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真相是如何被掩盖的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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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历史学的现场来看，要做到这一点，困难实在不少。

　　众所周知，历史中有许多史实真相说不清，是由材料的缺乏所造成，这可以称之为客观的原因。

然而，并非只有客观原因。

西方历史哲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史实“说不清”的主观原因，比如历史哲学家沃尔什，在他的《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就“造成历史学家之间意见不一致的因素”，列出了“个人的偏好”、“集体的偏见”、“各种互相冲突的有关历史解说的理论”、“根本的哲学冲突”等原因［１］。

其实，从根子上说，史实真相的“说不清”都是由人们的“利益关系”的差异、或冲突所造成。

人们能够理解因为史料的不充分而造成的说不清，却不太注意因“利益关系”的差异、对立而造成的对史实真相的隐瞒、歪曲和篡改。

史学家汤因比对此曾有深切的体会，他说；

斯堪的那维亚人究竟可曾对早期俄国历史做过什么贡献？

在公元６世纪和７世纪，斯拉夫人究竟把希腊人赶出多远——今天的希腊人是大部分来自这些斯拉夫人，还是仍为纯粹的希腊人？

罗马尼亚人是先于马扎尔人来到匈牙利呢，还是在马扎尔人已在喀尔巴阡盆地安家后才来到此地的？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按照政治——民族的路子来长篇大论地进行讨论的。

只要政治上不卷进去的人，很快就会发现隐藏在这些论据后面的偏见［２］。

显然，因为涉及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史实真相就不容易说得清。

或许历史学家“心里明白”，但他只能缄口不言，或者有所隐瞒，甚至不得不有所歪曲和篡改。

由此可见，史实真相之说得清或说不清，全看史实与我们的关系。

过去的史实一旦直接或间接地与当下人们的利益得失扯上了关系，它就不容易说清。

　　自然科学的事实一般是中性的，社会历史学科中的事实则牵涉到人们的利益关系，在这个领域里，肯定或否定一个史实，揭示或掩盖一个真相，不仅仅是一个是否符合历史实际的问题，还纠缠着对谁有利、对谁有害的问题。

这一点，其实马克思早已有所论述。

［３］而且，有例可举。

１９２３年１０月，列宁曾最后一次回到莫斯科，“对于这次莫斯科之行，苏联时期的记载颇为奇怪。

起初根本不提列宁曾经回莫斯科一事。

后来，虽然提了，但把日期限定在１０月１９日，并且说一共呆了２－３个小时。

最后，才承认列宁在１８－１９日回过莫斯科，但所说的行程各不相同。

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这中间隐藏着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４］。

因为涉及当年苏联领导人的利益问题，史实真相就不允许你把它说清。

史学家古奇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一书中，也列举了好几个这样的事例：

意大利的王公拒绝穆拉托里查阅他们档案的要求，理由是他可能会找到一些否定他们领土权力的证据。

詹姆斯派的卡特因为在附注中提到一个英国人的瘰疠症由于“僭望王位者”的抚摸而获得痊愈，便被撤消了伦敦市参议会授予的补助金，而他的着作也不让出售。

一个老投石党人梅泽雷，由于对路易十四的先人的财政措施作了一些批评，结果被剥夺了养老金。

姜诺内为了他的那不勒斯王国史而被流放，后来死于狱中。

弗雷雷因为主张法兰克人不属于高卢族，而被投入巴士底狱。

这样的事例，在中外的历史上是具有普遍性的。

所以古奇认为，历史学家的职业几乎同新闻记者一样的危险，因为能够让历史学家勇敢而公正地说出历史真相的条件少而又少，在历史学中，因害怕而未能说出历史真相的，远比已经写出、说出的要多得多［５］。

人们常说，“阐明历史真相”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是历史学的基本规范，倘若社会未能建立有效的“生存保障”而要求历史学者都像南史氏、董狐那样为秉笔直书而冒死以赴，这样的规范非常人所能做到。

