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动机分析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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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应指出的是:
第一，在《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通过后，苏联继续为众多拥有军事经验的东欧犹太人移居以色列提供便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等国犹太人源源不断涌入巴勒斯坦地区。
[2]（pl52）第二，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强国对巴以冲突双方实行武器禁运时，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为以色列提供了反击阿拉伯联盟国家军事行动所需要的武器弹药等军事物资，使犹太武装转危为安，发动反攻，扭转了战局。
在整个战争期间，布拉格的以色列公使馆实际上成为一个异常繁忙的军火采购站。
以色列总理拉宾（Rabin）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军火主要是由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默许下提供的，它从1948年4月20日起卖给以色列大批武器，其中包括10架梅塞施密特式战斗机。
在建国功劳簿上一定要用大号字写上一条，那就是:
‘如果没有捷克斯洛伐克按照苏联旨意提供的武器，我们是否能够打赢这场独立战争是值得怀疑的。
’”[3]（p40）现代以色列之父本一古里安（Ben一Gurian）也指出:
“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军火贸易挽救了年轻的以色列国。
”[4]（p149）由此可见，苏联军事援助对以色列的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
一、犹太人在俄国的存在及俄国对扰太人的政策
犹太人最早生活在俄国土地上，可以追溯到希腊化时代。
一些废墟、墓碑证明，黑海沿岸的一个雅典殖民地上曾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犹太人社区。
[5]（p433）公元6世纪以后，不少犹太人进人东欧地区。
当然，犹太人成为俄国的一部分是在18世纪后期叶卡捷琳娜二世三次瓜分波兰后，大量原生活在波兰疆域内的犹太人成为沙俄帝国的臣民。
到19世纪，俄国已成为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当时世界上二分之一的犹太人居住在俄国。
[6]1897年的人口统计资料表明，俄国共有522万犹太人，是当时世界犹太人的中心。
[7]（p503）此后虽然经过亚历山大三世时期的排犹，有200万犹太人逃离俄国，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波罗的海三国并人苏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犹太人口总数仍维持在500万左右。
[8]
反犹、排犹思想在俄国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和连续性。
沙皇政府以及各级统治者对犹太人始终采取限制、压制和迫害的政策，犹太人在沙皇统治时期不但没有公民权，而且还有种种特别法律和政令对他们的居住区域、生活、经济、文化甚至风俗习惯加以严格限制。
1881一1884年间，俄国发生一系列集体屠杀犹太人的暴力行动。
在这种残酷的民族迫害之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迅速。
1882一1917年，俄国犹太区为巴勒斯坦的拓殖事业贡献了大批领导人、资金、人力和民众支持。
十月革命前夕在俄国有1200个犹太复国主义社团，其中活跃着近三十万积极分子。
[9]（p144）
1917年沙皇政权被推翻，十月革命取得胜利。
俄国犹太人在十月革命和与外国武装干涉者及国内反革命武装进行的国内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苏维埃新政权建立之初许多犹太人担任着重要职位。
当时的最高决策机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七名成员中，犹太籍出身的有四名，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维尔德洛夫。
由于列宁一贯反对民族歧视政策，主张国内少数民族享有文化和政治自决权，早期苏维埃政府承认犹太人的民族地位，允许犹太人使用意第绪语③，以及保留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只要把共产主义作为他们文化生活的指导思想就行。
不过，当时苏维埃政府在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信条和作为一种文化运动之间进行了明显地区别。
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被视为犹太人资本家利用、剥削犹太工人的一种反动意识形态，在巴勒斯坦成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思想被认定为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运动背道而驰;
与此相反，却对犹太文化表示出宽容，苏联当局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文化和教育活动并不同共产党的决定相抵触”[10]（pp337-338）。
但是，犹太人在苏联历史上所享受到的宽松时期十分短暂。
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发起了反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的斗争，反犹主义成为斯大林手中的武器，犹太复国主义被宣布为非法，犹太复国主义者被控告为英帝国代理人。
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理论甚至拒绝给予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地位，因为当时犹太人不具备他提出的民族认定理论准则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共同地域。
这一民族理论成为后来苏联反犹主义者提出反犹口号和一些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狂热分子制造反犹事端的借口。
