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候选人选拔问题与对策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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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的候选人群，如果不确定相应标准严格选拔，必然造成教师队伍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良萎不齐”，从基础层面导致教育战略地位的轰然倒塌。

（二）教师候选人选拔：

追求优质教育的呼唤

　　从我国教育发展的态势来看，义务教育的普及已基本完成，接下来面临的就是如何提高质量的问题。

教师是教育事业的第一资源，教育质量最终取决于教师的质量，没有高质量的教师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

而教师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候选人的选拔。

自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叶，由于种种原因，师范教育“网罗”了一大批素质很高的教师候选人，通过培养、培训，他们挑起了当今基础教育的“大梁”。

这批教师的素质至今仍让人们啧啧称赞，难以忘怀。

但自从90年代中叶以后，师范教育被迫“开闸放水”，基本上放弃了教师候选人的选拔工作，致使教师候选人的素质“每况愈下”，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各界有识之士的“痛心疾首”和“口诛笔伐”。

可以预见，这段弯路肯定会使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以及下一代人的素质发展带来难以弥补的“创伤”。

我们必须“悬崖勒马”，树立优质教育的目标，以负责任的态度重视教师候选人的选拔工作。

　　（三）教师候选人选拔：

教师专业发展的诉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教师”、“教师文化”、“教师教育”为主题的研究，构成了教育研究的最大领域，教师的“专业化”成了当代教育改革的中心主题之一。

随着教育越来越被前瞻性地确定为引领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旗帜，随着教师职业越来越被前提性地确认为一种专门化职业，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已成迫切之需，其研究，也渐成热点。

关于教师职业是一种专业的认定，意味着从事教师工作必须具备特有的素质结构方面的规格要求，并存在“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当教师”的最低事实判断。

前些年师范教育“开闸放水”和“拣到篮子里都是菜”的现象，客观上容易让人感到教师工作是一个“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工作，这是与教师专业化的潮流“格格不入”的。

重视教师候选人的选拔工作，是教师专业化的基础工程、源头工程，是对教师专业发展诉求的积极回应。

二、历史扫描

　　自我国制度化师范教育形成以后，教师候选人的选拔工作，主要是在师范招生这一环节中体现出来的。

粗略扫描历史，我们感到，教师候选人的选拔工作并没有随着教师教育的发展和教师专业化运动的兴起而得到加强，反而南辕北辙，渐行渐远。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严格标准，全面考核

　　1904年颁发的《癸卯学制》对师范生的招生规定极为严格。

招生分考试和推荐两个环节。

考试分笔试和面试，笔试了解学生的学识，面试观察学生的学识气质。

并对推荐人和推荐的内容作了严格规定：

“公共科考生须由本地府州县官荐举，复经本学堂考验后，使其选举入学；

其荐举之地方官，须出具荐举凭单、学生履历凭单、身体检查凭单、学业成绩凭单及人品考核凭单，以备考核。

”［１］

　　自晚清至新中国成立，除1922年颁发《壬戌学制》至1932年这段时间外，以上这个制度以及师范生免费制度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晚清时期确定的这个师范生招生、选拔制度，仍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制度，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考核内容包括学识、人品、身体、气质等作为一个教师必须具备的素质，考核程序严格、规范、合理，体现了对教育事业的高度负责和对教师专业的切实尊重，保证了教师候选人的质量，促进了教育的进步，也使得教师职业有了良好的信誉保障。

（二）第二阶段：

降低标准，仅限于知识和身体考核

　　新中国成立至90年代中叶，除了“文革”时期外，我国继续实施师范生免费制度，但选拔师范生的标准却流于粗放和低俗，仅在知识和身体方面作了规定。

考生参加主要体现知识水平的统一的高考、中考，招生部门和学校根据计划数，在填报师范志愿（包括从服从志愿中调剂）的考生中确定分数线，按一定比例确定体检人员，然后在体检合格的人员中择优录取。

