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老慈溪县紫砂器玉成窑考Word格式.docx

转老慈溪县紫砂器玉成窑考Word格式.docx

《转老慈溪县紫砂器玉成窑考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转老慈溪县紫砂器玉成窑考Word格式.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清韵石制，赧翁铭。

此壶身如钟，壶身刻铭：

“汉铎”两大字，下刻释文：

“以汉之铎，为今之壶，土既代金，茶当呼荼。

”署“赧翁”刻款。

底钤“日岭山馆”印款。

此壶由海上画家唐云先生收藏。

3、柱础壶，高8厘米，口径5.8厘米。

此壶呈赭褐色，把梢印“韵石”，底印“曼陀华馆”。

壶铭：

“久晴何日雨，问我我不语。

请君一杯茶，柱础看君家。

”此壶由海上画家唐云收藏。

4、秦权壶，高13cm，赧翁铭。

此壶泥色深红，秤砣式形制，把梢印“韵石”，底印“林园”。

上刻行楷铭文：

“载船春茗桃源卖，自有人家带秤来。

光绪丁酉……”。

原为上海名画家唐云收藏。

2008年11月23日，上海工美拍卖行以12万元拍出由梅调鼎题铭的“林园制”款紫砂壶一把。

5、笠翁壶：

铭文为“茶已熟，雨正濛，戴笠来，苏长公。

赧翁题。

”造型如一戴笠而坐的老者。

原壶由海上画家唐云收藏，后流入台湾的紫砂藏家。

6、瓜娄壶：

“生于棚，可以羹。

制为壶，饮者卢”。

此壶由海上画家唐云收藏。

以下第二批仅是紫砂壶铭文，材料来自民国癸未年（1943）秋月出版《赧翁集锦》一书。

宣纸玻璃版精印，高32.5厘米，宽17厘米，全书60页。

封面由赵叔孺题签，首页为叶伯允《赧翁小传》及冯幵（冯君木）跋。

这是梅调鼎的书法集，书体以楷、行为主，幅式依次为条屏、壶铭、对联、扇页、题跋、墓志、横披。

现将梅氏的紫砂壶铭16则，记录如下（注：

下划线、加粗小字是明显有错误处）：

7、此瓜岂独南方有，此制南方不可无。

北客若（有一“无”字，已涂）归思吃茶，须用此瓜壶……8、生于棚，可以羹，制为壶，饮者卢。

赧翁题铭（注：

“卢”即指《七碗茶歌》中的“茶仙”卢仝，寓意饮者都可成为卢仝那样的茶仙。

与上6号可能是重复的。

）9、亦肥亦坚，得匏之全，饮之延年。

赧翁铭10、春光三月三，秋光九月九，君于三九时，须尽杯中有。

赧翁题、山农制11、原物已归天上，遗风尚在人间。

漫道区区茶具，令人忆然坡仙。

赧翁题、山农刻12、羡然周石铫，种底赠东坡，老雅人谁造，千载犹完好。

（多写“自入”两字）天家遗制后，图考匠心巧，砖沙粗草成，（少一字“成”）不让前贤妙。

山农学制（注:

有一“学”字，此壶可能是山农第一次刻的。

）13、茶经读罢客从来（有两个“来”字，一已涂），寒夜无酒（多“斜”字）封初（有两个“初”字，一字已涂）开。

14、一瓯（有两个“一瓯”，且未涂）茶罢寻书读，（涂“几惋”两字）开卷秦吞六国时。

赧翁15、月白风清良夜，心投意合主宾，九十百年容易，此情此景难频。

16、东坡石铫阳羡陶，一瓯睡足日正高，优孟岂不孙叔敖。

赧翁题、山农刻17、吾岂匏瓜乃酒之家，为阳羡人而户于茶。

赧翁题18、椰椰子子，夺胎换骨，昔误人醉，今解人渴。

赧翁19、汉铎——以汉之铎，为今之壶，土即代金，茶当呼荼。

赧翁（注：

可能与上2号重复）20、钦用匏、其乐陶。

赧翁题21、椰树子紫，沙胎刘伶，去卢同来。

赧翁22、酒令人昏，茶令人清，嗟嗟椰子醉乡人。

赧翁题二、梅调鼎（1839--1906）制紫砂壶的时间和过程22条壶铭有确切纪年的仅是第4条：

光绪丁酉……，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该时梅调鼎58岁。

清光绪年间，近六十岁的人可自称“翁”了。

所有的铭文中，凡是梅氏落款的均写“赧翁”，所以紫砂壶是梅氏的晚年制作的。

梅调鼎是一位擅长写字的文人，制紫砂仅是其一时际的爱好和尝试，所制的壶并不出售，最多在友人之间赠送，因此更能断定梅氏制壶的时间不长，在58岁前后几年，也就是1897年前后几年中。

