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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中国人民获得了新的思想武装。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中国青年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站在了时代斗争的前沿。
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前的呐喊震惊了神州大地，赵家楼的大火照亮了世界东方的天际。
伴随历史新时期的到来，中国社会舞台上开始奏响激越的青春旋律。
五四运动中一批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高扬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旗帜的同时，又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深刻的内容。
他们积极地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促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并密切地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走入一个崭新的天地。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在这个党的早期组织的筹建过程中，共产党的发起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就对发展中国青年运动、在青年中培养和挑选预备党员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因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陈独秀便指派小组内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秀松、施存统等8人正式发起建立。
俞秀松担任了中国第一个地方青年团组织的书记，而团的机关就设在当时上海法租界的一个普通民居——霞飞路渔阳里6号中。
为了联系和团结进步青年，上海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就在这里开办了中国党、团组织的第一所培养青年革命者的学校——外国语学社，并且在这个学社的学员中发展青年团员。
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刘少奇、任弼时二人就是从这里踏上革命征程的。
继上海青年团早期组织成立之后，1920年秋至1921年春，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的革命青年分别在李大钊、董必武、谭平山、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也在当地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组织。
当时，党的活动是秘密的，而青年团的活动却可以公开或半公开。
因此，这些团的早期组织在当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便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开展革命工作，具体贯彻落实党组织决定的各项工作任务，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党的各种主张，大力推进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她像光芒四射的灯塔，指明了中国人民的斗争道路。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立即研究了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且将它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派出了许多党员去加强对各地团的早期组织的领导工作。
这时代表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张太雷从莫斯科归来。
他带回了青年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中国青年团组织的指示。
中共中央局随即决定由张太雷等人主持正式建立青年团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帮助和关怀，推动了建团工作。
从1921年11月到1922年5月，全国有17个城市建立了地方青年团组织，团员总数达5千多人。
就在国内的青年团组织迅速发展的时候，在欧洲还有这样一群中国的年轻人，他们为拯救祖国而背井离乡，他们为寻求真理而客居异邦。
共同的志向使得他们走到了一起，共同的志向使得他们高扬起青春的旗帜。
他们在法国创建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且在得知国内青年团组织正式建立后，立即要求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他们当中就有周恩来、邓小平等为当代人所熟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1922年5月5日，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
就在这一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市东园隆重开幕。
出席会议开幕式的代表和来宾总人数达1500多人。
中共领导人陈独秀、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在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说。
大会共开了6天，举行了8次会议，于5月10日胜利闭幕。
会议完成了青年团的创建工作，通过了团的《纲领》和《章程》，并且一致决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青年共产国际。
会议选举高尚德（高君宇）、方国昌（施存统）、张椿年（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5人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方国昌被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为书记。
至此，中国的青年团组织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中国青年运动从此有了自己的核心。
在青年团一大召开的时候，中国工人运动已经形成第一次高潮，因此青年团正式成立后，立即带领各地的团员和青年积极投身工人运动之中。
在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和二七大罢工中，青年团员和青年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黄爱、庞人铨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早为工人运动献身的烈士。
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为中国青年团洗礼，中国青年团组织在工人运动的高潮中成长。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青年团马上于8月20日至25日在南京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明确宣布，坚决拥护中共三大所确定的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青年团要努力协助中国共产党做好推进国民革命运动的工作。
大会闭幕后，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带领团员和青年参加帮助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选派团员和青年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和农民讲习所学习。
1924年5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在500余名学员中有1/10的学员是青年团员或青年共产党员。
曾经是旅欧青年团书记，年仅27岁的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
由彭湃和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全是18至28岁的青年，其中许多人是青年团员或共产党员。
