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二十年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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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就决定了几件事情:
一是要确定筹备组办公的地方,赶快亮出招牌;
二是起草一批文件,例如规划等,需要呈请中央正式批准;
三是要进行开发区区址的选点。
当时对开发区的设立,中央的文件提法非常简单,实质上只出了个题目。
经济特区的举办已经有几年,象深圳、珠海、蛇口工业区等都已经初具规模,84年春节后中央召开了14个沿海城市的座谈会,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提出要参照经济特区的经验,继续对外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在这些沿海港口城市,选择一块地方,按照经济特区的政策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
这个“会议纪要”也就成了开发区的“出生纸”。
会议之后,14个沿海开放城市就根据会议精神,组织班子进行研究,应当怎样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第一个办公地点
当时选定了东方宾馆副楼的一个会议室1262房作为筹备领导小组的第一处办公地点,面积100平方米左右。
为什么会选择在东方宾馆设立办公室呢?
因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献庭原来是东方宾馆的总经理,通过他租用的。
也因为他曾经是东方宾馆的总经理,在那里办公方便,可以沾点光。
办公室的招牌是由我用仿宋体手书: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两尺宽四方的白纸,底下用蓝色墨水写了一行英文:
“GuangzhouEconomic&
TechnologicDevelopmentDistrict”。
当时对“区”的英文单词用的是“District”,广州开发区的简称就是“GETDD”,后来也根据这一缩写由我设计了开发区的第一个标志。
在挂这一招牌的时候,我还是有档案意识的,特意让人给我照了一张挂招牌的照片。
一年以后,有一个学英语专业的人士告诉我,用“District”翻译广州开发区的“区”是错的,准确的用词应该是“Zone”,“District”是一个很大的行政区的意思,是一个大的区域,比如哥伦比亚特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等,象广州开发区这种经济功能区域,应当翻译为“Zone”,即园区的意思。
但那时候,“GETDD”已经在全世界范围使用了,于是我说,不改了,将错就错吧,况且也错不到哪里去,将来说不定开发区真的发展成为足够大的“District”。
至今,全国的开发区中,仍只有广州开发区是用“District”,其他都用“Zone”。
这是我的过错,因为我在翻汉英字典查“区域”一词的时候,“District”比“Zone”早出现,没有详细看两者的区别,想当然用了这个词。
四、第一笔开办费
广州开发区的初始资金或者说初始开办费是多少呢?
就2万元人民币。
当时为解决筹备小组的办公经费问题,筹备小组组长朱森林以市委副书记的名义向市财局写一张条子,要求给筹备领导小组划拨办公经费1万元。
80年代万元户已经算是很富裕了,1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1万元对于开发区的筹备工作而言,显然太寒酸。
后来,在我的请求下,朱森林又很大方地在“一万元”的“一”字上添了一横,便成了“二万元”。
我就凭着这张条子到市财局要了两万元,作为筹备小组的运作经费。
经费取回来之后,求市委办公厅行政处代管,凭我批的条子报销。
开发区第一笔的经费就是这两万元。
至于向银行借贷、国家的开发贷款,那是以后的事情。
现在开发区财政可支配财力一年40多亿元,20年间,从2万元到40多亿,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奇迹。
五、第一批财产和第一笔开支
开发区购置的第一批财产,是10张办公桌,每张单价是37元,劣质木头做的,俗称“一头沉”的办公桌,开发区的第一笔开支是370元。
当时小组只有9个人,为什么买了10张呢?
因为想预多一张给后来者用。
当时租了几辆三轮车,将这些桌子拉到东方宾馆,但是东方宾馆门卫死活不让我搬进去。
当时东方宾馆是广州市最高级的宾馆,也是唯一的一家星级宾馆,是接待外宾的涉外酒店。
门卫说,这样的桌子竟然敢拉进东方宾馆?
