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演讲稿8则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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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像龙芳婶那样跳出山沟去念大学，去看那神秘莫测的洞庭湖，去看那水天相连的大海。
正当我心驰神往时，“白卷”风刮了起来，儿时的美梦被浸渍在泪水里。
记得一位年轻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着我的政治试卷凶神恶煞地问：
“读书为了什么？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惊吓了，久久不敢作答，在他反复追问下，我颤着声回答：
“见——见——大——”。
“海”字未曾说出，就挨了老师两个重重的耳光，八岁的我昏了过去，记不清当时是怎么离开办公室的，只模模糊糊地记得那老师声嘶力竭地对我吼道：
“资产阶级的黑爪牙，滚出去！
”一阵狂风旋来，我不知不觉竟被戴上了“只专不红”的大帽，站在与我年龄极不相称的“大批判台”上，哭哭泣泣地接受众人的揪斗。
度日如年的三年过去了，太阳从大山的背后爬出来了，山里的后生尖嚷着：
“高考制度恢复了，我们准备准备，考大学去！
”其实我的心早已冰凉，对一切事物都没有了兴趣。
可是开考的第一年，昔日成绩远远不及我的龙芳考上了，村人说龙芳家坟山屋场好，代代出读书人。
我不相信这迷信话，却不敢争辩，真悔恨自己没有去考。
理智驱走痛苦后，我也藏在家里“准备准备”。
可生活残忍得像一条毒蛇死死地咬着我。
翌年高考又增考英语了，没学过英语的我躁得大哭。
无聊之际，我启开小帧装本，那梦一样的初心，梦一样的年华，汇聚在我的视网膜上，“大海”的呼唤震颤着我的灵魂。
我辗转难眠，扪心自问：
我怎能被困难吓倒？
送走可怕的寒冬，贫瘠的土地上春意盎然。
儿时河畔擒来的那只龟在我家的池塘里不分年代地繁衍着，山沟里的人都在责任田地里大做文章，经济上的拮据不久便离开了大山。
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后，一座座铁塔在山村耸立，一条条乌黑的水泥路通向山里，一栋栋砖房拔地而起，楼内楼外农民也讲究装修了，家具全面更新换代，平板彩电挂上了墙，男女老少都用上了手机，山村的姑娘穿戴也时髦了，可与城里人媲美。
就在那个春天，我参加了“英语速补”学习，也就在那个金秋，我收到了武汉那所大学的录取通知，我发疯似地跑到辰河边，对着辰河情不自禁：
“我终于也像龙芳婶去见大海了。
带着追梦离开山村时，村民敲锣打鼓，放着鞭炮，场面比前两年龙芳出山时热闹得多。
四年弹指一挥，我不仅获得了大学毕业文凭，还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科学养龟”论文三篇和文学作品多篇，其中一篇论文获国家科技成果二等奖，散文《母亲》获全国大学生征文竞赛一等奖。
小车载着我去见了洞庭湖，最终也见了大海。
当我双脚站在洁净的沙滩时，心几乎要跳出来，我被大海的粗犷、蔚蓝和神妙深深地吸引和感染。
那腥咸的海风，劲健的海鸥，宽阔的沙滩，出现在我眼前。
特别是海面那盛大的日出，葳葳蕤蕤，蓬蓬勃勃，照亮了我人生的旅途。
走出学校，我成了一名乡干部。
我勤政务实，不重金杯银杯，只重老百姓的口碑，深受群众好评。
我从一般干部升到副书记、乡长，再到乡党委书记、局党组书记。
51岁时，我享受了副处级干部待遇。
回首走过的路，让我深深感到：
我与祖国同成长，祖国是我成就梦想的坚实依靠！
（篇二）
电话之“变”与“便”
每过两三天，我总要和住在城里不习惯、执意要住在乡下老家的母亲用手机视频一次。
虽然我们相隔近千里，但每次和母亲说起话来，我就像在她的身边一样。
放在几十年前，这是想也不敢想的。
小的时候，父亲是村（那时叫大队）干部，加之我家又在村中心，为了联络方便，村里的手摇电话机就放在了我家。
那时没有电视，虽说有广播，可大山里信号不好，一下雨线路就坏，有时一坏就是几个月，就算好的时候声音也听不太清楚。
报纸几乎没有，偶尔送些报纸来，新闻早已变成了旧闻。
所以，听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声音”的惟一渠道就是这部电话机了，只要它一响，就一定是有相当重要的方针政策要学习传达。
一旦接到这样的重要通知，村里的电话员就马上把通知送到各小队和其他村干部手里。
要是村里有重要或紧急的事情向公社汇报，也要用电话。
改革开放、农村土地承包等重大改革政策，村里都是通过电话得到的消息。
