度相关；
所以，我们问到信任的问题时，就会知道是否人们真的可以被信任。
□共产国家与民主国家相较，快乐程度天差地别
接着谈到健康。
每个人都很关心健康，不过它却从来不是快乐评量表里最重要的一项因素。
这可能有部分是因为，人们有很大的能力去适应身体上的限制。
健康的民众通常会高估罹患许多重大疾病时会失去的快乐。
但是人们可能永远无法适应长期的疼痛或是心理疾病——从自身内在发生的感受，而非对外在活动的限制。
控制这些痛苦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
快乐也取决于政府的品质。
在西方，我们将全球有一半国家都没有的两项因素视为理所当然——个人自由以及和平。
当我们检视各个国家的快乐程度时，会发现共产主义底下的人民过得有多痛苦。
结果显示，在仍为共产主义的白俄罗斯政府与脱离共产主义后的匈牙利相比，快乐的程度简直天差地别。
在瑞士最近一项关于民主的调查，结果相当惊人。
在瑞士的每个州（或说地区），公共政策常常是经由全民公投决定的，不过有一些州的公民比其他州拥有更大的权利要求公投。
结果，有比较多权利要求公投的这些人是比较快乐的。
如果拿公投权利最集中的州与权利最少的州来比较，对于居民快乐程度的影响，就等于薪水上涨两倍的效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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