不让进。
后来只好又找杨献庭,才顺利的将10张桌子拉进东方宾馆,搬到1262房,顺着窗户边就摆开了。
除了朱森林只是挂领导小组组长一职,主要的职务是市委副书记,他没有到这边办公,杨献庭在东方宾馆本来有独立的办公室,也没有要我们的办公桌,其他7位成员就集中在一个房间办公了。
开发区就是这么开张的。
六、第一张名片和第10个人
开发区创造过好多的第一。
比如在广州市,第一个印制并使用名片的,是广州开发区。
当时国内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名片是什么,开发区既然是要面对外商的,是涉外的,与外商、港商见面给一张名片,觉得挺好的,所以,我们也要印名片。
广州公务员第一个用名片的,开发区筹备小组是第一个。
当时我依样画葫芦,按照见过的名片的形式、大小,写上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某某某,加上标志“GETDD”,就这样设计了开发区历史上第一张名片。
名片画好之后,要找地方印刷。
当时广州没有印名片的地方,印刷厂还是铅字排版油印。
就想办法找印刷厂,印刷厂归谁管呢?
找广州市轻工局,因为印刷厂都是轻工局管的。
我找到轻工局的黎局长,表明需要印刷所画的名片。
局长也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他就说,让生产业务处负责人为你办。
马上找了生产业务处负责人余琪春。
刚好他在,如果当时是其他人在,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人后来到开发区工作了,也就不会在开发区的历史上有余琪春的名字了。
他后来成了开发区第一任的行政处处长、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余琪春来之后,局长对他说,市委需要印这个东西,你帮帮小朱。
余琪春要我和他一起骑单车到位于西关的印刷厂,厂长表示,这个东西可以印,不过就是麻烦一点,既然是市委要的,可以给你印。
印9个人的名片,每人一盒两百张,需要重新刻字模才能印,一个星期才能交货。
一个星期后,是余琪春骑着单车,用一个小布袋装着九盒名片,到东方宾馆找我,交货。
名片印刷效果不错,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当时那些名片了。
如果能找到一张,那可是开发区的文物!
交货之后,余琪春留下来聊天,他问我:
开发区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筹备小组规格这么高,市委副书记是组长,那些局长只能当成员,你这个机构到底是一个什么机构?
我向他吹牛:
市里要划一块地方,建设开发区,实际是广州的经济特区,这个区将来都是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把开发区的前景描绘了一番。
他突然冒出一句:
你这里收不收人?
我也来干,怎么样?
我当时一口就回答:
当然收啦。
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天天都忙得不得了。
你愿意来,当然好啦!
他说:
我是认真的,什么时候能来上班?
我说:
你明天就来!
这样,除了筹备小组的九条大汉,第十个工作人员是余琪春。
第10张办公桌刚好给他用。
他来了以后,就当我的助手,帮我处理一些日常的工作。
他年纪比我大,比较稳重,所以什么行政、财务、后勤事务就交给他负责。
到12月份成立管理委员会的时候,他成了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管行政一直管到退休。
说老实话,是印名片这件事“成全”了他。
七、选址与规划
84年的5月份到6月份,筹备领导小组的工作主要是为开发区选址。
当时搞选址、规划的,找了广州规划设计院,还请了上海规划设计院和四川的规划专家,还请了香港的测量师,总共就是四个单位:
广州、上海、四川、香港的专家来协助我们选点和编制区域规划。
选址规划最后拿出来讨论的有三个方案:
第一个选址是番禺大石那一带,现在的广州大学城一带。
第二个选址是现在的珠江新城往东到员村地区。
现在的珠江新城,当时还是一片郊外,员村有一个旧的工业区。
当时为什么放弃了番禺呢?
因为番禺是水网地带,交通很不方便,没桥没路,交通要靠渡船,尽管那块地非常好,但是短期内交通没办法解决,就放弃了。
珠江新城到员村那一带为什么又放弃了呢。
地方本来也很好,如划进去,现成有一批工业企业,有基础。
放弃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离市区太近,不好。
另一个原因是,员村工业区的企业多数是大跃进的时候建设的,起点低,污染大,公共设施水平不高,光是改造老企业、改造公共设施就够伤脑筋的,只好放弃。
第三个选址就是后来开发区西区这块“金三角”了。
在黄埔区的东部。
大家觉得这个地方好,好在哪里呢?