当时，这部电话机用的是两节硫酸电池，电池用久了，打电话时就要狠狠地用劲儿摇，然后必须拖着很长的“喂”音，对方才听得见。
尽管这样，村里的小伙伴也十分羡慕我。
有人接、打电话时，小伙伴们就会趴在我家的窗户上看。
有时父亲不在家，我也会把小伙伴们带到家里来，让他们围着电话机看，特别有优越感。
那时公社有个电影放映队，每过一两个月，村里就能轮到放一次电影，这时，放映队就会通过电话通知。
所以，村里的小孩子们特别希望能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只要电话机一响，他们就会问是不是放映队打来的。
后来，我离开了村子去外地上学。
村里有了办公的地方后，那部电话机就搬走了。
听说，它继续“服役”了很长时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了拨号电话后，才完成光荣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参加工作后来到城里，再没见过这种电话机。
单位里用的都是拨号、数字按键电话机。
但这只有单位的办公室里才有，除了领导外，几乎没有人可以自己独占一部。
那时就算有钱，也不是想安电话就能安的。
慢慢地，有了程控电话后，电话就不再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也可以托人装电话，要**元左右。
但大家都感觉这钱花得值，因为有了电话，印名片时就可以印上，给别人名片时，还特意交代：
“那上面有我家电话号码。
”这不仅是一种优越感，更多的是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
电话的飞跃发展应该是bp机（传呼机）、“大哥大”出现之后。
bp机出现后，电话就渐渐成了一种大众消费品。
很多人买了bp机后，还会专门配个小皮套，将其小心翼翼地装进皮套挂在腰间，偶尔听到电子提示音，还要急匆匆地到处找公用电话回复。
我那时也买了一个bp机挂在腰间，只不过设置了振动提示。
有一次开会，正在聚精会神地听领导讲话，突然腰间振动起来，吓了我一跳，以为是小老鼠或爬虫之类的东西钻进了腰间。
晚上和妻子说起这事，她说：
“那你就别挂了，等条件好点儿买个‘大哥大’吧，反正传呼机也不能接打电话。
”虽然bp机不太方便，但我依然感觉，它的出现是电话普及化、大众化时代到来的标志。
“大哥大”在当时可是有钱和有身份的象征。
一些持有“大哥大”的人，常常把它带到街上，不仅不嫌弃它的笨重，还专门要找人多的地方上演“通话大戏”。
随着这些“通话大戏”的增多，手机的知识也在很短的时间内普及了，并将模糊的概念和实物实现了无缝对接，大大缩短了现代电话的宣传周期，也为电子产品商节省了大量的广告费用。
随着“大哥大”的笨重、价格高等缺点的显现，它像传呼机一样，逐渐被一些功率小、轻质美观的手机替代了。
再看今天的电话功能，多得已经无法用词语来概括了。
过去的电话仅仅有传递声音的单一功能，如今的电话又增加了购物、看书、炒股、看电影、看电视、看视频等各种以前难以想像的功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
电话变迁的过程，也是我们的伟大祖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备感自豪和荣幸！
（篇三）
产“犊”记忆
收到《我和我的祖国》征文通知后，一直都有动笔的冲动，但一直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才能切题。
直到前几天翻看用稿剪贴，才突然想起那个让我十月怀胎产下“牛犊”的前前后后，那何尝不是我为国家和家乡文化繁荣做出的一点贡献呢？
10年前的**年，在李延孟局长就任县文广局长快一周年的时候，他在县文化馆主持召开第一次创研工作专题会。
会上，他情绪激动地说到，寿县有那么多的人文典故，那么多的历史故事，却没有一台自己创作的舞台艺术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不能不说是文化主管部门的一个缺失。
特别是《时苗留犊》这样一个早已在古代就被当作少儿启蒙教育读物的好题材，在创作领域都一直无人问津，实在可惜。
李局长一席充满责任感的讲话，让在座的参会人员多了一分感触。
在一番讨论后，创作戏剧《时苗留犊》的任务竟然落到我的头上。
虽然我再三推脱，但大家期待的眼神鼓励着我，一种使命感从心头升起。
我当即表态，愿意尝试着拿出脚本。
那种表态毫无自信，用战战兢兢来形容更为恰当。
就这样，我这只笨拙的鸭子被赶上了架，也才有了以后的《时苗留犊》的诞生。
李局长之所以钟情于时苗这个历史人物是有很特殊的原因的。
时苗，字德胄，河北巨鹿人，东汉末年时被任命为寿春令。
