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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武昌首义
4．建立民国
5.袁氏窃国
四、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1．辛亥革命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扫除了制度性障碍，并做了制度创新的有益尝试
2．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3.辛亥革命强化了民众的法制观念
4.辛亥革命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认同
5．辛亥革命加速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进程
五、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六、传承辛亥革命精神。
重
与
难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二、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三、传承辛亥革命精神。
手
段
采用多媒体教学方式，以课堂讲述为主，在课堂上加入视频、图片等以加深学生对于课堂讲解知识的印象。
同时在课堂上加入互动环节，以多种教学手段呈现教学主题。
参
考
资
料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辛亥革命：
推翻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伟大革命》，季玲，《北京日报》2011年8月8日
《历次战争后清政府的对外赔款数额》，凤凰网“历史频道”
《辛亥革命大事记》，网易“历史频道”
《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的十次起义》，《北京日报》2011年2月28日
内
容
附后
批注
10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次飞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
中国共产党是辛亥革命未竟事业的忠实继承者。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先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复兴之路，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
一、历史背景与历史条件
辛亥革命的爆发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自18世纪后期开始，曾经创造盛世辉煌的清王朝开始走向衰败。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
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
1860年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毁了有“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
腐败无能的清朝统治者，慑服于列强的武力，唯有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以苟且偷安。
更为可悲的是，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危机之时，清朝政府没有意识到与西方的差距，仍然拒绝社会政治变革，一早延误近代化的时机。
资本主义列强则通过武装侵略和经济掠夺，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
19世纪和20世纪相交的时候，中国向下沉沦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
在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年战争中中国惨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向日本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并赔款白银2.3亿两。
这一惨败宣告“洋务运动”的强国之梦彻底破灭。
西方列强把中国看作是待宰的羔羊，争先恐后扑过来划分势力范围。
在失败和屈辱中，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觉醒。
康有为、梁启超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发动戊戌变法，力图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诸方面师法西方，进行体制内的改良。
戊戌变法不过百日，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发动的政变随之而来，维新运动被绞杀，六君子喋血菜市口。
冥顽不化的清朝统治者失尽了人心。
改良的失败为革命的兴起开辟了道路，成为革命运动的催化剂。
1900年，为镇压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对中国军民实行疯狂屠杀。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规定：
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39年还清，本息共计白银9.8亿两；
列强军队驻扎于中国京畿的战略要地，在紫禁城旁用枪口监督着中国政府的一举一动。
此时的清朝政府，已然变成“洋人的朝廷”，对于列强，予取予求，煌煌上谕中公然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这个反动政府，将奴颜卑骨的卖国行径表演得淋漓尽致，已经摧毁了它自身所有的合法性基础。
巨额赔款成为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枷锁。
为了延续其苟延残喘的统治，清政府对内横征暴敛，大肆搜刮；
对外则把属于国家主权的铁路、矿山、邮政、航线等一一交付出去，以取媚列强，获得贷款。
中国至此已完全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长夜漫漫似乎永无尽头，亡国灭种的威胁，笼罩在每一个爱国者的心头。