第一,这里有一个码头,黄埔新港,深水港,是码头区,便于对外交通运输;
第二,离广州有适当的距离;
第三,人烟比较稀少,人口迁移等等任务相对没有那么重。
选点定了以后,就草拟区域规划方案,当时提出了3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57平方公里。
从现在东区南岗桥为东面边界,一直往西到标致汽车厂,把文冲船厂、黄埔新、老港和大沙地等地区都包括进去,总共是57平方公里区域。
但这个方案涉及面积太大,很快被否决了。
第二个方案是33平方公里,也是以南岗桥为界,一直到文冲船厂。
按这个方案,文冲船厂认定是已经划进开发区了。
当时是比较认真的讨论了这个方案。
最后,是谷牧同志来确定的,他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沿海开放工作,最后定的是9.6平方公里。
当时为什么这么定呢,是这么一个理由:
这个区域必须要相对封闭,易于监管。
他说,33平方公里、57平方公里这两个方案都没法封闭,没法监管。
这么多人、这么多企业在里面,怎么监管呢?
西区三角区一边是珠江,一边是东江,一边是横滘河,刚好是一个自然隔绝的地方,只有一条横滘河桥通,桥一卡住,就全封闭了,易于监管,相对隔绝。
当然也考虑了其他因素,有新港码头在里面;
只有西基村和秀丽农场有一点居住人口,搬迁工作量不大,拆迁容易。
当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是谷牧同志、朱森林同志,许士杰同志和开发区筹建工作领导小组的同志,站在横滘河桥桥头上定的。
我在场。
把一个地图铺开,谷牧说:
就定这个岛吧!
这块地方地图上标示不到7平方公里,好像是6.89。
面积太小,最后就加了一个大蚝洲岛,这个岛是1.8平方公里。
就这样,开发区9.6平方公里就定下来,就按照这个起草规划可行性报告。
这个报告应该是9月份或10月份正式通过市委、省委报到国务院。
北京批回来大概就是12月初,这就正式揭开了开发区建设的序幕,开发区建区筹备工作基本结束。
说干就干。
实际上,5、6月份选址定点的时候,已经开始吹沙填土了。
当时吹沙填土主要是两个单位去运作,一个是航道疏浚局,它有疏浚能力,就全部委托给它,沿着珠江铺开吹沙填土;
开发区有进出口权,当时进口了200台翻斗车,租赁给当地农民做挖山填土工程。
工程只能委托农民做,由此开始了土方工程给当地农民做的先例。
这也是开发区为当地农民创造的第一次就业机会。
也是当地一些农民在开发区掘的第一桶金,现在黄埔区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有的就是那时为开发区运沙石起家的。
等到国务院批复下来,到12月份奠基,我们已吹出了2、3平方公里的土地了。
当时开发区只有一条两车道的夏港路,通往新港码头。
吹沙填土工程搞了一年,当时道路两旁管网交错,众多硕大水管将泥沙从东江里浩浩荡荡地泵到岸上来,东江前后4公里范围内河段的泥沙全部抽到岸上来。
另一边是,200多台斗车把北面山岗的泥土运到开发区填埋,一片尘土飞扬,北部的几个山岗全部推平。
当时开发区的人上班都只能穿着水靴。
全区6平方公里平均填高了两米多。
可以说,开发区西区的土地,整个是人工填出来的。
八、第一个招商会
开发区还没有正式奠基,但我们已开始着手招商。
1984年9月,广州市组成空前阵容的经贸代表团,率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先,前往香港开招商会,主题是“洽谈、交友、调查、做生意”,开发区随团出访,这是开发区第一个出访的团,团长是朱森林,唯一的一个参团代表就是我。
由于开发区是新鲜事物,引起了港商极大的兴趣,众多的客商前来洽谈,招商会场广播叫人喊的几乎都是广州开发区朱秉衡先生,开发区第一次赴港招商签订的第一批项目有7个,全部是港资项目,都是我草签的项目协议。