体检的目的主要在于淘汰那些身体残疾、不适合做教师的对象。

如1984年颁布的《教育部、卫生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的通知》规定了不得录取为师范专业的五种身体特征，如跛行、失聪、口吃、五官不端正、身高太低等。

［２］

　　尽管选拔标准流于粗放和低俗，面试（有些省市的中师招生实施过这项制度）和体检的功能仅限于排除有身体缺陷者，但这个时候选拔出的教师候选人，依然是很优秀的，通过教育、培训，他们为我国基础教育的进步和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但是，客观地说，这批教师候选人的产生，并非源于以上选拔制度和政策的设计，而是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和非常规手段综合形成的一个效应（后面再作分析）。

从标准和程序来看，起点较低，严密程度不够，没有体现出教师职业无比重要的专业尊严和不可替代的专业特性。

而且，一般来说，禀赋高且又从事重要事业的人群，应该享受到较高的经济、社会地位，但是这批学子被“网罗”到教师岗位后，其享受的经济、社会待遇与他们的禀赋、付出和工作重要程度是不匹配的，这样的结果对他们有失公允，也直接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

因此，这个时期教师候选人的选拔制度，是有着严重缺陷的。

　　（三）第三阶段：

“虚设”标准，放弃考核

　　90年代中叶以后，“遵循”“非义务教育阶段培养成本收取一定比例费用”的改革思路（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师范院校自97年逐渐开始收费。

2000年6月5日，教育部、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2000年高等学校招生收费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为师范院校在招生收费方面的改革提供了依据，扫清了政策上的“障碍”。

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免费师范教育时代宣告结束，伴随着大学毕业生走向市场、教师教育走向开放等政策的调整，师范生源、教师质量和职业声望不断下滑，教师候选人的选拔工作事实上被放弃，如果说，这个时期尚有标准和考核的话，那也是“虚设”和被“搁置”的。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教师候选人的人品、心理等因素根本不可能被顾及；

从学识水平而言，优秀初、高中毕业生对报考师范纷纷规避，师范院校的录取分数远远低于同类型学校。

一些缺乏区位优势和传统优势的师专和中师，已谈不上有什么招生“门槛”，“开闸放水”，“拣到篮里都是菜”，基础教育阶段学习的失败者，高校、高中录取的落伍者，找不到就读学校的淘汰者，“摇身一变”，变成了教师候选人；

从身体素质而言，尽管84年的《通知》并没有废止，但已无法贯彻下去，2003年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定，放宽对师范生的生理要求，过去师范专业坚决不予录取的生理有缺陷者，《意见》也只是建议不宜就读教育学类等专业，而且为了保护残疾人权益，规定“学校不得以此为依据，拒绝达到相关要求的考生”［３］，如此一来，招生面临困境的师范院校对生理有缺陷的学生无法“设防”也不想“设防”，教师候选人选拔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也被“剥离”了。

　　专业性很强的教师职业竟对它的从业人员资质不作限制，位处战略重点的教育事业竟使得优秀学子纷纷规避，指导祖国下一代学习的神圣讲台竟让学习失败者、形象不佳者“粉墨登场”，这真是一段让国人觉得斯文扫地、乾坤倒转的岁月，也是教师声望、教师教育蒙受屈辱、元气大挫的时光。

痛定思痛，免费师范教育政策的重新出台，让人们看到了教师教育“触底反弹”、逐渐攀升的希望。

三、焦点分析

　　要使渐行渐远的教师候选人选拔工作回归正常轨道，顺应追求优质教育的需求和教师专业化的潮流，必须厘清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一）谁该成为教师候选人

