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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来，现代性的研究理路主要有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斯·
韦伯为代表的社会学以及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等等。
从本质上讲，这些思想家都是从现代性的断裂性特征出发，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论范式之上来描绘现代性的肖像的。
这种二元范式还非常典型地体现于斯宾塞的“军事社会”/“工业社会”、腾尼斯的“共同体”/“社会”、梅因的“身份制社会”/“契约制社会”、涂尔干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以及麦克维尔的“一元社会”/“多元社会”的二元分野之中。
正如吉登斯认为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共同作用之下，历史发生‘断裂’的结果”。
这种断裂主要体现在制度的断裂、观念的断裂、生活的断裂、技术的断裂和文化的断裂等几个方面。
那么，这种断裂是缘何发生的呢？
为什么在现代性自身逻辑的辩证运动中，又会产生一种新的断裂（即社会现代化和文化现代性的深层断裂），也就是现代性的内部张力（即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巨大张力）呢？
而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能否通过提升主体意识和文化自觉，寻求一条超越现代性内部矛盾，消解现代性的张力的有效途径呢？
本文正是沿着这条思路展开论述的。
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现代社会发展范式的全新转型，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强有力地消解现代性的内部张力，使我国现代化进程朝着健康、有序、和谐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一、现代性的缘起及其演进
“现代性的开端”，按照雅克·
巴尔赞的说法，“源于马丁·
路德的新教革命。
”新教改革通过突显个人的主体地位，奏响了个人主义的序曲。
同时，宗教生活色彩的淡化也催生了世俗化潮流。
而且，更重要的是，教廷权力的衰微，导致君主权力的增强，由此激发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
这样，个人主义、世俗化潮流和民族国家，在新教改革的催化下同时萌芽，新教改革使历史同中世纪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断裂，封建神学的传统社会开始向民主科学的现代社会迈进。
除了新教改革，文艺复兴运动在人类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文艺复兴主要是沿着人文主义和科学革命两条路径推进的。
人文主义的基本倾向是提倡”人道”以反对”神道”，提倡人权以反对君权，提倡个性解放以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桎梏及其一切残余。
而科学革命通常是与哥白尼和开普勒在天文学中，伽利略和牛顿在物理学中，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在数学中取得的突破相联系的。
通过科学革命，使人一方面摆脱了教会的羁绊，一方面加强了对自然的主宰。
哥白尼的“日心说”、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牛顿的经典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都导致科学知识脱离了宗教，转向了世俗解释。
它们一起构建了现代科学合法性的基础，导致了主客二分模式和身心分离模式的出现，构筑了工具理性的雏形，甚至播下了“人类中心论”的种子，而这也埋下了日后解构现代性的隐患。
如果说，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导致了现代性的萌芽；
那么，启蒙运动则使现代性根繁叶茂。
可以说，正是启蒙运动推动了现代性高潮的出现，启蒙运动是继中世纪文艺复兴以后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
它有两大特点：
一是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宣扬理性与科学；
二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民主与法制。
由此，启蒙运动不仅推进了科技革命和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现代性视野下的民主政治的发育。
至此，现代性沿着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迅速繁殖。
总体说来，理性制度（马克斯．韦伯）、流动的商品（马克思）以及生产性欲望（乔治．巴塔耶），以宗教改革为契机，以自然科学技术的革新为动力，它们编织了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伦理的粗糙轮廓。
而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自由主义政治的兴起以及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这个粗糙轮廓日渐清晰。
它们粘合在一起，全方位展现了启蒙现代性的真实面孔。
这种启蒙现代性1的典型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即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社会上的城市化、文化上的世俗化、组织上的科层化、以及观念上的理性化。
这种全方位的现代性特征，表明了现代性步入了成熟阶段，“这个时段大约就是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不久后的19世纪，也是波德莱尔绘声绘色描绘现代生活的时代，是马克思发表宣言的时代，是恩格斯记载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时代，是本雅明笔下的拥挤的巴黎都城的时代，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时代，也是雨果《悲惨世界》的时代。