他上任时，一人赶着一架老牛车来到寿春，“居官岁余，牛生一犊”。
当他将卸任时，他执意要留下老牛生下的牛犊，理由是“令来时本无此犊，犊为淮南所生养也”。
百姓们坚决要求一心为民的县老爷把牛犊带走，理由更为充分，认为“六畜不识父，自当随母”。
但最终清廉的时苗还是留下牛犊，赶着牛车，独自离去。
后人为了感念时苗，把小牛饮水处称为“留犊池”，建起了“留犊坊”，修起了“时公祠”，也称“留犊祠”，所在地就称为“留犊祠巷”。
1700百多年来，不少文人墨客为时苗留下赞美的诗文。
在反腐倡廉风头正劲时，时苗这个古代廉吏当然是值得推崇的廉政形象，也自然是塑造舞台形象的好题材。
领命自当不辱使命，但想不辱使命又谈何容易。
我之所以开始再三推脱，首先是因为我当初的确是写剧本的门外汉。
以前写一些无病呻吟或有感而发的散文、杂文还勉强过得去，官样文章与一剧之本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对从未涉猎过戏剧领域，连什么叫“立足脑，减头绪”“凤头猪肚豹尾”都不知道的我来说，从哪下手、下笔，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在我整天一头雾水的时候，曾出任过剧团团长、文化馆长、文化股长的音乐和民俗专家方敦寿老师为我指点了迷津。
他鼓励我说，只有写了，才会知道该怎么写，哪里行，哪里不行，该改则改，该弃则弃。
他的话给了我启迪，也给了我信心。
在我收集了并不太多的有关时苗的历史资料时，正赶上电视重播连续剧《三国演义》，该剧的时代与时苗所处的时间点基本吻合，其中的人物对白使我获益匪浅。
于是，我在初步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一周内白天黑夜开始写作。
为了一句唱词，或一句对白，常常披衣下床，挑灯夜战。
一周后，我的初稿完成了，人物设置为时苗、乡绅、少妇和书童，唱腔设计为庐剧小戏。
剧本交分管局长和李局长过目后，得到了初步肯定，但瞩我一定请方老师从专家的角度审阅修改。
本以为我首次捉刀，便可以大功告成，没想到，几天以后，方老师把我叫了去，剧本没动一个字，但剧本的背面却满满写了两页创作的基本知识和修改意见。
我细细一看，等于是从头到脚被泼了一盆冷水，浑身都凉透了。
那时我才知道我的初稿与演出剧本的距离相差太远，甚至于可以说我根本对舞台剧的创作连门都没入。
但开弓没有回头箭，越是这样，我还就真的有了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
既然动了手，我还就不能停下来了。
于是，一稿、二稿、三稿、五稿，我一次次修改，一次次厚着脸皮往方老家跑，到处征求意见。
历来桀骜不驯的我，那段时间变得谦恭而有耐心。
两个多月后，《时苗留犊》的脚本基本成型。
定稿后的人物由4人增加到5人，增加了一个贯穿始终的养牛人，剧种也由庐剧改为京剧，可以进入二度创作阶段。
不久，李局长告诉我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县纪委和宣传部主要领导对《时苗留犊》的创作十分关注，并指示一定要在**年内搬上舞台公演，这让我和初定的几位演员十分兴奋和期待。
在县、局领导的再三邀请下，方敦寿老师终于出山，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唱腔设计，并亲自担任乐队指挥。
而有着大段唱腔的时苗一角，也最终请出了曾在滁州京剧团当过演员、在寿县有着很大名气的曲刚出演。
三任剧团团长加盟剧组，分饰不同角色，水维远、王长庚、苏希圣、李贤忠、姚茂群等老师加入俗称文武场的乐队中，车、马、象、士、炮终于齐全，《时苗留犊》的排练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排练、打磨，**年岁末的迎新廉政晚会上，浸透着台前幕后不少人心血和汗水的《时苗留犊》终于呱呱坠地，演出的圆满成功和强烈反响，让我和所有的演职人员释然欣慰。
但现在我坐在这里写这篇征文，心情却是激动和感动交加，高兴和悲伤相融。
产“犊”前后的一幕一幕，又恍如昨日。
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文武场的那些默默奉献的老一辈艺人们，从加盟剧组排练到当年12月29日正式公演，没有人提过一次报酬的事，没有人吃过一次工作餐，按时间排练，排练完各自回家忙自己的事。
这些人中，有的要打理自己的生意，有的要接送自己的孙子、孙女，有的要操持家里的家务活，但就为了这么一台小戏，他们没有条件，无怨无悔地统统放弃了，足足忙活了几个月。
为了这台小戏，水维远老师家的一间小厨房竟然翻修了一个月，王长庚老师满头满脸长满了湿疹，在医院住院刚出院就忙着赶回来参加排练。