　　确定标准是选拔的前提。

“教师研究面临的困难任务是决定谁不该从事教学职业。

”［４］谁该成为教师尚能决定，在此基础上决定谁该成为教师候选人自然更是困难。

因为，人有着无限的心理潜力和高度的补偿能力，从教师候选人成为教师还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因此，在现行条件下，制定通用的、完善的教师候选人选拔标准的难度是巨大的，这也提醒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但不能因难度大而淡化对必要性的强调，因审慎而取消对可行性的探讨。

　　通过教育培养和自身努力，基础较差的候选人也可能成为高素质教师，这我们不应否认。

但从降低教育成本，减少培养风险的角度，我们认为理想的教师候选人至少应该具备如下潜质或倾向性：

（1）职业认同感。

人不可能成为他所不想成为的人，对教师职业价值的认可程度和理想的追求水平太低，必然导致“教师情结”的压抑和“非职业化”倾向；

（2）爱心与人格。

教师职业是一个需要用心去关爱、体悟、交融和置换的工作，没有热情和爱心，缺乏信心和正直，不能移情和交流，是注定与真正的教育无缘的；

（3）言语水平。

“教师的嘴就像源泉，从那里可以发出溪流”，言语水平是教师特有素质结构中的基础要素，忽略它就意味着丢弃了教育的承载体和手段；

（4）健康。

在学生心目中，教师的一切包括心理、身体和仪表都应该是美好和健康的，教师的身心有缺陷或是面相“怪异”，都有可能在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易感的心灵中造成伤害，都有可能影响教育教学质量。

如果在教师候选人选拔工作上照顾残疾人的权益，学生的权益谁来保护？

可能的风险谁来买单？

（二）教师候选人怎样选拔

　　在国外，为了选拔理想的教师候选人，往往运用多种手段收集主、客观数据：

自我报告调查表；

自传表；

知识测验；

学习成绩；

面试；

对学生价值观念、能力特征和性格特征的考察。

［５］

　　我们认为，教师候选人的选拔工作，可以根据国内外研究成果，在能达成共识的层面和较成熟的环节，按照“最低、最小原则”，实施“排除式淘汰”的策略。

具体操作可以采取文化考试、面试、体检和提供相关材料相结合的方式。

　　文化考试依然采取在统一的高考、中考后划定最低录取控制线的方式，淘汰文化成绩未达线者。

　　面试是体现选拔意味最重要的一环。

可以通过观察、交谈、量表测试等方式进行。

首先，让考生进行较充分的自我选择，以期了解他们主观能动性的职业志趣水平，在此基础上淘汰极端的职业志趣缺乏者；

其次，检测考生独有心理结构的以情感特征为核心的心理倾向性和心理品质水平，在此基础上淘汰那些对儿童极端冷漠、缺乏起码心理感应能力、过于内倾、极端心理“闭锁”者；

再次，评估体现考生思维特征和情感色彩的言语水平，在此基础上淘汰有明显言语缺陷者；

同时，观察学生的外貌、气质，在此基础上淘汰明显不适合从教的对象。

　　体检一环不可缺少。

具体标准可以参照1984年《教育部、卫生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的通知》。

　　所谓相关材料，包括考生毕业学校和家庭所在地政府（如街道）撰写的品行和健康（主要是心理健康和家族病史）证明，有无犯罪记录的法院证明等，同时要求所有的材料提供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有必要强调的是，采用以上选拔方式比现在只以高考、中考分数招录方式要复杂得多，具体操作过程中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化解，但如果我们能真正领略教育的要义，真正体验教师的价值，办法总比困难多。

　　（三）免费师范教育对教师候选人选拔能起多大作用

　　国家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是想达到三个效果：

让教育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事业；

培养大批的优秀教师；

提倡教育家办学，鼓励更多优秀青年终身做教育工作者。

［６］可以说，国家对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在教师候选人选拔中的作用抱有很高的期待。