甚至再往后看，是尼采说出上帝之死的时代。
”
上文主要从纵向分析了现代性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演化的路径，并根据多个理论家各自独特的视角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
在启蒙理性的召唤下，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挥舞下，在物质文明高速增长和个性自由的不断扩张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似乎是一副美好和谐的图景，然而这种表面的美好却彰显了现实的丑恶，这种浅层的和谐却潜藏着内部的张力，这种暂时的荣耀却为“奥斯维辛”所埋葬，却为后现代主义所贬抑。
因为这种启蒙现代性只是一种单面的现代性，它主导的启蒙只是一种极权主义的启蒙，它弘扬的理性只是一种工具理性的泛滥，它推崇的科学最终导致唯科学论和精英治国论，它崇尚的自由却提供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温床。
现代性本身展现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两副面孔，现代性的危机正源于这两种现代性的内在张力和冲突。
下面就将分析现代性的张力是何以产生的？
而这种张力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二、现代性的张力及其表征
如前文所述，现代性本身并非一个和谐一致的过程，它是由种种不同力量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场域，在这个场域内，到处体现着现代性的断裂和张力的本性。
总体看来，我们可以采用两种思路来分析现代性的张力。
一种是历时方法，即着眼于现代性的阶段性，将现代性分为早期现代性、盛现代性和晚期现代性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各沿着自身内在逻辑推进；
另一种是共时方法，即着眼于现代性的逻辑性，按不同的价值理念诉求将现代性总体上分为社会的现代性和文化的现代性两种。
本文主要采取后一种视角进行分析，许多学者沿着这一视角对现代性的内在张力进行了深入探究。
卡林内斯库将现代性的张力称之为“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前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即科技进步、工业革命、经济和社会急速变化的产物；
后者是对前者强烈的否定情绪，通过艺术和审美活动展现出来。
”鲍曼则认为，“现代性实际上是西方历史的两种规划，一种是伴随着启蒙运动一起成长的文化的规划：
另一种是伴随着工业社会一起发展的生活的社会形式。
”拉什则认为，现代性有两种迥然异趣的范式。
“其一式从科学的假设出发，另一种现代性范式则是美学的。
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基本上反映出了现代性的张力本性。
笔者认为，现代性的张力最早源自于现代社会内部知识体系的分化，即科学、道德和艺术领域的分化与自律；
接着，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也产生了断裂；
最后，在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下，现代性的张力直接反映在现代生活中，反映出现代生活的异化状况，这本质上体现了人自身的断裂，即感性和理性的张力。
下面就从如上三个方面阐释现代性的张力及其表征。
（一）知识体系的分化
在传统的古代社会，知识体系是高度整合的，任何文化活动的根据及其终极意义都必须在宗教形而上学中寻找。
科学和道德都只是神学的侍女，而艺术本身也并不具备自身的审美价值，它通常依附于宗教的、政治的和伦理的各种非审美目标。
康德通过三大批判的构架，确立了以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判断力为标志的知识体系，分别对应真、善、美（即科学、道德、艺术）。
韦伯继承了康德的传统，他认为现代化的过程本质上是对宗教－形而上学的祛魅，是一个文化自身合理化以及文化内部不同领域的自律化的过程。
韦伯认为，现代社会日益分化为工具认识领域、道德实践领域和审美实践领域。
哈贝马斯也提出了相似的论断，他认为，“科学要解决的是真理问题，道德要解决的是规范正义与本真性的问题，而艺术面对的是广义的美，这就形成了现代性的三种理性结构：
认知－工具理性结构，道德－实践理性结构，审美－表现理性结构。
”哈贝马斯正是在对这三种理性结构的分析中构建其交往行动理论的。
总体看来，“现代科学、道德和艺术就是分化的产物，它们在分化过程中获得了自身的合法化，逐渐摆脱了宗教伦理的权力话语制约，由此塑造了现代文化。
由此看来，现代性的张力正源自于知识体系内部的分化和自主发展。
现代性本身是一个多维的系统，一个囊括科学、道德和艺术三大领域的宏大场域。
所谓启蒙现代性本质上只是片面地追求真理，追求科学，追求工具理性，而忽视了正义与美感，忽视了道德和艺术，忽视了实践理性和审美理性。
它是一种单面的现代性，必将导致“单面社会”和“单面人”的出现。
完满的现代性应该是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全面发展，通过双方相互不断汲取对方的精华，以弥合两者之间的裂痕。
（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在资本主义沿着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不断发展的道路中，现代性特征沿各自轨道不断发育起来，但是经济现代性、政治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之间却产生了紧张的冲突。
丹尼尔·
贝尔将资本主义精神分为“经济冲动力”和“宗教冲动力”，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创立时期，这两股力量纠缠在一起，共同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经济冲动和现代文化发展一开始有共同的根源，即有关自由和解放的思想。