帝国主义毕竟不能完全支配中国的命运。
在帝国主义列强与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下，民生凋敝，民怨沸腾，全国各地下层民众的反抗自发斗争风起云涌，社会矛盾的激化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武昌起义前10年中，各地群众斗争多达1300次，而以1907年和1910年为最多，分别达到180次、300次。
各省普遍爆发抗捐、抢米的斗争，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和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参加者都有好几万人。
这些斗争汇集成汹涌的巨澜，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
同时，中国社会阶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步壮大。
他们联合起来，组织商会，开始独立地向全社会表达本阶级的意志和要求。
随着废科举兴学堂，出国留学蔚然成风，中国产生了不同于旧式士大夫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
他们创办报刊，组织团体，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爱国运动，迅速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和中坚力量。
这些先进分子在和平渐进的改良屡屡受挫之后逐渐意识到，只有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才能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二、辛亥革命的酝酿准备
深重的民族危机，促使有识之士奋起以革命手段，倾覆清朝政府，拯救民族危亡。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为号召，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入会誓词。
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并着手策划当年重阳节在广州发动起义，后因事机不密，起义失败，孙中山流亡国外。
他在日本、美国等地的华人华侨中宣传革命，发展兴中会组织。
清政府将孙中山视为叛逆要犯，命令驻外使馆密切注意其行踪，同时雇了大批暗探在海外侦察，相机将其缉拿。
1896年10月，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朝公使馆人员劫持。
清朝使馆此举是对英国法律和威望的冒犯，所以，英国政府得知消息后立即进行交涉，报纸也报道了有关新闻，清朝使馆迫于压力不得不把孙中山释放。
孙中山伦敦蒙难的经历扩大了他在华侨中的影响。
1900年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爱国运动渐渐兴起，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爱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对自上而下的改良深感失望，倾向革命者日益增多。
国内的革命书刊也纷纷涌现，这些书刊公开宣传民主革命思想。
促进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
这一年10月6日，兴中会在惠州发动起义，由于缺乏饷械最终失败。
但社会舆论己不同于第一次起义时的恶声相向，大多都对革命者表示同情，“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此时兴中会已不再是孤军奋战，许多以推翻清朝为宗旨的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据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海内外共设立革命团体66个，绝大部分都成立于20世纪初期。
这些革命团体规模虽不大，但却为革命力量的集结、联合打下了基础。
1905年8月20日，在孙中山、黄兴的推动下，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
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具备了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规模，并成为当时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
同盟会组织系统分本部、支部、分会三级，本部设于东京，在国内设5个支部，国外设4个支部，各支部统辖下属的分会。
分散在国内外的各类进步人士，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入盟，朝气蓬勃地开展各项革命活动。
2．“三民主义”纲领
在组织上迅速发展的同时，同盟会进行了理论上的准备。
面对近代中国千头万绪的社会矛盾，孙中山提纲挈领地提出三个基本问题：
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
这就是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中所概括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三大主义”后来被简称为“三民主义”。
从此，“三民主义”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为关键的政治词汇之一。
具体说来，民族主义指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要推翻满族人掌权的政府，光复汉人的国家。
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虽不免带有大汉族主义的色彩，但孙中山一再强调，“排满”并非种族复仇主义，而是为了推翻由满族贵族“宰制于上”的君主专制政权。
民权主义，就是“建立民国”，就是要进行政治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制度。
与这种“国体”变革相应，关于政体的擘画也构成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
民生主义就是“平均地权”，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