　　实行“免费”政策是必要的，其作用更多表现在：

宣示国家重视教育的决心，倡导尊师重教的氛围；

让热爱教育事业但家境贫寒的学子能够入学，推进教育公平；

恢复师范教育的公共属性，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

但要期待这项政策在教师候选人选拔中发挥很大作用，可能并不实际。

　　可能有人会说，90年代中叶以前采取的师范生免费教育不是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教师候选人吗？

如今重新实施这项政策，何以不能再现“辉煌”？

　　前文说过，这段时间优秀教师候选人的产生，并非都源于包括免费教育在内的选拔政策的设计，而是有着特殊的原因：

一是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报考师范能享受的免费（那时大学都不收费）及生活补助确实解了不少窘迫家庭的燃眉之急；

二是处在高度计划经济时代，社会并没有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和门路，许多人成为教师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或是社会的安排；

三是城乡差别巨大，急于跳离“农门”是不少农家学子的当然选择；

四是十年“文革”“封存”了太多才学青年（包括一些中年人）脱颖而出的机会，恢复高考犹如开闸放水，人才喷薄而出，势不可挡；

五是为克服教师资源严重不足的困难，采取了种种非常规手段来“网罗”师范生，如提前招生的“截留”工程，吸引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扶贫”工程，转户口、包分配的“定心丸”工程，不能自由流动到其他行业的“限制”工程等。

因此，师范成为“热门”专业，优秀教师候选人纷纷涌现，并非全拜免费教育政策所赐，而是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和历史原因。

　　此一时彼一时也。

改革开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已使得教师候选人产生的社会土壤不复当年，以下几个现实足以让新一轮的师范生免费教育在教师候选人选拔中的作用大打折扣：

第一，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上扬，除了少数家庭和学子外，学费并非是不能承受的负荷，因此，免费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

第二，虽说教师地位较以前有大幅提升，但还远没有到达让人羡慕、能体现真正价值的程度，况且，前些年不少地方出现的拖欠教师工资现象，以及因教师待遇差造成的“教师下海潮”和“孔雀东南飞”现象，其负面影响尚未彻底消除，可能会令一些报考师范的学子心有余悸；

第三，有人说，21世纪是一个选择的世纪，价值观的多元化，主体意识的普遍觉醒，就业路径的广泛拓展，自主择业、创业的积极倡导，使得优秀学子有了更多的选择；

第四，应试教育愈演愈烈，教育腐败大行其道，教师的生存状态普遍堪忧，教育的声望、教师的形象已遭到严重挫败，在这种情形下，优秀学子不太可能把报考师范作为自己的优先选择；

第五，享受了免费的“午餐”，就要承受支教及服务期的制约，支教、服务期间以及以后的恋爱婚姻问题、二次就业问题、个人发展问题，可能的变数和尴尬可能会使心高气傲的优秀学子望而却步。

　　因此，不要奢望免费教育政策能够发挥多大的神奇效果，要选拔优秀的教师候选人，仅有免费是不够的。

四、对策构想

　　教师候选人的选拔工作，关乎学生、教育、国家的发展大计。

要使沉入谷底、问题多多的现实境况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而跃升到良性循环的轨道，叶公好龙，做表面文章，或是小打小闹，修修补补，都于事无补，必须痛下大决心，体现大智慧，采取大手笔。

