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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符中，有事于南郊。

进《南郊大礼赋》，哲宗览之动容，以为相如、子云复出。

”刘“为文辞铲剔瑕，卓诡不凡”。

南宋庐陵籍名相周必大更是对刘的文辞极力推崇，其为刘《龙云集》所作序文中云：

“庐陵自欧阳文忠公以文章续韩文公正传，遂为一代儒宗，继之者也。

”

为《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题写篆额的陈，是福建福州人。

同时，他也是两宋“大科”41名得主中，7名以“布衣”身份夺得桂冠的佼佼者之一。

陈也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据《宋史?

列传?

文苑》记载：

陈所著《乐书》20卷贯穿明备，与其兄陈祥道《礼书》150卷上呈皇帝，深受好评。

由此，陈升迁太常丞，进驾部员外郎，为讲议司参详礼乐宫。

《乐书》、

《礼书》至此并行于世

为墓主欧阳通撰文题额，是刘、陈两位文苑大家出自乡谊、友情之故。

刘在《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中极其真切地回顾了与欧阳通诀别时的情景：

“绍圣丁丑舟而北也，文叟疾。

良已过之，诀语曰：

’老不贷我，脾肾舛且弱，闻得土浮中乾之疴……凝泣焚煎，碜胃戟肠，又数得丑梦，决不久客人世。

’”为此，久卧病榻的欧阳通向刘托付了自己的遗愿：

“吾分独生平随手磨灭，今之令人不置片石揭幽，知我且文，则子在它日，诚不能万一冀。

”对此，刘只能对这位挚友予以真情的安慰：

“无苦，君会当有健时，奈何骤作不祥语。

欧阳通诀别刘的次年六月，与世长辞。

于是，“其孤自庐陵走一介书来京师，请铭曰：

’兹吾父志，丈人谓何。

’”而刘为了却亡友的心愿，为撰写这方墓志铭多方操劳：

“于是，为考次致政肖侯元卿，所为状立，且叙曰……”正是由于刘满含对老友的一片挚情，同时详尽地考证了欧阳通生平事迹，因此在这篇千

字文中，由衷地赞赏了欧阳通自幼表现出来的聪慧、勤奋、孝行等高尚品德，描述了欧阳通在科场中从容应对的自如神态，展现

了欧阳通坚执不仕的旷达人生以及其家族、子女生活的历史。

全

文夹叙夹议，内容涉及王安石变法及科举制度改革、进士报备、丧葬等政治、礼仪制度以及庐陵地区文风兴盛的史实记述等，以

区区千言，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作者与墓主的深情厚谊，且在广阔

的社会生活背景中再现了北宋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堪称中国古代墓志铭文体中一篇极其珍贵的上乘之作。

“阳故阴活”镌制之谜彰显奇特生死观墓志铭是中国封建社会民间丧葬制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据有关资料记载，早期“墓志”和“碑铭”乃是两种，其中放入墓中、刻有死者传记的石刻称墓志，而刻在坟前石碑上的诗歌类（通常为四字一句）赞颂、悼念铭文则称为碑铭。

现知标明为墓志铭的方形墓志，以南北朝时期刘宋大明八年（464年）的刘怀民墓志为最早。

北魏以后，方形墓志成为定制。

采用下底上盖，底刻志铭，盖刻标题。

由于“志”、“铭”同时使用，故称为“墓志铭”。

自北宋开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呈长方形及上圆下方长形和各种不规则形的墓志铭大量出现，而钓源村出土的《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则是双面以不同字号、不同组合镌刻同一铭文，似乎在有意无意之间，吸引人们参透这其间的难解之谜。