他们两位知道，一个操琴，一个司鼓在京剧的文武场中是何等重要，他们坚持着“戏比天大”的初心，他们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缺席而影响排练和演出。
曲刚的母亲，德艺双馨的黄羡华老师，今年已经87岁高龄，九年前也已经78岁了。
她驰骋于艺术舞台几十年，塑造过众多的舞台形象。
听说要演自己本土的剧目，她主动请缨，为剧中丁小芹的扮演者薛忠萍担任艺术指导，从唱腔、身段到每一个细节，她手把手地教，一句句地示唱，几乎每次排练她都到场，一句不对，她马上纠正，一点情面都不留，硬是把一个唱庐剧的演员领到了唱京剧的路上。
然而，在节目单上我们看不到她的名字，也没有她一分钱的报酬。
可是，她却说，看到这么多年我们又有自己的京剧上了舞台，又是自己孩子们在演戏，而且演的还是寿县历史上的清官，我高兴呀！
有生之年，能为寿县的京剧艺术做点事，我一点不觉得累，只有高兴。
朴实的话语，让你不由得肃然起敬。
水维远老师的夫人张新喜，也是寿县的京剧名伶，她义务保管着从苏州买回的戏服，每次演员穿过以后，她都细心地熨烫平整，再小心地挂上衣架。
为了丁小芹脸上的贴片，她自己去东门外砍下几根榆树条，一片片地刮下榆树皮，和黄老师精心做成贴片。
在正式公演的当天晚上，她和黄羡华两位老艺人又早早地提前来到演出场地，为演员化妆、看管服装道具。
演出结束之后，大家看到的是两位默默无闻的老人静静地坐在后台的角落里，脸上挂满了疲惫。
写到这里，我的眼睛有点模糊了。
眼前浮现出一个清晰的面孔，他就是首次在舞台上塑造了时苗形象的曲刚老弟，黄羡华老师唯一的儿子。
**年2月16日，他被死神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他的灵堂两边是我为他撰写的挽联：
曲终人去，空留京韵余音袅袅；
刚断毒侵，徒有亲朋悲泣声声。
至今想起和他为了时苗而结缘的一些片段，我仍然会潸然泪下。
他去了，但他塑造的时苗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留在了寿县县志上。
也许有人觉得纳闷，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图什么？
我的回答是，他们不求回报的一片热心和满腔热情，只是因为对京剧艺术的热爱，对群众文化的热爱，对清官廉吏的热爱。
点点滴滴的产“犊”记忆，寄托了多少人的舐“犊”之情。
《时苗留犊》在舞台上立了起来，这出不过半个小时的小戏，后来经过多次修改，参加在安庆的全省小戏调演压缩到20分钟，获得过不少荣誉，又被省黄梅剧院改编成黄梅戏搬上舞台。
它有遗憾，有瑕疵。
但对我来说，收获却是巨大的，上至县主要领导，中至主管部门领导，下至参与的每一个人，他们给予的关注、支持，他们付出的心血、汗水，让我感动，给我信心。
**年1月19日的《**报》上刊登了我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时苗留犊的台前幕后》，次日，时任寿县县长、现任寿县县委书记的从维德在报纸上批示：
“文化立县，从此起航，发人深思，催人奋进，多培育，多支持，多鼓励。
”这是对我的鞭策，也是对文化工作者的鼓励。
《时苗留犊》的创作是我文字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九年过去了，我没有了当初拿笔创作戏剧时的忐忑与胆怯，《碧血忠魂》、《刘仁赡辕门斩子》、《贤良巷》、《都是素质惹得祸》，一个个剧本流出笔端，我在文化自信的大环境中，享受着创作的快乐，又在一个个新起点上，重扬帆，再启航。
谨以此文献给为产“犊”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人，献给新中国70华诞！
（篇四）
人到七十精神爽
朋友说，有个大爷今年70岁了，还能担桶儿粪上山，把别人撂荒的土地种上庄稼。
老两口每天要喝一斤白酒，走起路来硬是龙行虎步，听得到风响。
出于好奇，我专程去拜访。
刚走进院坝，一串脆生生的哈哈从堂屋里飘来：
“我是说嘛，早上起来就连打三个喷嚏，果不其然，硬是有贵客来哩！
”一位红光满面的老太同一位大爷站在阶沿上笑脸相迎。
彼此都很随和，摆起龙门阵来便无拘无束。
老大爷叫夏生良，老太婆叫龙秀华，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
我问夏大爷，都这把年纪了，为啥还弄这么多地来种？
老太婆抢先回答，“种地是农民的本行，农民不种地，吃什么？
未必去喝西北风？
”一串脆生生的哈哈之后，又放连珠炮似地，“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头脑虽然简单，四肢还算发达。
总不能坐吃山空，依赖国家嘛!