到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境内所有犹太宗教学校都被关闭，宗教书籍被禁止出版。
1930年俄共（布）中央的犹太部也被解散。
在1934一1938年的大清洗运动中，大批犹太知识分子或死于非命，或被送往劳动营。
这显然是一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
1941年6月德国人侵苏联，使苏联与英国、美国的命运紧密相联，苏联在军事物资和经济方面严重依赖来自盟国的援助。
斯大林认为苏联犹太人在争取西方援助这方面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所以他一反常态，在1942年4月批准建立了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以争取西方政府道义上的支持和西方国家的犹太人对苏联经济上的援助。
[11]（p11）该委员会于1943年向美国和英国派出代表，试图联合西方犹太人致力于苏联抗敌事业。
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还与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取得联系。
苏德交恶以及希特勒德国对犹太人肆意迫害和杀戮，使长期臣服于同化命运的苏联犹太人的灵魂被极大地激活了，潜在的历史记忆及其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觉醒了。
卫国战争中，绝大多数犹太人与其他民族一样为保卫苏联英勇战斗，数十万犹太人直接参加了苏联军队，其中有108名犹太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12]（p79）犹太人口在苏联诸民族中占第16位，而犹太人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比例则排名第5位。
[13]犹太科学家对苏联卫国战争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随军出征国外的苏联犹太军人眼睁睁看着欧洲兄弟被虐杀，这一切极大地启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
二战后，苏联犹太人更加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对西方的影响更加敏感，结果在双方的冷战对峙中更加不可靠。
从内心和传统上，犹太人与“另一个世界”的观念紧紧相连，不安心做一个与外界隔绝的“新型苏联人”。
此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苏联团体像苏联犹太社团一样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美国和巴勒斯坦拥有如此多的分支机构。
尽管同化问题在苏联犹太社区内部制造了极深的裂痕，但仍然保留着与世界上其他主要犹太团体联系的强烈渴望，保持着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极大关注。
于是战争刚刚结束，苏联官方的反“世界主义者”斗争即进人高潮。
在这次运动中，许多犹太作家和诗人因被指控与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有联系而被逮捕，一些犹太人办的刊物和出版社被封闭，部分犹太剧院和其他一些犹太机构被捣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如同美国，苏联针对犹太复国主义所采取的政策也受到国内“犹太人因素”的影响。
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内部的“犹太人因素”预示着美国基本上采取一种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政策，而苏联国内的“犹太人因素”使苏联基本上采取对犹太复国主义不利的态度，只有在认为它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利益能获得更大程度的保障时，苏联才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
1947年前后，犹太复国主义者为实现建国目标展开最后冲刺之时正是苏联对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进行重新权衡的时刻。
二、支持以色列建国是与英国争夺中东势力范围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打击英国在中东的势力成为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4]（p98）这时，斯大林仍然将英国而不是美国当成自己的主要世界对手[15]（p379）。
这是因为战后初期的中东仍然主要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不仅巴勒斯坦地区依然处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下，而且一战后建立起来的国家，如伊拉克、约旦、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均与英国有着密切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自然视英国为主要障碍，千方百计打击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势力，力图将英国赶出中东，特别是赶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巴勒斯坦，为自己向中东地区渗透铺平道路。
苏联的决策者认为，一旦控制了中东，不仅可以控制西方各国工业品生产所赖以生存的石油资源，而且也威胁到东西方之间往来的航道，从而沉重打击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
战后初期，英国并不甘心自己在中东的势力和影响丧失，即使不得不从中东撤走，仍然希望借助阿拉伯联盟的力量达到延伸自身势力的目的。
此时在外交大臣欧内斯特·
贝文（ErnestBevin）的主持下，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比过去更加步步不离这样一个目标:
争取阿拉伯人的支持，建立以英阿联盟为基础的中东新秩序。
[16]（p32）当时阿拉伯国家还处于封建君主和反动上层分子的统治下，1947年埃及仍为法鲁克国王统治，伊拉克和约旦由哈希姆王朝统治，这些政权都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苏联当时在中东可选择的外交空间来看，它的积极外交政策在这些国家中没有多大活动余地，与阿拉伯国家基本没有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的可能性。