于是，通称的做法只能委屈史实，让真相保持沉默。

　　借用克罗齐的说法，历史编年处理的是“死的历史”，历史评价涉及的是“活的历史”，“活的历史”也就是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发生联系、显示意义的历史，也就是最不容易说清楚的历史。

相信史实真相总是可以说得清的，那是把历史研究看得过于简单了。

　　“自我审视”与等待时机

　　下面所录的一段话，虽写于２０多年前，但现在还很难说是已经过时。

这段文字是这么写的：

历史研究是以真实为基础的。

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怎样就怎样，秉笔直书，不应有所避忌。

……但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却不同。

一个事件、一种情况该不该讲，有“时机”问题，有“策略”问题。

……应不应讲，什么时候讲，讲些什么，从政治上考虑都不是径情直遂、无所斟酌的。

如果与此有牵连的历史问题，其内容、趋向，与现实中的主题精神相一致，那自然好。

但历史上的主题内容，论证起来与现实中的主题不协调、有分歧是经常的。

碰上这种情况时如何抉择呢？

不必迟疑，我们的历史工作者应首先尊重现实中的主题。

这不是历史家放弃自己的职责，而是论证历史问题的任务与现实中之斗争的任务有轻重缓急之别。

把进入历史档案中的问题暂时放置不做，将来可做，后人可做。

这与涂抹篡改者不同，无损于历史家的风格。

这样做，是历史家与人民在现实中统一步调，保持一致，恰是表现其政治上的严肃性，同时也无害于历史科学［６］。

　　从学理上说，当一门学科的研究，在陈述其研究结果或者事实真相时，不可径情直遂、无所斟酌，还要看一看它是不是与现实主题相协调、相一致。

这种学科的研究状况很难使人把它与科学精神、科学品格相联系。

然而，这种有违科学精神的现象在中外的史学史上是普遍地存在，即许多历史学者会自觉或不直觉地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一番“自我审视”，审视其与现实主题的关系，以便决定哪些是可以径情直遂、秉笔直书的；

哪些是应该缄口不言、避而不谈的。

然而，就破坏史实的真实性而言：

缄口不言、避而不谈与涂抹、篡改，或许也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

　　历史学者的“自我审视”，造成了历史研究领域的一种怪现象。

比如，潘旭澜先生在《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一文中讲到的“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７］，这原本是不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做什么考订发掘才能发现的问题。

有关的史料不仅很多，而且也很容易获得。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史学界却一直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或是有意地粉饰掩盖。

在这些研究领域里，研究者似乎不想去争什么历史事实的“发现权”或史实真相的“揭发权”，而是等待恰当的时机；

不径情直遂，而是有所斟酌，甚至缄口不言、避而不谈。

结果，一些史实的真相，原先是说得清的；

后来却又说不清了；

现在则又要花些功夫去把它说清楚。

一些涉及历史人物的理解、评说问题，常常是说得早不如说得巧。

这里所谓的“巧”，意思是指说得恰逢其时、恰到好处。

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的一些新观点，有不少都属于这类情况。

如果我们要追寻学科研究的“发明权”，那么，有些研究思路或角度，甚至有些具体的论述，早在２０世纪的前期就已经提出了，８０年代后的新观点，既不是新发明，也不是新问题，仅仅是因现实主题的转换，恰逢其时、恰到好处的“旧话重提”。

　　恩格斯曾说：

“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８］，这当然是史学生存的最佳状态，也是一种理想状态。

现场中的历史学者往往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职业道德和学术良知要求他毫无顾忌、径情直遂；

另一方面，社会责任又要求他严格地审视自己的研究成果，避免与现实主题相背离。

一旦他发现自己所揭示的史实真相与现实主题不协调，或者发现他的研究会影响或伤害他所服务的、甚至愿意为之献身的那个群体——民族、国家的利益，大多数历史学者会采取缄口不言、避而不谈，以等待适当的时机，其结果便是史实真相的被掩盖。

　　学科规范功效甚微

　　科学家的责任是说真话，历史学家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如何保证这一点的实现，至今仍无有效的办法。