两批铭文可分析后一批时间早。

第12条有“山农学制”四个字。

山农，即陈香畦，与梅氏同时代人，原是一位篆刻家。

印章篆刻与壶上刻字虽大同小异，但毕竟有所不同，故山农落款为“学制”。

另从上7、12、13、14条来看，多刻，少刻，修改的铭文痕迹达8处，这些都是初在泥胚壶上刻字因不熟悉而留下的特症，这也说明这4把壶是梅氏刚开始制壶时的作品。

后一批铭文中还包含了以下几点信息：

1、梅氏在1906年病死，1943出版《赧翁集锦》一书，相隔仅38年。

书中的内容多数是李光业（孝丰）在三十余年中收集；

出版时得到县人秦润卿、徐文卿、梅氏外孙洪承祓、赵叔孺、朱积纲、徐润生、冯君木（注：

其祖父冯一敏、梦香，是梅调鼎的好友）等赞助。

故《赧翁集锦》的内容可以讲是当时慈城范围中，梅氏的至亲好友收藏梅氏作品的总集合；

可是就紫砂壶来讲，包括一些试制品，仅此16把而已，外流的毕竟是少数。

则可以断言，梅氏制的紫砂壶原本不多，最多只有数十把。

2、上文后16条的壶铭文，无疑是从已成型的紫砂壶上拓下来而印制的。

泥壶在烧之前梅氏当然要过目，为什么会允许大量错字留在壶上呢？

笔者考虑只能这样解释：

泥坯壶本来不多，因字错，不烧制而丢掉也很可惜；

其次，当发现泥坯壶上的错字时，梅氏自己无法修改，于是就带错字烧制了。

制作泥坯壶是一件技术含量较高手艺活，要学几年功夫才可成，一般只有宜兴本地人才能胜任。

若泥坯壶是当地自制的，这些错字、多缺字均可及时更正。

故可以推测梅氏制壶时的紫砂坯壶应从外地进来的，不是本地制作的。

3、造成上7、12、13、14条的错字或涂改处，第一步当然是梅氏写错，第二步山农跟着刻错。

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呢？

写错的无所谓，山农可以不刻，但因山农刚开始学刻，情况不熟悉都刻了（注：

山农的落款“制、刻”，应该都指“刻字”；

他原本是篆刻家，一时际不可能学制壶坯的）。

这就可以肯定山农刻壶的时候梅氏不在现场。

这也可以说明梅氏、山农刻壶时俩人不同时在慈城，很可能是一种外发加工的形式所刻的。

三、梅氏紫砂壶烧制地点先了解一下宜兴是如何烧紫砂壶的。

《紫砂春秋》一书，叶龙耕的《紫砂陶的起源及生产工艺探讨》谈到：

“……烧成紫砂壶的窑炉，经历了龙窑、倒焰窑（即宁波当地常见的独立圆形窑头）到隧道窑的演变。

其中龙窑使用时间最长（宜兴羊角山早期紫砂窑址就是一条宽一米左右，长十余米的龙窑）直到1957年才被倒焰窑代替。

1973年，隧道窑取代了倒焰窑。

龙窑所用的燃料是茅草、松柴。

倒焰窑的燃料是烟煤。

隧道窑则以重油为燃料。

紫砂壶从明代中叶起就开始用匣钵（俗称掇罐）烧成……”[注二]宜兴是中国紫砂壶的发源地，其生产工艺、技术一直比国内其他地方先进、完美，而宜兴用倒焰窑在1957年才开始的，则1897年前后梅氏烧紫砂壶是不可能用倒焰窑的。

烧紫砂壶窑温要高达1200度，当时只有用龙窑才可达到。

所以，梅氏烧紫砂壶是在慈城粮机厂内一隅，“林园”位置建一立窑（倒焰窑）之说是不存在的，若建龙窑更加不可能。

另从《光绪慈溪县志》卷一，“图”第3页的“县城图”来看，这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前后的慈城县城图，也就是梅氏1897年烧紫砂壶的时期。

永明寺前的德兴桥到大西门一带的南面区域，目前的粮机厂位置均是空白，没有房屋，何能存在“林家大园”之说呢？

又“林园”本是一种“堂名”，同“曼陀华馆”、“日岭山馆”一样，怎可理解成生产紫砂壶的窑地呢？

若是这样理解的，那“曼陀华馆”底款的壶就是在曼陀华馆内烧成了？

不是成大笑话了！

那么梅氏的紫砂壶在何处烧呢?

