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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从今天看来，那时事情应该是那样吧。
到了现在，依然有少数人喜欢在名人身上“打主意”，随意往名人身上安排言论、故事。
这些人的举止往往有两个特点：
第一，他们因学识不够、思想苍白，只能编出好喝没营养的“心灵鸡汤”，而且千篇一律，经不起质疑与考证；
第二，今人的编造多是情绪化产物，要么是为吸引眼球，要么是为宣泄不满，虽有时也能引起疗救的注意，但对文化环境甚至整个社会心理来说，破坏作用不可低估。
日前被抓的“秦火火”就说，造谣初衷是为了“享受被追捧的滋味”、“尽快提高关注度和知名度，为出书铺路”。
这真应了北齐刘昼在《新论•伤谗篇》中所说的话：
“俗人好奇，不奇不用也。
誉人不增其义，则闻者不快于心；
毁人不溢其恶，则听者不满于耳。
”
从社会传播的特点来看，一些网络谣言因为迎合了部分网民的偏激情绪，所以得以在网络上大行其道。
对此，我们应该客观冷静地应对。
一方面，需以求真精神，破除一切虚假，让网络谣言失去滋生与传播的温床；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透过这些表面的谎言，看到藏身其后的社会情绪的作用，敏锐观察这些变化的社会情绪，及时找到这些情绪产生的原因，并予以分析研判，这样方能从根本上消除网络谣言。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各类网络谣言严重混淆了社会视听，是浮躁虚夸风气的温室，不利于求真务实风气的涵养。
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制造这些谣言，“真”字若不排在第一位，那建立其上的观点都只能是空中楼阁、无源之水。
而且，这种东西传播多了，只能让人变得浅薄，遇事不思考，论事不理性，被人牵着鼻子走。
如果只是闲情逸致的文章，造假的危害只限于个人；
如果是与时政、改革有关的伪文盛行，危害就难以估量了，不可不察。
对扑面而来的信息，我们要多想一想，在头脑里多逗留一些时日，让“真”归位，思考一些问题时思路才会清楚很多，看问题时也才不会盲从。
《人民日报》（2013年09月24日24版）
且慢训斥“关你×
×
事”
任大刚
长江商报消息最近关于歌手王菲离婚的事，观者如潮，最近又起波澜，新疆民政部门方面否认办理过李王二人的离婚事宜。
娱乐明星的婚姻引起的高度关注，致使不少人很不忿，有人爆出粗口“关你×
事”。
鄙人也不关心王菲其人其事，不过不关心的理由事涉音乐。
音乐应当是一种最高级的情绪表达，一个不能作词作曲的人，他的歌喉与词曲作者本质上是无法沟通的，即便臻于化境，终是隔了一层。
而王菲所唱的所有歌曲，没有一首属于她作词作曲，但是这不妨碍她成为一流的歌手。
曲谱就放在那里，不同的歌手唱出来一定千差万别，总有一个歌手的唱腔最为贴近词曲的意蕴，甚至包含着一些“再创作”的成分在内，而这个歌手，可能就是王菲们。
所以，如果要对一些歌曲表达敬意的话，第一个应当是词曲作者，第二位才是王菲们。
历史地看，唐诗宋词元曲这些作品，当初一定是优伶们广为吟唱的，经过时间的冲刷，我们已经不知道当年的吟唱者是谁了，留下来的只是那些声名越发显赫的词曲作者。
但人类传统的的文娱活动变身为现代产业后，情况倒过来了。
听众很可能不知道流行歌曲的词曲作者是谁，却记得唱歌的是谁。
这不符合创作逻辑，但完全符合资本逻辑。
商业化的音乐，卖给听众的，不仅仅是歌喉，还包括歌手的性别、长相、气质，譬如王菲。
所以，资本在出售王菲的时候，除了歌喉，还有她身上与音乐没有太多关系的“附加值”。
而这些“附加值”，恰恰是词曲作者所不具备的，《红豆》的词作者林夕和王菲谁更有“卖相”？
谁更能吸引婚姻门槛内外的年轻男女？
一望而知。
一个歌手如果只能唱歌，并不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他最好还能依靠歌喉积攒的名气，凭借其长相和气质，参与到影视表演，影视歌“三栖”。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它一定会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随着传统社区和邻里关系的解体，以及政治和宗教领袖的袪魅化，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领袖出现真空，而资本却能够提供体贴入微的以影视歌为主的偶像，男的英俊潇洒而且样态各异，女的年轻漂亮胖瘦兼得，如果看腻了，马上就推出“邻家什么什么”的，一定会满足你的偶像想象。