[17]（pp55-56）因此，苏联认定阿拉伯国家政府是亲英的，将阿拉伯联盟看作是“英帝国主义的一个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选择了犹太复国主义，试图将未来的犹太人国家培植为苏联打人中东地区的一个“楔子”。
1946—1947年，随着冷战的来临，克里姆林宫更加积极地寻求削弱英国在中东控制力的有效途径。
巴勒斯坦代表着大英帝国地区性防御系统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因为在那里存在两种相互敌对的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
他们不仅互相敌对，力图挫败对方的野心，而且都乐于使自己摆脱英国委任统治的枷锁。
因此，在审视巴勒斯坦问题后，苏联有理由认为，以消除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存在为契机可以逼退英国在整个中东的势力。
克里姆林宫发现，支持与英国直接对抗的犹太一方，比支持与英国保持千丝万缕联系的阿拉伯一方，更有利于实现打击英国势力这一目标。
这是因为犹太独立运动有助于削弱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客观上起着进步作用”。
显然，苏联试图以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实现建国夙愿的方案来打击英国的中东政策。
正是出于这一考虑，1947年5月14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Gromyko）在联合国大会上表达了莫斯科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立场，并且清楚说明了苏联的立场基于这样的考虑:
第一，英国作为委任统治国已无力履行维持和平的职责，既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已建立相互敌对的军事团体，他们的联合仅建立在共同反对英国委任统治这一点上，所以委任统治应当结束。
第二，纳粹大屠杀幸存下的众多无家可归的犹太人，仍然在西德和奥地利的集中营中经受着极度的贫困。
既然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能够在保障犹太人民权利及生存条件方面提供足够的援助，既然仍然生活在集中营的大屠杀幸存者表达了他们移居巴勒斯坦的决心，就没有理由不尊重他们的意愿。
[18]（pp127-135）这是苏联第一次明确表达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立场，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都对此惊讶不已。
当然，犹太人是以极其喜悦的心情接受了苏联这一意外立场的。
1947年11月26日，即对《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进行表决的前三天，在联合国大会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发言中，葛罗米柯再次重申巴以分治是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唯一可行方案”，认为苏联的立场绝非“反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对一般的阿拉伯国家”;
相反，苏联认为这个方案“符合犹太民族的基本利益，也符合阿拉伯人的基本利益”;
然后，向阿拉伯人保证苏联政府和人民“一直保持并继续保持对阿拉伯人民的民族抱负的深切同情”，包括他们“为挣脱最后的殖民枷锁的努力的同情”[19]（p416）。
也就是说，苏联政府相信支持以色列建国的负面影响完全可以通过日后支持阿拉伯人的反英民族运动加以抵消，“苏联代表团深信，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国家仍然不止一次地转向莫斯科，期待苏联支援他们为他们的合法利益进行的斗争，支援他们为摆脱对外国的依附关系的最后残余而作的努力”[19]（p416）。
但如果支持阿拉伯一方，无疑在客观上有利于英国，而得罪犹太人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则难以弥补。
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原因要追溯到这样一条基本原则:
“就苏联而言，在外交领域只存在这样一条原则:
最有利于苏联利益原则。
”[2]（p39）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最有利于苏联的原则无疑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要求。
其原因也无非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目标:
立即结束英国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控制，建立一个忠于东方的独立的国家，这种忠诚可以是感激的结果，也可以是外交压力下的无奈，辅之其他的策略或手段，最终将这个国家拖人亲苏集团。
三、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与社会存在既相区别又相关联的概念，与国家对外政治具有密切的联系。
从国际政治历史和实践角度看，意识形态虽然未必是国际政治的决定性因素，但通常是影响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
[20]（p277）
尽管我们并不否认斯大林的“最高原则还是装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国家利益”[21]（p353），但是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对外政策还是赋有如下重要使命:
利用一切条件，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世界的影响。
正如斯大林在1945年4月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所说的，“这次战争和过去不同;
无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
凡是他的军队所能到达之处，他就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
不可能有别的情况”[22]（p85）。
