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激进保守模式的盲区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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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从域外飞来的某些学术词汇中可知,以非此即彼的对立词组作为主标题或理论模式来概述中国近代史的篇章亦非少见,“传统--现代”、“激进--保守”等模式就是如此,对近人梁启超也不例外。

不知这是否同欧美中心论的历史优越感与冷战时代所浸染的两极思维有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外来的“传统--现代”、“激进--保守”等模式初看时不难给人以清新明快之感,但较之我国本土的“进步--落后”、“爱国--卖国”等模式,至少在方法论上如出一辙,都源于“一分为二”的两极思维定势,其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或以偏概全。

历史问题也罢,现实问题也罢,如果真能像战争对阵那般“一分为二”，便无复杂之烦恼可言。

惟其不能简单地两分,历史研究才显得颇费周折。

虽然铜板只有两面,现实与历史却总是一分为多,至少应当一分为三。

在激进与保守之间,还有一片十分广阔的空间,至少还有“稳进”的力量与人物存乎其间,而且常比两头要大。

即使可以胶执于历史的历时性特点,把它堆放在数学的坐标尺上,但当知这个坐标尺也无法与所谓“一分为二”的标准相吻合,因为在正数与负数之间,还有独立存在的“零”。

“零”既非正数,亦非负数。

在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饱经列强侵凌之苦与亡国灭种之虞,许多仁人志士都知道穷则思变,有的还担心变得太慢,指望不断变革,一如危崖滚石,不到山底而不止。

倘若把这种只争朝夕、恨铁不成钢的求变心态与相关言行称做“激进主义”,未尝不可;

如果把反对此类言行的人统统囊入“保守主义”阵营,则不啻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最终导致扭曲历史。

旅美学者余英时也承认：

“严格地说，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变革的人而已。

”他说：

“要求变革较少的人往往就变成了保守主义者”。

[1]姑且不说“要求变革较少的人”究竟是“变成了保守主义者”,还是后世研究者被认成了“保守主义者”，至少梁启超不属于“要求变革较少的人”，不应划入“保守主义”的行列。

即使可以把“要求变革较少的人”当做“保守主义者”，那么在“要求变革较少的人”与要求变革较多的人之间，还应存在一个要求变革不多不少或比较适中的群体,两分则仍不够用。

尤其对于近人梁启超来说,无论从其风雨兼程的纵向足迹来看,还是就其跌宕起伏的阶段性拼搏而言,他既不像激进主义者,也不属于保守主义者。

即便只对他作阶段性的概括,他却经常站在两条以上的战壕,冲着形形色色的激进者与迂阔守旧者,同时叫阵他是“激进--保守”模式的盲区。

后世研究者面对他时,最保险的做法只能是根据不同时空的不同情境、物镜与意境,具体分析,小心概述,他实在不是凭一两个词或一两句话便能概括清楚的。

　　首先,我国近代史上固然颇有类似于法国式的激进主义,而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实属阙如。

从表面上来看,梁启超的许多思想主张同西欧保守主义鼻祖伯克（EdmundBueke）的思想体系比较相似,其实不然。

伯克所要保要守的恰恰是英伦三岛的自由主义传统,梁启超所要保要守的除了一国之生存外,所剩无多。

至于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恰恰需要他和少数同道以微弱之声去呼号,去艰难地创造,而不是守成。

正是心怀君宪救国的真诚抱负,他曾与老师康有为、挚友谭嗣同等以书生意气谋划围颐和、捕太后的军事政变;

变法败北后,他以政治犯的身份,始终手握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决不向独揽朝政的慈禧妥协。

当袁世凯图谋帝制自为时,他又与弟子蔡锷联手升起滚滚狼烟,挑战强者,义无反顾。

与其说这是中国式的“保守主义”,还不如说这是“激进主义”中的一种形态而更为恰当。

其次,梁启超虽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继续追随康有为,督率过保皇会同人,引领保皇运动,而清末的保皇之“保”,亦非欧美的保守主义之“保”。

保皇会所采取的武装勤王形式与暗杀手段,亦属标准的“激进主义”,一点也不斯文。

何况弟子还走得很远,经常激怒师长。

他曾极力谋求同孙中山合作,“痛恨我党之乏才”,批评康有为不该骂孙等为“无赖”、“叛逆”。

只因梁启超最终不愿走出与康有为决裂的一步,加之孙中山等人对于合作也不太热心,才使他的合作之愿付诸东流。

他还真诚地期待过以“保皇”之旧瓶,盛民权之新酒,设想举光绪帝为“总统”,别具深意。

至于梁氏在檀香山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之一说,《革命逸史》的作者冯自由断言梁在“行骗”,其实,若按梁启超当时谋求合作的诚意与梁氏所认定的勤王手段,尤其是举光绪帝为“总统”的政治理念,“实则革命”云云,就不是无稽之谈,只要稍微参照英国革命的历程,便可知其分晓。

第三,尽管梁启超有过同革命党人奋力笔战的记录,也不能证明他就属于“保守主义”。

对于反对暴力的各类言行,还得细分。

倘若适当超越孙中山与同盟会当时的认识水平,便不难发现,梁启超之所以“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并非基于回到纲常名教,也不是站在为清朝的腐朽统治辩解的立场来反对暴力革命,而是从务实的眼光出发,担心革命党人的力量不足以暴动反满,国民的素质也不足以首创共和,担心暴力革命只会导致内乱与列强干涉,是不得已才反对。