（一）“千金市骨”，提高教师地位

　　教师候选人选拔工作为什么沦落到被“放弃”和“搁置”的境地？

优秀学子为什么对教育工作纷纷规避？

“地球人”都知道，那是因为教师地位不高。

　　比较分析世界各国的教师质量及教师候选人的选拔情况，教师地位始终是一个杠杆和“晴雨表”。

德国教师被纳入公务员序列，地位很高，只要履行义务且无过错，终身无失业之虞，因此德国教师及候选人质量一直稳定在高水平上；

日本的教师职业被视为“圣职”，地位一直很高，但有一段时间地位滑落，教师及候选人质量便马上滑坡；

美国教师地位忽高忽低，因而其教师及候选人质量一直处在动荡变化之中。

由此可见，什么时候重视教育，提高教师地位，优秀人才就流入教师队伍，教师质量便不断攀升；

反之，什么时候忽视教育，教师地位江河日下，优秀人才便对教师工作纷纷规避，教师队伍建设便呈现种种危机。

　　我国教师现在的地位如何？

通过这样几个事实就可“管窥知豹”：

一是优秀学子纷纷回避报考师范院校；

二是自我预期较高的男性纷纷回避从事教师工作（许多师范学校成了“女校”，许多学生从幼儿园到高中几乎没有受到过男教师的影响）；

三是中、高收入家庭纷纷回避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多年来，我们在提高教师地位方面作出了许多承诺，“逐步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要切实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这些法规、政策的语言曾经多么让人鼓舞，199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

“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并规定要“建立正常晋级增薪制度”，可是，我们做到了吗？

我们正在做吗？

　　现在有一种观点，那就是：

教师地位不高，是因为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不高。

这种观点存在着一种可怕的解读：

教师地位与其专业水平匹配，无需提高。

我们有必要追问：

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不高是教师自己造成的，还是社会的不重视造成的？

如果放任教师地位持续走低，优秀人才纷纷规避，教师专业化水平如何提高？

我们究竟是在论功行赏、盖棺论定，还是在为未来的事业未雨绸缪、运筹帷幄？

　　古人为求千里马，不惜“千金市骨”。

我们今天一方面期望优秀学子报考师范，期望教育家办学，期望优秀人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又不肯提高教师地位，岂非叶公好龙？

岂非应在古人“千金市骨”的气度前汗颜？

（二）内外兼修，构建教师价值

　　教师职业要吸引优秀人士加盟，除了提高教师地位外，还要让人们感到这个职业有意义。

意义不仅体现为外在的社会价值，还应体现为内在的主体价值。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对教师职业价值的认定主要停留在社会功用上。

由古代的传道变为近代进步人土提倡的传播科学、文化和知识以及富国强民的技术，由服务于培养官僚和臣民，发展到培养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能参与民主政治的新民，人们一直强调教师职业的社会工具价值，至于教师职业对于从业者的内在价值问题，从未被认真地提出和进行过认真探讨。

这样的认定妨碍了教师及人们对这一职业内在价值和劳动本质的思考，忽略了这一职业的内在尊严与快乐的发现和体验。

所以，尽管社会把许多赞美之辞献给教师，“红烛”、“园丁”、“春蚕”成了教师的象征，但是，在人们的印象中，教师扮演的只是燃烧自己、自我牺牲的殉道者的悲情角色，享受不到源于这个职业本身的尊严和快乐，实现不了自身的人生价值。

这样的角色虽然高尚，但因背负太重的责任和异己的需要，往往使意欲自我实现的优秀人士避之不及。

由于只强调教师职业的社会工具价值，给教师罩上神秘“光环”成了吸引人们从事教师职业的砝码，而一旦“光环”消失，教师职业便黯然失色，剩下的便只有诸如免费教育、补助津贴、落实工作等功利、物质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只能唤醒人的基础层面的需要，难以维持长久，只能导致大量缺乏职业志趣、背弃职业理想的人士“混入”教师岗位，或长期把持，无从发展，或浅尝辙止，匆匆作别。

　　马克思在《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非常强调职业选择的内在价值，留有几段令人难忘的名言：

“我们对所选择的职业是不是真的怀有热情？

发自我们内心的声音是不是同意选择这种职业？

”；

“伟大的东西是闪光的，闪光会激发虚荣心。

“我们的使命决不是求得一个最足以炫耀的职业，因为它不是那种可能由我们长期从事，但始终不会使我们感到厌倦、始终不会使我们劲头低落、始终不会使我们的热情冷却的职业，相反，我们很快就会觉得，我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的理想没有实现，我们就将怨天尤人。