学者们首先分析了该墓志铭的镌制布局：

一、墓志铭整体呈长方形，但四方直线边缘截面呈斜面，倾斜面每边上下差距约为1.5厘米。

因此，整方墓志铭平放后，略呈收缩状台形，或曰覆斗形。

二、墓志铭两面边沿，均镌制一圈约2厘米宽度的金银花吉祥纹饰。

三、此方墓志铭收缩面及基面所镌志铭除字号不同外，文字均相同。

其中收缩面志铭占全方墓志铭3/4面积；

而基面志铭所占面积却为1/2。

四、墓志铭基面篆额共9字：

“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呈“井”字形排列，与基面志铭各占一半面积；

而收缩面篆额则为二横列共8字：

“宋欧阳文叟墓志铭”，所占面积为1/4。

五、墓志铭收缩面左下方落款有“欧阳肇模刊”5字；

基面则无此落款。

《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有“四奇”：

其面积近两平方米，一奇也；

刘之铭文，镌之双面，二奇也；

志铭基面“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九篆字，面积占半，三奇也；

志铭收缩面篆额，为“宋欧阳文叟墓志铭”八字，删却“故”字，此乃四奇也。

经过研究，学者们认为，《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的奇特镌制体例，是将中国古代风水学说、阴阳学说发挥到极致的一起典型范例。

在传统的风水阴阳理论中，用阴阳来反映自然界相互对立的事物。

如以山为阴，水为阳；

曲为阴，直为阳；

覆为阴，仰为阳；

静为阴，动为阳以及阴代表死，阳代表生等等。

而在《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中，其志铭亦分“阴”、“阳”两面。

按照阴阳之说，随棺葬入墓中朝下的一面为“阴”面，也就是镌刻“宋欧阳文叟墓志铭”八篆字及署名“欧阳肇模刻”的收缩面；

随棺安葬时仰面朝上的一面为“阳”面，也就是镌刻“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九篆字的志铭基面。

而在“阴”、“阳”两面的篆额上，之所以有“阴”面删去“故”字之举，则为古人“事死如事生”的阴阳生死观的反映。

就“阳间”即人世而言，墓主欧阳通已长逝，故铭之“故”；

而就“阴世”来说，欧阳通只是前往另一个世界的“生灵”，因此不再言“故”。

志铭中记载欧阳通诀别刘时，就有“决不久客人世”之语，恰好为这种“阳故阴活”的生死观作了注解。

至于《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之所以凿制成收缩状台形，有关学者推测，其仍然为阴阳学说的应用。

一是显示阴阳有异，用于“别阴阳，诀生死”；

二是以收缩状的台形，来表示此为墓主的“升天台”，用于超度逝者前往“阴世间”开始新的生活。

在此志铭阳面占一半面积的九字篆额，之所以呈“井”字形，经过众多学者的认真考证，认定此为“盖铭合一”的奇异组合。

原来，较早时期的方形志铭上，还盖有一块同样大小、刻有标题的盖石，称为“墓盖”。

《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缘于其自身体积的庞大，因此将“阳面”可视为同等面积的“方形墓盖”、“方形志铭”镌于同一平面；

同时，亦可视为其实际上已将墓志铭的整个“阳面”作为了“阴面”的大型“墓盖”。

如此奇特的“盖铭合一”墓志铭，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

群英竞举印证古庐陵文化兴盛史前推二百年江西吉安市古称庐陵，素有“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

南宋宝四年（1256年），文天祥等40名庐陵学子，在京都临安同登进士，占该科进士的1/9，一时声名遐迩，理宗皇帝御笔亲题“白鹭洲书院”匾额，颁赐文天祥母校。

其后庐陵学子刻意进取，在明初建文二年（1400年）、永乐二年（1404年）的两次科考中，竟两度囊括状元、榜眼、探花三顶甲，建文榜甚至囊括前七名。

有传扬至今的民谣云：

“一门三进士，隔河二宰相；

五里一状元，九里十知州。

”而文天祥等40名进士得以登科的宝四年，则被史学家界定为庐陵文化兴盛的早期重要标志。

700多年过去，当《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出土时，人们惊异地发现，由刘撰写的千字铭文，在记载欧阳通父子三进士事迹的同时，揭示了湮没九百多年的一件史实：

“熙宁（1068〜1077

年）中，天子黜浮靡，始诏取士，本经术异，时庐陵应书几三千人。

”王安石变法期间，庐陵人口仅九十余万，却有三千学子搏击科场，北宋庐陵文风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之前，吉安市曾发现两件有关庐陵文化历史、且与《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同一时代的重要历史资料。