然而，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各自拥有相互矛盾的轴心原则：
掌管经济的是效益原则，决定政治运转的是平等原则，而引导文化的是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原则。
由此产生的机制断裂就形成了150年来西方社会的紧张冲突。
”为缓解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贝尔尝试着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传统观、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需求观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公正观这三者结合起来。
（三）现代社会的异化状况
现代性的张力，即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冲突，最终将反映到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来。
一些西方学者正是通过对现代人生活状况的描绘来展现现代人的精神状态，继而刻画出现代性的裂痕的。
可以说，现代性的张力正深深体现于现代社会的异化状况中。
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批判。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由于阶级剥削和劳动分工的存在，工人的劳动是异化的劳动，这种异化主要体现在工人跟生产活动的异化、工人跟产品的异化、工人跟其他工人的异化以及工人跟人类这物种的异化等几个方面。
与马克思类似，卢卡契提出了“物化”理论，对商品拜物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无论是异化还是物化，都消解了现代人的主体地位，以此动摇了现代性的伦理基础。
在齐美尔那里，现代生活的两面是消灭个性和创造个性。
齐美尔认为，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在于其货币经济和文化的出现由此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矛盾现象。
现代性的矛盾突出地体现在客观的物质文化对人的精神文化的压制，以及非个人化的文化对人的个性的限制。
韦伯认为，现代工具理性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限制了价值理性，抑制了自由个性的发展，使人犹如禁闭在“铁笼”里。
哈贝马斯则认为，现代理性的发展，导致了系统和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但由于现代社会的市场机制和官僚制的权力的扩张，侵蚀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行为，因此最终导致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齐美尔、韦伯和哈贝马斯均是从主体文化和客体文化之间冲突的视角上分析现代生活的内在矛盾的。
而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则是从主观精神、意识或本能层面揭示现代性的“野蛮状态”的。
尼采主张回归酒神精神，以使被理性压抑的精神潜能释放出来。
用酒神取代日神，用透视主义取代普遍主义，以尚力文化取代尚礼文化。
弗洛伊德则是从人的内在心理方面，深刻剖析了现代性的冲突和矛盾。
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代价就是超越原则和现实原则越来越强有力地对快乐原则的压抑，进而导致本我不可避免的反抗和颠覆，人的本能的满足与文明社会是相抵触的，因为进步的先决条件是克制和延迟这种满足。
马尔库塞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把现代文明的基本冲突表述为逻各斯和爱洛斯的冲突。
马尔库塞认为，“所谓文化，就是有条不紊地牺牲力比多（libido），并把它强行转移到对社会有用的活动和表现上去。
现代生活的异化本性还体现在大众人和大众文化的出现以及文化产业的产生上。
奥尔特加《大众的反叛》一书中分析了大众人的出现及其特征。
他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大众人进入了前台，而且是主要角色。
“如今，不再有什么独白者，只有合唱队。
”在奥尔特加看来，现代大众失去了自己的独特个性和生活方式，他们在各个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他们成为了“平均的人”。
奥尔特加对大众人的分析直接启发了后来马尔库塞对“单面人”的批判，同时也引发了阿多诺对大众文化及文化差别产业的批判。
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代发达的工业社会正在变成一个“单面社会”，即对现存秩序只有肯定而没有否定的社会。
在资本渗透一切的即权力无所不在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了改良、顺从的大众意识，而秉持这种意识的人即为“单面人”。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化为持续下来的奴役的逻各斯。
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成为解放的桎梏，这就是人的工具化。
”人的工具化也就反映了人的单面化，如果说上帝之死导致了人的主体性回归，那么单面人的出现就导致了作为主体人的死亡。
阿多诺认为，所谓文化产业，就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大众文化，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垄断的必然产物，是控制大众意识形态的手段。
单面社会和文化产业说到底都体现出工具理性的胜利，体现出现代性对秩序和同一性的追求，但这种追求无疑导致了现代性的病态发展。
现代生活的异化还深刻体现在现代文化所导致的日常生活的非本真性状态。
黑格尔、斯宾格勒、海德格尔和列菲伏尔等思想家都表达了对现代日常生活平面化状态的忧虑。
黑格尔对现代性的认识基于对主体性自由原则的强调。
他一方面为现代社会所出现的张扬人性和个体性的趋势喝彩；