从精英和启蒙的角度来说，的确是“关你×
事”——你一个底层人士，应该关注自己随时可能被侵夺的合法权益，王菲们远在天边的家事，与你八杆子打不着。
那么，精英和启蒙者是否也有自己的偶像呢？
一定是有的。
所谓精英，不照样可能把康德、维特根斯坦奉为偶像？
说起康德、维特根斯坦的私人事务，不照样津津乐道？
一些文学研究者说起周氏兄弟反目，不照样拿着放大镜反复观摩？
这个时候，也未见底层人士回敬一句：
“关你×
事？
娱乐工业是多么可恶，是如何戕害人们的正常理智，这是很多文化批评者反复提及的话题。
这诸多批评中，很多十分中肯，但是，也有很多批评居高临下，很多时候还是把受众当成需要教育的对象。
其实他们并未意识到，哪怕是一个学识有限的人，也是一个思维复杂多面的个体，他们完全可以选择有利于、适合于他自己的精神生活，也完全可以一边看王菲离婚，一边维权，这有什么不妥？
鲁迅说不
史飞翔
作为一代伟人，鲁迅在很多事上，常常表现出一种“出人意料”、“不同流俗”乃至“特立独行”。
1929年12月24日，曾任众议院秘书长、非常国会秘书长以及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的“一代名士”林庚白来到位于上海四川路景云里的鲁迅寓所求见鲁迅。
鲁迅不愿意见他，于是让佣人出去告诉他自己不在。
不料林庚白却胸有成竹地声称自己是眼见着鲁迅回家后才来敲门的。
佣人大窘，回复鲁迅，鲁迅大怒，对佣人说：
“你去告诉他，说我不在那是对他客气！
”林庚白无奈之下只好怏怏离去，并由此怀恨在心。
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看到鲁迅在国内外很有影响，就想利用他的名声来为商务招徕生意。
于是他派人对鲁迅说：
“你研究学问要看很多图书资料，我们商务有很多外面看不到的海内珍本。
董事长愿意把藏书室的钥匙交给你，由你任意选阅。
只希望一条，你写的书，要交给我们印行。
”鲁迅听后很生气，当场拒绝了这把钥匙，后对友人说：
“我为工作，固然需要看书，但我看书，并不是为了饭碗。
要是我写的东西由他们印行，稿酬可能是很优厚的，但这样一来，我就受到束缚，不能很好地为大众说话了”。
鲁迅定居上海后，蔡元培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于是他聘请鲁迅为特约撰述员，每月300元大洋。
大学院改为教育部后，蒋介石曾一度以行政院长身份兼任教育部部长。
在此期间，有人向蒋介石告密，说：
“现在部里的特约撰述员周豫才，就是周树人——鲁迅，也就是激烈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这两个团体的头子，也就是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并已通缉在案的这个人。
”告密者原本是想提醒蒋介石注意此事并加以处理，以此邀功。
谁知蒋介石听了，反而说：
“这事很好。
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
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
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
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
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据许广平说，后来教育部果真派人来了，转述了蒋介石的意思，但是鲁迅断然表示拒绝。
最后，蒋介石只得辞掉了鲁迅的特约撰述员职务。
1927年春，瑞典学者斯文·
赫定来中国考察时与刘半农商量，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于是刘半农便托台静农给鲁迅写信，询问鲁迅本人对这件事的态度。
出人意料的是，鲁迅毅然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为此，他给台静农写了一封回信：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
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
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信中又说：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