“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

这种职业不需要有不体面的行动（哪怕只是表面上不体面的行动），甚至最优秀的人物也会怀着崇高的自豪感去从事它。

最合乎这些要求的职业，并不总是最高的职业，但往往是最可取的职业。

”

　　因此，我们应该用内外兼修的尺度重新构建教师价值，在重视教师外在社会价值的同时，着力挖掘教师职业内在的尊严与快乐，大力推动教师的专业发展潮流，积极引导教师和教师候选人在教师岗位上反思、体验、创造和自我实现。

可以想象，一旦通过研究、挖掘、宣传，人们感受、体验到了教师职业的社会价值和主体价值，就会“天下英雄尽人我彀中矣”，教师候选人选拔工作将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可喜局面。

　　（三）纯净队伍，实施多轮选拔

　　现在的教师队伍中，有多少“充数”的“滥竽”，有多少“身在曹营”的“徐庶”，有多少已经、正在和即将摧残教育品质和学生身心的“马加嚼”，说起来、想起来让人触目惊心、心有余悸。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除了长期以来没有把人品、职业认同感等作为教师候选人选拔标准外，还与一次性选拔的制度缺陷有关。

　　除了90年代中叶以后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一方面在师范招生环节“虚设”标准，放弃考核，另一方面因为师范生不再包分配而有了入职考核的环节，但因为缺失了前提性的选拔工作，入职考核也谈不上是二次选拔），其余时间我国教师候选人的选拔工作基本上是“一锤子买卖”，即考生入了师范门，就成为教师候选人，就成为教师，就成为终身教师，可谓是一次选拔，终身使用。

　　一次性选拔不利于提高教师队伍质量，原因在于：

一是师范招生仅限于知识和身体考核，人品、职业认同等标准尚未列入，而此标准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二是考生入学时年龄尚小（进入中师和五年制师范的初中毕业生更是如此），职业志趣尚未形成或尚未稳定（很多考生进师范并非源于对教师职业的喜爱），专业发展还任重道远，几年的师范学习充满变数；

三是在没有一定压力、学好学坏都成为教师的情况下，部分师范生会丧失学习动力，迷茫懈怠。

　　因此，为严把教师入口关，从严掌握标准，纯化教师队伍，必须在师范招生、学校培养、入职培训、继续教育等环节实施多轮考核，应倡导这样一种理念：

发展得再好的师范生和教师，对于明天的教育而言，都是等待考核的教师候选人。

　　（四）弱化强制，凸显人文关怀

　　一种职业要吸引人们从业或持续从业，关键在于待遇留人、情感留人、事业留人，而非制度规约，过多强制充其量只能暂时留住人的身体，却留不住人的热情和留恋。

90年代前，一个没有社会背景的教师或候选人，如果失去了做教师的热情，或是不适合再做教师，是没有办法选择离开的，因为他当初的选择、他享受过的免费教育会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梦魇”。

　　新近颁发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规定，免费师范生入学前与学校和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从事中小学教育。

免费师范生一般要回到生源所在省份的中小学任教10年以上，如果违约，应退还按规定享受的免费教育费用并缴纳违约金。

笔者认为，这样的条件设置得似乎过于“苛刻”。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享受了免费教育的师范生，自然应该在服务区域、服务期限方面作出承诺。

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滴水之恩当泉涌相报”的古训，就存在让免费师范生无条件服务于教育，甚至终生服务于老少边穷地区教育的潜在情结，则是非常可悲和可怕的。

其结果只能有违免费教育的初衷，且置教师职业于“强制苦役”般的尴尬境地。

　　基于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的视度，基于提高教师质量和教育质量的视角，基于教师专业化和人文关怀的视角，我们在免费师范毕业生的使用和管理上应该有更为人性化的制度设计。

比如，免费师范毕业生的服务期限设置无需过长，服务区域不应限定得太死，如果我们的毕业生最终发觉自己不适合做教师，他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