其一为北宋庐陵籍大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作于嘉四年（1059年）的自述世系

文。

文中欧阳修介绍了其家族成员登科仕宦的情况：

“自宋三十年，而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进士登科者四人。

后又三十年，修与丽兄之子乾、曜又登于科。

今又将三十年矣，以进士仕者，又才二人。

”据此而言，欧阳修写作此文时，其家族三代成员中已有九人荣登进士榜。

而另一件重要历史资料，是出土于吉安市郊的《宋故庐陵邓君墓志铭》。

该墓志铭安放于宋元丰二年（1079年），其上记载：

布衣邓守惠五子四女，其四子二婿皆举进士。

据铭文所载，邓守惠“自少时，固欲力学起家”，因迫于生计，“志愿遂违”。

然崇儒知理，“急于教子，不使识财利”。

且诫子“以物易性则患生，以学美身则道成”，终使“尤负词学”的长子邓觉“数被荐送”、“五至礼部”；

邓安、邓冠、邓宽、邓完等四子“皆应进士”。

加上李天常、刘宗二位进士女婿，竟成“一门子婿六进士”的奇观。

而这位“居常好施与”、“自奉养简约，无所侈从”的邓公其人，“其私居仅能蔽风雨而已”。

出身于官宦世家的欧阳修“一门三代九进士”，诚属不易；

而身为布衣之士的邓守惠“一门子婿六进士”，更属难得；

作为

一代文苑名家刘揭示的“三千学子竞科场”史实，则从内涵更为

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展现了北宋庐陵文化的繁荣兴盛景象。

有关

学者对此深入研究后指出，北宋中叶庐陵地区的这种文化现象，创造了中国科举制度史上的奇迹。

由此可以确认，古代庐陵文化兴盛史应前推二百年，即由南宋中晚期追溯至北宋中叶。

纷呈众象浓缩北宋社会风情

在“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这篇千字铭文中，刘以其冼炼、优雅、流畅的文笔，通过记述墓主欧阳通及其家庭史的同时，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浓缩了北宋社会风情的全景画面，其内容涵盖极

广。

其中尤为传神的是记述欧阳通高中进士至礼部报备归来，因

得享朝廷俸禄后，神采飞扬之际与其妻的一段对话：

季礼部报罢，归则尽出家所藏书千余卷，罗诸庭曰：

“是岂不足老何志！

从少季计校后，先掠场屋美耶。

”即文与其配约曰：

“岁时祭享，我则不可使菲不继。

伏腊医药，男若女婚嫁，凡若干中外亲岁庆吊问遗，凡若干费出则有程矣。

余悉付饔。

奴使我得尽意，宾客无留为也。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宋代的科举考试及选任职官制度已有较为完备的流程和体系。

一俟被录取为进士后，即至礼部报到，取得候补官员资格，同时开始享受朝廷供给的俸禄。

正是由于获得了终身“吃皇粮”的生活保障，即千百年以来民间所谓“一中进士，即跃龙门”，使得这些封建士大夫们在人生道路上具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大概欧阳通是出于对当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新旧党争的愤慨,因而坚执不仕。

《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中有载：

“文叟生不为世用，闻取则多，固失矣。

”这位和陶渊明有着相似心理和相似人生态度的欧阳通，晚年更是豁朗通达：

“晚度舍西南地，筑愚堂居之。

自号逸翁，时时杖履还往，赋诗壶奕，拨置世故。

《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在记述欧阳通家族历史的同时，还向人们展示了欧阳家族实施祖先崇拜的一种奇特方式：