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
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
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孟子·
离娄下》曰：
“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鲁迅正是因为敢于在世俗、强权以及利益面前说不，因而才赢得了世人的敬仰。
孔子打报告
于文岗
话说至圣先师孔子穿越时间隧道周游四方，走市县、进乡镇、察社区，听广播、看电视、登互联网、读图书报刊、阅红头文件、出席各种会议论坛，脑子被一系列“重要讲话”所填满：
子虚镇长在“迎接县卫生大检查环境布置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乌有村长在“清理路旁乱堆杂物村民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车间主任在“工人下班是各自回家还是排队回家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社区主任在“分片清扫小区狗屎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等等。
他既感好笑，又很失落，叹息世道不公，厚今薄古，于是悻悻然回到驿馆，疾书《申请<
论语>
为“重要讲话”的报告》，内容如下：
一、《论语》有更高更广泛的公众认同度。
是不是“重要讲话”，第一要看受众是否认可。
据我周游观察，当今铺天盖地的“重要讲话”，多为会议主持者嘴一张一闭、讲话者甘愿受之的溢美之词，属于同台唱戏、合演双簧的自封自诩，形同王婆卖瓜。
我与众弟子的《论语》则不然，作为儒学的核心内容，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认同。
汉朝就有专门的《论语》学科；
北宋宰相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南宋理学家朱熹更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编订为“四书”，成为影响中国社会最深最久远的经典。
按照现今的说法，这些都可视为领导肯定、专家好评和公众欢迎。
申请《论语》为“重要讲话”，理所当然。
二、经过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论语》自公元前结集成书，至今两千多年,期间版本众多，印量无数，畅销不衰，经受了长期历史检验，可算得上“久经考验”了。
恕我斗胆：
现今多数打有“重要”标签的讲话，莫说千年百年，隔天就已变成了人们的“耳旁风”和文字垃圾。
三、根本在于思想价值。
翻阅世人对《论语》评价：
“悟得最透彻，讲得最高明”；
许多言谈被世人奉为至理名言：
“礼之用，和为贵”被公认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之核心；
“和而不同”思想被作为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价值观而大加倡导；
“为政以德”已提升为治国方略；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渐化为世人道德准则……相比之下，当今不少所谓的“重要讲话”，正是需要坚决反对并下大力清除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废话。
而把“假大空套废”作为“重要讲话”推销，简直就是对广大受众的侮辱，必定招致后人耻笑。
恳请有关部门认真严肃对待以上申请，还老朽与众弟子一个公道，更希望官场一扫官僚习气，畅扬清风。
别让吉尼斯成为好大喜功的遮羞布
日前，一条金灿灿的“河豚”巨型雕塑亮相第八届江苏省园博会，一举成为了江苏扬中的新地标。
这只“河豚”长90米，宽44米，高62米，距地42米，内有观景平台，整个建筑重约2100吨，外表由8920块铜板片拼接而成，整体造价预计在7000万左右。
在当前中央执行“八项规定”、厉行节俭办会精神的大背景下，花费7000万巨资，建造一个如此庞大的雕塑，而仅仅是为了好看和观景，无疑有些刺眼和不协调。
其实，第八届园博会并非不知节俭办会的重要性，“此次园博会开幕式只有半小时，闭幕式则取消大型演出，改办惠民文化活动，一举节约600万元”，就是节俭办会的明证。