既然，梅氏的紫砂泥坯壶刻字可外发加工，为什么紫砂壶不能外发烧成呢？

1897年前后，浙东地区到处都是烧陶瓷器的窑头，烧陶瓷器的窑温度能达到1200度左右，都可以烧紫砂壶。

只要在烧陶瓷器时另加入几匣紫砂壶，再特别关注一下温度就行了。

笔者在青年时代曾参加“洋市公社砖瓦厂”隧道窑的新建及烧窑工作，对这类工作有点懂行。

《宁波市志》第四节“陶瓷制品”中有谈到：

“……1859年（清咸丰九年）象山有缸窑，砖窑11处……1922年鄞县横溪产陶器50万件，产值达13万元。

1936年奉化陶业作坊275个，从业420人……镇海穿山陶器厂产酒埕、陶器，产值3.35万……”[注三]《宁波市志》中虽没有谈到当时慈城附近的陶瓷窑的情况，但是，慈城附近至今还能找到很多越窑青瓷的古窑址，云湖的塘岙、妙山的八字桥、东山下的汤山边、东悬岭下汶溪地界、梅氏晚年居地杜湖、丈亭沿江一带等等。

可以肯定，明清期间慈城附近一定有烧陶瓷的窑头，则梅氏的紫砂壶就是慈城附近的烧瓷器的龙窑中烧出来的。

不一定固定于某一只窑头，外发加工是很灵活的，那一个窑会烧就在那一个窑加工。

四、梅氏紫砂壶和玉成窑紫砂器的用泥笔者没见到过梅氏紫砂壶实物，但据资料中所记，壶还是呈赭褐色（上3号），泥色深红（上4号）。

玉成窑的实物笔者曾见到过，淡黄色的多。

根据《四明茶韵》所述：

“由于玉成窑所制的紫砂壶烧结火候控制一定高点和采用当地所产原料之原因，所制紫砂壶与宜兴紫砂壶相比色泽偏黄红其质感各有千秋，别领风骚。

”[注四]梅氏制壶时是用当地泥烧的，这句话常听到。

但查看了有关资料以后，知道这又是不大可能，若用当地泥烧出来了，这不是紫砂器，应是一般炻器了。

《紫砂春秋》一书叶龙耕的《紫砂陶的起源及生产工艺探讨》谈到：

“……紫砂泥虽属沉积型陶土，但其矿物组成为含富铁的粘土——石英——云母系，大自然的神功，已为我们'

配制’好直接可用的泥土。

……瓷器与陶器的主要差别之一，是前者含铁量低（小于1%），通常红色陶器含铁量大于5.5%，在正常烧成条件下，陶土含铁量不同，呈色不一。

含量小于0.8%，烧成后呈白色；

含量1.3%，烧成后呈灰色；

含量2.7%，烧成后呈淡黄色；

含量5.5%，烧成后呈淡红色；

含量8.5%，烧成后呈红色；

含量10.5%，烧成后呈深红色。

”[注五]玉成窑紫砂器色偏淡，当然是因土质中含铁量低缘故。

但是，慈城当地哪里有这种粘土——石英——云母系的紫砂土呢？

要自己配制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要知道梅氏晚年生活一直是较贫困，经济上不富裕是不可能再认真搞各种试验。

所以，梅氏的紫砂壶用泥因色泽与一般宜兴壶相同，应该还是宜兴的泥，即宜兴加工好的泥坯壶。

至于梅氏以后的淡黄色的“玉成窑”的用泥有可能用本地的泥，特别是玉成窑的花盆，不过这已经不是真正的紫砂制品了。

五、梅氏紫砂壶、玉成窑紫砂器的“底款”根据《紫砂春秋》罗桂祥、许亦平在两文中所述：

“……一件茶壶的制作需要三位人士的参与，首先由壶手捏制茶壶，待其胎干至皮革硬度时，请书画家在上面施以绘画或书法的装饰，再请人在壶身上刻划，完成后便进烧窑步骤。

因此一件作品可能附有四个印章，包括壶手的、画家的、雕刻家的和订制茶壶主人的室名。

”“……紫砂款识所表达的内容，除制作者、定制者、监制者、纪年等以外，还有斋、馆、室名，多主寓意的闲章。

商标款也出现了……印章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注六]上1到6号，梅氏紫砂壶的底款有：