众所周知，战后苏联的外交政策逐渐带有越来越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尤其在冷战开始后，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影响到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和决策指导思想。
在苏联对待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态度上，也能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作用。
从意识形态出发来比较当时阿犹双方的领导层，可以发现，当时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大多数是封建专制君主，一贯采取反共亲西方的政策。
例如，伊拉克共产党自1934年3月成立以后，多次遭受严酷的迫害。
1936年，伊拉克针对共产主义宣传制定了严厉的法律:
凡在平民中宣扬或散布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理论将被判处七年监禁，凡在替察和士兵中进行这些活动的，将被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
[10]（p246）而在埃及，由于政府的破坏，共产党很难扩大群众基础，运动发展迟缓。
就在联合国就巴勒斯坦问题进行讨论的1947年，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政府均在采取强压措施镇压当地的共产党机构及其分支组织。
[2]（p3）与其相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老一代领导人一直深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且在巴勒斯坦移民运动中努力探索发展合作或集体经济的路线，当时巴勒斯坦犹太社区是中东地区唯一共产党处于合法地位的地方。
根据当时对巴勒斯坦犹太人口的统计，高达85%的犹太人来自东欧，他们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在他们中产生了众多的政治领导人。
[2]（p108）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生于俄罗斯帝国疆域之内（包括1914年的波兰大部分）:
弗拉基米尔·
雅布廷斯基（VladimirJabotinsky）、那鸿·
索科洛夫（NahumXokolov）、利奥·
乌色什金（LeoUssishkin），以及以色列之父本一古里安（Ben一Gurion）。
这种情况无疑使莫斯科对未来的犹太人国家可能最终被纳入社会主义阵营怀有希望，尽管在此之前苏联共产党一直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运动，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的联系却是不可否认的。
向巴勒斯坦移民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先驱相信，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可以融合成为连贯的思想体系，成为他们正在建设的新社会—建立于犹太人的劳动以及平等和社会正义原则之上的新社会的思想基础。
工党犹太复国主义者纳赫曼·
西尔金写到:
“犹太国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否则它就无法存在。
犹太复国主义必须同社会主义熔为一体，如果它要成为全体犹太人——工人、无产阶级、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犹太思想家—的思想的话。
”[23]（p17）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政党中的代表，有本一古里安领导下的巴勒斯坦锡安工人党（PoaleZion，即Workersofzion），约翰·
斯普林扎卡（JosephSprinzak）组建的非马克思主义工人党（non-MaxistLaborParty），以及“青年卫士运动”党，他们在1930年联合成为巴勒斯坦工人党（Mapai）。
该党在本一古里安的领导下，主张在巴勒斯坦成立一个犹太人国家，自认为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党，捍卫劳工权利。
这种社会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于1947年引起莫斯科的注意。
这些大多出生于东欧中产阶级家庭的犹太人怀着强烈的复兴犹太民族的信念来到巴勒斯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合作经济思想进行建设活动，从而使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拓殖活动突出地体现了社会主义色彩。
在巴勒斯坦外围地区的农业发展和沼泽地开发中产生的这种理想主义运动，早在1910年随着基布兹④农场的开发而展开。
基布兹这种独特的村社集体农庄在犹太人开始移居巴勒斯坦时，以及后来在这个犹太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中都起了决定性作用。
基布兹是以色列式的求实精神和理想主义的结合。
基布兹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
“所有财产归集体所有;
成员绝对平等，以民主方式作出决定;
工作具有既作为手段，也作为目的的价值;
由村社负责照料孩子;
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渺J（哪）特别是在那些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即使不是超过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趣，至少也是同样强烈的移民看来，基布兹在建立初期是一个意识形态战场。
[24]（p87）在集体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开拓者艰苦奋斗，基布兹农场经济发展迅速。
后来，犹太移民又建立了一种小土地所有者生产合作社“莫沙夫”（Moschaw），贯彻集体互助协作的原则。
1944年，巴勒斯坦新闻服务报的主编埃利亚胡·
本一霍林（EliahuBen-Horin）写道:
“事实上，巴勒斯坦在经济合作领域内比苏联更有资格炫耀自己的成就。
”[25]（p418）在此前一年，即1943年10月，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伊凡·