然而，为什么同样有形式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嫌疑，却放着造价7000万的雕塑不忍下手，而更愿意在开闭幕式上斤斤计较，甚至哪怕冒着在如此金灿灿的“河豚”金光照耀之下，节俭开闭幕式的成果变得微不足道的风险？
从官方的介绍大概可以得知原因：
一、扬中是中国河豚之乡；
二、该河豚塔目前是国内最大的异形钢结构城市雕塑，体积则创下世界之最，正在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只要打上文化的旗号，似乎就可以拿到通行证，规避各大条例禁令，这是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在进行文化建设方面的错觉，也是某些不法分子借文化之名，进行输送利益之实的惯用招数。
文化建设本应有选择取舍，河豚在当前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奢靡高档的饮食文化。
扬中不从当地历史人文和自然风貌做文章，而选择此物为文化地标，实属选错了抓手。
更值得警惕的是，花巨资修建河豚塔，正代表了如同扬中市一样的一些地方政府，动辄要搞“国内最大”“世界之最”，动辄想通过吉尼斯世界纪录来换取知名度和声誉的执政思维。
这种思维正是好大喜功的思维，而所谓的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不过是其拿来遮盖自己好大喜功、不愿听民生而愿听“响声”的真正动机的遮羞布。
对于某些基层相关部门来说，他们不愿沉下心来，真正进行乡土文化建设，稳打稳扎地提高当地知名度，而常常好大喜功又急于求成。
于是建立在数量简单堆砌之上，采取人山人海战术申请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便成了受许多地方部门追捧的出名“终南捷径”。
于是有四川成都都江堰市组织2380人同时打麻将，江西宜春举行了万人泡脚首创吉尼斯纪录……还有最大的饺子、最大的月饼、最高的宾馆等等，不仅无意义，而且无内涵，令人哭笑不得。
一般的民众或者民间团体，很少发起和组织类似的活动。
此类活动的主体，大多是商家或政府相关部门。
商家的行为具有趋利性，很难对其进行道义指责，但是政府身为社会的管理者和文化的引领者，如果也参与其中，则很难逃脱干系。
尤其是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力量，以举县或举城之力来进行这种无谓的纪录攀比，应当追求决策者和主办方的行政责任。
事实上，用这种低水平、无意义的吉尼斯纪录来赢取知名度的方法，一点也不能给地方带来好声誉，反而更可能给国人甚至全世界留下笑柄。
即便是风风火火、劳民伤财换来世界第一的名声，但这种简单而无甚技术含量的申请，试问又真的能持续多久呢？
出名来得快，去得也快，新闻一过，纪录一破，一切又成一场空。
我们呼吁相关部门，真正以为民务实清廉为执政之纲，祛除好大喜功、形式主义等不正之风，加强完善民主决议制度，真正提高文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不要再让吉尼斯等评比成为好大喜功的遮羞布，要让各项评比回到挑战自我、自由竞争的本质上来，从而将全部的精力和资源，用到为人民谋福利，建设和谐文明的内涵式发展的社会道路上去。
如何让“节俭过节”不是一阵风
2013/9/210:
02:
23罗翰轩
今年中秋节风清气正，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央要求节俭过节，严令禁止政府机关奢侈浪费。
政府机关的行动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这是一个上下合力的结果。
（9月20日人民网）
大家一定都感觉到，今年的中秋节是过得最节俭，最清风扑面的。
中央的纪律声明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老百姓感到欣慰和满意。
当然也有失落的领导，觉得自己过节相比以前太寒碜，既没有公款发月饼，也没有公款宴请，颇有些不习惯。
然而，中央与人民群众的心相连，就是要和这类不正之风作斗争，要让不习惯的领导干部习惯或者退出，还世间一个风清气正。
同时，大家也在担心，担心“节俭过节”只是一转风，不能长久，或者更长久。
这样的担心不是空隙来风，以前每年有关部门都会下通知要求节俭，禁止送礼，但这基本上都是一纸空文。
究其原因，是因为执行不力，而执行不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根子还是在于信息不公开，缺乏民主问责，使监督流于形式，对权力缺乏必要的制约和问责。