统一战线方针的贯彻施行，使二七罢工后处于低落状态的群众革命运动迅速走向高涨，青年团中央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于1923年10月创办了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
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驱者和导师恽代英在当时是该刊编辑部的主要主持者和撰稿人。
《中国青年》周刊在大革命时期成为党、团组织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向各种错误思潮展开斗争的主要阵地，并且因此深受广大革命青年的喜爱，被誉之为良师益友。
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时代又赋予了青年团新的庄严使命。
为了不辜负时代的重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5年1月26日至30日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中共四大闭幕后的第四天召开的，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青年运动决议案》为会议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贯彻中共四大精神，动员全团准备迎接中国革命的高潮。
这次会议在认真总结团二大闭幕以来17个月工作的基础上，根据中国革命形势和任务的要求，确定了团的工作任务，依照新的《团章》选举产生了青年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团中央委员会决定由张太雷担任总书记。
这次会议发表了《大会宣言》。
在这个《宣言》中，青年团郑重宣告：
我们决议不再使用“以前那种不甚合当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青年团正式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所最恐怖的名词，我们正应当很勇敢的揭示我们共产主义者真面目，让他们在我们的面前发抖。
”
共青团三大闭幕不久，以五卅运动为发端的大革命高潮迅速形成，一场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大搏斗拉开了序幕。
在五卅运动的发源地上海，当青年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日本资本家枪杀事件一发生，共青团立即行动，积极发动大、中学校学生开展街头宣传、募捐活动，演讲顾正红被害真相，揭露帝国主义暴行。
五卅惨案发生后，共青团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全国学联，迅速在全国各地掀起规模宏大的反对帝国主义斗争浪潮，为五卅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五卅运动的风暴，震撼了封建军阀统治的中心区域——中国北方。
在英国、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下，不同派系的军阀势力为了共同的利益勾结起来联合向人民革命力量进攻。
帝国主义军队也积极与之配合，在北方地区发动武装挑衅。
为抗议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暴行，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北京各界人士和民众纷纷集会和请愿，北京的共青团组织带领团员、青年给予积极的配合，并且不畏强暴，英勇参加斗争。
在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926年3月18日发生的惨案中，有刘和珍、杨德群等32位参加游行请愿的青少年殉难，其中有6人是共青团员。
在五卅运动和三·
一八斗争中，烈士们用鲜血教育了全国民众，用革命的武装击溃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
1926年5月，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先行出征，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埋葬北洋军阀统治的大决战以摧枯拉朽之势，全面展开。
各地共青团组织带领青年参加北伐军、支持北伐军，用无数光荣的战绩，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谱写了瑰丽的篇章。
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工农群众运动迅速高涨的时刻，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一时间黑暗代替了光明，中国大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在南方，国民党右派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
在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大批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大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就在这样一种危机的形势下，中国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5月10日至16日在武汉举行。
大会严厉谴责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庄严宣布：
“目前革命运动已转入一极严重的时期，我们需要与敌人决最后之死战了！
大会特严重地训令全体团员勇敢地偕同全国被压迫的青年群众，在工会、农会与学生会的旗帜之下，进行更系统的、更勇猛的战斗！
我们高擎列宁主义的红旗，为中国革命而踏着死者的血路前进！
”这个宣言表明，在中国革命面临危机的关头，中国共青团没有被反动派的屠杀所吓倒，它将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做党的忠实助手。
共青团四大产生的第四届中央委员会选举任弼时担任团的总书记。
会后，以任弼时为核心的团中央为了维护党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坚持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斗争，这是共青团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
共青团的这一历史功绩，在后来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受到了表扬。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了右倾错误，确定了开展武装斗争和进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
共青团的代表出席了这次重要的会议。
8月12日，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共青团在汉口召开了驻汉口全体中央委员会议。
会议决定全团要坚决贯彻党在八七会议上确定的总方针，勇敢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协助党做好开展武装斗争的工作。
大革命的失败给共青团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一些地方团组织由于一时找不到工作方向，导致在团内出现了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的错误倾向，再加上当时党内存在的盲动主义倾向，给共青团工作造成不良影响。
共青团中央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及时、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带领团员和青年积极投身到武装起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
在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进军井冈山，并且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队伍会师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后，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抗击国民党右派迫害和屠杀唯一正确的抉择。
层峦迭嶂的井冈山，成了孕育中国革命胜利的摇篮。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地共青团组织带领团员和青年勇敢的加入到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行列中，青春的战旗在各个革命根据地也高高地扬起。