夏大爷斜着眼扫了一下老太婆，“就你话多！
”老太婆毫不示弱，“像你，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我问两位老人，“有人说，你俩每天要喝一斤白酒，是真的吗？
”“有这事！
”埋头抽烟的夏大爷有点不好意思。
老太婆很认真的样子，“我们不是得用酒解愁哈，是因为高兴。
“你们是天天高兴天天喝？
”我笑问两位老人。
老太婆把头扬得高高的“当然高兴嘛，国家强，人民安。
侵略者来了，有国家挡着；
歹人作乱，有法律护着；
遇到三灾八难，有乡亲邻里帮着。
有出息、有孝心的儿女，不但顺我们的气，顺我们的心，还一天到晚把我们顾着；
每天早上爬起来，我们俩老儿，他看着我，我看着他，都还是活鲜鲜的，哪门不高兴嘛！
“听说你俩种了五亩多地，累不累？
”我问大爷。
“那么好的地，撂荒了多可惜！
”夏大爷说话仍然低着头。
“你这位先生是晓得的，如今的农民，不但不交公粮不纳税，国家还发补贴费。
把土地撂在那儿荒起，不光是对不起国家，也会让城里人看不起我们乡下人嘛！
再说了，山上树木茂盛，山下高楼养眼，如果村子里到处是长满杂草的插花地，这新农村还美个啥呀！
“老太婆，你这思想跟今天这个时代还很合拍哩！
”我从心底里觉得，这位老太婆值得点赞。
没想到，老太婆接下来的一段话，让我震惊了。
“给你老先生说，我们看电视一直看中央一台。
”“为什么？
”我问。
“晓得不，中央一台不但让我们看得远，还让我们明事理，懂规矩。
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年轻时，孝敬好父母，教育好儿女；
年老了，照顾好自己，不要给国家和政府添乱。
过日子要合得到社会的脚步，这就叫跟到社会走，跟到社会学，跟到社会发得着。
我提醒老人家，“村里正在搞土地入股，没有撂荒的土地了，你们咋办？
还是老太婆当了这个家庭的发言人，“我都晓得了，我也有土地入股，二天我两老口儿不光是当股东分红利，还可以当工人。
没想到啊，七老八十的人了，还可以过一盘上班下班，签名领钱的日子！
（篇五）
我与公路的不解情缘
音频来源：
安徽新闻综合广播（安徽之声）
岁月流过，改变的是脚下的路，不变的是初心……
十年，我站在时间的节点上回望“来时路”，作为交通人，我是自豪的，积极的。
我出生在望江漳湖，那是皖西南边陲的一个小镇。
六十年代漳湖正在掀起垦湖造田运动，我们的父辈在那个年代从毛安、高士搬迁而来。
因此，漳湖在我们的口中叫做“前方”，老家被叫做“后方”。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连接“前方”与“后方”的是一条长长、坎坷的路。
奶奶说，我尚在襁褓时，父母去后方探亲拜年，总是一头挑着我，一头挑着行李。
没有现成的大路可走，为了抄近路，穿村庄，过田埂，一路走一路歇，从天光微亮走到太阳落山时才能走到外婆家。
能记事的时候，父亲已经有了一台手扶拖拉机，从我家到外婆家也有了一条砂石路。
也许是因为圩区和山区的地质不同，这一条砂石路的前半程是砂，后半程则是石。
去外婆家走亲时，拖拉机的两边坐满了人，砂路时车轮容易陷进坑漕，这时就得大人们下来推车。
最让人提心吊胆的是行驶在石头路上，车轮撞到路上凸起的石块，坐在车里的人都被颠得东倒西歪，有时甚至会被甩下车来。
然而就是这样一路颠簸前行，我们常常在颠簸中议论，这条路要是笔直平坦的水泥路多好。
到了外婆家，我们顾不得身上酸痛，奔扑向舅舅们的怀里撒娇卖萌。
那段调皮欢快的记忆里总是溢满了温情，也种下了我对路的期盼。
似乎在不经意之间，我们的身边都悄然发生了改变。