他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积重难返，希望通过改良社会经济组织，让国民能够平等地享受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文明福祉。
“平均地权”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
晚清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政治派别——革命派和改良派，在挽救国家危亡、改造中国政治、发展近代工商业等方面的主张有相通之处。
在20世纪初期革命风潮初盛。
革命力量不断；
隆大的情况下，改良派维护清朝统治、反对革命的立场日益鲜明，民主革命与君主立宪这两种政治思想的分歧迅速激化。
1902年，改良派领袖人物梁启超在日本主办《新民丛报》，并以此作为阵地，发表攻击革命、鼓吹君主立宪的文章。
革命派则以《民报》为主阵地，大造革命舆论，对改良派加以严厉批驳，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论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不要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清王朝。
改良派颂扬清王朝的“仁政”，政府的倒行逆施仅是“太后、荣禄一等人之罪”；
否认清朝的民族压迫，认为可以在保留清王朝的前提下进行政治改革，要求革命派放弃民族革命的宣传。
革命派则认为满汉矛盾不可调和，满族对汉族的压迫虐待必然激起汉族的仇恨与反抗；
革命派还揭露了清朝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种种误国卖国行径，指出要救中国，就必须实行民族革命，推翻清王朝。
第二，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
改良派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甚至开明专制。
他们认为，中国民智未开，而政治改革必须循序渐进。
由君主专制直接过渡到民主共和，必定会导致天下大乱。
因而在当时的情势下，最好的选择就是依靠清王朝进行政治改革以实行君主立宪。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改良派认为政治革命已不再有必要，向清廷请愿立宪，实行有秩序的改革，是唯一正当的手段。
革命派则认为，中国人民完全有接受民主立宪的能力，而清朝统治者根本没有资格和能力谈改良政治；
清政府所谓预备立宪不过是“牢笼”人民、抵制革命的一种手段。
必须发动国民进行政治革命，颠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才能使中国臻于独立富强。
第三，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改变封建土地制度。
改良派认为中国不存在严重贫富差距，不必实行社会革命，只需实行社会改良政策即可。
他们批评革命派的“平均地权”主张不能解决土地国有问题，实行土地国有化也不能解决贫富问题；
攻击革命派要夺富人之产，目的是要吸引“下层社会”起来骚乱。
革命派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要预防和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改革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国有”政策，人民才能脱离地主强权的压迫。
革命派在这场大论战中占了上风。
随着辩论的深入，革命派的理论日益深入人心。
粱启超在1907年1月曾通过徐佛苏向革命派方面表示想要“调和”之意，但孙中山、胡汉民都不赞成。
1907年7月，《新民丛报在困境中停刊，两派大论战告一段落。
这场论战，对革命党人而言是一场思想政治的动员，同时也在更广大范围内使人们认识到不能寄希望于清王朝改良，必须建立新的共和制度取代君主专制制度，越来越多的新式知识分子甚至下层民众开始承认革命的正义性、必要性，造成了压倒改良派的气势。
清王朝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三、武昌首义与建立民国
在列强的强大压力下，清廷于1901年1月29日在西安发布上谕，宣示变法。
上谕要求朝臣和地方大吏“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
如何而人才始出？
如何而度支始裕？
如何而武备始修?
”各就所知，各抒己见，限两个月时间，向朝廷做一个详细的报告。
从1901年到19们年，清政府实行新政的动作相当大，朝中大臣反对新政的声音也很小。
1901年4月，清廷宣布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举办新政的“统汇之区”，实际上是一个负责筹划变法新政事宜的办事机构。
1905年，清廷派出五大臣赴东洋、西洋各国考察政治，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法制改革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颁布了不少政策法令和规章条例。
某些措施已经触动了清朝统治的根本，如在政治上宣布预备立宪，在中央设资政院，在各省设咨议局，扩大了民意表达，在官制方面也做了一些革新；
在经济措施上鼓励资本家投资工商企业、鼓励资本家发展，商会的普遍发展在客观上鼓励了资本家组织起来；
在教育上废除了科举，建立新式学制，创办大中小学，形成了新的人才培养机制；
在法制改革方面也；
中击了传统的政法不分、立法司法不清的观念，等等。
这些改革比此前两次新政的步子迈得更大。
但是，革命形势发展更快，在革命派看来，清政府的这些改革不过是应付革命派的举动，革命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
同盟会成立后，通过联络会党和新军，先后发动了萍浏醴、镇平、黄冈、惠州、防城、镇南关、潮州、黄花岗等多次武装起义。
这些起义虽然均以失败而告终，但却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整个清朝统治集团阵脚大乱。
革命者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为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面对国内外的政治压力，清政府被迫实行“预备立宪”，曾使当局一度获得了一些人心。
1911年5月，清政府改革中央官制，成立内阁。
然而这个内阁竟然以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13名内阁成员中满族占了9名，汉族只有4名。
而9名满族阁员中又有7名是皇族，人们把这个内阁讥称为“皇族内阁”。