专家解释，“今年有这么好的效果，在于中央禁令的背后有一套严查、问责的程序，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
上级问责当然要比下属或同级监督效果好，然而要保证效果，必须保持信息公开，尤其是举报渠道的通畅。
笔者认为，对各级官员最大约束和震慑在于前不久中纪委向全社会公布了三种举报方式，举报电话、举报网址、邮寄地址，一应俱全。
而且欢迎广大群众参与监督，对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党员领导干部在中秋、国庆期间违反通知要求的行为进行如实举报。
中纪委表示将及时受理、严肃查处。
推而广之，如果任何节气都以这样的方式进行，那么可以肯定，“节俭过节”就不会是一阵风，而是可治“四风”的长效机制。
再推而广之，如果任何时候都可以举报，不限于节气节点，那么世风也会愈发清明清朗。
于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必须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和发挥群众监督，前者需从管好公共财政的钱袋子入手，采取一些科学、有针对性、公开透明的办法，建立完善并落实相关制度；
后者需从法律上对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进行完善和保障。
通过上下合力，最终消除“一阵风”现象。
私下骂百姓“不要脸”的官员心里如何装着群众？
朱永华2013年09月18日11:
20
9月16日，河北省兴隆县委宣传部通报称，鉴于孤山子镇党委书记梁文勇在工作期间，组织多名镇干部接受私人宴请，兴隆县委召开常委会，研究决定免去其孤山子镇党委书记、综治委主任职务。
事情的起因是近日网上流传的一段“河北省兴隆县孤山子镇委书记边大吃大喝边辱骂人民百姓”的视频。
视频显示，众人喝的是五粮液、抽的是中华烟，酒桌上摆着螃蟹、龙虾、烤鸭等。
梁文勇在饮酒过程中说：
“手里端着米饭，嘴里吃着猪肉，最后还得骂你娘。
老百姓就是这副德行！
不能给脸，给脸不要脸！
”此贴一经发出即引起广泛关注。
该县通报以镇党委书记工作期间组织干部接受私人宴请为由对其免职，公众也明白其良苦用心。
而此事引起围观除了吃饭饮酒，还有“伤人”的雷语。
从视频的拍摄角度来看，拍摄者应该就是“在座”之一，似乎还有“下套”之嫌，但这并不能说明梁书记被免职“冤枉”。
事实上，梁书记说这番话时，表情轻松自然，还颇有“经验之谈”的感觉，这就不难看出，在这位镇党委书记心中，百姓所处的位置是何等卑微。
更让人愤怒的是，梁书记的这番“高论”还引起了桌上各位的一片附和。
人们期待广大官员能够心里装着群众，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履行公仆职责，但一些人工作时间聚在一起，居然是骂着群众，到底是谁“给脸不要脸”？
如此脱离群众、藐视群众的基层官员，时下当真是极少数吗？
政府官员尤其是基层干部，应当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保持一种“我是人民公仆”、应当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意识，而不是如河北这位基层镇党委书记这般，在小圈子内辱骂百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这不仅反映出其对群众的冷漠，更说明其在公开场合或会议上曾经的“义正词严”，不过是在忽悠群众，满嘴跑火车。
笔者认为，当地政府除了对于这位官员的处理之外，还应当深入了解和掌握基层干部思想意识中存在的问题，举一反三，加强对干部思想意识方面的教育，督促他们摆正自己的位置，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而不是动辄辱骂百姓“给脸不要脸”。
“网络谣言”为什么有市场？
2013.09.04作者：
刘雪松
谣言总是与惑众联系在一起的。
若干年后，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的中国，谣言能够成为赚钱获利的一种手段，可谓旷世奇闻。
这种挑战法律、挑战社会的现象，不仅应该受到道德的审判，更应受到法治的严惩。
谣言惑众，对于社会的危害，人人皆知。
法治重拳治谣，如果做到大谣小谣一起治、“官谣”“民谣”一起打，相信定能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