与祖同名。

唐代书法大家欧阳询、欧阳通父子，就是墓主欧阳通400年前的先祖。

他与祖同名，并非凡夫俗子不辨家世的偶然所为，铭文中凿凿有言：

欧阳氏“世居吉州之庐陵，为右姓”；

而家有藏书千卷的欧阳通，“少时炳炳，类夙成者，就塾日诵书千言”；

其进士登第后，“所与游，皆一时士大夫”。

时至今日，钓源村幸存下来的已历数百年沧桑的“忠节第”牌坊上，一幅石刻楹联的上联亦明晰如故，证言其祖先欧阳询：

“九成翰墨无双品”，由此可见墓主欧阳通家族乃诗书大家，与祖同名乃刻意为之。

古钓源人正是以这种“与祖同名”的方法，追念先人，既以此表达继承先祖伟业的心愿，又借此祈求先人在天之神灵佑护。

与此可互为参照的是，墓主欧阳通三子名曰伯虎、仲熊、叔豹，即与先古时期高辛氏八才子中三才子之名相同。

明代文学家张岱在其编撰的分类百科全书《夜航船》中有载：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谓之八元。

”无独有偶，钓源欧阳氏唐末始祖欧阳弘，亦名欧阳宏，其明代正德年间后裔，仍有名为欧阳宏者。

世事风云评说“天下第一墓志铭”钓源村缘何得以出现“天下第一墓志铭”？

根据有关学者的考证，此为北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欧阳通家族独特的人生价值观而使然。

在中国古代丧葬史上，早在汉代，皇室贵族、王公大臣们就在陵寝地面神道上设置“神道碑”，成为上层统治阶级的标志物。

随着北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丧葬礼制也进一步完备。

达官贵人们为了光宗耀祖，炫耀门第，往往也在墓茔地表安置带有志铭内容的“墓表”，其最著名者，有欧阳修于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安置在故乡永丰县沙溪父母合葬墓前，高2.1米、宽0.94米、厚0.23米的山东青州石“泷冈阡表”。

而安放于墓穴之中的墓志铭，其在丧葬制度中的地位，反而置于稍后了。

有鉴于此，为何不在欧阳通墓前设置墓表，而要在其墓中安

放一方这样巨大的墓志铭？

原来，此乃源于欧阳通“隐而不仕”的出世心理，继而在去世后亦要求“隐而不露”。

刘在铭文中记载：

欧阳通有“文集十五卷藏于家”，自言“且文”。

但惟恐身后“生平随手磨灭”，故希望能够“置片石揭幽”。

一方面要求“幽”而不“显”，一方面又期望年代久远后，能以片石“揭”幽，能够达到这样要求的，自然只能是埋藏于墓穴之中的“墓志铭”了。

有关学者经考证后认为，欧阳通后人正是为遵从其置以“片石”的嘱托，同时为了表现其家门的富贵、风雅及特立独行，故吸取方形墓志“上盖下铭”的庄重礼制，形成体积尽量庞大的“盖铭合一”“片石”墓志铭，由此促成了这方“天下第一墓志铭”的诞生。

两宋之后，由于程朱理学、“三纲五常”等封建正统思想逐渐形成社会规范，且因明清之际的“文字狱”盛行，这时民间广泛采用的墓志铭，其型制规模再也难以逾越这方《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了。

今天，距《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所处的时代，已有900多

年。

然而，有关学者在钓源古村实地考察时，却仍然可以感觉到庐陵古风的影响。

如村中曾出了包括一品大员在内的数十名五品以上高官，却看不到一块诸如“进士第”、“大夫第”、“司马第”等标榜牌匾；

村中鼎盛时期24座牌坊中仅存的“礼派宗祠”门坊，上书的是“忠节第”三个大字。

村中看不到任何为高官显贵所遗的建筑陈迹，甚至连象征高贵门第、威武雄视的石狮造像也无从去觅踪影。

尤其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时至今日，已有千年历史的钓源村，仍然保持了“歪门斜道”的建筑布局。

村中不存在任何一条笔直的路，没有一条直筒的巷，甚至每幢房屋的四边，也寻觅不到四方皆直的四沿。

无论是千年沿袭下来的鹅卵石古道，还是铺砌于清代鼎盛时期的青石街巷，均以两侧房屋或斜列、或偏向、或墙院折角等多种方式，使之形成楔形、梯形、喇叭形等多种巷道。

由此，钓源古村以其卓尔不群的独特个性，向海内外专家学者和游客展示了自己神奇的魅力。

也许，经过广大专家学者以至众多游客的不懈探索和努力，人们能够彻底解开钓源古村以及

《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中深隐未释的千古之谜。