清政府以实行宪政之名，行集权于皇室之实，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举措，使立宪派也开始与清廷离心离德，并由此埋下了武昌起义后各省士绅由支持立宪转而附和并支持革命的种子。
在“皇族内阁”成立的第二天，清政府即公布铁道干路国有化政策。
1905年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利后，为了阻止外款修路，清政府允许商办铁路，激发了全国各地商办铁路的热情。
如今，清政府改弦更张，实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借外款筑路，还要剥夺商办铁路的股票，此举严重侵害了立宪党人的经济利益，立即把各省商民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保路运动从广东、湖南、湖北蔓延到四川，演变为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
参与保路的群众在四川总督署遭到军警镇压，激起众怒。
四川的保路运动从和平请愿发展到保路同志军的武装反抗。
清廷忙从湖北调一部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一定程度上造成武昌、汉口防备空虚。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意图策划在长江流域起义，派人到武汉与文学社、共进会联系，加速了武汉革命团体准备起义的进程。
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个革命团体在湖北新军和会党中曾进行了长期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
湖北新军有一镇又一混成协（即一个师，一个独立旅）共16000多人，在武昌起义前夕有三分之一加入了革命党。
在中部同盟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共进会经过多次商谈，终于在9月下旬实行了联合，议决了发动起义的计划，成立了起义总指挥部，并确定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负责人选。
军事上，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为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为参谋长。
政治上，共进会负责人刘公为政治筹备处总理。
起义日期初步定为1911年10月6日（中秋节），后又延至10月11日。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共进会机关制造炸弹时，不慎发生爆炸。
俄国巡捕闻声赶来搜查，受伤的孙武与其他在场的人迅速逃脱，但起义的文件、印信、旗帜等重要机密被搜走。
与共进会机关相邻的刘公寓所亦被查抄，刘公之弟刘同等四人被捕。
湖广总督瑞激闻报搜查和提审的情况，深感事态紧急，立即下令全城戒严，按名册搜捕革命党人。
武汉三镇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当日下午5时左右，在武昌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的蒋翊武、刘复基等军事负责人，得知汉口出事，起义计划暴露，深感已是千钧一发时刻，如不尽快动手，就将坐以待毙。
于是断然决定将起义提前至当晚12时发动，以中和门（今起义门）外炮声为号，随即派人火速向新军务兵营革命党人秘密传递起义命令。
当晚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被包围，军警破门而入，刘复基、彭楚藩被捕，蒋翊武乘隙逃脱。
党人杨洪胜在给各营送弹药途中被军警跟踪，投弹失误自伤而落入敌手。
由于全城戒严城门紧闭，提前起义的命令未能按时送达城外炮队，当晚12时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
10月10日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在湖广总督署英勇就义，军警的搜捕仍在紧张进行。
许多革命党人和发动起来的新军士兵自忖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求生。
起义形势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当晚7时许，驻中和门内的新军第八镇所属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该营党人总代表熊秉坤率数十名起义士兵奔向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库。
在本营驻防军械库兵士的策应下，占领了军械库，并打开了库门，夺得大量军火，起义部队士气大振。
由于现场群龙无首，无法统一指挥。
在场职位最高（相当于班长）的熊秉坤以总代表的身份负责现场指挥，尽力稳住军心。
这时，有士兵建议，把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找来当总指挥。
熊秉坤考虑到自己职卑位低，恐难左右局势，给起义带来不良后果，于是欣然顺应士兵要求，推举吴兆麟当临时总指挥。
吴不负众望，他立即命令一部分兵力加强楚望台一带的警戒，同时派人与城内外其他革命部队联系。
不久城内外的革命部队纷纷向楚望台集结。
起义军经过一夜浴血鏖战，攻克了总督署、第八镇司令部及藩台衙门。
到10月11日上午，武昌全城光复。
“九角十八星”的革命军旗帜在武昌城头上高高飘扬。
12日，起义军又收复了汉口和汉阳，完全控制了武汉三镇。
随后，湖北革命党人以“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的名义，在《中华民国公报》上发布文告，号召各省响应。
武昌起义的胜利，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也敲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
孙中山此时远在海外，黄兴与宋教仁等人于10月28日到达武汉。
清廷调动大军镇压起义，从10月18日起，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汉阳展开激战。
由于装备、训练方面差距悬殊，汉口、汉阳先后失守，但革命军的英勇奋战捍卫了武昌的新生革命政权，吸引了清军的主力，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武昌起义成功以后，革命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各省革命党人发动新军、会党起义，下层群众更是到处掀起自发斗争，革命风暴席卷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对清廷感到绝望的立宪派转而同革命党人合作。