林园、日岭山馆、曼陀华馆三种，后两种是何心舟、王东石常用的底款，唯“林园”属梅氏专用的。

据老人们传说，梅调鼎晚年曾一度租住在林家的，即目前慈城中华路西端“林驸马”的房子。

根据民国十三年五月编著的《慈溪林氏宗谱》所述，慈城林姓家族居者分三地；

唯小西门的林家巷，历史上南宋时期林驸马建造过一“花园”，占地约半亩。

梅氏在世时与林家关系较亲密，《赧翁集锦》中仅有一篇墓志铭，光绪二十四年记林兆英（字冠千、原字瀛州，号卓堂）。

故梅氏的“林园”应该指小西门林家巷的“林园”，更可能是因为梅氏制作紫砂壶期间确居住在小西门林家。

还有两种底款：

玉成窑造、浙宁玉成窑造，这两款已带有商品味了。

梅氏制壶时没出现过，梅氏之前浙东文人自制玩乐的非买品紫砂壶上更不可能有。

这很可能是梅氏之后的浙东文人制壶时用的款，是商品经济发展后的产物。

旁图是“山农”制的花盆一只，铭文；

“一段凌波堪画处，至今词赋忆陈玉。

梁辰鱼句，隺年刻'

山农’（方章）”，底款是“玉成窑造”。

可能因制作这类紫砂器的人与梅氏有些联系，长期来就与梅氏的紫砂壶混为一谈了，统称玉成窑了，实际上两者还是有差别的。

“玉成窑”如同“越窑”一样，具体的、确切的位置是找不到的，是清末民初浙东文人烧制紫砂器窑头的泛称而已。

至于底款“浙宁玉成窑造”，据因特网“陶都论坛”——紫玉金砂——紫砂博古，对“玉成窑造”花盆介绍如下：

“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印行的《宜兴茶壶精品录》第88页，'

碟形壶’底印款：

'

浙宁玉成窑造’……关于'