开发区历史上第一个签约的外资公司是香港唐石毅先生的南海洋行,是一个综合项目,包括石油生产、加工、销售等。
作为外资项目第一个动工的就是南海洋行投资的,现在位于开发大道与志城大道交界处的云海加油站,是开发区引进的第一个外资项目。
九、开发区的奠基典礼
1984年12月28日举行开发区奠基典礼。
那天北风呼呼,很冷,我们当时请了三千宾客来参加,包括广州市副处以上干部。
还有很多境外的主要是香港的来宾。
时任广州市市长的叶选平同志也出席了,主礼嘉宾,执铲培土奠基。
为了搞奠基,做了一块奠基石,就是现在立在管委会门前的那块,当时是文冲船厂借调来协助工作的叶明负责去做的。
他跑去银河公墓,求刻墓碑的工匠刻的碑文。
碑刻好后,连夜搬到现场。
当时吹沙填土刚完成,水还没有流干,底下还是浮动的,临时拉了一些石粉铺在上面,垫出一块5000平方米左右的地方,用竹木搭了一个牌楼,找了一串当时最长的几百万头的鞭炮,接起来有30多米长,准备点炮用。
我是现场总指挥。
首长讲完话,领导讲完话,奠完基,就点炮。
谁负责点炮呢?
就是后来任区国资公司副总的孟宪康。
由于那天北风太大,一点,多头着火,鞭炮都蹦起来了,很多地方被拦腰点着,五六个头同时爆,非常火爆,横的竖的,把首长们蹦得一个个象在跳舞狂欢。
那时候缪恩禄就大喊:
小朱!
你搞什么名堂!
赶快灭掉,赶快灭掉!
我说,怎么灭啊?
天气太冷了,奠基后,人们匆匆散去。
那块碑石随便铲了一点土,很浅地埋在那里。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去找那块石碑,到那一看,傻眼了,没了!
那么重的石碑是不会有人偷的,但是就是不见了。
实际上,它是沉下去了,因为地底下还是淤泥和浮沙,石碑一个晚上就沉到地下去,而且顺着流沙漂走了。
两个月以后,那里建厂房,挖地基的时候,在离原来奠基点大概有几十米外的地方把它挖上来了,负责工程的龙义同志打电话给我说找到了。
我说,好,找到就好,这是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你要保管好。
他说,要保管,放哪里保管呢?
我说,搬到我办公室来。
我把它放在我的办公桌底下,当垫脚石。
三年以后,87年,管委会大楼建好了,我才叫人把那块石头搬到管委会大楼前面的草坪里竖起来。
它可是开发区历史开端的见证物。
十、开发区建设指挥部与海员俱乐部
自从吹沙填土吹响了建设的号角以后,开发区的办公地点从东方宾馆搬到开发区来了,东方宾馆1262室变为开发区驻市区办事处。
当时这里是一片荒滩,只有新港码头有点建筑物,新港旁边有一个海员俱乐部,作为码头的配套设施,供那些外国海员搞点娱乐活动。
建成后一直空置在那里。
我去找这栋物业的业主——广州总工会海员俱乐部,租用了这幢大楼。
空置的海员俱乐部成了广州开发区第一个房东。
当时租金是三十万一年的,简单装修了一下,成为开发区管委会早期建设的指挥部。
84年7月始,几十个工作人员每天要从市区到“指挥部”上班,交通成了一大难题。
开发区购买的第一台“通勤车”是一辆国产东风客车,30座,价格是8万元。
加上黄瑞源从冶金局带来的“陪嫁”——一辆小面包,东方宾馆借来的杨宪庭的座驾雪铁龙轿车,开发区筹建期间的全部交通工具就是这三台车,陈伟杰开的面包车负责接领导,沿路遇到开发区的工作人员,扬手即停,谁都可以坐。
领导与大家同挤东风车,司空见惯。
那时可没有领导专车的概念,人的心态平实、自然得多。
十一、第一次自助餐与礼仪教育
广州开发区奠基典礼那天的午餐招待会,是开发区的第一次大型聚餐,也是广州地区第一次举办的自助餐会。
之前,国内没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自助餐。
中国人吃饭都是围吃的。
第一次的自助餐地点在当时的东江宾馆,我也是只从电视上看到了自助餐,也没有吃过,就想反正就是把一堆吃的东西摆整齐,有碗筷,各自吃。
那时候也没有盒饭、快餐的概念。
自助餐由谁做呢?