事实上,他对清朝腐朽统治与西方列强的本质的认识,以及革命之后将出现的艰难局势的预计,都比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要全面和深刻得多。

许多论着都夸大了梁启超在笔战中的失败。

殊不知,以梁氏一人之力,要论证保留一个既属于腐朽朝廷的君权,又属于满人所把持的君权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说服那些血气方刚的留学青年,这本身就很不容易。

倘若没有相应的学术实力、辩论水平与文字功夫,要想在人多势众的《民报》辩手的攻势中接过两三招,坚持三五月,都是十分困难的。

数年前,梁氏的师长康有为经章太炎一驳,就在理论上栽下去,再也抬不起头来。

康门弟子梁启超则不然。

他的《新民丛报》之所以停刊,主要因为清朝的预备立宪已提上议事日程。

在他看来:

“吾党今后但以全力对付政府,不必复有后顾之忧。

”出处？

惟其如此,从1906年12月开始,梁启超就在着手筹建具有政党性质的君宪团体“政闻社”,还拟另办一报,为充当全国预备立宪运动的精神领袖做准备。

再说,论战本身并非坏事,正是通过论战,双方的思想认识都在各自的起点上有所提高,都在一定程度上修改或充实自己的论据,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只是彼此都碍于情面,不愿承认而已。

孙中山等人就从梁启超的某些批评中得到启发,对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多了一份思想准备。

论战还是别具一格的民权主义启蒙宣传。

第四,如果按有的学者所提出的,将某些历史人物的政治活动与思想文化活动截然分开,再套“保守主义”之瓮,那么,梁氏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未必属于“保守主义”。

在许多历史情境中,我们所看到的梁启超既是一个淡视个人生死的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自信“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的学者,一个“献身甘作万矢的”的思想家。

还在19世纪末,他除了宣传西方的科学,还声嘶力竭地口诛“民贼”,高唱“民权”,鼓吹“破坏主义”。

尽管他对“民主”的赞同只是偶尔为之,但对“民权”的倡导与追求终生不懈,影响及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至于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早在1902年初,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子论》一文中,就向国人斗胆宣告:

“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

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

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

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

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

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

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

”与其说这是“文化保守主义”之滥觞,还不如说就是文化战士的先声。

陈独秀等人之于孔孟学说的清算固然可以超出梁启超的火力与规模,却不可以完全抛开他的战斗精神与逻辑思路而另起炉灶,这也是梁启超的分量与魅力之所在,不应淹没不彰。

如果把晚年的梁启超归入“保守主义”阵营,其论据也是苍白的。

众所周知,1920年,梁启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归来,发表了为时人与后世所关注的《欧游心影录》。

通览全书可知,梁启超的思想并未就此颓废。

尽管他否定了科学万能论,指出:

“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

”不过,他在“自注”中又郑重声明:

“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对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

版本出处？

他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最能开人眼界的当首推梁启超为北京协和医院给自己造成的重大手术事故而辩护之豪举。

此事不仅生动地展示了梁启超维护科学的信誉是怎样当真,也足以表明他的人格是何等与众不同。

正是基于手术事故,在拖过3年之后,这位学术大师与文化巨匠就弃养西归了。

环顾茫茫人海,翻遍浩浩史籍,像梁启超那样割掉一个好肾后，还能以生命的名义呵护科学的尊严,托起宽容的海洋者，举世曾有几何?

　　梁启超还说：

“我们须知,天下事是急不来的,总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然后效乃有可言.”此言依然提倡审时度势,稳健务实,并非就是保守。

尤其是他已从以往的政治挫折中,得出同陈独秀、李大钊等几乎完全一致的结论:

“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

二十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明确主张“从国民全体上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

同样是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还意味深长地指出:

“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

”他坚决反对“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不许人批评”等霸道做法,认为“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而且“既解放便须彻底,不彻底依然不算解放。

”基于此,他还理直气壮地主张“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充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与其说这是保守主义者的借故酸谈,还不如说是思想解放先驱的真知灼见,是战士的风采。

至于梁启超的所谓“多变”,其实也是需要重新讨论的话题。

辩证法没有理由忌讳历史人物的变,关键是看研究对象怎样变。

简单地说,梁启超的“多变”,常常是不断独立思考的结果,是学者型的变,不乏睿智与前瞻性,不可同瞄功利看风向的政客之变同日而语.在一个泛道德主义充斥的国度里,人们喜欢拿梁启超的“多变”来逼问他的道德与为人,乃至误解颇多,伤痕累累。

我敢断言,终近代中国之世,像梁启超那样无论在位与在野都能保持书生本色,极具人格魅力者,实不多见。

1926年,清华大学大学部的学生社团“国事研究会”做了题为“新中国柱石十人”的民意调查，结果将梁启超名列榜首，将蔡元培、王宠惠、李烈钧、蒋介石、冯玉祥、胡适等则依次列后,梁氏之于清华学生的影响与学生之于梁师的拥戴就可见一斑。

孟子曰：

“知人论世”。

我国史坛的人物研究颇多,“论世”亦复不少,“知人”却未必先行，这也许同“知人”不易有关，最终还影响“论世”。

梁启超毕竟是以燃烧的激情、飞翔的思想、超群的才智与充沛的精力谱写人生衷曲的梁启超,如何尽可能走近智者的内心世界,也许才是“知人”之关键所在。

如今国人对他谈论颇多,定论与争议亦复不少,知之却未必深得其三味,还远非无话可说的时候。

参考文献：

[1]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A].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C].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M].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A].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十三[M].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

《文史哲》2004年第4期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6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