浙宁玉成窑’，国内至今尚未发现有文献记载，也无可确认证实的窑址。

”笔者对这款也存怀疑，清末民初时期，一般对“宁波”两字习惯上都称“甬、甬上”的，用“浙宁”的地方很少。

对梅氏的号“赧翁”剖析：

上述的紫砂壶梅氏的铭文款均写“赧翁”，梅的挚友胡炳藻的扎记也述：

“光绪二十二年（1896）7月22日夕：

……老梅自号无竞（近）（注：

此字涂改过，“竞”字上再写“近”）居士，又号赧翁。

”[注七]两者时间相近，看来梅氏这个号是从制紫砂壶时，即1896年以后才出现的。

《赧翁集锦》一书中有梅氏众多书法作品，除紫砂壶的铭文外，落款都不是“赧翁”，就是其他梅氏存世的作品也很少见到此款。

“赧”的本义是难为情，制作紫砂壶梅氏本是门外汉，自知有不足之处，留给后人可能为贻笑大方，故自己谦逊地写了“赧翁”吧。

因此，梅氏的“赧翁”号是紫砂器上专用的款。

古代文人的落款有自己固定的习惯，不会轻易改变。

目前，若见到梅氏作品与这习惯有差异的就可以断定有新作伪的。

六、梅氏紫砂壶制作时共同参加成员参加成员以梅氏同代的浙东文人为主，根据壶上铭文所记，有以下几位：

1、韵石：

即王东石（生卒不详），宜兴制壶高手。

壶中常用印：

东石、韵石、苦窳生、日岭山馆等。

2、山农：

即陈香畦（生卒不详，有一名陈榕？

），慈城人（一说鄞县），擅长篆刻。

1897年前后学刻紫砂壶。

3、曼陀华室：

这为壶底的堂名，多为何心舟（生卒不详）所用，多说绍兴人。

字子陶，号石林、石林居士。

常用印，心舟、曼陀华室、石林何氏。

能制壶和刻壶。

梅氏现存的上第3把的紫砂壶上底款就是“曼陀华室”。

4、任颐（1840—1896），初名润，字小楼，后改字伯年。

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擅画人物、花卉、翎毛、尤工肖像。

常在紫砂壶上亲笔题字刻画，寥寥数笔，情趣盎然。

任颐紫砂作品的时间应比梅氏的早，从年龄上推算，不大可能与梅氏一起共同制作。

因王东石、山农、何心舟三人的生卒年份不详，给后人留下了作伪的空间；

目前，这三人落款的伪作特别多，应注意区分。

（待续）梅调鼎晚年的号“赧翁”梅氏的晚年号“赧翁”均出现在紫砂壶铭文款上，梅生前的挚友胡炳藻的扎记也述：

”[注一]1896年与梅氏制壶的时间相近，看来梅氏这个号是从制紫砂壶时，即1896年以后才出现的。

目前，若见到梅氏作品与这习惯有差异的就可以断定有新作伪的可能。

七、近三十年来慈城地区玉成窑紫砂器的发现笔者有三十多年的收藏爱好经历。

慈城是一小地方，常住人口仅二、三万人，整个收藏界成员也不多，有一点事更能“一潮通百埠”的。

回忆起紫砂壶收藏之事，早期大家都是追求“曼生壶”之类，对本地货紫砂器习惯上是一直叫“玉成窑”，不很重视，发现的量也不多，且往往都被外流了。

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事：

1、上世纪70年代前后，有一个姓赵的下放到乍山公社的女青年，跟着慈城收古玩的乌某某学会了收旧紫砂壶。

因其有亲戚在香港，通过在新壶中混入旧壶的办法过海关运到香港。

后来，她在香港开了一家卖老紫砂壶的古玩店，因此而掘得第一桶金。

慈城地区的老紫砂壶被她收去的最多，但都是“曼生壶”等老壶，梅氏的壶当时还没引起重视。

2、1990年10月前后，笔者在慈城大家俞氏家发现一只紫砂梅花图圆笔筒，有“任伯年题”款。

高约18厘米、径约6厘米，束腰，砂色呈紫黑。

后被上海紫砂爱好者以3千元人民币购去。

现在回忆起来这算正宗的“玉成窑”紫砂器。

听老一辈人讲，任伯年当时经常在慈城逗留居住。

3、慈城西门有一位姓陈的，50岁前后因心脏病而亡。

此人在世时专业做古玩生意度生计，因其父开过茶馆，故其涉足古玩就最熟悉紫砂制品，平时经常有老紫砂器收到。

我也见到他曾收到淡黄色的玉成窑水孟、茶壶，随后均贩卖到宁波、上海等地。

4、目前宁波江北区收藏界内，还有个别人收藏玉成窑的制品，但数量很少。

八、目前市面上“玉成窑”紫砂器的作伪国内古玩收藏已热了三十多年，因追求经济利益，目前各类古玩伪品充斥市场，层出不穷，玉成窑的伪品也很多。

网上多有出现，如：

“清·

何心舟、王东石、丁山农合制铜镜井栏壶”，在2010年7月6日拍得12.3200元人民币。

很容易判定这壶是后人仿制的。

其壶详情介绍如下：

1、石囱山房仿汉铜镜，石囱山房制井栏，山农刻汉白鹿观瓦当。

2、汉镜示人，古井养生，山农。

3、光绪元年之秋，胡远公寿意古铜镜井壶，伯年仁兄大人雅正。

心舟刻。

款识：

浙宁玉成窑制。

我们从上文所知，（陈）山农在光绪二十三年时才开始在紫砂壶学刻字，怎可能在光绪元年与胡公寿、任伯年一起制壶刻字呢？

光绪元年竟出现“浙宁玉成窑造”的底款更是无稽之谈。

这与本文开始时所述一样：

1997年8月21日《宁波晚报》发表《梅调鼎与玉成窑》一文所述：

梅调鼎制壶时参与人有“曼生”（1768-1822）。

陈曼生死的时候梅调鼎还没出生，两人怎可碰在一起呢？

如此乱弹琴，互相矛盾、杜撰历史的茶壶铭文和落款，目前是很多很多。

总而言之，老慈溪县的紫砂器“玉成窑”不可能在慈城粮机厂内。

“玉成窑”如同浙东青瓷“越窑”是一种泛称，是梅调鼎为主的浙东文人在1897年前后在慈城当地刻制，烧成的，参加的成员有王东石、何心舟、陈香畦（山农）等文人。

梅氏初期的制品不落“玉成窑”底款，梅氏以后的浙东紫砂器才出现带商业性质的窑头牌子“玉成窑”，这应归属销售商品。

但梅氏的玉成窑紫砂器其构思、设计、造型、铭文均很独特，是中国紫砂壶中的奇葩异花，也是浙东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进一步继承、发扬、光大。

以上的论述根据现有的实物和资料为基础，平实允当，但属一家之说，有不妥之处希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