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莫斯科成功地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更加迅速地贯彻中共六大精神，全面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后的共青团工作，中国共青团于1928年7月12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根据中共六大的有关决议和中国共青团工作的实际制定了团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通过了7项决议案和团在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大纲》以及新的《团章》。
大会选举产生的共青团第五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关向应担任团中央书记。
共青团五大召开后
，团组织逐渐实现了工作方针的根本转变。
从此，团的工作开始适应土地革命和创建革命根据地任务的要求，重新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
共青团五大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青年运动日趋活跃，共青团组织也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
在革命根据地，随着地域的扩大，共青团组织也迅速壮大，到1930年10月，根据地团员数量达到10万人，共青团直接领导的青年半武装组织——少年先锋队也得到迅速发展，少先队员的数量最多时曾达到80万人。
根据地的少年先锋队得到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党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曾经亲自担任少先队的总党代表。
正当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妄图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
在此事关民族危亡的时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卖国政策，残酷镇压中国革命，疯狂“围剿”革命根据地；
而共产党内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已经取得统治地位，中共临时中央不但没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反而推行一系列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政策和措施；
所以导致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后，又将面临新的反击“围剿”的考验。
在革命根据地前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共青团组织发挥了先锋和得力助手的作用。
各根据地的团组织积极组织青年参军、参战，发展生产，打破封锁，支持前线，成为根据地各方面工作的英勇突击队。
1933年8月成立的“少共国际师”用光荣的战绩，让共青团彪炳青史，“共产青年团礼拜六”，用拥军优属，发展生产的实在成绩，给共青团留下了光荣传统。
可是，“左”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革命失去了根据地的依托，中国工农红军不得不走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漫漫征程。
在红军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时，团中央局机关干部都被编入部队，负责人民群众工作和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在长征途中，每当遇到艰难险阻时，共青团员总是和共产党员一起挺身而出，承担艰巨的任务。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广大共青团员热烈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紧跟党中央踏上新的革命征程。
各级红军指战员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和毫不动摇的必胜的信念，凭着惊人的智能和毅力，冲破国民党重兵的追堵，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胜利地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共青团中央局很快就于11月重新恢复了工作。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要求，共产国际于1935年7月，向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
青年共产国际遵照这一精神立即作出改造各国共青团组织的决定。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
这个《宣言》在国内传开后，受到各界群众的欢迎。
在红军长征胜利的鼓舞和《八一宣言》的感召下，北平共青团组织配合北平党组织通过北平学联，于1935年12月9日成功地发动了一二九运动，在全国吹响了抗日救亡的号角，而在这场斗争中诞生的青年抗日救亡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则为中国共青团的改造提供了一个范例。
在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于陕北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会后又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使得国内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发展的形势下，为了促使共青团更加适应这一新形势的发展要求，在193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要求共青团对自身组织实行根本性的改造，把共青团由无产阶级先进青年组织改造成为抗日青年的群众组织。
共青团立即按照这个《决定》的要求，首先在西北根据地开展自下而上建立青年救国会工作。
1937年4月12日至17日，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正式成立了由冯文彬担任主任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
在全面抗战开始后，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都普遍建立了青年救国会组织。
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共青团改造工作是到全面抗战爆发后才最后完成的。
这些地区的共青团组织逐步被一些形式、名称多样的青年救国组织所取代，并承担起带领这些地区青年开展抗日工作的任务。
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的青救会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青年投身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生产，参加民主政权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根据地的各方面工作，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生力军作用，使广大青少年成为完成抗日战争各项任务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
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活跃着各种青年抗日武装，如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抗日青年队、青年游击小组等。
他们积极配合正规部队开展游击战，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青年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据晋察冀根据地6个县的统计，青年在区级参议员中占34.8%，在县级参议员中占37.8%，担任县长的占40.8%，可见一斑。
在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中，青年人更是一支活跃的力量，在青救会的组织领导下，广大青年组织了秧歌队、剧团、识字班等，有效地促进了根据地的文化工作的发展。
青救会开办的安吴青训班、毛泽东青干校则成为培养青年干部的熔炉。