当时广州大的宾馆、酒楼没有几家,最著名的是爱群大厦,做西餐做得很出色,就委托她做。
爱群大厦做得很认真,连碗筷、餐具等都是爱群大厦提供的。
食品隔天晚上在广州做好,租了几辆解放牌汽车,上午十点运到东江宾馆,摆开一溜长桌子,食品也一溜的摆在桌面上,旁边放置一大堆的餐具。
当时好在我还有一个念头,就是“内外有别”,二楼安排领导和境外来的嘉宾,食品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二楼铺了一块好的台布,一楼连台布都没有,就一溜桌子,东西就堆在那里,也没有什么摆设。
吃饭的时候,可热闹了,谁也没有吃过自助餐,也不知道该怎么吃。
二楼那里还有一点规矩,因为都是香港、国外来的嘉宾,做领导的也比较斯文,还晓得拿了食品按秩序找一个地方坐下吃。
一楼,我在下面实在是乱得没法看,一个个拿着碗、一对筷子站在桌子边上就不走了,就站在那安营扎寨吃,团团围住餐桌,围得密不透风,第一排的可以站着吃,那第二排的怎么办呢?
只好把筷子从人缝里伸进去夹,搞得惊叫声连连,有的干脆,拿一个大盘,倒几盘走。
我那帮工作人员,辛辛苦苦工作了大半宿,连早饭还没吃,一看这阵势,都傻了,不知所措。
秘书科的老大姐王杏英很乐于照顾别人,拿着几个大塑料袋,管你这么多,一袋一袋连倒几盘,回办公室请大家吃围餐去了。
那天的场景确实乌烟瘴气,但很热闹。
正是因为自助餐的这个场面,引发了后来开发区一度成为常规培训的涉外礼仪教育。
我们当时意识到,我们要对外开放,跟外国打交道,跟一个新的文明打交道,如果仍象当时国内的办事方式、行为方式那样,是绝不能适应的,会出许多洋相,误事、耽误工作。
后来管委会作出一个决定,所有新进入开发区工作的人员,无论你原来的单位是什么,无论你原来是当厅长、局长,当处长,或者大学生新进来的,一律要经过三个月的岗前培训。
当时提的是三个月,从社会上招回来的“黄埔一期”、“黄埔二期”就正儿八经地经过三个月的岗前培训,进行一套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培训,从最简单的行为开始,包括怎样穿衣戴帽,怎么打电话、待人接物、吃西餐等等礼仪。
后来要求大家学跳交谊舞,学穿西装、打领带,男的要怎么穿西装,女的要怎样穿套装。
还编了一本《开发区人必读手册》,是我主编的,里面没有什么大道理,全都是很具体的行为方式:
怎么打电话,怎么穿衣戴帽,怎么吃自助餐,怎么吃西餐,怎么迎来送往。
等等。
经过培训,面貌大为改观。
开发区的人一出场面,那真是别开生面,真不一样,服装、举止、行为不一样。
比如,那时候,一拿起电话就说:
你好,我是开发区。
象这样的话,市里面打电话过来就感觉到很新鲜,以前不是这样,以前是“喂,找谁?