迈斯基（IvanMaisky）代表苏联官方第一次对巴勒斯坦进行访问。
在视察了一些犹太定居点和基布兹后，犹太社区的集体合作农业所取的经济成就给了他很大触动。
回国后他就此向莫斯科作了全面汇报。
此外，犹太复国主义者还以各种方式不懈努力，积极主动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沟通，争取苏联对其建国目标的支持，犹太左翼政党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左翼犹太复国主义社会党“青年卫士运动”（HashomerHatzair即YoungGuardMovement）以非官方的形式长期保持着与苏联官方的联系。
该组织的成员大多是基布兹（Kibbutz）的农业工人，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其主要政纲是:
“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应当同时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巴勒斯坦应当成为消灭了私有制的一切残余的社会主义社会;
只有以实行产品经济、按需分配原则的基布兹作为基本经济单位，巴勒斯坦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犹太国。
”[26]（p445）“青年卫士运动”的代表人物——犹太复国主义一马克思主义者末底改·
奥伦（MordechaiOren）这样描述自己的行为:
“自1945年后，我的活动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甚至在新闻界和无线电广播等大众传媒领域，具有先行者的特征（尽管以一种非官方的形式），我为‘青年卫士运动’开展我的工作，我的工作甚至比官方工作更有效，因为我谈论的是（东欧）国家体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语言。
”[27]（pp35-36）由此可见，末底改·
奥伦利用意识形态来争取苏联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取得了一定成效。
犹太左翼政党，尤其是奥伦领导的“青年卫士运动”还派出大量非官方“流动大使”去影响整个东欧集团和联合国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官员。
由后来成为统一工人党政治书记的拿单·
伊莱德（NatanPeled）带领的代表团在1947年初被派往联合国游说苏联代表。
伊莱德后来回忆说，尽管一开始苏联代表对巴勒斯坦问题表现得极为冷淡，他还是被邀请参加苏联官方举行的鸡尾酒会，在那里他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亚历山大·
克拉西尔尼科夫（AlexandriaKrasilnikov）建立了友谊。
“他对巴勒斯坦问题所知甚少，所以我们的几次会面就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一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简短说明。
总起来说，克拉西尔尼科夫和他的同事会很明确地提出他们的要求，询问一些具体问题，譬如说，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点的组织形式、政党、经济实体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犹太难民问题。
我知道这些消息将直接到达莫斯科，成为苏联制定对我们政策的来源之一。
”[28]（p44）在葛罗米柯发表1947年5月讲话前几个星期，伊莱德在与克拉西尔尼科夫讨论如果苏联选择支持阿拉伯人，犹太民族的命运将走向何方时，克拉西尔尼科夫笑着向伊莱德透露机密:
“你将会看到我们的政策将完全走向另一个方向。
我们不仅支持犹太‘阿里亚（移民）’运动，而且我们将支持犹太民族要求建立一个决定自己命运的犹太国家的权力。
”[28]（p46）欢欣鼓舞的犹太左翼代表匆匆到葛罗米柯那里求证，葛罗米柯这样回答了他们: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坚定你们的立场。
如果你们能够更加坚定一些，不仅在军事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都将很快发生变化。
保持联络并随时报告最新情况。
”[28]（p47）这些事例表明，苏联代表在审视巴勒斯坦问题时受到了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左翼团体的影响。
在左翼团体的游说下，苏联政府认为未来的犹太国家政府是有益于苏联的，在意识形态、社会组织上将与共产党政权有所类似。
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的双重目标，即维护国家利益和扩大意识形态范围交织在一起，构成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无论出于驱逐英国在中东势力的考虑，还是从意识形态方面进行分析，支持成立一个现代犹太国家，都是最佳选择。
四、争取世界公众舆论支持的需要
1947年前后，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华盛顿都在日益恶化的苏美关系的框架内审视巴勒斯坦问题。
在这期间不仅诞生了杜鲁门主义，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也开始实施，而马歇尔计划在1947年夏最终导致欧洲一分为二。
苏联决定采取反击措施。
安德列·
日丹诺（AndreiZhdano）在波兰举行的欧洲共产党会议上发表关于世界分为两个阵营的演说，为加强宣传和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交换情报的目的，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
在此形势下，苏联竭力赢取西方公众舆论的支持，尤其是在那些被认为是“进步的”团体中寻求支持。
犹太社团作为一个传统的、不循规蹈矩的因素，并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有着重要影响的团体，成为苏联进行宣传的首要目标。
葛罗米柯竭力向犹太社团证明苏联代表的是进步力量，反种族主义力量，向犹太民族及世界其他各族人民证明“苏联的公正，苏联对获得各民族友谊的期望，苏联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的努力”[4]（p74）。
葛罗米柯所表述的苏联在巴勒斯坦间题上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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