毛泽东在1939年5月4日曾发表著名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高度评价了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工作，同时就中国青年运动方向的问题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和概括。
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青年抗日救国组织的工作受到多种限制乃至镇压，工作环境极其恶劣，但是这些组织的成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方式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广泛团结各界青年，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同各种破坏团结抗战的行为和主张作坚决的斗争，同日伪政权和武装作殊死的搏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虽然共青团组织被改造，但是党领导下青年工作和青年组织的工作并没有中断。
党通过这一时期领导青年抗日救亡组织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极大地丰富了青年团的工作理论和指导思想，为后来青年团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全国广大青年及其它各界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5年8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但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只给灾难深重的中国带来了短暂的和平。
毛泽东亲赴重庆同蒋介石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就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
从1946年6月下旬开始，以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大举进攻为标志，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开始了。
新的历史使命再一次向中国青年发出了召唤，中国共产党也对中国青年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因此，在1946年8月26日和9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两次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关于建立青年团的问题，最后形成了一致的意见，通过试点，取得经验，根据中国革命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青年团组织。
会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的主持下，拟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并且在1946年12月5日向各个解放区发出。
在这个《提议》向各解放区发出之前，从1946年9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青委便根据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的精神，在延安地区选点开展试验建团工作。
1946年10月以后，在延安的冯庄诞生了全国重建青年团的第一个农村团支部；
在延安丰足火柴厂诞生了全国重建青年团的第一个工厂团支部；
在延安的行知中学诞生了全国重建青年团的第一个学校团支部，这也是人民解放军中的第一个团支部。
青年团在延安地区试建的成功，推进了各解放区的青年团试建工作。
随着《建团提议》的正式下发，在各解放区都开始了择地试建青年团的工作。
于1946年12月24日正式建立的山东省莒南县金沟官庄团支部是山东省重建青年团的第一个团支部，同时也是解放区试建青年团工作中产生较早的团支部。
在人民解放战争打响前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各阶层人民都有建立独立、统一、自由、富强的中国的强烈愿望和要求，所以自1945年12月1日云南省昆明发生了以学生群众为先锋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不断爆发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12月发生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1947年5月爆发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是这类群众运动的突出代表。
伴随着解放区军民自卫战争的不断胜利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这些群众运动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在这些群众运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一些受共产党影响或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民主青年协会等进步青年组织得到发展和壮大。
因此，在国民党统治区虽然没有开展青年团的试建工作，但是斗争的实践为青年团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到了1947年7月，人民解放战争开始出现人民军队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于7月至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以推动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在土地会议及与之相伴召开的全国解放区青年工作代表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明确提出“在土改中把青年团下层组织形成起来”，要求各解放区在土地改革中扩大团的试建工作。
此后，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开展，试建青年团工作在各解放区广泛开展起来，基层团组织得到较快发展，同时在土地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到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战场上敌我力量的对比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战争开始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新中国的曙光即在世界东方的天际露出。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为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思想、政治、组织上的准备。
就是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作出了在1949年上半年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和正式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
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建立青年团工作加快步伐。
为此，党中央决定创办中央团校，着手培训青年工作干部。
1948年9月中央团校在河北省平山县两河村正式开学，第一期学员488人在小山村的树林中，席地而坐，以膝盖当书桌，开始了从事青年团工作前的理论学习生活，从他们当中走出了新中国第一批经过专门培训的青年团干部。
在开办中央团校的同时，为适应青年团思想教育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还决定开始《中国青年》杂志的复刊筹备工作。
1948年12月20日复刊后的第一期《中国青年》出版发行。
在这一期上，不仅有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题写的刊名，而且还发表了毛泽东为《中国青年》复刊专门书写的题词：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这期杂志与读者见面后，受到各界青年的普遍欢迎。
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建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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