另一方面又深切地感受到了“诗的时代”将无可挽回地被“散文时代”所取代，这导致文化艺术“灵韵的衰退”（本雅明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斯宾格勒带着对古希腊文化的迷恋对现代文化展开了深入批判。
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世俗化取代了宗教成为文化的主因，享乐主义盛行，现代生活日渐商品化，创造性劳动将被机械刻板劳动所取代。
“现代艺术家只是个工匠，而不是一个创造者。
”海德格尔认为，生存的日常状态就是一种被遮蔽的状态，其主体乃是“常人”。
“常人以非自立状态与非本真状态的方式而存在”。
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有一种开启的功能，可以消解常人的平均状态，海德格尔主张通过艺术回归到荷尔德林笔下的“诗意栖居”。
列菲伏尔诊断出现代日常生活的病态特征，即现代日常生活是对特异的、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生活的剥夺，它趋向于平均的、规范的和循规蹈矩的状态。
进而，列菲伏尔对现代性所蕴涵的矛盾进行了大致的勾勒：
“个人的原子化与对人的高度组织和集中之间的矛盾；
人们对舒适的过分追求和人们的安全感的普遍丧失之间的矛盾；
人们对流动性的追求和对稳定性之间的矛盾；
性的世俗化与现代社会中所产生的对性的新的压抑之间的矛盾；
日常生活的再私人化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
人们对意识形态的信念的幻灭与意识形态的继续存在之间的矛盾；
新奇事物的不断涌现与人们对生活的普遍厌倦之间的矛盾等等。
”但是，列菲伏尔一再坚持，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蕴涵着它的否定因素，蕴涵着日常生活革命的可能性，正如葛兰西所坚信的，霸权文化中潜藏着反抗的空间。
虽然日常生活已经被高度同质化、商品化和科层化，但批判的潜能仍然存在于欲望的生产（类似吉尔.德勒兹）、日常生活的社会性以及非工具性的公共领域之中。
此外，现代生活的异化还显著体现在唯科学主义以及唯生产力论的理论立场和精英统治论的治国方略之中。
自文艺复兴开始，科学在与封建神学的战争中不断拓展了自己的领地，并构筑了现代性哲学话语的基础。
尤其是当科学和技术结合在一起时，便产生了变革社会的巨大生产力。
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在不断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完成的。
由此，对科学的盲目崇拜便促生了唯科学主义，而这种理念付诸于生产实践，便相应产生了唯生产力论和精英治国论。
尤其是在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了许多对新型社会的概括和预测，最主要的有马克卢普的“知识生产社会论”、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论”、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论”、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论”、德鲁克的“知识社会论”、贝克的“风险社会论”、卡斯泰尔的“网络社会论”、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论”以及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论”等等。
相应地出现了许多所谓的“终结说”，如利普赛特和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以及吉登斯的“自然与传统的终结论”等等。
这些论断都无不体现了唯科学主义和唯生产力论的理论诉求。
当对科学的推崇达到了极致，就会走向科学沙文主义的反动。
而一旦迷信专家权威，推崇精英统治，就又会带有专制极权色彩，显然这是与启蒙运动所提倡的民主自由的理念不相容的。
同时，唯生产力论的盛行，又容易导向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且将生产的发展建立在对大自然的无情攫掠和蹂躏之上，这无疑侵害了社会的和谐，也将使人类面临大自然的报复。
最后，现代社会的运转机制本身构成了抵牾自身的负面力量。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的发展是通过时空分离机制、“脱域”机制以及反思性监控机制三大动力机制推动的。
“脱域”机制的发展使得各种互动关系超越了时空的延伸，进而构成了一些抽象的操纵系统，越来越脱离控制。
这就构成了一个矛盾现象：
一方面社会自身行动的力量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则是控制社会的能力越来越弱。
所以，现代性导致了一个“风险社会”的出现。
“风险的存在跨越了理论和实践的区别，跨越了专业和学科的边界，跨越了专业的能力和制度化的责任，跨越了价值和事实的区别（并因此跨越了伦理和科学的区别），并且跨越了似乎是由制度区分开来的政治、公共空间、科学和经济领域。
”风险社会的来临，使现代生活潜藏着动荡不安的焦虑，使永恒秩序和可控社会的梦幻破灭，实际上也就摧毁了现代启蒙的神话。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现代社会的异化本质主要体现在劳动分工、科层制以及官僚制权威对人的个性的压抑和自主性的剥夺，体现在货币经济和商品拜物教对现代人道德情感的侵蚀，体现在现代理性对人的本真情感和爱欲的压抑，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平面化和非本真状态对完满人性和精神空间的殖民，体现在技术专家权威对社会秩序的僵化的同一性追求，也体现在无法控制的风险社会所带来的现代人生活状态的隐忧。
这些都反映出片面的现代性即所谓的启蒙现代性在弘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却产生了反叛力量，颠覆了人的主体性本身，这便是现代性的最大悖论。
从本质上看，现代性张力的各种表征归根结底都源自于两种不同的现代性，即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紧张关系。
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各自具有迥异的内在逻辑。
启蒙现代性贯穿的是理性精神，显示的是理性的力量，一直支撑着现代社会的合理化进程，支撑着科技进步和人类日益深入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