**年，我到县交通部门工作，十年间，我亲眼见证了一条条大道连接远方，一条条小道串通乡邻，我所在的望江县正以崭新的姿态跨进了新时代的门槛。
八百里皖江上游架起了第一座长江大桥，国道347、省道211、省道212等道路交织、环绕，为望江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谱写了一篇篇快速发展的华章。
武昌湖大闸蟹、泊湖银鱼、联河有机米、风酿酱油这些农特产品畅销全国各地，传播着望江“鱼米之乡”“三孝故里”的美誉。
现在，从我家到外婆家也有了一条笔直宽阔的水泥路了。
对于不太出远门的人们来说，或许感受最深的还是那串起了乡邻，连通了家家户户的水泥路。
阳春三月，约上三五好友，或是带上家人来一场说走就走、舒心惬意的“自驾游”。
看那一条条蜿蜒的盘山水泥路，穿过金黄的油菜花海，越过潺潺流动的小溪，景随路移，路随景动，一帧帧精美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美不胜收。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当我读到习总书记在青年代表座谈会上引用的这句诗的时候，我从路的见证者成为了真正的修路人，也深刻体会了这句诗的涵义。
国道347线二期建设指挥部是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年我从机关办公室走向了工程建设一线，测绘、征地、拆迁这些以前在案头材料里出现的字眼，现在成了我工作中艰辛而又漫长的过程。
八月的骄阳、冬月的寒霜还有乡亲们的期盼，想想肩上担负的使命，我越来越自信了。
迎着朝霞，走过机器轰鸣的工地，路边的葡萄园在初夏的季节里青翠欲滴，还没成熟的葡萄密密匝匝地挤在一块，象极了可爱又淘气的娃娃，仿佛在说他们要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远方……
（篇六）
告别命运的千年之叹
初访丰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在县城码头登岸后，一位前来迎接的当地友人冲着我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这个鬼地方。
”这句话引出一片会心的笑声。
因属初来乍到，车行中我很留意县城的景观，但满怀期冀却很快变成莫名的失望。
残破老旧的房屋，了无生气的街市和“防火防汛”之类的警示，唯一稍许宽慰人心的是一条横街大标语：
“库区的明天会更好！
”当地友人解释，老县城是未来“高峡出平湖”三峡大坝淹没区，目前只能维持现状了。
当我们一行来到名山脚下时，眼睛却倏然一亮：
那小巧玲珑的山体和满山青葱的植被，树荫下蜿蜒而上的山道和林梢间偶尔闪现的画栋雕梁，都令我蓦然想到了安徽宿松的那座被冠以“长江绝胜”的玲珑可爱的小孤山。
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就是不一样啊！
我和同伴们迎着清风，在浓荫掩映的山道上拾级而上。
当地友人说，名山自唐代有了“阴曹地府”之说起始，千百年来之所以香火不绝，说白了乃是源于一代代平民百姓惩恶扬善的生活和心理需求，久而久之，已成为一种独特的崇德尚善的传统民俗文化。
下山出城，弃岸登船后，大家凭栏眺望，希望留下对这座山和这座城的最后印象，不知是谁有感而发：
“名山的漂亮热闹和县城的破旧沉闷对比太强烈啦！
当地友人无奈地表示：
“各位，这可是我们丰都的千年之叹呀！
有人大声道：
“快了快了，三峡工程一上，绝对旧貌变新颜！
在大家的应和声中，当地友人大声道：
“到时一定请各位旧地重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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