”开发区经常举行签约仪式,开发区的人,男的都是白衬衫,黑西裤,打着领带,很精神,女的大多淡妆、套裙,丰姿绰约,在广州也一时别开生面的,成了一道风景。
这些,都是第一次不成功的自助餐而引发。
十二、黄埔“一期”与志愿军
建区初期,开发区面向全社会招聘人才,在广州也是首开先河,有两批,1985年2月14日在羊城晚报上刊登了招考招聘人才启事,面向社会公开招揽人才。
这一批招了大概有100人,这一批人后来被称之为“黄埔一期”,这100人基本上都成了开发区的业务和行政骨干。
半年后,又继续公开招了第二批,史称“黄埔二期”,70多人。
广州开发区当时为什么选择向全社会公开招聘人才呢?
是迫于无奈。
第一,当时的开发区是广州市的“西伯利亚”,很荒僻的一块地方;
离市区很远,上下班就是一件苦差事,行路难,堵车更难,碰上风雨天更是难上加难,路上经常要两三个小时,有时7点钟从广州出发,到开发区已经可以吃中午饭了,下午6点下班,回到家里已经9点、10点,经常如此。
那时候从开发区到市区只有一条路,即黄埔大道接广深公路,开发区又没有居住的地方,每天必须赶来回。
开发区工作条件太艰苦,从市区调干部,没人愿来。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开发区是一个新鲜事物,全社会都不知道开发区是什么,看不到开发区的前景,在原来单位工作好好的,为什么要调进开发区?
请人请不到,调不进人。
成立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之前,曾正式要求市委组织部给开发区调一批干部。
市委组织部当时在全市精挑细选了13个干部,调来开发区工作,这13个人到开发区一看,第二天只留下来9个人,有4个打道回府不干了。
夏藩高、刘树开就是留下来的9个中的两个。
这9名干部只有个别留在办公室,其他的去了刚组建的三个直属总公司。
由此,我们觉得,开发区招人只能靠自己,只能靠“志愿军”,你愿来我才收,不能靠组织的调配,所以才引发了向全社会公开招聘的做法。
当时在报纸刊登招聘广告也是一件新鲜事。
还成立了一个人才招聘工作小组,人事处长欧阳慧娟任组长,我任副组长。
当然,后来还从其他渠道调进了一批干部,这些干部主要是原籍广东或者广州,在外省、外市工作,想回广州安居,落叶归根或解决两地分居。
开发区初期从外省、外市调进一批技术干部、专业干部,这批干部大多数已年过中年,学有所长,他们成为建区初期在建设、管理和专业技术方面的骨干团队,为开发区的铺开局面立下过汗马功劳。
这批人大多已退休,不应该忘记他们为开发区作过的贡献。
1994年,开发区建区十周年的时候,搞过一次“开发区创业者”奖项,凡1984年到开发区工作的人都可获颁一枚纯金的金牌,当年86名“创业金牌”获得者,目前还在职务岗位的,只剩下17名。
换句话说,参与了广州开发区二十年创业全过程的有17位同志。
他们是李潮迅、夏藩高、麦文英、陈伟杰、刘树开、汤启明、麦绮杭、訾保同、刘芳、毕炉生、黄国友、李高秧、陈伟强、李敏、陈爱国、周智雄。
他们为开发区贡献了二十年的辛劳,虽然已不再有金牌的荣耀,但开发区的创业史应该记录他们的名字。
开发区建区初期调人进来很难,基本上都是靠志愿军,这是当时的条件所决定的。
十三、初期的机构设置
84年下半年开发区管委会成立,职能机构设置非常简单,简称“三处一室”,分别是条例法规处、经济综合处、人事处和管委会办公室。
当时已意识到,建设开发区首先要建立章法,所以成立了条法处,主要职能是制定开发区的管理规章制度。
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工作相当重要,因此成立了经济综合处,主要管理涉及经济方面的各项事务;
人事处,负责组织开发区的建设队伍;
办公室是综合的政务办事机构。
“三处一室”的体制延续了好几年。
随着开发建设的不断扩展,又增设了征地办公室,负责征地工作。
征地工作基本完成以后,征地办公室更名为基建办公室,负责基本建设工作。
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