但是，一碗水端平，仅仅是法治公平公正的尺度标准，也是基本要求。
而解决谣言惑众问题，既要追究谣言的源头，更要追问产生谣言的社会根源。
谣言为什么有市场？
为什么很多人相信谣言，并且热衷于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传播？
甚至为什么一个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会让不明真相的人们选择听信？
根本的原因在于，公众对于真相的“饥渴”，对于媒体传播现状的失望。
受众长期处于真相的“饥渴”状态，反映的是当下媒体，对社会现实状况有意或者无意的失察，是媒体公信力在受众心目中的下降。
当受众在正规渠道得不到想要的真相，人们就容易在自媒体形态中寻找答案。
许多谣言能够广泛传播，甚至轻而易举地在网络媒体上牟利，真正的土壤不是新媒体的形态本身，而是传统媒体的失语和不作为。
最具典型意味的两个例子。
一是湖南临武“瓜农死亡案”。
一是薄熙来案件的公开审理。
前者官方渠道传播的消息漏洞百出，使得网上传言风声水起，最后的结果是，官方早先否定的许多网络传言，最终在一片质疑声中成了倒逼出来的真相。
而薄熙来案件的审理，因为完全放在公开透明的“全民围观”之下，反而这个完全可能传言漫天飞的案件，没有更多的谣言私下相传。
两个最新最现实的传播案例告诉我们，消除谣言的市场，既要靠法治的重拳打击，更要靠官方对民众知情权的尊重，靠媒体对于真相追求的责任与担当。
如果主流媒体、传统媒体，长期选择性报道功能性需求信息，而忽视民众希望监督社会、还原真相的信息，那么，人们就会因为长期积累的反感和不信任情绪，从单向的信息源中游离开来，寻找多元的信息传播源；
官方媒体即便传播的信息为真，也会因为受众迫切需要关注的信息没有及时得到传递，而被人们放弃接受。
这也是许多辟谣信息，跑不过谣言信息传播速度的重要原因。
要从根本上制止谣言，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媒体真正发挥监督功能、解惑释惑还原真相的功能。
这是占领舆论主阵地、取信于受众的根本手段。
一个信息透明、言论畅通的社会，首先应该是媒体具有公信力的社会。
而这个公信力，则取决于媒体对百姓知情权、话语权是否尊重与捍卫。
谣言之所以能够惑众，正是因为众所不知，众所不明。
这种信息饥饿、真相饥饿造成的谣言惑众，媒体本身应该从反思中，看到责任，看到担当。
实话实说，有一说一。
这既是官方和媒体维护民众知情权的法律要求，也是取信于民的根本所在。
说真话，从每个公民做起，从媒体做起，从政治人物做起，谣言市场，才能不灭自灭。
新京报：
中秋赏月，愿人人各守其位
2013年09月19日02:
39
■社论
在这流动频仍的现代社会，家庭的安稳幸福，在个体的努力之外，越来越和社会、政府的角色作为密不可分。
中秋赏月，愿从庙堂到江湖，人人各守其位。
“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瀛。
”今天，是农历中秋节。
奔波劳碌者更渴望家人的温暖，很多天涯咫尺的家庭已然团聚，我们祝福所有的家庭，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尽管月饼日渐豪奢、送礼渐成暗战，让节日蒙上一层世俗尘垢。
但赏月燃灯、猜谜吃月饼……中秋的诸多传统曲目和意蕴，家人团聚的内核，总是会被更多国人珍视。
今宵让我们共赏一轮明月，洗涤尘心，守护家的温情。
我们相信，家庭的美好温情与否，是察鉴一个社会美好与否的重要指标。
我们要祝福那些能携手赏月的家庭，在流动已成时代特征的当下，亲亲相守弥足珍贵；
我们同样要祝福那些只能“千里共婵娟”的家庭。
不久前，卫生计生委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年流动人口高达2.36亿人，即每6人中有一个在流动。
让这些为生计奔波离散的家庭，不因山水阻隔而削弱幸福感，需要各城市展现更多的包容，让那些流动的人们感受到：
人在何处，家就在何处。
我们要祝福那些暂被灾祸困厄缠绕的家庭。
有媒体报道了江西宜黄自焚事件当事人钟如琴一家的情形。
宜黄事件3周年前夕，钟如琴在微博上贴出几张伤痕遍布的照片，她说自己看到都恶心，但她要贴出来，因为抑制不住的愤怒。
这愤怒指向疼痛，指向那些说她和家人“正在北京享福”的网民，还有昔日的宜黄政府。
中秋节或许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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