《真理的社会史》一书告诉我们，科学家的说真话，不是靠研究者个人的道德品行，而是靠学科内在的一整套行为规则［９］。

其实，真正对自然科学家起到一些约束、规范或制约作用的，不是形式上的学科规范，而是规范的正常运作和严格推行。

正是后者使得人们能够发现谁在违反规则，谁在篡改、伪造实验数据，谁是隐瞒或剔除不利证据的“科学骗子”。

正是规范的正常运作及其检视、识别和功能，保证了自然科学家不太敢说假话。

当然，科学中的不同门类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大体而言，规范的运作越正常、越严格，其检视、识别和功能越强，其对学者的约束作用就越明显；

反之，则越弱、越不明显。

　　由此来看历史学科，毫无疑问，历史学是一门有着自身的学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学科。

伊格尔斯在与海登·

怀特争论“历史学是不是文学虚构”时就非常强调这一点［１０］。

只是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的检视、识别、的功能是较弱的，且常常未能正常运作、严格推行。

仍以有关“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的讨论为例。

“作伪的史料不能使用”，这是历史学的“处理证据的通性原则”，所以，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洪秀全的为人暴虐、嗜血成性、穷奢极欲、妻妾成群等记载，都被弃之不用，这似乎符合学科研究的规范。

“相反的史料不能回避”，这也是历史学的“处理证据的通性原则”，现今，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１４０周年历史经验学术研讨会”上的学者发言来看，潘旭澜先生的有关“洪秀全的真面目的”几点概括，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太平天国研究专家们的共识［１１］，有关洪秀全真面目的揭示，似乎正是依据这一条学科规范所得出的结论。

但是，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原先被弃之不用的材料现今已是“历史真相的实录”而加以利用的这一转变，并不是靠学科规范自身的运作来实现的。

　　另外，叶书宗先生在《寻求历史的真实写真实的历史——也谈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一文中，讲到苏联史学界对有关布哈林的史实真相及其评价的经过，也可以为本文的讨论提供一个案例。

有关布哈林的真实史料早已存在，“作者确曾查阅过当时尚未解密的档案”，但他“却不根据事实来写历史”。

直到２０年后，有关布哈林的史实真相才得到了澄清和纠正。

［１２］但这时候的澄清和纠正也不是靠学科自身的发展和学科规范的正确运作来实现的，而是俄罗斯的现实社会“允许、需要”这样的“澄清和纠正”。

如果历史学的某些错误结论，不是靠学科规则自身的正常运作来加以纠正，而总是要等待现实主题的变换，那么，这些学科规则虽然不能说是毫无意义，不过至少在保证历史学的真实性上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上述的３点讨论，都只是涉及到有关“史实真相”揭示上的困难，都还是属于“历史人物评价”的一个方面，“历史人物评价”的另一个侧方，则牵涉到我们的评价尺度和评价标准。

一旦进入到后一个领域，历史学所表现出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多样多变、反复无常”特征似乎为其他学科所罕见。

这构成了“历史人物评价”的另一个方面的困难。

不过，这已经属于另一类问题，需要专门的讨论。

　　参考文献：

　　［１］沃尔什着，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０１－１０７

　　［２］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１３２

　　［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７

　　［４］郑异凡．列宁在１９２３．南方周末，２００５．３．２４

　　［５］古奇着，耿谈如译．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９０－９１

　　［６］葛懋春、项观奇．历史科学概论参考资料．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

１２７－１２８

　　［７］潘旭澜．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４

　　［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３５３

　　［９］史蒂文·

夏平着，赵万里译．真理的社会史．江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０］伊格尔斯与海登·

怀特的辩论．书写历史．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３．需要注意的是，伊格尔斯及本文所说的学科规范，与目前学术界所批评、谴责的抄袭、剽窃等现象不是一回事。

　　［１１］蔡宏俊，刘牧楠．其兴也渤，其亡也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１４０周年历史经验学术研讨会综述．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４

　　［１２］叶书宗．寻求历史的真实写真实的历史——也谈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