仅在10月份，就有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等省宣布独立；
11月，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四川先后宣告独立。
在前后50天的时间里，共有14个省和对全国政治、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的上海一地脱离了清朝的统治，清王朝剩下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
11月30日，独立各省派出的代表到武汉召开第一次会议，于12月3日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因为孙中山的崇高威望，临时政府的组建有了众望所归的领袖。
12月29日，17省的50名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每省一票，孙中山以16票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上午10时，孙中山从上海赴南京宣誓就职，宣布定国号为“中华民国”。
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宣称临时政府乃“革命时代之政府”，其根本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
各省代表齐集，欢呼之声震动天地。
1月3日，各省代表会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
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提出国务员九部人选。
各部总长既有革命党人，也有立宪派和旧官僚，但次长绝大多数为同盟会的骨干人物，并掌握实权。
1月28日，正式成立临时参议院，多数参议员为革命党人。
临时政府各部门和参议院，虽然在形式上是由革命派、立宪派与旧官僚等多种政治势力联合组成，但以革命派居主导地位，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在中国大地的正式诞生。
3月11日，孙中山签署发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规定了中华民国的国体与政体、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具有资产阶级宪法的性质。
民主共和观念因此逐步深入人心。
武昌起义的爆发，给被清朝摄政王载沣削职为民而蛰居河南彰德“养疴”的袁世凯带来了复出的机会。
外国在华势力、立宪派的头面人物以及袁世凯的党徒，以各种途径促使清王朝让袁世凯再度出山收拾局面。
清王朝面对革命的燎原之势，不得不接受袁世凯提出的各项条件，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他节制调遣水陆各军的全权。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自彰德南下，部署对武汉的进攻。
11月1日，清朝皇族内阁辞职，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11月13日，袁世凯进京组阁，取得了军政大权。
袁世凯出山之初，即向湖北军政府首脑黎元洪传达了可以“和谈”的信息。
革命阵营内的立宪派、旧官僚对袁世凯寄予莫大期望，极力主张同袁世凯和谈；
革命党的不少领袖和骨干，也希望借助袁世凯以达到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的目标。
对袁妥协成为革命阵营的主要趋向。
经过一段时间磋商，南北双方基本达成议和条件。
12月7日，袁世凯根据清廷的谕旨委任唐绍仪为全权大臣总代表，与南方革命党人进行和谈。
12月9日，南方11省推举伍廷芳为议和代表。
双方商定以上海为议和地点。
12月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公共租界举行。
直到12月底，南北双方就停战、国体、国民议会等问题进行了5次会谈。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十分恼怒，对唐绍仪、伍廷芳的和议条款“不予承认，著令取消”，南北和谈陷入困境。
此时，英、美、德、日、法、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对革命派施加压力，并采取政治上柜不承认、经济上封锁扼杀、军事上武力恫吓革命政府的手段，极力迫使革命派对袁世凯妥协。
而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极为困难，试图解决财政困难的种种努力又都没有成功，在外交上也孤立无援；
革命阵营内许多人指望通过袁世凯来和平实现革命目标。
在内外交困和重重压力之下，孙中山向袁世凯一再重申：
只要袁世凯能够迫使清帝退位，拥护共和制度，就一定会推举袁为大总统。
得到孙中山让位的保证后，袁世凯便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率全体国务大臣联衔上奏清廷，要求清帝逊位。
1912年1月26日，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人在袁世凯授意下，向清廷施加压力。
北洋军本来被清廷倚为救命稻草，如今他们也公开表态要求清帝逊位，就使得清廷再无回旋的余地。
1912年2月12日，清隆裕太后代行颁布了由张謇起草的清宣统帝溥仪的退位诏书，并宣告接受优待条件。
清帝退位，宣告了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的灭亡，同时也宣告了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2月13日，袁世凯电告南京临时政府，表示拥护共和制度。
当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宣告终结，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到了袁世凯手中。
历史还将在曲折中前行。
四、辛亥革命的历史意
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首次高举起民主共和的旗帜高举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中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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