同时，它不可避免地盲目追求社会秩序、标准化、制度化、普遍化、确定性和乐观进化的思想，一句话，它追求的是工具理性的霸权。
而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精神就是对制度化的反抗。
它从人的感性存在出发，尊重人的个体感性和差异，抗议理性的狂傲扩张；
它是对科技理性造成人的片面化和单面化的一种反抗。
审美现代性也是从启蒙中萌生出来的，它虽受到启蒙精神的恩惠，却反对启蒙的现代性。
可以说，启蒙现代性既是审美现代性形成之因又是导致审美现代性反过来与之对抗之果。
审美现代性的内在规定就是对所谓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全面拒绝，向社会结构发动进攻，是一种激烈的否定情绪。
通常，理论界都把现代主义艺术视为“审美的现代性”的基本表现形态。
现代主义要求艺术和非艺术之间保持距离，崇尚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主张生活应模仿艺术。
从政治上看，艺术的自主性就是要摆脱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艺术的控制；
从文化角度看，艺术的自主性就是对抗市场经济和艺术商业化的努力。
但一味坚守审美现代性的自律，又会陷入另一种困境。
哈贝马斯曾表述为一个审美现代性的矛盾：
“艺术在面对实用价值压力条件下据守自身的自律性，一方面有可能成为一种反文化或否定的文化，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商业化的大众艺术威胁。
”从这个角度看，主倡回归“思”与“诗”的存在主义、主倡“本能革命”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主倡生存美学的后现代主义在治疗现代性的制度暴力时，无疑矫枉过正，走向了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原子化个人”的另一极端。
由此看来，源于启蒙叙事的自由意志，既面临着异化社会的压制，而其本身也会不断侵蚀现代社会秩序的根基。
可是，从积极意义上看，审美现代性无疑为我们超越启蒙现代性的单面性提供了一种有利武器。
正如周宪所言，“现代性的充满紧张和冲突，审美现代性不断地对社会现代化及其问题提出反思和批判，它为我们提供了工具理性支配原则之外的‘另类’可能性”。
这种另类的可能性既不可能通过孤芳自赏的现代主义审美情结得以实现，因为这注定是一种无力的逃避，它终究无法形成一种结构性力量来颠覆现代生活的异化本质；
当然也不能仅仅通过总体性的集体意识的建构，以使现代人摆脱陌生化的、原子化的状态，因为这事实上又将导致一种新的霸权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现代人的个性自由的主宰。
这种可能性只能在现代社会生活内部发掘，只能通过新的制度修正来实现。
可以说，“现代性问题不仅是个体伦理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实践层面对社会制度进行必要修正的问题。
”19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一种对现代社会发展战略进行制度修正的有力尝试。
从总体上看，西方国家过往的和当前的发展战略更多的带有经济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色彩，仍未对社会成员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状态给予充分关注，仍未主动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
而我国政府和学界顺历史所趋，应时代所需，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总体战略，这是不同于以往的片面狭隘的一种新的范式，它追求的是一种全面的、平衡协调的和可持续的发展，旨在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由于统筹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诸多要素，故其一方面可以弘扬启蒙现代性的科学民主精神，另一方面又能满足审美现代性对精神追寻和美学体验的诉求，以此便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现代性的内部张力，使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三、科学发展观——一种消解现代性张力的有效出路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有顺乎时代潮流所作出的必然选择，它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次新的构筑。
中国现代化的全面飞跃应该说肇始于改革开放。
可以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光谱上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它导致了整个社会全方位的转型，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和人际关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济的飞速增长、政治民主化的不断推进、文化多元化的不断完善，以及单位制和户籍制度的日益解体等等无不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无不孕育了丰富的现代性的种子。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对市场化潮流和经济至上论的盲目追捧却催生了诸多负面因素，拜金主义盛行、道德沦丧、信仰迷失、人情冷漠、流俗文化泛滥、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社会阶层断裂、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似乎这一切又在重复西方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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